吕同六先生

忆吕同六先生

－－－梁  禾

吕同六先生走了，没有喧响，没有哀怨，带着尊严，悄悄地永别了我们。他如此离去，是他一生治学为人的最终体现：默默耕耘，从善如流；虽成就显赫，对名誉功利，则淡而视之，清廉高洁。

深秋，柏林。噩耗传来，惊愕万分，悲痛之余，随之在内心泛起巨大的空洞感——心突然被抽去了底，自己的学术路途中突然失去了一位可敬的恩师。当时，正值我欲从柏林去意大利作短期学术访问，内心的悲哀和空洞因此而更加强烈。这因为：虽多年来我遥居美国，屡访欧洲，但每逢这类访学，在我的下意识里，总有吕先生的身影相佐；在意大利，我会见的学术界朋友同事，大都认识吕同六先生，所以一般我们会谈起他的近况，会互相转托向他问候。吕先生去世的消息，在我心里弥漫起一股阴霾，使我久久无法提笔与他道别。

我与吕同六先生并无太深的个人交往，我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围绕学术来延伸展开的。然而，在我们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淡泊隽永的相处中，彼此间却得以建立起一份难得的信任与互敬。

八十年初，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读意大利语专业。那时我对文学，对意大利文学已经有了很深的爱好，在课余也看了当时的校园图书馆里能够借到的这方面的书，并很想继续专研下去。于是在沈萼梅教授的引荐下，我去拜见社科院外文所的吕同六教授。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烈日炎炎。我从魏公村坐汽车，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来到了建国门内大街上新盖的社科院大楼，吕先生的办公室在十一层一一七三室。楼里静悄悄的，大概人们都还在午休，吕先生等在那里。他身穿一件整洁的白衬衫，配浅色长西裤，戴一副细边金属框眼镜，整个形象清瘦而文质彬彬，是知识气很重的学者。他和蔼地招呼我坐下，给我倒水，然后开始问我的学习情况和专业兴趣等。我很快放松下来，搜肠刮肚地把自己读过的有分量的作家和著作倒出来，从诗到小说、散文，从但丁、彼特拉克，到列奥帕蒂、蒙塔来、萨巴，最后谈到了巴萨尼的《费拉拉的故事》，对巴萨尼叙述的伤感性和悲剧性，我更是发挥了一阵。吕先生坐在那里静静地听，很有耐心，仅偶尔插话，让我随便讲。他的普通话里带点南方口音，脸上老挂着和蔼的笑容。记得那天我还问了：“吕老师，您的名字是不是同于‘六君子’的意思？”开始他笑而不语，然后给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和学术背景。他说自己原来学俄语，后来到列宁格勒大学学意大利文。说到夫人蔡蓉和小女时，他满脸温馨甜蜜，流露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幸福。那天我们聊得很热诚。之后，他从外文所的图书馆借了些意文著作让我带回去读，还约我替他正在主编的意大利文学选集翻译两个短篇小说。那便是我们师生关系的开始，我文学道路的初端。

2002年6月3日意大利大使Bruni代表意大利总统授予吕同六教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和证书”

从社科院大楼出来，在傍晚的炎热中，我背着一包沉重的书，融入熙攘喧闹的街市。外文所那一个个小隔间的办公室，里面修道院般的清苦气，吕先生的博学谦和，竟在我心里生出一片象牙塔里的清凉来。

不久，我翻译的那两篇小说就放在文集里出版了。我毕业了，从事跟意大利文学并不直接关联的工作。但这以后，吕先生继续让我翻译一些短作品，继续借给我专业书看，与我聊读后感，还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外文所的有关活动。那段日子里，正是这样松散而不断的联系，维持了我与意大利文学的联系，支撑了我和文学的缘分。那时，我这样做并无什么具体的目的或目标，甚至连从事这个专业的设想也很少有。研读、翻译、评论、参加有关活动等，都是出于爱好，用的是自己的业余时间。回想起来，那就是真正的热诚，真正的投入，不期具体所获，而吕先生是点燃我这份热诚的灯烛。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吕先生郑重其事地约我去见他。见面后，他拿出一本很旧的意文书，是从外文所图书馆借来的。他把书放在我面前，说：他想约请我翻译皮兰德娄的著作《论幽默》。我受宠若惊，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但还是接下了。因为那时的我，除了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锐气，还因为对吕先生的敬重，有一种要报答他对我信任的愿望。

《论幽默》拿回家来，放在书桌上。这本边角破损、发黄的书，要把它转成中文版，需要无数个埋头伏案的日日夜夜。当时的条件，除了北外出的汉意词典外，基本上没有别的工具书或参考书，而原著中却充满了古今经典的旁征博引，所以那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凭着热情与虔诚，借着偶尔能够得到的意大利学者们帮助，我竟密密麻麻地，在纸上，一笔一字地译出了大半本书。可惜，那年我得到纽约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以及一份可观的奖学金，我要走了。然而，在“必须完成自己诺言”的冲动下，我决定带着译稿入学，一边学习一边译完它。我真的这么做了，把厚厚的译稿带到了纽约，而且还从校图书馆借来了《论幽默》的几个不同版本，试图继续译完。但现实很快向我指出这种冲动的不实际：在各种压力下，是不可能有时间做完这件事的。但怎么向吕先生交待？如何向他解释？我觉得理由再多，都无法替自己的半途而废开脱。最终，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这项艰难任务，我请一位亲友代劳。据说，当时吕先生脸上出现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我从此对吕先生有了一份很重的内疚感，觉得欠着他一笔“学债”。但就我自己而言，这份未完成的作业，却引发了我研究皮兰德娄的浓厚兴趣，这以后，我对“皮学”的研读，使我认识了皮兰德娄对当代整个西方文学的深远影响，对此有了更深的领悟与理解。

显然，吕先生并不记我这一笔。我们的友谊与互敬一如既往。我每次回北京，只要有可能，都会与他见面或通电话。有一次，他听我在电话里讲是住在燕京饭店，马上说：“我来看你！”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很远的东郊，让他从大老远赶来西区，有点不安。但我没说什么，因为与他谈话，对我总是受益匪浅。放下电话不久，我下楼，到大厅的酒吧座等着。等啊等，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都过了，等得连饭店的保安都开始对我警觉了，他还是没来。我连连去电话他家，他当然不在。终于，我突然意识到：他一定是把“燕京”听成“燕翔”了！果真如此，好个大书生！

吕先生也是诗人，他不仅对诗有着异常的敏感性与亲和力，他本人也有一颗诗样的灵魂。意大利灿烂的文化于是能够流入他的血管，充溢他的心灵，饱蘸他的笔墨。他为我翻译的《举烛人》作序，他写道：

走过鲜花广场，我耳边仿佛萦绕着布鲁诺那荡气回肠的诗句：我充满信心，向上翱翔，/ 晶莹的天穹再也不能把我阻拦。/  我冲破天穹，飞向无垠，/ 我穿越太以，一往无前。 

吕先生与意大利剧作家导演、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一起 1998年7月

我可以看到，吕先生在鲜花广场漫步，身处悠闲多彩的游人之中，四周是翩翩鸽群，地中海的温和，南欧的奔放，吕先生则沉浸在历史和文化的凝思之中，他说：“望着那平静的、如今似乎已不怎么起眼的广场，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我亦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九九六年秋，我读沙巴的诗来了灵感，就从佛罗伦萨坐火车去了沙巴的故乡地里亚斯特游访。从视觉上绚烂多姿的文艺复兴摇篮城，到这个边远的、位于欧洲三角区（意大利、奥地利、克罗地亚）中心的静默山城，从地中海沿岸，到亚得里亚海边，无论在地理风貌还是在传统习俗上，或是在政治文化上，差别都非常巨大。这些差别给我的印象之强烈，至今记忆犹新。于是写了诗文体游记《地里亚斯特之行》。强烈感受，是需要与他人交流的。在我心目中，当时最能理解我这些感受的，大概只有吕先生，我就把文字寄给他了。他不但欣赏我的散文，而且马上推荐在新华社的《环球》杂志上发表了，还要我继续多寄给他这类篇章。可以说，我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也是吕先生为我开导的。

至于那笔学债，我终于有机会得以偿还。一九九六年底，我收到吕先生约请我翻译布鲁诺的剧作《举烛人》的来信，信中还有一份社科院文献出版社陆社长正式约请我翻译的公函。布鲁诺的著作自然比皮兰德娄的要晦涩艰难得多，但那时我已读完了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正在佛罗伦萨任美国的一个教学基地顾问，工作条件是好的。于是，义不容辞。一九九九年《举烛人》出版，九月里我应邀来北京参加意大利文学年会，那个初秋北京格外闷热，开会的第一天，他提一个大方口袋，里面装满了书，包底都快着地了。他在会场里进进出出，在外边大太阳底下，都提着那个大方口袋，那天直到会议结束，晚上散宴后，大家分手时，他才把那个包交给我，说：“里面的书《举烛人》，都是出版社赠送你的样本。”天哪，要早知道，岂能让您替我扛一整天的书！

吕先生埋头耕耘一辈子，著译作品卷轶浩瀚，成就显著，不愧是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的开路先锋。他却从来也没有陶醉在这些成就里。同行们更多了解的是：他如何吃力地组稿，不辞劳苦地在全国全世界物色人选译书写稿，增强业务阵容。他当社科院外文所业务所长后，更是如此。在他，这份官职只不过意味着要向他索取更多的付出罢了。他深深意识到国内这个专业研究实力的薄弱现状。那次他让我替他的译著《论家庭》写序，催得很紧。说起他的工作，电话里一再流露自己内心的压力与遗憾。那时我经常感慨：吕先生真是一头孜孜不倦的拓荒牛！幸而，在他去世的前，意大利总统特授予他荣誉勋章。当天我在美国得到消息，立刻给世界各地相关的朋友和同事们打电话通报，并用传真给他本人发去了贺词。然而，他在电话里面对我的兴奋，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如既往的谦和平静。

 二〇〇〇年，吕先生病后，我曾专门问过他的病状与治疗情况，也在国外留心这方面的资料。我对化疗是非常有想法的，也怕吕先生太吃苦。我反复对他说：化疗杀伤力太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手段。可是他，又显出那种平静和坦然：“没关系，我受得了。别人都觉得反应大，但我好像还可以。”他还尽量说得轻松。我知道，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住院接受这个痛苦疗程。在文质彬彬的清瘦外表下，他有一股超常的耐力与毅力，更有一份始终如一的尊严。

无疑，吕先生的去世，是中国意大利学术界和整个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缺。在我，除了心里因此而产生的那个巨大空洞外，还因未能在吕先生离去之前，去最后探望他一次，遗憾万分。略可自慰的是：吕先生在离别之前，许是看到了编辑林敏女士给他寄去的，我译的《飞马的占卜》和它的阐释论著《驴的占卜》的中文版。愿这匹布鲁诺的“飞马”，驮载着吕先生的英魂，在我们理想的自由净界里，驰骋壮阔，翱翔无垠，奔向天国。

                       二○○六年六月，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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