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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广东》(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本)

 

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作者:王得后

五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可谓藏龙卧虎,一个中文系就有好几位和鲁迅打过交道的教授。其中,钟敬文老师与鲁迅接触最早,一九二七年就编过一本《鲁迅在广东》的小册子。可是恰恰就是那本书却给鲁迅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这事情说来是有点“冤”。然而,无论当时懵然不觉,还是以后明白过来,老师心里总是对鲁迅怀着深深的崇敬和服膺,经历了世间几番剧变也竟未改初衷。一九九一年,他在《访中大旧址大钟楼怀鲁迅》一诗中吟道:“往返寻踪不觉劳,清芬接处感熏陶。吾生步履多蹉跌,不废胸头一像高。”其时,他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回想种种“蹉跌”,或许也记着当年鲁迅对他的责难。

钟敬文老师教我们中国民间文学一课。我那时无知,并不重视。老师修长的身材,清癯的容貌,娓娓的讲授,虽然印象独特,但对他所教的学问,却是“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都忘记”了。何况记忆里,这还是一门不考试的功课。尤其到高年级,读了一点鲁迅,知道鲁迅对老师的看法,也带上了敬而远之的情绪。毕业以后,竟然逐渐淡忘起来。不是有特别的话题,几乎从不想起有这么一位老师,应该心怀感激的。

一九七六年春,李何林先生终于把我带到鲁迅研究室来了。春末夏初的一个星期天,李先生要我陪他去北师大看望黄药眠老师和钟敬文老师。那时两位老师还由于“右派”问题处于困厄之中。居室逼促拥挤,是筒子楼里的宿舍,李先生几乎无处落座。那时,使我感触至深的主要还是李先生的正气,不怕嫌疑,对故友的深情。钟敬文老师见到我还特别鼓励了几句,还说以后可以多加切磋的话。回想起来,我还是那样幼稚,实在很惭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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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在书房

 

研究室要编《鲁迅年谱》了。我重温鲁迅生平资料,又读到老师一九二七年的《记找鲁迅先生》,我感动了,我敬佩了。老师听说鲁迅到了广东,立即去中山大学找寻,第一天不遇,第二天再去寻找。其热情可想而知。让我感佩的是,老师那时就表示:“我觉得他(鲁迅)之所以值得我们佩服,与其说在文艺上,毋宁说在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至少我个人是这样想。”这种比较是否需要另作别论,但他强调鲁迅的思想和鲁迅的精神(态度),无疑是卓见,那不仅是一番热情,更是一种理性的认识。

然而,幸呢,还是不幸呢,正是这次“寻找”,而且终于“找”到了心仪的鲁迅先生,带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隔膜”。

先是老师编辑的《鲁迅在广东》,很快受到鲁迅公开的批评。该书一九二七年七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十月,鲁迅就在《语丝》上发表《通信》一文,作出严厉的反应: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废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不过半年,在与创造社的论争中,鲁迅又作了下面的声明:

但是,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人却也看见背景或环境。例如《鲁迅在广东》这一本书,今年战士们忽以为编者和被编者希图不朽,于是看得“烦躁”,也给了一点对于“冥顽不灵”的冷嘲。我却以为这太偏于唯心论了,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会有这一本书,其实不过是要黑字印在白纸上,订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罢了。无论是怎样泡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

甚至七年之后,鲁迅与杨霁云先生谈《集外集》的编辑通信中,依然表示:

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得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胡乱编进去的,这事我当于自序中说明。

可见鲁迅对这本书的印象实在不好。

当时,钟敬文老师还写信和鲁迅先生交涉过一件事,就是开设北新分局。据老师回忆他们为此给鲁迅写了一封出语不逊的信,鲁迅回信说明他不管此事,并颇不满他们的口气。而鲁迅在给章廷谦先生的信中,说出了自己嫌弃的想法:“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将愈‘不好’,亦‘听其自然’也耳。”在紧接的下一封信里,更直指老师为“鼻子傀儡”。“鼻”是鲁迅指斥顾颉刚先生的“诨名”,视若水火。既是他的“傀儡”,其憎恶可想而知了。鲁迅这两封信,许广平一九四六年编辑《鲁迅书简》里没有;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的书信卷收入致章廷谦的十一封,却未收上述两信。待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两卷本《鲁迅书信集》出版,这两封信的内容才公诸于众。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仍在台上,背负着被鲁迅指责的名声,对钟敬文老师的压力可想而知。数月后,老师发表《关于开设“北新分局”的事情》一文,检讨如下:

鲁迅先生在信里怀疑我们的设立“北新分局”和写那样冒失的信,跟顾颉刚先生有关,这个责任,恐怕在我身上。因为当鲁迅先生初到广州,我和饶超君等去拜访他的时候,我说的有些话,是足以引起怀疑的(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和顾先生见过面,更不知道他们在厦大那种对立的情形)。其一,我说,不久前得到顾的信,知道先生就要到中大来了;其二,(这是更重要的),当鲁迅先生说到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那些从北京去的同事们钩心斗角的情形时,我竟然插嘴说,顾是个学者,大概不会这样吧。记得鲁迅先生听了我的话,冷冷的回答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就好了。”这明明是有对我的话的反驳,但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到这话的真意和分量,原因大概正像上面所提到的。

事实和记忆往往是有差别的,实际影响日后的言论与行动的,往往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当事人的记忆。五十年前的对话,措辞和语气未必记得准确,但我相信老师的记忆和诚挚;特别是他和鲁迅、顾先生往来的大关节,是不能含糊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发动的全国批判胡适——牵连顾颉刚的斗争,给予老师灵魂的震撼,也使他难以忘记这种关节。这有老师的诗词为证。七十年代初,有《读黎著钱玄同先生传二首》,其二曰:“五四轰雷惊万蛰,学川九派恣横流。劳劳我亦推波者,悟到歧途惜白头。”一九七五年夏访鲁迅纪念馆,又作《临江仙》一词:“高柳阴浓双枣劲,今朝重到宫门。迎眸巨厦镇雄浑。首都巡礼地,四海取经人。  曾爇南丰名一片,中途误落迷津。冲云跋浪愧鹏鲲。余生严向背,十卷足师尊。”

这无疑是老师的心声:带着时代的风雨,带着知识人的血泪。在前述文章中,老师声明:“这是对鲁迅先生的谢罪(虽然他早已离开我们),也是对自己青年时代思想、行动的一点清理。”“谢罪”二字,在鲁迅接触的后辈中,受到鲁迅这样那样批评而反省的文字里,是罕见的,足见虔敬的心意中是何其沉重。其实,“北新分局”并未开张,功过利弊都无从说起。《鲁迅在广东》可以肯定有其价值。它不仅迅速反映了鲁迅在广东的影响,而且具体、生动地显示了青年对鲁迅到来的热切希望,今天读来依然虎虎有生气。尤其并不“舆论一律”。附录中的三篇讲演一篇杂文,其中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和《黄花节的杂感》后来都收入文集;《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和《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因未经本人审阅,记录有不当之处。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的《题记》中指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我想,今天也应用这样的眼光和态度来审视《鲁迅在广东》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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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和启功

然而,我敬佩钟敬文老师的,是他毫无芥蒂,毫无怨啧。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师一如既往地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岂只“不愠”啊!鲁迅在他,不只是一位大家,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一个为实现理想的不屈的斗士。早在鲁迅逝世十二周年时,他为香港达德学院学生会的墙报《号角》写的纪念文章,不仅表达了对鲁迅怀有的“朝山者”的虔敬,更明确指出,自《新青年》时代以来,“在文化斗争上,像他(鲁迅)那样战斗的强烈,战斗性的坚韧,以至于战斗效果的辉煌的,在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学术界实在很少见到的”。文中特别强调鲁迅战斗的两个方面:“他是‘攻击’的战士,同时也是‘保育’的战士。”“——两者从同一源泉出来,而又汇合到同一的海洋里去。”那时,针对所谓鲁迅“只是‘破坏性’的”见识,老师就批评为“糊涂可笑”,提出了“他是破坏的又是建设的”的卓见。这个命题,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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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

许多年来,钟敬文老师根据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创作和学术专长,在鲁迅研究中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其中重要的,有:

第一,以他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且与文坛、报界熟悉的经历,考证一九七五年发现的鲁迅重要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在国民党“清党”大屠杀后为什么还能得以发表的原因。又以他曾留学日本,借助日本学界朋友(包括鲁迅厚待的增田涉)的关系,考证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学习内容和有关传记、书信断简等,这些成果都弥足珍贵。

第二,老师是诗人和散文家。他谈鲁迅旧体诗的文章和《略谈〈野草〉》一作,都有他作为创作家独特的眼光和体会。譬如,《略谈〈野草〉》的第三节,关于“作者非常的想像力” 的分析就极富创见。他提出,这种想像力除了表现在结构上之外,更有多种形态,“在一些作品里,用了极单纯的情节和粗枝老干的写述,去表现出深刻的题旨(如《狗的驳诘》、《立论》、《聪明人和奴才和傻子》等)”,“而在另外的一些篇章里,又用了灵妙的笔去描绘出一种光彩满目或竦动心魄的形象”。至于《颓败线的颤动》,更认为“这真是我们文学里一段绝无仅有的文字”。老师提出的鲁迅“非常的想像力”一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第三,老师一生致力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研究,享有“中国民俗学之父”的盛誉。他在研究中,一向重视鲁迅在民间文艺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他专门撰写《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长篇论文,概述鲁迅在这一领域的十点成就。其中特别指出以下三方面的贡献:“(一)丰富了我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财富和资料财富;(二)促进了我们这方面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三)推动了我国革命文艺的实践活动(文艺大众化)”。他还分析了鲁迅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性格”——“首先它(除了述学的论著及其他的少数篇章外)是跟他对当时社会、文化的感想和批评密切地结合着的,是为他那些感想和批评服务的。这是使他那些见解能够显出异彩的主要原因。它跟那些冰冷的学院式的言论(即使道理上是正确的),在气息和作用上却大不一样。这是鲁迅民间文艺学性格重要的一面。”同时,也指出这种“偶感的”“随感录的”见解,“在理论上,它有时就不免出现那种偏颇的倾向”。这种“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批评性格,正是鲁迅所提倡的。

老师九十九岁了,入院疗养,虽然精神尚称佳善,毕竟是望百的老人了。那时,每周我去探视,他必问民情,必谈鲁迅,最后命我帮他编辑他创作的有关鲁迅的诗文。我提出把他翻译的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也编入其中。他同意了。这就是《寻找鲁迅·鲁迅印象》。我们希望老师能够在百岁华诞的日子看到这本著译。承北京出版社急事急办,及时赶印了出来。当老师已见委顿之际,看到样书,摩挲一遍,即让来探望的学生、友人传看。病室荡漾的快感和欣慰,至今令我沉醉。这是老师最后看到的自己新出版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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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鲁迅·鲁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1)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老师是个唯物论者,对于生死素来怀抱达观。但从他的《拟百岁自省一律》的结联“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来看,他心底里是在总结自己的漫长岁月,想作交代了吧?他命我为他结集关于鲁迅的著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吧?他又要命我作序,我哪里敢呢!何况那时老师的头脑的确清醒如昔,我请求老师自己执笔,我为他抄写誊清。结果老师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篇“自序”,留给后来者这样的心声:

近来社会情况变迁,有些人对鲁迅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我理解作者这种心情。但是,对于评论像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特别是民族文化斗士,首先——或主要应该看到他那不可企及的地方,看到他对当时乃至于未来的巨大作用——使凶残顽劣者畏惧,令懦弱、受苦的人振奋。我是说要着眼于他的大处,要处!至于其他一些次要的事情,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那就应该看得轻淡些,——自然可以也应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以为后人的鉴戒。但不要轻重无别,乃至于轻重倒置而已。

这就是我的钟敬文老师。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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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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