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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这张是文中说的殊途同归者中的四人,左起:胡启恒、作者、贺思贤、邓可蕴。(三年前,中关村西街)

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作者:孙昌龄

高中毕业

小时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掛在嘴边,但是长大了方有感觉,六年的女附中岁月似转瞬即逝,我们要毕业了。临别之际,校园里回荡著一首动情的歌:

“敬爱的附中,我们的母亲,你对我们的恩情像海一样深。
你赐给我们光明和真理,教育我们永远一切为人民。
敬爱的附中,我们的母亲,愿你永远健壮而青春。

……。” (歌词的最后部分好像是套话,是当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话语,与附中关係不大。凡是不具个性的,我记不住,也不想记,不外是,在什麼旗帜下胜利前进之类。)

这首歌是男附中两位学长创作的,王森作词,孙明达作曲,他们都是师中歌咏团的早期团员。此曲旋律深情动听,很能表达我们对附中的敬慕和爱恋。

我们热爱女附中的情感,在毕业前夕达到了极致,同学们不是忙著考大学,倒是时时流露不想离开女附中之情,有些同学还要求校方“办一个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我们就可以继续待在这个百般留恋的地方,还是这些亲密无间的人,一起上“大学”。

校方根据国家需要,做了些高考动员。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如果不能服从国家需要,就是政治上不合格,走向生活的第一步即告失败。国家需要教师,一部分人接受保送上了师大;祖国需要保卫,一部分人接受动员报考国防院校。当时没有升学率这个提法,女附中学生考大学基本上可用“指哪儿打哪儿”来形容,没有落榜的可能,而且有把握考中名牌大学。服从需要的同学不免经歷激烈的思想斗争,克服“名牌思想”,放弃报考名校的初衷。

回想起来,附中学生傻得可爱。五十年代初,北京市为瞭解决燃眉之急,抽调大批市立中学毕业生留校担任教师。附中是国立学校,不属北京市管辖,所以不在抽调之列。附中学生认为,北京市不抽调附中毕业生是歧视,竟然争取“平等”对待。这样一来,男女附中也都有人自愿放弃上大学,留校教书了,我至今佩服他们的觉悟。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文革中惨遭毒整。

毕业前有一件比较神秘的事,一些同学被个别叫到礼堂东墙外的北房里,学生领袖,老解放区的妇联主任,罗林在东头的房间里等候,发给半版人民日报大小的两页无字表格。没有交代填表目的,只说要毕业了,组织上关心,瞭解一些情况,要求忠诚老实地填写家庭社会关係,但不要跟家里商量。我理解,既然不准告诉家里,一定是要求填不利於自己的社会关係。那时特别相信和依靠组织,而在我心中,罗林就是组织,当然是很亲切、可以信赖的那种。我从不过问家里的社会关係,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几个,有些人名都不知怎麼写(事后方知写错了许多)。我知道远方堂姐堂兄二人在臺湾,这是必须“忠诚老实”的。我告诉“组织”实在填不满两页纸,交了表。

这事没有下文,上大学一学期后,校方通过各班民主选举选拔留苏学生,候选人中,只有我是全班同学一致推举的,最后却只有我未获准。大学仍然与我同班的贾仲华挺身为我鸣不平,径直去找选拔留苏的负责人,也就是女附中负责留苏选拔工作的罗林。她告诉贾仲华,不批准我的原因与中学时一样——港臺关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学那次填表也是为了选拔留苏。对於此事,我的回忆从不在於留苏问题本身,而在於仲华其人,我们有缘中学大学接连同窗,她还是为我“两肋插刀”过的朋友。

两次留苏未成,我妈妈如释重负,高兴极了,安慰我说:“咱们不去那种国家。”妈妈早年亲眼见过“大鼻子”,大连的姑姑更深知“老毛子”的罪恶,若是我去留苏,老人家必将悬心度日。

另一番景象——当年高考

现在我一直住在高考考场旁边,经歷了若干年高考,深感各方重视程度逐年增加,盛况空前。轮到“90后”高考,有钱家长更多了,孩子从小坐私家车,高考又是“终身大事”,家长岂有不开车接送之理!於是考场外满是轿车,管它是不是停车位,我孩子高考,路口停车也理直气壮,高考压倒一切。更有成群的家长堵在马路中间,全不考虑行人行车,他们似乎在说“我家孩子高考,你们又没什麼大事儿”。惯於炒作的媒体当然不失时机,早就开始倒计时,请“名师”,“状元”人等向全国考生介绍注意事项,宣传“‘生命一号’补充大脑营养,增强记忆力”,鼓吹给高考生送礼,……,举国上下製造紧张空气,无形中传播了“上了大学高人一等”的错误观念。

当年“30后”高考则是另一番景象,準备时间不长,更没有什麼模拟考试。按考生毕业的中学统一分配考场,离具体考生家可能较远。那时的考生(包括私立学校的)都是自己骑自行车或是徒步前来赶考,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赴考场。当然啦,当时别说私家车,就连计程车都没有,没有一个考生让家长护送,也没见坐洋车、三轮车的。考八门课: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史地和政治。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跟平时课间一样唱歌、跳集体舞。同一考场的私立学校同学要抓紧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继续“磨枪”,对我们极为不满,说我们狂,可是我们丝毫没有狂妄心理,只是不理解“磨枪”的必要。

保送师大的和留校教书的同学也来到考场,为同学们供水。也许因为平时训练有素,高考的气氛还不如平时小测验紧张。平时,老师常在下课前十分鐘突然抬高声调下令:“拿出小本来”,同学们一惊之餘应对惯了小测验的难题。那时没有题海战术,教材经典,老师重视教方法,使你能够举一反三,所以能从容面对高考,甚至觉得考得并不过癮。

当时的学生没有丝毫的特殊感,因为大学毕业后,仍然要当“普通劳动者”,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高中生是很自立的,可是比起更早的学长,仍自愧不如,眾多学长担负起天下的兴旺。如今呢,学生受大环境影响,受不正之风侵袭,上大学决定命运,家长像送孩子入託一样,陪他们高考,送他们入学。他们绝不做普通劳动者,要做白领,更多的可能要做郎咸平所说的“黑领”,想做“红领”的可能更多,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的民族需要脊樑,现状不改,谁做脊樑?

女附中学生的主人翁感觉尤甚,自觉地“起作用”,要求自己付出,不想接受别人照顾。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后,提前报到,负责迎新,立即以主人翁的姿态,满腔热情地迎接外地新生了。

女附中“附属大学”拾零

女附中的班集体团结友爱,但毕竟是毕业了,不得不依依不捨地分手。半年后,北海大门内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如下留言:“师大女附中高四二同学到XX(地点)集合”。这个留言适用於我们“内部”,我们是高三二班的,毕业后当然该上“高四二”了。後来又有“高五二”、“高六二”的留言,“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的班集体年年相聚,颇有万古长青之势。

大聚之外还有小聚。我家离师大较近,有空常去看望上了师大的同学。一次去看她们,房慧堃、贺思贤送我,顺便打开水。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出了校门,在新华街形成一道罕见的风景线:她俩各提一个热水瓶,三个女生无拘无束地畅谈,人们投来好奇而友好的目光。依旧不知不觉中,我到家了。已近黄昏,她们回去赶不上打开水和吃饭了,於是留在我家吃饭。她们运气不错,妈妈蒸了螃蟹,大概那天是中秋。餐后,她们各提一瓶开水,原路回学校了。我的哥哥姐姐都觉得我们幼稚可笑,哪儿有大姑娘提著暖壶逛街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中学的友谊多麼值得珍惜,上了大学,接连的运动使人们互存戒心,人们纷纷主动靠近“组织”,再也没有知心朋友能推心置腹了。

如全社会一样,被捲入政治运动后,同学们互无消息。虽然大部分同学暂时没有成为革命对象,甚至还不乏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班的郝石天在大学肃反运动中,因莫须有罪名挨整。

此后运动接连不断,我们被教导、被灌输了“我们党就是靠毛主席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我国才逐步走上正确路线的”。每次运动,我都不理解,内心莫名地抵触,对於别人挨整,已强烈地感到不对劲;自己挨了整,无处伸冤讲理,当然更是愤懣,不知如何“相信群眾相信党”。可能大家都有同感,或自顾不暇,“附属大学”的联繫鬆散了。我班生活班长李兆璜来信说,她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叫我不要与她联繫,等她“改造”好了告诉我。李兆璜朴实善良,热心利他,女孩子的弱点很难在她身上找到。我顿时觉得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太容易了,怎麼连她都反?被愚昧了的我,把信交给了“组织”——大学时的团支部书记。这个“组织”还不错,没有小题大做,只是要求我不再联繫,不让我持怀疑态度,说过去是好人,放鬆了思想改造就会变质。我就这样狐疑下去,直至若干年后收到她的信,说已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以后只要运动一来,“摘帽右派”的日子照例不好过,自己麻烦不断,健康受损,家庭成员亦受牵连。

后来,我远在他乡,歷尽坎坷,被“组织”划入另册,不愿牵连故知,且同学们大都服从分配各奔一方,能书信往来就很知足了。那时还有个紧箍咒,就是要求“入党”。女附中同学毕业后大都入了党,而我始终被拒之门外,虽问心无愧,但别人可能觉得我不争气,所以不愿主动联络老同学。1964年,他乡遇故知,与吕友嵐相聚异地,共处数日,其他同学很少联络。

1966年,风云突变,全国陷入谁都招架不住的动乱,在这个歷史阶段,人们成天忙著“站队”。我经歷了被批判、强迫劳动、被抄家等迫害。国人被分成四类(人民日报社论),我被划在三四类之间。不久,伟大领袖终於带领国人批判资產阶级反动路线,据说我受的迫害也是“资反路线”的罪过。挨整时,“造反派”用“语录”批判我,“翻了身”,我用“语录”教训他们,整人的和挨整的都由衷讚叹那照妖镜的“放之四海而皆準”,活学活用必能立竿见影。

十年动乱后期,遗憾地得知几位同学死於非命,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再无全体团圆之日。

含冤而逝者

1968年,在科学院动物所工作的吕友嵐被隔离审查,受红卫兵监视、殴打,病体缠身的她挣扎在生死线上,最终自縊以命抗争不受屈辱。我们一起打球,演戏,交换日记,无所不谈,深知她开朗幽默,绝非轻生之人,但我更深知她士可杀不可辱的秉性,无法守住尊严时,她必选择寧死不屈。

“文化革命”中,在外语学院任教并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吴璞,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是我班学习班长,文理兼优,考试从不失误。为人纯正,刚直不阿,也是寧可站著死不肯跪著生的。她不受非人对待之屈辱,身绑石块坠入护城河,以守尊严。

石校长的女儿,品学兼优的郝石天,思想深邃,先觉看破“红”尘,过早背负忧鬱。肃反中无端挨整,面对运动的领导者和发动起来的群眾,她做到了不卑不亢。作为老同学,她的表现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她没有必要去理会那些打手的无稽之谈。至於肩膀被人踩踏,她只能忍耐,因为运动一来,总有人要踩踏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落井下石者又总被“组织”需要而倍受青睞。郝石天从此一生坎坷,为了不再受辱终於走出国门。生活算是安定之后,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她,是积郁成疾的。

以上三位同学,都是极有才华的,环境许可必有作为,可是在我们“知识份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国度里,她们未被珍惜。

有两位学长,虽无直接来往,但知道她们都成冤魂。薛玉华是当初的学生会主席,是最进步、最革命的共產党员。彭真被打倒后,她想不通了。这在当时叫做“有了活思想”,照例要向“组织”汇报。她做了一个梦之后,更觉得不能不汇报了。找到“组织”,说她“梦见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觉得很恐慌,开始怀疑这样一个个都打倒,是否对毛主席不利。她还是像在中学那样忠诚老实,心里话说给了组织,觉得无比轻鬆。不料因此犯忌,“组织”给她定了罪——攻击伟大领袖,怀疑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於是批斗,折磨,以致英年早逝。另一位叫袁筱雪,说是袁世凯的几世孙,因而被批斗,加之子女不孝,一念之差割了喉管,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虽有在济南工作的贺坚莹同学帮助就医,北京人民医院的胡恒慧同学亲自诊治,也未能挽救她的天命之年。

某次校庆集会,1954年毕业的关晓茹同学远远地招呼我,给我讲了她所受的迫害。她因为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其家庭的遭遇,挨了大整,以致病弱缠身。不久后,听到她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

復课

文革大环境下,我们的女附中被指为修正主义的,“附属大学”也只能名不存实则亡了。

文革结束,我们“附属大学”的同学又得以相聚——也算是经过了“停课闹革命”,重又“復课”了吧。“復课”后有“一堂课”就是前面提及的,到西城区教育局探望李振纯先生,出席者是不同年级的校友。或许在校时并无来往,但对於文革的感受,对人生的态度,却不谋而合。

此后不时有聚,规模大小不一。师生聚,班级聚,歌咏团聚。迄今为止,校方组织的大型活动,除了校庆,还有八十年代初,为张玉寿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举行的大会,其餘大都是校友自发组织,并不惊动校方。比如,我们更关心给非名人老师祝寿,更愿意与非名人老师朋友般地促膝谈心;特别热衷知心朋友的小聚。每次活动都好像是我们那个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复课的内容,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又都是学生,共求人生真諦。

六十五周年校庆前后

1982年,女附中六十五周年校庆,校庆理所当然由现在的实验中学举办。校庆前,我告诉校方,著名的空气动力家陆士嘉教授是女附中早期校友,这是校方不知道的,也是他们很需要的。经我提出,校方邀请陆士嘉先生座谈。陆先生是最谦逊不过的,绝不单独前往,要我一起出席。我知道如今学校均只热衷於名人校友,所以万万不能从命,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通知北航、清华两校的女附中校友都来参加。当时的校长刘致平主持座谈会,老师里记得张玉寿先生与会,民国时期的老校友,除了陆先生,还有一位1929届的学长(正是她告诉我们,从民国时期起,女附中就是北京市排球冠军)。座谈中,个别校友发言说,“解放前的女附中谈不上德育”,我立即反驳。这种说法是浅薄的党八股,女附中是教育的圣殿,歷来提倡德才兼备,怎能全盘否定“解放前”呢?在场的校友一致地支持了我,我欣慰女附中的正直。

这次座谈弄清了校友一直关心的问题——女附中真正的校庆日应是九月五日。1949年以后,一直以五月九日作为校庆日,这与歷史不符。五月九日只是1949年延安育才学校倂入男、女附中的日子,断不能定为歷史悠久的母校校庆日。当时选在这天开会庆祝,大概因为它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当时一边倒学苏联,崇拜到无以復加。老校友认为校庆日的澄清与纠正至关重要,母校不能只要“悠久”与“辉煌”,却在错误的时日度过校庆。不过,六十五周年校庆照例於5月9日举行,刘致平校长说,9月5日刚刚开学,来不及筹备校庆活动,我们能理解校方的这种考虑。

当时,老校友们对母校很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特别关注母校优良传统的传承。校庆重归母校,见到班主任、歷史老师高文鸞、植物老师刘彩祥、音乐老师吴德芬、地理老师白耀、……,虽阔别卅载,仍感无比亲切,觉得实验中学就是我们的母校。但是这次也给校友留下了阴影——设立两个校庆签到处,一处供名人校友留名,有专人看管,普通校友一概被打发到另一签到处。不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普通校友们不禁寒颤,此母校非彼母校也。纯正的女附中人不理解这三六九等举措,它既未遵循“古老”母校的教育传统,也不符合“新生”母校灌输的无產阶级思想。

九十周年校庆前后

改革开放后,全国大、中、小学几乎无一例外地大办校庆,名牌学校更是不惜重金,简直都办成了山寨版的国庆。方式雷同,目的划一,无非就是,借歷史悠久传统光荣之名,大肆炒作,行厚今薄古自吹自擂之实。2007年九十周年校庆前,出於对母校的爱护,我特发邮件建议母校校庆勿落俗套,批评只要光环而不顾优良传统的潮流。话不中听,不仅使校方不悦,而且对我生疑,调查我是何许人,当然不会发给我参加校庆的通知,正好我本也不想参加那种炒作张扬的校庆,我的同窗好友也大都没有兴趣。

此校庆前,文革冤逝者吴璞之子由美返国,希望以其母名义为实验中学设立奖学金。我们是吴璞的同窗,义不容辞促成此事——已是师大女附中“高五十三”年级的我们,都把此事看成“附属大学”的大事。那天我因要事之累,未能出席,嘱託她们督促学校改正校庆日期,主要负责此事的冯姚平认为,奖学金事宜阻力颇大,需集中力量争取,不宜再提其他。但与校方争取过程中,袁姓校长一句话令冯姚平首先不能不移话别论——那位校长说:“实验中学(女附中)最大的特点是光荣的革命传统”。冯姚平首先反驳了她,我的同窗各个是非分明,纷纷强调母校是中学,是女中,不是政治团体,我们的特点不是简单的“光荣革命传统”所能概括的。可能由於校方对过去的老师校长不感兴趣,话题甚至深入到了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问题。谈话显然不够愉快,“吴璞奖学金”未能设立,但是我的同窗仗义执言,担当了真实歷史的辩护士。

据说校庆那天我的同届去了寥寥数人,发现竟然没有给1953届校友分配教室。看来,由於“吴璞奖学金”事宜和我所发邮件的逆耳忠言,1953届校友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一群。

实验中学的“‘九十’周年校庆”庆典在人大会堂举行,请来学生家长罗京和校友陈鲁豫担任主持人,还请了什麼名角儿,我不想过问,其隆重程度可以想像。之后,实验中学引来一片骂声。原来,九十周年评出的九十名知名校友中,除了为数眾多的官员、夫人,还有文革中大名鼎鼎,至今又毫无愧疚的红卫兵头领宋彬彬(要武)。实验中学以宋自己提供的资料,宣传其所谓成就,说在美国经歷了百般刁难才获得成功,其实她所说的刁难,是美国所有博士生都同样要经受的,就连美国人也不例外。实验中学却以此為依据,盲从认可其所谓成就,足以看出有关方面之孤陋寡闻。什麼贡献,什麼成就?但愿实验中学此举只因孤陋寡闻所致,广大校友则更担心叵测居心。

校庆纪念册的同一页上,刊登了宋彬彬和死于非命的卞仲耘副校长。社会各界知情者义愤填膺,顺便流露出对女附中校友的不满。作为女附中校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事先曾负责地秉笔直书,建议校方与老校友促膝谈心,共商大计,以便借校庆之东风,恢復女附中优良传统,校方非但不予答復,反而心存戒备。据悉,校友是找了的,1960年以后毕业的高干子女居多;座谈会也是开了的,与会者不可能涉及歷史悠久的女附中。我和我的同窗好友均不在其列,社会各界应能体谅我们无能为力,更应相信我们良知不泯。我们这届的胡啟恒,是健在校友中唯一的院士,她未被列入知名校友,她不喜欢炒作,未提供任何资料,实验中学也就轻易放弃了这个唯一的院士校友,按既定方针办了。

不时想到,如果始终传承和履行老校歌中的“堂堂正正”和“温和大方”校风,十年动乱中,绝不会有学生以杀人比赛为乐;如果记得勤、慎、诚、勇,做错了,也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实验中学与女附中一样,也是个海,涵真理无穷,就不会上演九十周年校庆的丑剧。

久别重逢见真情

频频接触之人不一定成为知心朋友,久别重逢的故知往往可见真情。有些女附中同学,包括在校时不多往来的,有缘重逢后,发现面对炎凉世态,彼此惊人的一致。歷经沧桑,回首过往,还是中学时代的友谊最纯洁、最真挚。

初中时,交往最密的应算吕友嵐和傅志英二人。

友嵐参军后,先未离京,驻地在崇外花市大街路南一所民宅里,我去看过她。后来她的部队转移到东北,与我互通书信。復员后,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开始对付她从小就怕的虫子。1963年,她探亲途径我工作的城市,他乡故知,愉快度过了数日。1967年,我回京探亲,偶然遇其先生,知友嵐被隔离审查,此时他们的女儿还是学龄前儿童。直至1968年仍无消息,愁中,发现她的小姑子夫妇同在国家级乐队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於是传书询问。得到的答復是“她已自绝於人民,勿再联络”。我深知其无辜,但事已无可挽回。1978年,终於找到我一直惦记著的她的女儿,是年高中毕业。十年间,可怜这小姑娘一直被安置住在中科院宿舍的保姆房,父亲去了香港。她相貌秉性酷似友嵐,坚强地独立度过十年。如今她已在美国定居,有个温馨的家,聊慰友嵐在天之灵。

志英与友嵐交往甚密,1956年,我们三人在友嵐家聚过,志英已婚。后又在志英家聚,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此后我们交往不多,只知她先后在北京小学和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直至2008年,我重又找到了她。深谈数次,方知志英童年丧母,少有欢乐。我向她道出自己的内疚,儿时任性,曾有闹起彆扭就多日不理之时,悔恨自己没能多给她安慰,使她童年多些快乐。她对我诉说了她是怎样经歷了半个世纪的苦楚,像是见到了娘家亲人。阔别几十年,见了面,不需适应过程,就能如此亲密无间,可见友谊之深。

曹莲美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女附中,直到1980年代初才有机会见面。她落户上海,难得来京,我请她来家里敍旧。我们在中学时一起打球,并无深交,天命之年相遇,却心心相通。她基础扎实,克勤克俭,其父为老工人,出身亦好,却仅以助工职称退休。出於不平,问及原因,她说:“倔!”。简单直率的回答使我如对镜视己,我们都是一样的女附中性格。我喜欢她这个“倔”,这就是出淤泥而不染。

1959年同窗好友胡啟恒赴苏联留学之前,我到留苏预备班与她告别,此后一直未见。毕业后近二十年,我回京探亲,到中科院自动化所看望她。当时我是调不进北京的“两地关係”,因为专业对口,啟恒说让我调到自动化所。她是所长,说话是负责任的,我则未加思索,说还是喜欢教书,啟恒说:“我也觉得你适合教书”,然后敍旧,连歷史先生说的“罗伯斯皮尔”都想到了,唯独没再谈我调工作的事。事后很多关心者说我太傻,应趁此机会先解决户口难题,进了北京再跳槽。我呢,非但不后悔,反而自赏我们脱俗的友谊。虽然在两地问题上我处於走投无路,但去找她,只为看望,丝毫没有去找门路的想法。我们之间的那次对话,映射出女附中好友之间的友谊纯洁至极,这远比她帮我调动工作更为可贵。我热爱教书,她就知道我的志趣与特长所在;我当时之所想,不止步於解决两地关係,她就明白我在眺望更远的未来。如果不曾强调志向,如果调到了自动化所,我也决不跳槽,不会给朋友製造麻烦,我珍惜友谊。

“女附中附属大学”的同学们庆幸互联网的引进,它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让我们足不出户拥抱世界。当从网上看到网友讚扬我国互联网的龙头时,我们方知这龙头原来正是我们的同窗好友胡啟恒,这让我们在网上联络时,多了一份自豪,多了一份亲切。

大约三十年前,楼下一位邻居是我女儿的老师。閒谈中,说起对今昔教育的看法。王老师总说她的中学如何、如何好,听那地道的普通话,她应是北京人,就问她是哪个中学的,答曰:“师大女附中”,再问是哪一届的,原来她就是我同班的王世芬,於是越看越像,越说越亲。后来不住同一座楼了,仍常往来。文革挨整后,她身体虚弱,不免对健康失去信心,曾对我说:“像我这样,活得有什麼意义?”我立即制止她,告诉她,对我来说她有多麼重要。我尽心竭力地工作,却受到不公正对待,虽常备不懈地做最坏準备,但遇到的情况总比想的更坏。每逢忍无可忍非解脱不能平静时,下班后,就径直来到王世芬家,向她倾诉。她最理解我的处境,为我不平、每每热泪盈眶。见她如此激动,我立即打住。她有心臟病,我不能只顾自己,不过倾诉一番,也已得到解脱。那一段时间,没有她,我必更加苦恼。而在中学时,我与王世芬之间几乎没有什麼联繫,使我们如此默契的根源恐怕还是共同的女附中性格。

邹道韞与我同班不到两年,在校时联繫不多,毕业后也没见过。一次较大聚会时,她戴著颈托,走路看不到地面,但一顰一笑都给人温暖。她从医小儿科,却有求必应,不辞辛劳地找他们的医界专家諮询,然后通过电话或邮件,给出详细意见,她简直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她身体不好,每天自打胰岛素,却热心给大家发送精彩邮件。我很庆倖,终於没有漏掉这个纯正可交的友好。

我与贾仲华中学大学一直同班,1965年我出差到她工作的城市,住在她任教的大学,并在同一座楼的同一楼层,可谓缘分最深。后来多年未见,我始终惦记她,她从中学起,“政治”上受姐姐的牵连,始终比较压抑。她姐姐被划入反动另册,其时不满二十岁。我想找到她,女附中同学聚会时,同学们也都询问。真是缘分最深,去年,我们再度重逢,有了互联网,我们的联繫不会再断。仲华淳朴正直,我们也是不吝时间之隔,见面一拍即合的朋友。

罗林曾是我心目中的“组织”,1980年代初,我与罗林成为同事,此时她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却不觉得她那麼“组织”了。我们促膝谈心,她关切地给我多方提醒,并诚恳反思自己刻板,后来听说她对大是大非所持的态度,我觉得她善良正义。最近知道她与我们殊途同归,匯入世界进步潮流,我跟一位挚友说:“我的心为这样的罗林而翻腾,再也不说她是“组织”,她,是朋友。”挚友报以同样的激情。延安妇联主任、耄耋孤寡的罗林如此这般,我为她骄傲,女附中应为这样的校友而骄傲。

毕业后的漫长岁月里,同学中联繫最多的人数倒也不多,也不常见面。一次拜访高文鸞先生,我和邓可蕴最后分手,她说:“咱们俩好像没分开过”,这话恰如其分地勾画出我们的友谊。同学中符合这种描述的好友还不止我和邓可蕴,虽不是所有同学都在其列,但相知者交情至深。贺思贤深知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人生道路,当我面对堵路、拆桥的逆境自我鼓励时,她总是及时擂鼓助阵:“老弟,你是我的骄傲”——女附中人习於巾幗不让鬚眉,不以姐妹相称,却以称兄道弟取乐。我们当中有人说:“老同学不能选择,好朋友可以选择”,我由衷赞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有胡啟恒、邓可蕴、贺思贤、邹道韞、冯姚平、李兆璜等——不是常见面,而是一旦见面,不需从头说起,因为“好像没分开过”。

尾 声

“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这一名称虽无人再提,但却似有条无形的线,鬆散却牢固地连结著其有机的分子。校友们依然聚会,不时看望健在的老师,只是实验中学不再亲切,那里已不是我们的母校,我们的母校珍藏在心里。我们对浮躁的大型聚会(尤其是找来媒体加以宣传的那种)毫无兴趣,而喜欢推心置腹的小聚,特别珍惜我们师生之间、好友之间那种默契,那种不被岁月冲淡的默契。我心中时而比喻,我们的附属大学已由上大课,进入了研究生阶段——对於人生社会的切磋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纵深钻研。无论学长还是同窗,人生观世界观惊人地一致,彼此的理解胜过长相处未分别之人。我们的共识、友谊和凝聚力来自女附中受得的教育,源於曾经同处的女附中环境——这才是值得悉心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大千世界,红尘滚滚,芸芸眾生,茫茫人海,花季相遇暮年重逢,已是缘分,歷经沧海桑田之巨变,殊途同归,仍相知相近共识共鸣,堪称莫逆——我们的“女附中附属大学”仍在继续。

2010-10-21

转载自《二闲堂》网站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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