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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颐和园的一次团小组活动,蹲者中长辫子的是我,旁边是邓可蕴。文中提及的还有站者三人,左一贺思贤(自称是我老兄的),左三邹道韫(我们的“家庭医生”),右二李兆璜(被打成右派)。

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作者:孙昌龄

下面将话锋转回解放前的女附中的岁月。

我们的初一乙班

女附中什麼都好,就是操场太小,没有跑道,操场西头几颗高大的白杨树又佔据了数米地段,所以50米短跑测验得从操场外的砖道起跑。到了秋天,白杨树的花儿落得满地都是。我的好友吕友嵐怕虫子,明明是白杨花儿,只不过像虫子,她却照样害怕,从不到杨树下去玩儿,同学故意捡来落花朝她身上扔,她必条件反射发出尖叫。起初我以为她是装的,还真不是,她真的连那玩意儿都怕。可是怕虫子的她,参军復员后,偏偏被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去对付各种虫子标本了。

入学后的第一件事是排座位,全班同学在操场上排队,回到教室依次入座,我是高个子里偏矮的,坐在倒数第二排。“那位同学坐直了!”先生说我呢。其实我已经坐直了,因为腿长上身短,尽力挺直,还是比这一排的人都矮,先生只好让我换到前一排就座——从此,胡啟恒就送了我雅号“长臂猿”。教室里每排座位的书桌两两紧接,书桌紧接的两个同学叫“同位子的”,每两两书桌之间是走道。我们初一乙班的座位大致如下:

徐静一、杨淑颖、惠颖钟、赵时勉、宗秀桂、吕恩兰、封芝圃、吴君敏、房慧堃、吕友嵐
潘 政、胡洁光、孙淑田、刘玉兰、张易生、隗家綺、杜肇宇、江华英、王玉明、蒋忠弼、傅志英
陈綺伦、肖云明、崔韵清、刘士蕙、王世慧、孙昌龄、高文英、冯月琴、曹莲美、郝风紆、田 燕
冯丽娟、李 榕、於兆莹、遇桂玲、邓书敏、沉樊林、陈瑞英、陈慧兰、王承兰、郭风茹、汪晋清徐宝丽、冯瑞英、张福云、胡啟恒、马学惠、陈坦君、苏惠娟、关毓琴、张长甄

第二学期来了个插班生叫易美丽,个子极矮,肯定是第一排的,但是上面列出的第一排又是我最有把握的,那几个同学从未离开过第一排,实在不记得易美丽插在哪儿。二至五排都有不确切之处,第二排应该还有个田毓元,是二附小的毕业生。或许还有记不起来的,真希望有人比我记得更全、更準确。明明记得是十人一排,总共五排,回忆起来人却多了出来。初二以后,班里来了徐稚岐和杨荣芳,好像坐在第三排和第四排。五十餘同学里,目前知下落者不足半数。

我班同窗通病,喜造诨名绰号,比拟动物的有猫、耗子、小驴子、小猴儿、长臂猿(后升级为皮猴儿)、狐狸、狗等,基於外表特徵的比如,小豆儿、皮豆儿、皮人儿、胖子、大关等,由名字派生的比如,庙会、填鸭、小宝儿、小鬼儿、沙包儿、小青子、刘巴、趴著、锅炉等,莫名其妙的比如,老白薯、兔儿爷、折腾等,……。同学之中已是热闹之极,各位老师也在考虑之中。重要之点是,起外号只因淘气不能自已,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心地纯洁,豪无恶意。

一九四七年双十节

我在女附中应度过两次双十节,印象中只有1947年的那次,1948年可能由於临近政权更迭,没有举行纪念活动。那时的活动毫不铺张浪费,各班佈置自己的教室,展览学习成绩。当时中学不设级任,学生有充分的自主权,学校不加任何限制,庆祝活动与政治无关。正因为没有紧箍咒,不担心触犯王法,不同班级各显神通,展示出鲜明的个性。

虽说是学生自己的活动,低班同学筹备中遇到难题可以找任何一位老师指点迷津,老师都无条件地悉心指导。我班请来植物课漂亮的女老师刘彩祥先生,她指定了几种植物的纵横剖面图,让我们画成巨幅,张贴在墙上。先生认真翻阅我们的笔记,想挑选书法最佳的同学在图上註字,她为难地说:“你们的字都那麼漂亮,选谁好呢?”考虑之后,决定让郝凤紆写,她的字与眾不同,自成一体,有艺术风格。其餘各门课没有特别準备,就把平时的作业本,考卷整齐地摆在桌上。教室佈置简单朴素,有人出主意,掛了万国旗,黑板上写了“欢迎参观 敬请批评”八个美术字。整个活动经费微乎其微,就是买了万国旗和绘图纸。可是,双十节那天,前来参观的家长都情不自禁地留下赞许之言。

我姐以家长身份在留言簿上写了“成绩优良”,优字写的简体,同学们不熟悉简体字,大声读出“成绩伏良”而不解其意,姐善意地笑著予以解释。

得到家长的好评,洋洋得意,以为我班必为全校佼佼。一进高二教室,我们自愧不如了。她们别出心裁,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头像,一看便知画的不是别人,正是她们所有的任课先生,形似神似,令人叫绝。那些淑女更是才女,后学在欣赏之上,又添了一层佩服。

各班有各班的高招儿,合起来就是当时的女附中,朴实无华,注重内涵。没有豪华的庆典,不需挥金如土。展览平时成绩,绝无突击造假,学生在筹备过程中充分展示聪明才智。对学校来说,这种校庆方式才是最好的教育,学生所受之益是如今流行的以重金请名角儿的庆典无法比拟的。而如今,这种纯洁质朴的教育方式好像已被歷史的列车载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国的现实。

难道富了就得铺张浪费?难道真的富了?一提这个富字,就不由地想起那麼多的贫困地区,想起数以亿计的赤贫百姓。

“家事”课上趣事多

女附中学生歷来自立自强,一心追求独立的人格,谁也不想将来为家庭所累,因而对女中设家事课本能地不悦。初中小同学更把家事课当做放鬆的好机会,敞开了淘气。

年事偏高的家事先生注重仪表,浅灰色暗花旗袍鏤空处透出雪白衬裙,烫髮而盘髮髻。按今天的眼光,先生绝对高雅得体,可是六十多年前,不开眼的我们却给了她“老摩登”的绰号。捣乱是家事课上的必然,几乎所有同学都乐於主动参与。

先生讲审美观点时说:“做衣服选面料因人而异,胖人宜穿竖条,瘦人宜穿横条,……”老师没讲完,我迫不及待地举手发问,不等得到允许,抢先站起:“先生!我知道啦,斜人穿歪条儿的。”引得哄堂大笑,她们笑我不仅反应得快,能“举一反三”,而且不忘故意把斜与歪字易位,并助以姿势动作。一本正经的老师一时无言答对,我则充满胜利的喜悦。有道是“乐极生悲”,此后只要有人捣乱,先生必先疑我。

学烹飪做过土豆丸子,也就是二两肉吧,全班同学轮番操刀,把肉剁得稀烂。又是我,无所顾忌地大吼一声:“先生都烂啦!”故意不点标点,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先生难控局面。

一堂课上,按事先佈置,每人做自己準备好的活计。我根本没準备,一副“屋脊六兽”之态。邻座的胡啟恒漫不经心地剪裁著什麼,忽然神秘地对我说:“哎!我的布是宝布,越剪越厚。”我深信这不可能,顺手夺过夹在剪刀中间的厚“布”。撩开一看,她的物理习题本已剪出两寸长的口子。我真为她发愁,就算她不怕费事抄一遍,老师的批註怎麼办?谁知人家自己遇事不慌,还爽朗大笑起来。我服了,大祸临头,泰然自若,真乃大将风度。(后话:她果然是同学中成大事者。)

一次上课当儿,我因过敏,不由自主打了个喷嚏,先生认为我又在捣乱,要罚我站。其实我从小就控制不住打喷嚏的音量,封芝圃抢先起立为我辩护:“她打喷嚏就那麼大声,不是捣乱。”先生料定我不会束手认罚,强行罚站必将引出我的新招儿。於是迁怒於封芝圃,要罚她站在教室外面。封芝圃一贯守规矩,这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反驳了:“我说的是实话,为什麼要罚站?”先生气得嘴唇发颤,封芝圃毕竟守规矩,见状自觉让步,想出两全之策:“好,我尊重先生,可是我没错,所以得听我一半,我可以站,但不能站在教室外面。”老实学生说不,更让先生忍无可忍,执意维持“原判”。学生再度让步:“那好,我一隻脚站门里,一隻脚站门外。”她不由分说地拍板,并立即付诸实践,跨门槛儿而立。教室门关不了,无法上课。封芝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全班譁然。下课铃响,老师含怒而去,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下大雪了,精力旺盛的我们怎能放过厚厚的积雪?“捣乱分子”们每人滚了一个排球大小的雪球,放在课桌下备用。净琢磨捣乱,毫不关心那堂课讲什麼内容。先生背朝我们正往黑板上写字,忽见雪块砸上黑板,然后慢慢融化往下流淌,课堂失控了。

乐极果然生悲,惊动了训育处。学生既惹不起训育处,又禁不住捣乱的欲望。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想出了绝招儿。一天上课,教室里格外安静,学生个个坐得规规矩矩。先生刚转身写黑板,刘士蕙一个手势,全班一起哼鸣,先生见学生一动不动,也无从指责。只要她转身写黑板,哼鸣声立即大作。先生怒言斥之,学生就分成左右两拨儿,她面左,左边同学规规矩矩不出声,她向右,右边同学没声响,惹得先生无可奈何。从此我暗自佩服刘士蕙,她领导全班一起捣乱,能让先生无从查处,真乃高人也。我呢,老把自己置於明处,先生准知道是我。暗表:后来方知刘士蕙是班里最早的地下党,组织力强,老谋深算。

吕友嵐始终没学会踩缝纫机,期末考试只要求踩空轮,不需认线,她还是怎麼踩怎麼倒轮。同学之间互助友爱,傅志英趁先生不备,把机器踩转,让吕友嵐赶快坐下,借惯性摆摆样子。其他同学忙喊先生来看,你一言他一语地助阵。先生明知端的,也就眼睁眼闭了。另一次考试,先生明知谁也没好好做过什麼,就让大家随便交什麼作业,给个成绩了事。我连这都毫无準备,郝凤紆鼎力相助,把一副新棉手套借给我充数。宝蓝色泛白点的粗纹布料,边缘是浅蓝毛线缝得的整齐的十字,美观大方。我紧抱手套走到先生面前,埋著头递了过去。先生显然不想多事儿,并不质疑,反而举起手套指著我对全班说:“你们看人家就是聪明,只要好好做,比谁做得都好。”我由理亏转而忐忑,莫不是先生要以“留成绩”惩罚我了?手套的主人大概也在担心,我苦苦琢磨著对策,真想“招了”算了。先生看了我一眼,随手打了个85分。我如释重负,几乎是夺过手套逃下讲臺。“先生真给面子,居然放我一码。”心中感动,后悔以前变方儿地捣乱。我不由自主转身鞠了个90度大躬,虽然先生没顾上搭理,但我深信先生理解我的懺悔并原谅了我。

一天,在学校旁边的胡同遇见家事先生,我深鞠一躬,叫声“先生”,样子一定很乖。期末那次先生的宽容大度使我内疚自责,并心怀深深的敬意。先生显然认可我的转变,她回应了我,极其和蔼可亲,好像什麼都没发生过,我没好意思重提旧事向她致歉。家事先生,女附中的老师,感动了我。

回想起来,家事先生所教内容都是有益的,我们年代少女的独立观显然幼稚浅薄,以致错失学习生活技能的良机,追悔莫及。好在耳濡目染,多少受了薰陶,日后得以弥补。


那时涉及“政治”的两门课

“解放”前,十几门课程中,与“政治”有关的只有“童子军”和“公民”两门课。女附中学生多来自一般家庭,骨子里无兴趣於政治。进中学不久,国文课就学了《爱莲说》,此后我视“出淤泥而不染”为人生最高境界,懵懂地把过问政治比作涉足淤泥。童子军和公民对于成为有学问的女性似乎毫无意义,没人看重这两门课,只是不敢像上家事课那样肆无忌惮。背地里当然照样给任课先生起外号:童子军教官简称“老童(铜)子儿”,公民先生叫“公民老太太”,从来不问姓甚名谁。

童子军课

身著军绿服、人称“老铜子儿”的教官朝队列扫了一眼,伯乐般地挑选了个子较高、一脸成熟的张长甄当队长。童子军课主要是在操场上练队,教官对我们不满意时,总说:“你们还不是正式编制,要努力争取,像现在这样是不够资格的!”附近的私立学校就在正式编制,也没见他们“争取”,其实就是因为该校涉足政治较深,校长可能是国民党骨干分子。而女附中是清高的,典型的教育圣殿,石校长虽是国大代表,但她代表教育界,不热衷於政治上赶时髦,所以校方对於“正式加入童子军”并未积极争取。真得感激女附中的反潮流,我们只是穿了“童子军服”而没当过正式童子军,否则说不定后来算个歷史小问题呢。女附中的童子军服不标準,我的不就是姐姐给做的吗。

童子军课也有时在教室里上,所教的结绳法极其有用,可惜我只记得最简单的“平结”。平结几乎每天都用得著,因为鞋带系成平结是不会散的。法绳是把很长的绳子盘结成麦穗状的绳结,掛在腰带上以备不时之需。接绳结用来连接粗细不同的绳子,接好后越拉越紧不会鬆开,很有用,遗憾的是忘得一乾二净。

公民课

“公民老太太”其实很精神。矮个子,红脸膛,短髮,常穿黑色旗袍。一副黑边眼镜,显得格外严肃,但她从不训人。数十年后才知道她是国民党员,教我们时没暴露过身份,除了讲公民课必学的十二条“国民党员守则”,从未涉及国民党,不褒不贬,大概觉得自己首先是个教师吧。公民课相当於小学时的修身课,基本内容是为人的道德品格教育。

因为先生颇显严厉,上公民课没人捣乱,只是心不在焉,所学印象不深。十二条“守则”是:“忠勇为爱国之本”,“修身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龢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服务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恆为成功之本”。我是查了网才凑全的,只记住了第一、二、十和第十二条。其中第二条,我记忆犹新,可是后来查阅到的版本都是“孝顺为齐家之本”,我仍坚信是“修身”,此二字适合不同年龄的成员,后来臺湾以此为“青年守则”,这一条用“孝顺”二字倒是可以的)。具体内容虽未记全,但牢记所宣导的道德品质——概括出来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这四个字成为正派人的人生座右铭。

班里一个同学后来说,她当初隻考取了女附中的备取生,因为姑姑跟公民先生都在国民党,是熟人,所以她被录取了(备取生不一定都被录取)。这才知道公民先生的国民党员身份,时已文革之后了。

独立自治的初一学生

一上中学,我们就很独立,凡事自己做主。不记得是谁发起的,我们初一乙班有过一次很齐心的行动。

我们在学校附近的街墙上张贴了告示,内容大意是:为了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筹集学杂费,我们成立一个生產小组,廉价加工毛衣。请送来毛线,我们将按您所提出的要求如期完成,谢谢您支持。师大女附中初一二班啟。

班里哪有什麼织毛衣的高手!大多数仅会基本针法,压根儿没有织过整件毛衣,这事儿真是玩儿玄的。架不住“初生牛犊不怕虎”,迈出一步算一步,谁也没想下一步怎麼走。等候多日无人上门,同学们只好打自家的注意,家长们一般不会“见死不救”,拿些旧毛线让我们祸害,然后给点钱表示支持。吕友嵐最热心,三说两说,竟然把年迈奶奶的新毛线“誑”来了。上好的深蓝色新毛线不知经过多少“织手”,最终也没达到起码要求。老奶奶很生气,吕友嵐少不了挨駡,却如数把工钱交给了“生產小组”。她是个极仗义的同学,寧愿自己吃亏,也不让集体受损。

校方知道我们擅自行动,认为影响学校形象,责令我们解散“生產小组”,同学的困难由校方解决。此事虽无卓著成绩,但足以证明当时十二三岁女孩子的独立性和自治力,遇事自己解决和互助互爱的品行。

救济物资

好像是在体检之后,有些同学被诊断为“肺门扩大”(这个词或许记忆有误,反正是和肺有关的毛病),学校发给她们每人一些鸡蛋,没说是谁给的。另一次是发给每个同学半斤纯毛细线,听说是美国的救济物资。两次都是发下来,该吃的吃了,该用的用了,没有任何声张的仪式,不用感恩戴德,大家反而嫌毛线顏色不好呢。那毛线质地真不错,姐给我织成毛衣,屡经拆洗重织,穿了二十年,最后还给孩子改成了毛裤,可谓物尽其用。救济物资质地上乘,换了人间跨了世纪,花钱购物倒是不免上当受骗了。

沧桑之交 

神秘的动向

194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二姐、小哥骑车出了復兴门,小哥的车樑上还带著不满四岁的侄子。我刚学会骑车,技术欠佳,牛车般地歪歪扭扭前行,简直顾不上欣赏远处的西山和天边的晚霞。天色渐暗,二姐看我那般技术,决定打道回府。我们出城往西也就走了几百米,谁知城门就关了,城墙上站著几个持枪的国军,戒备森严。我们央求说家就住在附近,请开城门让我们进去。这时城门週边了百十来人,守城的兵是断然不敢开门的(多年以后,看那些打入敌后的影片越多,越能理解他们的警惕性)。人群只得沿著护城河西岸北行,指望著阜成门还没关。河岸向河里倾斜,我不敢骑车,二姐当机立断雇了同路的三轮车,拉著我和侄子还有我的自行车。阜成门也关了,城上的守兵好心地告诉大家西直门10:00才关,眾人於是匆匆赶路。进了西直门向南折返,走了同样远的距离,到家时天已漆黑。时间已过十点半,爸妈等得焦急,见我们安然无恙,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父亲怒气也顿时上升,狠狠地责駡了二姐和小哥,对我从轻处理。二姐入账十元车钱,特在账簿上留言:“除妹妹外,皆挨大骂”。我心中过意不去,兄姐是陪我练车才出城的,应该是我受过。当时我不明白城门为什麼关那麼早,守兵为什麼连小孩子都不肯通融。秋季开学后,学校失去了往常的平静,莫名其妙地异样。操场上传来高班同学颇显躁动的歌声:

“山那边呦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呀,万石穀子堆满仓。
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做衣裳。大家唱歌来耕地呀,年年不会闹饥荒。”

她们边唱边绕著圈儿大步地走,膝盖弯曲,身体前倾,肩膀两边摇晃,姿势怪异、表情神秘而霸气十足,掩饰不住心中的嚮往,像是在讚美某种诱人的境界。我不知道山那边是什麼去处,脑海里却现出一幅图画:穿青布衣服的人们在田里收割稻子,在池边打捞鲤鱼。朦朧地感到那是个安居乐业、自由平等的世外桃源,若知道是哪座山,真想到“山那边”看个究竟。

“你是灯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学联,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著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不全理解其意,但眼前呈现出大海、灯塔、前行的船——都是我喜欢的。也不知道“中国学联”是什麼,如果它是解放人类的核心、方向,那麼一定值得信任,“跟著你走”,一定通向光明。(后话:此曲后来被批判,因为中国学联不可以是核心和方向)。

那年双十节没有什麼大活动,不记得初三同学跟我们一起佈置教室是不是为了双十节。

前一天大表哥从天津来,讲了传遍天津的一件事:将一张纸按一定方式折叠成窄条,沿纵向一剪,就成了一些形状不同的碎片,这些碎片竟能作为笔划摆出两句话。我不解其意,也不瞭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只是惊叹其创意人的“聪明”。我十分坦然地做给同学们看,觉得他们应该和我同样惊讶。可是面对我的是张张冷脸,初三年级的同学佟XX厉声责问:“你从哪儿知道的?”“我表哥。”心中不解她的咄咄逼人,但光明磊落地回答了。“他是干什麼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她,我反感她的盛气凌人。没得到预想的结果,反遭横眉冷对,我很扫兴。此后有些人对我似乎另眼看待,不甚友好。使我回想起秋季开学时,也是这几个同学不屑地问:“你干嘛还做新的?” 我说是为了换洗,她们还是投以轻蔑的目光,我觉得可能是嫉妒,她们都羡慕过姐姐给我做的第一身童子军服。

不久后,有人往我家大门缝里塞进了传单:“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林彪罗荣桓签署的“城市政策”。父亲大声读给全家听,母亲紧张地示意:“小点声”。我家饱受邻近派出所刁难,这下子将有出头之日,自是殷切地盼望国民党完蛋。

此后,终日炮声隆隆,我家靠近西城根儿,听得尤其真切——八路军包围了北京城。城门为什麼关的早,学校为什麼不平静,为什麼有人送传单,……,我的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

学校停课了,也不能与同学往来,时间过得很慢。我自寻出路,阅读中英对照的《天方夜谭》,还抱了本汉英词典用英文写日记,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

沧桑巨变

为了古城北京和老百姓的生命财產安全,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北平和平解放。春季,学校也开学了。

教室对面月亮门旁的墙上张贴了一张佈告,公佈了地下党员的名单,我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同班的刘士蕙和胡啟恒。顿觉愕然,我的同班同学,竟有此等谋大任者!还有许多同学是共產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分佈在各个年级,我班也有不少,吕友嵐就是其一。

胡啟恒告诉我,那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城市政策的传单,正是她们塞进我家门缝的,说是想看看我家的反应。我无言,心里不是滋味,她虽然友好,但恐怕不够信任我,认为我家属於非无產阶级。很多年以后,一个老同学由外地来京,与她同桌的徐宝丽问我想不想见面。我是最珍惜老同学的了,也记得这位,我问:“她记得我吗?”她的同桌说:“可能记得吧,她认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浅薄的革命意识,视有钱人家为革命对象,她很“左”,把我划归有钱人家,更谈不上信任与友好了。我想,避免重提旧事,不见面也罢。

我知道了毛泽东、朱德是何许人之后,恍然大悟自己惹过多麼大的祸,方才理解高班同学对我的盘问。她们中也有许多地下外围组织的人,对我所“宣传”的一剪子摆出的字句,当然忍无可忍。摆出的字句是反动的:“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真乃冒天下之大不韙!后来听说当时也另有解释,回,就是死了,北平是指北方平定了,下句是说朱毛二人命令蒋亡。思前想后,觉得有点像“文字狱”。

延安育才学校的女生开入女附中。她们身穿灰色棉袄棉裤,头戴灰色棉帽,看不出男女。有的剃光了头,摘了帽子仍像男生。她们叫做公费生,一律住校,吃饭时席地而坐。都会扭秧歌,打腰鼓和耍霸王鞭,用土嗓子唱歌。一切的一切都显得“无產阶级”,我们则是“小资”,女附中从此巨变。23.jpg

图:参观塘沽新港船上留影。蹲者二排三人中最右侧为吴璞,文革坠护城河冤逝。我在最后,站得最高的那个。我们的衣服黑压压一片,哪儿像女生啊?

1949年5月9日,延安育才学校正式併入师大男、女附中,在男附中礼堂举行仪式。不记得领导们讲了什麼,三方面学生代表都讲了话,但不记得男附中的是谁,讲了什麼,只记得女附中的代表是高二的朱音,育才的代表是罗林。罗林与我们同届,年龄则是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是老区的妇联主任,我始终没把她当成同学,认为她是干部、是“领导”。朱音学长在我们眼里是典型的淑女兼才女,代表女附中是最合适不过的。她们的发言都上了报,朱音说,北京的春天是多风沙的,让这风沙带走我们之间的隔阂。……。她声音柔和,气质高雅,但不具罗林发言的战斗力,在延安革命同学眼里,她当然是“小资”,会场里爆出嘘声,我心中为之不平,朱音则镇定自若,仪态大方。

此后,不知不觉,校方就把5月9日作为女附中校庆,以致我们多年不知真正的校庆是哪天。

那次会上各班随便出节目,不需审查。我班表演舞蹈,白色运动衣裤,头戴我设计的月亮星星造型鏤空帽子,颇具童话色彩;舞步都是学校里学的,绝对正派优美;请来北大地下党学生刘天骄(外号野驴)担任小提琴伴奏,选用了世界名曲。表演者共八人:傅志英、江华英、吴君敏、房慧堃、赵时勉、惠颖钟、杨淑颖,还有我。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育才的学生说我们“小资”,“排头的人(就是我)那麼高个子还跳舞”,……,总之是看不惯。育才演出了“兄妹开荒”,“支援前线”等歌剧,都是那种与学生不相干的农村风味,我们也觉得彆扭。我最怕扭秧歌,讨厌那个“扭”,觉得不大自重。我班张福云喜欢,扭得特别带劲,她组织我班在1948年新年联欢会上表演扭秧歌,非得拉上我不可,有观者说我像打篮球的。年轻人显然大受革命的影响,“旧社会”来的许多同学穿上了“列寧服”(下装可能还是笔挺的料子裤,显得不伦不类),冬天戴蓝色的八路军式棉帽子,加上大大的口罩,只露出窄窄的一条眼睛地带,千篇一律,整体上我们也不分男女了,女附中从此不见淑女身影。

外观就算不重要吧,关键是似乎渐渐地从指导思想上把真善美划给了资產阶级。

暑期青年学园

1949年暑假,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举办了青年学团,各校选拔了一批出身好的同学集中学习,结业后,他们都当了学生干部。我不瞭解学团的详情,只觉得那些参加者受共產党信任,很有优越感,但我并不羡慕,不喜欢集中学习,因为那样就不能想打球就打球、想唱歌就唱歌了,而打球、唱歌是我的首选。大多数同学可自愿参加青年学园,当时北京市有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好像只有东城和西城两个青年学园,西城区青年学园设在西单二龙路的“协化”女中。

协化女中是石校长创办的,后改名为文华女中,随之併入师大女附中。然此併入非延安育才之併入,文华女中的学生要考试,大部分被筛选掉。所以实际上是因为来了大批延安学生,女附中需要文华女中的校址——那里的面积远比辟才胡同的校园大,又有较大的操场。后来不知谁任校长,不论谁,都得接受被吞併的现实。知名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尚且在劫难逃,何况一所私立女中。

青年学园就选中了这座较大的校园作为活动基地。主办方大概是团市委和学联,意图是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主要手段是经常举办青年讲座。记得主讲人有軻黎、赫鲁、王大明、孙国梁等人,他们讲人生观世界观,影响了一代青年,很受欢迎。青年学园里有燕京、北大等校的一批大学生,多是曾经的地下党,有时他们主持时事政治讨论会。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燕京大学学生带领我们讨论:“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多数人同意前者,因为知道应该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我其实不懂这些,乱说两者都可能存在,有时候时势造英雄,有时候英雄造时势;燕大学生总结时,竟然赞同我自己都稀里糊涂的发言。还讨论过“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周志敬同学家里信基督教,她说前者可以接受,因为亲眼见过房子是工人盖起来的,……;但是绝不认同后者,人只能是上帝创造的-畅所欲言。

学园很照顾青年的特点,并不强行突出政治,也支持自发组织社团。虽说是“西城区青年学园”,但是西城区其他学校很少有人来,其实成了男女附中的课外活动场所。男女附中同学自发地联合成立了歌咏团和话剧团,十足的民间团体,团长、指挥、导演一律由学生自己担任,选举產生。

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受家里大人主张不问政治的影响,我自幼认为过问政治使人不纯洁,幼稚即纯洁,没有政治上的要求。青年学园和暑假一起结束之前,偶然发现许多同学申请入团了。我嗔怪她们瞒过我,可她们说,申请入团是自觉的行动,话里话外好像说我没有觉悟。我不甘落后,又怕家里反对,想来想去,私下里交了申请书,胡啟恒是我的介绍人。团员们果然认为我觉悟不够,最终批准我为候补团员。

1949年8月18日,在匯文中学大操场,举行了全北京市青年学员结业典礼暨入团宣誓大会。在我心目中,“宣誓”是庄严而神圣的,一言既出駟马难追,必须恪守承诺。我心中忐忑,万一拗不过家里,无法实现誓言,该当如何?这时,看见主席台边站著一个我认识的人,是父亲同窗好友的儿子,北大学生,地下党何跃堃。我很想过去请教“家里反对我入团怎麼办?”,但最终没这样做,既不愿暴露自己的“不坚定”,又不肯让别人认为我的家庭落后。

后来逐渐发现,入团不似原来想的那麼严重,除了组织生活,没有什麼不同以前之处。我还是不告诉家里,交团费从吃饭钱里省出,从不特地问爸妈要。但是后来一个同学通知我过团日,入团的事就瞒不住了,好在全国解放得差不多了,没有了那种“革命不安全”感,家里也就不管了。

父母兄姊都以为我思想进步,其实在学校我是觉悟不高的顽皮孩子,不过是个候补团员。团章规定候补期三个月,可是过了半年,转正事宜也无人问津。起初我以为自己政治觉悟低,有待组织进一步考验,后来终於忍不住了。一次批评会上,我直接向团总支 “开炮”:“怎麼还不让我们转正?团章上规定候补期三个月,国民党的六个月都转正了,对我们比对国民党的还不信任啊?”团总支委员胡啟恒耸肩而笑,会后立即给我们几个候补团员办理了转正手续。24.jpg

图:颐和园昆明湖畔。这还看得出是女孩儿,我好像太爱穿深色衣服了。左边八个人里最右的、歪着头的那个,就是肃反无端挨整、英年早逝于澳大利亚的郝石天,石校长(解放前的)之女。最后左边二人位置较低者是徐稚岐,高中毕业自愿教书,文革挨整被打断两条肋骨,又患舌癌,她这个老党员备受折磨后,较早地入了基督教,找到了寄托。 

入团后,我不再那麼贪玩儿,所谓“端正了学习态度”。而且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解放后仍持续著原来的优良学风。老师教学有方,注重啟发,不靠题海战术,传授举一反三能力,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有餘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得以全面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在二附小和女附中打下的基础受用终生,这正是师恩难忘,情谊深长的根源。

批评会与批评本

1948年底,世道瞬间变了,女附中失去了以往的平静,有了政治色彩,连我们初中生都定期开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中学生来说,思想改造的提法似乎过於严重,但是人生观则是必须面对的。为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因而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於是,每週一次批评会,同学们还不约而同地準备了小本子,封面上写著“批评本”。

那时的批评会很善意,愿望良好,心地纯洁,气氛向上。我们已经朦朧地懂得要改造思想,追求进步,希望在批评会上得到帮助。每次会都开得很热闹,发言踊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是惯于矛头向上的,没有人给穿小鞋。那时青少年很单纯,批评会上直言不讳,争论激烈,会后真诚相待,融洽依旧。

“批评本”用来恳请同学提出意见,以便得到更多的帮助。说是批评本,不如说是纪念册,那里没有上纲上线的攻击与否定,都是促使进步的热情激励与夸讚,什麼“聪明活泼”啦,“太帅了”等等。印象最深的是,胡啟恒提了具体意见之后,让我“好自为之”。我只知道这话是电影《南征北战》里国军将领张灵甫所说,是他们惨败时的无可奈何之言。这话说给我,让我好一番思索、联想,觉得自己一味淘气,让真心帮助自己的同学无可奈何了,人家才冒出这麼一句。从此注意严於律己,用心读书。另一深刻印象是,几乎所有同学都给我写了一条:“有点儿贵族味儿”,我虽不是无產阶级出身,但来自绝对自食其力的家庭,所以困惑不解该怎样接受意见,更不知如何改正。老迈之年,海外一同事竟然问我是否有皇族血统,令我想起少小时的“批评本”,“皇族”比“贵族”又进了一步,只有感慨“一辈子没改造好”了。

参加批评会或手执批评本诚恳徵求意见时,都不免心中忐忑。希望人家说好听的,但也儘量做好接受逆耳忠言的思想準备。“批评本”未能保存至今,甚是遗憾。

民主选举

“解放”后,正经过了一段民主生活,最初行使的民主权利就是选举学生会和团总支的干部。选举过程堪称正规,各班提名,全校集会竞选。竞选不是候选人自己演说,而是“选民”自由发言介绍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延安来的公费生都擅长演说,“火药味儿”较浓,咄咄逼人地举荐她们的候选人。回想起来,她们大有夺权的味道。她们的姿态触动了我,使我不想“於无声处”,心中希望“我们的人”当选,於是挺身而出,与他们针锋相对起来,比如,她们说边区来的张小非毛笔字写得好,我就说我们班胡啟恒用刷子般的破笔也能写出漂亮的毛笔字,从心里不信她们一边革命一边还能写好字。

直到1979年,实验二小七十周年校庆时,遇上了张小非,原来她是我小学的学长,1943年随家人去了边区。我上前招呼说:“你是二附小的啊?”原来她有二附小的功底,这我就相信她能写好毛笔字了。回忆起来,张小非的确有别於那种原则性特强的公费生,她文静、和气,与我们“旧社会来的”笑脸相迎,原来她受得二附小的教育。张小非好像记得我不利于她的竞选发言,但友好亲切的笑容依旧。

当时我积极为地下党的同学竞选,觉得她们从事过秘密工作,比解放区来的受的考验更多,反正也选共產党员,应不存在什麼阶级之争。21世纪了,才听说对地下党有两个十六字方针,1949年以前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9年以后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所以当时的公费生反感我的发言是有道理的,她们的概念里,地下党不是纯正的无產阶级。

政治过问我们

时事测验与收听广播

我不喜欢政治,更不热心“政治运动”,对於“运动”的回忆,只能叫“拾零”。然而,党教育我们必须关心政治,说“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会来过问你”,说你不用无產阶级思想武装头脑,资產阶级思想就一定佔领阵地。那时,就连“小资”也是人人喊打,谁不害怕资產阶级思想!所以人们都被政治所过问,尤其是做为祖国未来的中学生,日日夜夜警惕地守住自己的阵地,以防资產阶级佔领。

我的业餘时间都用於文体活动,没时间看报,所以最怕“时事测验”。时事测验虽不计入学习成绩,但是大家会以此判断一个人是进步还是落后,关心还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不关心国家大事简直就是罪过,所以我总感到时事测验有一种压力,成绩不好是抬不起头的。一次测验,一道考题是“郝建秀最近发明了什麼织布工作法?”我猜了个“郝建秀织布工作法”,觉得万无一失,发明人是郝建秀,不可能叫别人的工作法!考完后,杨淑颖自豪地说,以前发明的才叫“郝建秀……”,最近的叫“1951织布工作法”。我不怎麼看报,哪里知道郝建秀在不长的时间里发明瞭两个织布工作法呀?杨淑颖可称时事测验高手。

教室里安了喇叭,每天早晨提前到校,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新闻,最熟悉的播音员有齐越、夏青、李锦荣、潘捷、林如等。我们特别崇拜他们,曾邀请李锦荣和潘捷来校座谈。她们朴素大方,稳重端庄、和蔼可亲,不以名人自居,就像邻家姐姐。相比之下,当今媒体名人与中学生之间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收听广播多少弥补了不看报的缺憾,时事测验成绩不致太狼狈,所以我对播音员们的喜爱超乎常人。

抗美援朝与参军热潮

1950年,我国东邻的朝鲜半岛很不安寧,据说美国要拿朝鲜当跳板侵略中国,中国已呈唇亡齿寒之势。於是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成了举国头等大事,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开始曲改成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我们中学生经常听讲座,批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频频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美国人一时成了活报剧的反面角色。不知不觉中,1945年以前听过的,无私援助中国,英勇抗日的飞虎队事蹟遗忘殆尽,亲眼见过的瀟洒而友好的美国兵形象荡然无存。重新建立起的概念是,美国人是妖魔,不爱和平,强暴无比,侵略成性,让人毛骨悚然。后来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接著,歌里又唱“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的怕人民”,幼稚的青年恍然觉得没有必要恐美。更具权威的列寧又曾说过“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心里就更踏实了。听到的宣传都说美国兵是少爷兵,上了战场就投降,有单弦儿为证:“万物爱太阳,梧桐树爱引凤凰,……,老人爱子女,小孩儿爱吃糖,美国兵上战场爱投降”,所以绝对相信正义的我方必胜,毫无战争恐惧感。

作为中学生,我们能做的,除了好好学习,就是热爱“最可爱的人”了。学生们积极準备慰问袋,写慰问信。那时的学生很穷,慰问袋里没什麼像样的东西,就是些牙刷、毛巾、信封信纸之类;同时不忘放进自己获得的学习优良奖章。

次年暑假,志愿军派代表团归国,我校学生曾与之联欢。记得那时没有人组织,学生打听到志愿军的住处就去了;也没有人阻拦,学生去了,志愿军就见了。志愿军住在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没有守卫,跟一般的旅店没有差别。在那里,我们见过几位著名的空军英雄,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文化教员,名叫唐代,他后来去南京访问,与我们约好时间指挥我们唱一首歌(忘了是哪首),后来还写信告诉我们,考虑到南京与北京遥遥相隔,他是用克朗球棒指挥的。

不久后,好像是急需一批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培养成为军事干部,学校里掀起了参军热潮。我大概年龄不够,即使够,好像也没有那种觉悟,做不到真的离开父母兄姊,走上战场。后来的事实证明,参军的同学很少有上了战场的。我们班参军的有马学惠、张福云、郝凤紆,还有转学到师大附中四部的吕友嵐。友嵐的驻地就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我去看过她,后来开拔去了东北。地理老师杨建章先生的独生女儿参了军(前面回忆老师时已述),使我们很受教育,平时特别“革命”的公费生们鲜有报名者,则令我们莫名其妙。时至今日方才明白,此情此景与抗日战争雷同,那时也是国统区十二三岁的孩子不得不赴沙场,“革命”的实力则妥善保存下来

大多数同学没有参军,只是不时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还有热爱和平的主题。我班酷似男孩儿的朱宝琴同学独唱“王大妈要和平”,街道大妈笑弯了腰,说:“这哪儿是王大妈呀,这是王大妈的儿子”,所以后来换了高一届的梁光资唱这个歌。她来自延安,胖乎乎的,显得成熟,街道大妈不再非议。许多街头宣传队演活报剧,不外是拿美国鬼子说事儿。

校内也常有结合政治形势的集会,各班自导自演节目。我班演过一个短剧,我演一个想参军但动机不纯的同学,觉得当陆军不如海军空军神气,想当海军是因为喜欢水兵的衣服,又想当空军把美国飞机打得冒出黑烟;胡啟恒扮演认识正确的化身,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临时諏了好多自己都没想过的词儿,弄得啟恒不知所措。她毫不掩饰心头怒火,表演中就真的生气了。观者多是小同学,她们越是兴奋,我就越来劲。下臺后,啟恒郑重其事地指责我说:“像你那样演,就没完了”,这时,我才后悔自己的放肆。

那时的政治空气浓厚得无以復加,学生读的书、唱的歌,时事报告,……无不以抗美援朝为主题。这就叫政治掛帅,我们都逐渐适应,并积极投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后来党教育我们,说我们国家就是靠这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才走上正确路线的,今日方知此为“折腾”。

三反运动与批斗老虎

1951年底开始,全国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开展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的侄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却每天都是天黑后才回家,原来他回家途中经过的所有店铺,都在“打老虎”(斗老板),他好奇地观看,回家大讲那些“老虎‘的故事。这本应与学生无关,但学校的党组织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灌输给学生的是“你不问政治,政治就要问你”。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是“最大的政治”,压倒一切,必要时也压倒上课,学校投入了运动。

一天中午,校方通知下午停课,令全校同学立即到操场集合,按班排队,席地而坐。突然,有人带领喊口号:“XXX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见高班的几个学生推推搡搡把两个人押上了“主席臺”(砖砌的小臺子)——他们是总务处的财会人员,我们平时见了他们都鞠躬叫老师的,这时他们成了“坏人”、“敌人”。那场面很吓人,我很害怕,他们真的做了什麼坏事吗?

这两个人外形相去甚远,一个瘦小,一个高大。瘦小的服服帖帖,高大的则不甘受辱,引起“革命群眾”义愤:“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忽然,梁光资领唱:“为什麼你拖延不坦白?!”眾和:“为什麼你,为什麼你拖延不坦白?!”用的是歌剧《白毛女》斗黄世仁的旋律。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被斗的人何罪之有,也不好意思唱那歌,觉得像演戏,假模假式的。但我知道北京也已是解放区,一切都得按解放区的路子走。老区来的学生个个义愤填膺,我心中不免忐忑,他们显然是受党信任的依靠力量,自己大概就是那种“不坚定”分子,充其量是“革命的同路人”吧。

看著那两个挨斗的职员被推推搡搡,尊严殆尽,与他们毫无关係的我,莫名地不适,惻隐之心油然而生。但毕竟受了党的教育,所以自我思想斗争,自责“阶级感情”乃至“立场”问题。

直至运动结束,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职工到底有什麼问题,二人照常工作,“斗争”之事无人再提。如果真有贪污行为,绝不会就这麼不了了之。想来,也是学校党组织响应上级号召搞运动,需要这两个人扮演斗争对象的角色,谁让他们是财务人员,谁让他们时时表现出不服帖呢?

文娱活动

如前述,1949年以后,暑期青年学园时期,男女附中联合成立了许多文娱社团:话剧、舞蹈、歌咏等应有尽有。男女两校相距较远,当时交通又不方便,而且毕竟以学习为主,需要大量排练时间的话剧团自行消失。舞蹈呢,反正男生能表演舞蹈的也不多,高个子女生扮演男生,照样精彩,一个班就能表演一台不错的舞蹈节目。我们女附中同学开始自己跳舞,不再成立什麼团体。女附中可能比较保守、比较土,大多数同学拒绝跳交谊舞;我虽被认为是比较“洋”的,却比别人更反感搂搂抱抱,还觉得那样做不卫生;更因学校家庭教育使然,我们轻蔑旧社会的舞场,正经人不去那种地方。只有歌咏团一直坚持每週活动一次,并将名称由“星火歌咏团”改为“师中歌咏团”。

舞蹈初露锋芒

我校学生不跳交谊舞,但热衷於表演舞。

我们班的舞蹈表演誉满全校,这要归功於来自东北的陈芝秀。东北解放早,她有机会学得一身很好的苏联舞蹈,在她带动下,我班盛行舞蹈之风。我和陈芝秀都骑自行车上学,每天放学同路回家却推车步行,边走边创作舞蹈。我跟她说,舞蹈应表现一个情节,不要只是一些舞步的组合。於是编了一个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舞蹈,陈芝秀说就叫“军民联欢舞”,我以为此名不具魅力,而且我们是学生,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不如叫“我们和战士在一起”更新颖别緻,她欣然採纳了我的意见。

195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辟才胡同校园的操场上,我班表演了这个舞蹈。不知在哪儿借了解放军的衣服,学生的衣服很简单,自己的白衬衫,用家里都有的白布缝成筒,穿条鬆紧带,就成了短裙。又找了些粉色的纸,剪成窄条,装饰在衣裙上,当时可称新颖靚丽。刘惠懿同学根据情节配了旁白诗,刘正徽同学朗诵,声情并茂。

团区委书记沉毅对此节目评价之高出乎想像,说我们代表了未来舞蹈的方向,立即向团市委推荐。团市委先后九次邀请我们演出,地点有青年宫影院,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男四中大操场(全市中学生会演),……。我们请了音乐老师吴德棻先生担任伴奏,不仅一请就来,还主动给诗朗诵配乐,大大提高了表演档次。吴老师身体纤弱,却与我们一样,骑自行车跑遍京城参加演出,场场不落。而这一切都是老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道。老师不图表扬,不为报酬,全心为我们、为艺术,相形之下,现下追名逐利的“艺术指导”们是多麼渺小!

因为我们的创作“代表了未来舞蹈的方向”,团市委通知,有人要来“学习”。此前曾让我们教过察哈尔的一个代表团跳集体舞,似乎已习惯了让别人学习,我等初生牛犊有眼不识泰山,根本不知来者是何名家,以读书为己任的我们没有特别準备,谁来都一样,给他们跳一遍了事。

一天下午,他们来了,直接到“礼堂”找到我们。学校没管这事儿,不记得是谁介绍的,他们是芭蕾舞蹈家戴爱莲、中国舞蹈协会主席吴晓邦、作曲家王嘉祥。照理应该知道来者何人,理应引起轰动,然而无论校方还是我们,都一如既往,平静如常。那个也叫礼堂的大房子里没有座位,我们临时搬了一条工地用的长条木凳,让他们三人并排挤坐。然后就开始表演,儼然一副介绍经验的姿态。他们几位盛讚了我们,还表演了“筷子舞”等节目。戴爱莲老师问我们愿不愿意上舞蹈学校,我们略露不屑,异口同声说只是业餘爱好。当时的潮流,功课好的学生不会去从事艺术专业。事后想来,我们当中又有谁够格呢。

那天,这些大师级人物犹如秀才遇见兵,女附中学生竟“目空”到了不堪地步,似乎不懂“名家”这个概念,井底之蛙般地自以为是。如歌中所唱,“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虽然也是旧社会来的,但我们的创作被“组织”誉为“未来舞蹈的方向”,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改造资產阶级的创作思想。因此,只会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他们,绝不会像现代青年那样,做追星的fans,况且那个时代所有名家自己都回避著这个头衔,党的教育下,不可以有名利思想,只能做“普通劳动者”。那时我们以为自己是革命动力,长大以后如梦初醒——原来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回忆此事,因错失请名家指点的良机而懺悔,为表现得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

三位名家平易近人,可谓大人不计小人过,他们是首屈一指的高人,却无比谦逊低调。对比现今小小名人大大炒作之风,三位高尚的艺术家形象永存我心,由衷希望他们感知我深深的敬意。

我们并未飘飘然,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业餘爱好,全无追名逐利的非分之想。不过,被举国顶尖大师“汲取”了“创作经验”之后,凡有演出之约,无论大剧院还是操场,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有求必应,颇有“传授经验”的责任感。最有趣的一次是在东长安街的“青年服务部”演出,那是一个灯光球场。灯光下演出最好还是化妆,可是我们没有油彩。无奈的当儿,顺手拉开休息室里桌子的抽屉,里面有一瓶“胜利墨汁”,心照不宣大笑之后,就胡乱画了眉毛。那次和我们一起演出的还有天桥杂技艺人金氏家族的车技,不久前方知,车技最高超的领班金业勤原来是我们师大第二附小的学长。

舞蹈露了锋芒之后,我和陈芝秀已不满足於小打小闹。我们俩无形中分了工,她偏重舞步队形设计,我主要考虑剧情构思。我曾异想天开琢磨创作一个大型舞剧。想过一个声势浩大的序幕:舞臺呈现出一望无际的领海,海陆空三名士兵守卫著辽阔的祖国海疆,……。其实这麼想就是因为我喜欢海军的衣服,到时候我演海军。这个想法实在自不量力,最终当然也没能实现,但我们真的是很有抱负,非常投入,并且不靠外援,编、导、演以致服装道具统统自己解决。可贵的是绝对“节约闹革命”,不像现在,就连街道大妈扭秧歌,都得花不少钱做服装、买油彩,少有坚守中华节俭美德者。

为了舞蹈表演,我们(当时的高一二班)还有过一次“壮举”。

起初我们的演出服装一向是自己凑合,比如,我曾乘家人不备,拿了两块好看的衣料,纵向对折搭在舞者颈后,从肩部打开搭在胳膊上,两边缝起来形成又长又大的袖子,套上一件小背心或马甲,一条床单往腰间一围,就做成了西藏服装;男士大号白衬衫倒著穿,钮扣系在背后,领口底边贴上花边(多用纸做),肥大的裤筒用鬆紧带抽成“灯笼”,这就是一套苏联集体农庄小伙子的服装了,……。那个年代,没有公款,或说公款与我们无关;自己也没有什麼私房钱,想买本书,就逐渐节省中午吃饭的钱,当然没有閒钱花在演出服上。我们从无非分之想,觉得凑合的服装很不错,观者也很满意。自从受到团市委和戴爱莲女士等名家的肯定,我们逐渐想入非非,觉得演出服装有待提高。

首先想到的依旧不是花钱,而是“想方设法”。排练了一个自己很得意的苏联舞之后,我们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跑到苏联大使馆去借服装。我虽然反感那首很伤民族自尊的歌:“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但接受了共產主义教育,也绝对相信中苏友谊牢不可破,把苏联看成自己人。我们既已代表“未来舞蹈方向”,谁都会支援我们,无私援助我们的苏联也不会例外。找校方开介绍信竟然获准,至今不明校方为什麼不阻拦,如此给我们尊严。

我们很顺利地被让进苏联大使馆金碧辉煌的大厅,印象中里面有很多鲜花和油画,感觉已经身处共產主义的苏联了。一位大使馆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最终虽未达到目的,但因人家没有这项业务,又很和气,我们不觉扫兴,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回想起来,这次“壮举”实属荒唐。中学生直接跟外国驻华大使馆打交道,可谓空前绝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主人翁,什麼事都敢做主。这种心态著实可贵,对祖国无比信任、亲近,并以为自己也会永远被信任与关爱——那种感觉真好,可惜好景不长。

歌咏堪称强项

1950年代初,唱歌是中学生极为普遍的爱好,各种集会开始之前,有的学校带头挑战叫唱,被点名的学校应战唱歌,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本校开会各班之间也是这样做的)。每天课间休息,康乐干事带领大家欢唱或学新歌。校内举行歌咏比赛,一班四十多个女生也能表演多声部合唱,没有专业指导,从选歌、印製歌谱,到学唱、排练,全部自力更生;没有特製的演出服,整齐划一是唯一的追求。

我们班积聚了眾多的文娱积极分子,课间操后,总是冲著楼上,向负责广播站的年轻工友喊话,让他播放我们喜欢的唱片。喊得最多的是:“放‘雾’!”“雾”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游击队员感激漫天大雾的颂歌,迷雾困住敌人,帮了游击队的忙,消灭了“在斯摩棱斯克道路上遇见”的法西斯侵略者。我班曾以这首歌和另一首苏联歌曲“雄鹰”参赛夺冠,两首歌都是四部合唱。

谈及中学的歌咏活动,不能不重点回忆男女附中联合成立的歌咏团。

师中歌咏团

在暑期青年学园里,师大男女附中联合成立了星火歌咏团,名称源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活动地点在一进校门右手边的一间教室里。第一任指挥高奉仁不久后参加南下工作团,担任武汉歌剧院指挥,他们在太庙公演话剧《丹孃》时,他指挥乐队。星火歌咏团第二任指挥叫陈乃骏,近年知道他也是国立北平师大第二附小的校友。有个瘦高个儿,目光炯炯,穿灰色列寧服戴八角帽,名叫林里的人,经常亲临指导,我们经常唱他作曲的歌。他也是为普及合唱而来,是无偿的,与现在的专业指挥截然不同。这个歌咏团一直延续了下去,后来更名为师中歌咏团,作曲家刘炽经常亲临指导,孙维世等人也来过——都是无偿的,连车马费都没有。那时唱的歌曲不都是歌颂最高领袖的,有一首歌的副歌唱道:“朱德的旗帜飘扬,战斗的意志坚强,为祖国又为著人民,钢铁的野战军在前进。”我因而崇敬朱德总司令。不久后,“朱德的旗帜”改成了“八一的旗帜”,后来说这歌有问题,不能唱了。解放前学的世界名曲更被划为“资產阶级”的,我们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歌咏团以齐、冲闻名,北京中学生歌咏比赛中名列前茅。

师中歌咏团每週日活动一次,虽然那时周日是唯一的休息日,团员却都以极大的热情準时出席,自觉遵守共同制定的团规团纪。基本上是自己选歌、练唱,偶尔邀请名家指导。那时的社团没有经费来源,仅靠收缴微薄的团费购买歌谱用纸和油印所需用品,团员自己刻制蜡板,油印歌篇。

师中歌咏团任期最长的指挥是当时男附中高一的贺继增,指挥动作规范,意图明确,队员容易理解。他在任期间还成立了“指挥小组”,亲自编写指挥讲义,教几名队员学习指挥,对师中歌咏团功不可没。1951年毕业后,由低他一届的马纪龙接任指挥。马纪龙1952年毕业后,换了女指挥邓可蕴,此间印象最深的是在男四中举行的北京市中学生歌咏比赛。我们选章黎作曲的《祖国颂》参赛,那是一首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歌曲,旋律动听,我们唱的也挺好,却只得了第四名。评委认为歌曲只歌颂山河,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阶级性。后更名为“歌唱祖国壮丽山河”,仍因“思想性不强”,未能挽救我们的命运。

歌咏团的活动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练唱认真,要求严格,不过当时水準有限,又只唱革命歌曲,谈不上合唱艺术。后来,男附中学生会主席熊强首次提出“不能满足於齐、冲”,大家才意识到应有更高的追求。熊强提出这般见解,显然具有较高的音乐欣赏水準。我愿一提的是,熊强是前北京市长熊斌之子,是国民党“高干子弟”。他朴实无华,热心为群,深受同学拥护。在追求“陕北无產阶级化”的氛围里,我尤其佩服他敢於发表异议的反潮流精神。作为国民党市长之子,熊强与平民子弟毫无差别。在歌咏团活动中,他从不以学生会主席身份指手画脚,而是以普通成员身份出谋划策,热心而不张扬。

有一次,歌咏团到颐和园活动,大家围圈席地而坐;圈子围的小了,后来的同学坐不进来,熊强喊了一句:“每人后移一屁股”,话音未落,徐宝贤以质问的口吻:“什麼单位?!”发懵的大家顿时爆笑。类似的趣事频频发生,比如,到野外去玩儿,看见“乌龟驮石碑”,就有人开玩笑,对著某个同学说:“多累呀,歇会儿吧!”我也是爱开玩笑的,看到路旁一条狗,煞有介事地“嘱咐”大家:“回来时候可别迷路,记住这儿有一条狗”,大家觉得我可笑又可气。

每次活动中间休息时,大家一起跳集体舞,或做游戏,歌咏团的活动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多次在北海练歌,抗美援朝运动之后,选唱的作品如“朝鲜人民站起来了”,“新疆好”,“生產大合唱”等刘炽的作品;“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等瞿希贤的作品。我们很喜欢时乐溕的“胜利鼓”,可是很快就不许唱了,歌词“胜利鼓响咚咚,放声歌唱毛泽东,领导来革命,高高的山上一棵松。……。”被批判为是影射“毛主席高高在上脱离群眾”,当时只有忍痛割爱,放弃此曲。可是后来逐渐把毛捧上神坛,再也下不来了。

如上述,知名作曲家经常亲临指导,来的最多的要算刘炽。他总是一身粗布解放服,当时没觉得他是作曲家,倒以为他是老革命。瞿希贤也来过,印象中是受过很高教育的女性。以现代眼光来看,他们都是名人,但极其关心中学生的歌咏活动,逢请必来,不求回报。

每逢週末,师中歌咏团还经常组织音乐欣赏,团员们骑车前往南河沿对外文协,有名家讲课。我最喜欢听音乐家陈良讲课,最生动,最精彩,他是我们欣赏西方交响乐的啟蒙老师。听他讲过“1812序曲”,“伊凡苏萨寧”,“天鹅湖”,……;他让我们认识了柴可夫斯基、格林卡,肖斯塔科维奇等大师(那时当然主要传播苏俄作品)。陈良老师是博大精深的音乐人,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记得他讲过好的旋律源於生活,学起了上海街头白糖莲芯粥的叫卖声,我一直记得那旋律,真的很好听。

音乐欣赏结束之后,时间已过22:00。那时的交通规则规定夜间行车必须有灯,讲究些的用“摩电灯”或“电池灯”,中学生不常夜间骑车,一般就用纸灯笼。我们一大群人骑车回家,里面总是裹夹著没备灯笼的,每每被细心的员警发觉。员警喊道:“快点灯!”声音虽大,却不像管人而像关照;这种情况下,必有男附中同学顽皮地回应:“蹬的够快的啦!”眾生譁然之际,车队远远驶去。从来没有员警强行拦截,更无钓鱼执法之事,那时的警民关係还是比较和谐的。

大约是在1951年,北京市组织了一次500名中学生的大合唱队,记得是为了纪念冼星海,所以唱的是《黄河大合唱》里的“怒吼吧!黄河”。那时的演出服就是白布料的衬衫和长裤,不像现在,是个合唱团就得特製服装,男西服,女拖地连衣裙。育英中学的刘俊峰老师指挥,贝满女中的艾碧珈老师钢琴伴奏,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中华杂技团庞大的交响乐队也参与伴奏,其声势可见一斑。中华杂技团的指挥马谦寿(音)水準极高,乐队的任何乐器他都不会漏掉,据说一次演出,乐谱太复杂,两手忙不过来,只见他用力眨眼示意,及时爆出釵声;我至今记得马老的一派学者风度。这次演出以育英贝满的人数最多,其他学校只抽调少数人,我们师中歌咏团参加人数也算是多的,这与歌咏团的声誉有关。

歌咏团的成员友谊长存,半世纪后仍能相聚,歌友之间往往一拍即合,对於六十年的变迁颇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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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这是师中歌咏团部分团员别后半个多世纪的聚会留影,尽皆年逾古稀。

曾经成立话剧团

如前所述,学长话剧表演造诣颇深。我们学著他们的样子,也排起了话剧。曾到校外演过马烽的短剧《房客》,在礼堂臺上排练中,“男”房客挑选房子时正说一句臺词:“……天花板,……”,臺子上方的天花板突然掉下一大片灰,好在有惊无险。吾等大笑,笑的是那灰掉得“寸”,或许也庆幸没伤著人吧。我们毫无自知之明,刚解放时只是初中二的女孩子,竟想排演反映沙俄时期地下党的《夜未央》。“男”一号瓦西里,当然得在班里两个地下党员里挑选,刘士蕙不像,大家一致推选了胡啟恒,而且越看越觉得她像瓦西里。女一号安娜颇有争议,“男”一号提名我,还特别说了让我演出时就穿姐姐给我改的那件束腰带的外衣;傅志英力荐吕友嵐,说她看的文学作品多,演技好;二人争论相持不下。这戏后来没有演成,但是大家的确很认真地对待过。回想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个女一号候选人连剧本都没看过,看了也理解不了,更无法体验生活(年轻人不知深浅似乎代代相传,听说新版红楼梦的演员没看过原著,照样敢演。我们当初不知天高地厚,问题不大,既不劳民也不伤财,业餘活动而已。今天专业拍戏实在不该如此,绝对劳民伤财,且褻瀆名著,想必是追名逐利所致)。

男女附中的话剧团是在暑期青年学园里成立的。青年学园大门里北边的教室是话剧团活动场所,高三的“大家干”剧团和我们初二的“洪涛”剧团合用一间大教室,东头隔壁的小教室属於高一的“曙光”剧团。“大家干”水準较高,喜欢排演外国剧。“曙光”紧跟形势,多排演“解放”剧,就是那种比较土的。我们“洪涛”剧团都是初二的小同学,但也演过一次多幕话剧,是根据高尔基的作品改编的《錶》。那次是为了筹集剧团的活动经费,自己印了票,还真有人买,观眾坐满了男附中的礼堂。演出前,不知是谁找来师大的一位大姐姐给我们化妆,她尽力把长得不像的傅志英和我化得相像,因为她细心瞭解到我们两个演亲姐妹。那位大姐姐端庄可爱的脸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她热心帮助弱小的品格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演出的服装道具是到处凑的,不花一分钱。至於佈景,不知是谁操持的,反正有人製作,有人画,弄得很像样子,也不花太多钱。

那时的业餘活动很少破费,不仅服装道具佈景因陋就简自己解决,而且自导自演,剧团以外的人被拉来客串,无人索取报酬。我们的演技可想而知,观眾却看得津津有味。选演员很有意思,一个独幕剧里需要有人演日本鬼子,琢磨不出合适人选的当儿,讲臺后面忽然站出一个穿童子军服、头戴船形帽的人,大家异口同声:“就是他了!”他叫孙凯(就是我在《母校在心里》所说饰演“小兵队”司令员的那个二附小校友),不仅演了“老日本”,自此这个绰号也归了他。

不记得洪涛剧团何时解散,怎样解散,好像初中三年级以后,就不存在了。

大约在1982年,遇见剧团一位叫吴铁鏞的男生,时为中日友好医院消化科主任。他告诉我他是洪涛剧团的总务,至今保留著剧团的名单,我为其良苦用心而感动。其实我脑子里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名单:女附中同学有吕友嵐、傅志英、赵时勉、徐静一、杨淑颖、房慧堃、田燕、张长甄、我等,张亚美和冯姚平客串过《錶》里的主要角色保育院老师和苦孩子小莲;男附中同学有李延侃、王宝廉、李阿正、蒋光羲、孙凯、吴铁鏞、吴铁铸(此二人名字酷似兄弟,但无血缘关係),张延润,胡金兆,陈康博,尹咏育,白德琛,还有演“小竹马”的戴XX等。肯定还有记不起来的,每逢此时,我总油然想起我的好友吕友嵐,她一定能为我填补空白。可惜她英年早逝,文革中卒於红卫兵虐管之下。

冈底斯排球女队

女附中的排球传统优良,只知道我们在校时是北京市冠军队,八十年代初一次返校,才听一位1929年毕业的老学长说她们那时候就是北京市女排冠军。男附中的排球更是了得,1949~1950年间,高中生自发组成的冈底斯排球队接连打败威震东亚的“振亚”职业队和大学生组成与之齐名的“金刚”男排,他们的每场比赛必有我们这群fans观看助威。解放初期,北京市政治活动较多,很少组织校际体育比赛。我们也学冈底斯的样子,自己组织球队与外校约赛。课外活动时,我们的球队就像所有同学一样,可以使用学校的排球和场地,别无其他来自校方的支持。因为怕学校说我们不务正业,球队成立、训练与比赛皆保守秘密。大家选我当队长,我们找来男附中同学担任指导,他们十分认真,每週按时到场不需特地通知(当时也没有方便的电话);而且绝对无偿,我们连纪念品都没送过,倒是不忘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他们很有大男生气度,从不怪罪我们不懂事,反而把“赖我赖我”掛在嘴边,勇於承担一切责任。

我们不是学校选拔的球队,不能以女附中的名义出去比赛,得像男附中那样起个队名。大家想了好多名字,都不满意,最后灵机一动:“乾脆叫冈底斯女队吧!”但这要征得冈底斯队认可。我代表全队徵求他们意见,诚恳表态说,虽然我们目前水準不够,但一定努力,绝不给冈底斯丢脸。冈底斯欣然同意,我们由fans变成队员,自是喜出望外,此后便以冈底斯名义频频约赛。

冈底斯队义不容辞地派大男生指导练球,担任过教练的有二排边徐宝贤(九人男排的主攻手)、头排中赵树伟(九人男排的二传手),和二排边金德明。赵、金两位指导我们练球时,已从男附中毕业,分别是北医和师大的大学生了。他们之后的两位指导是我们同届的男附中同学,二排边王家楨和孟昭震。就在这些业餘球员的指导下,我队球技迅速提高。当时,北京女中排球水準不高,跟女中赛球,发过球去就落地,我们早就天下无敌,只盼与强手对阵了。先在校内约了教工联队。所谓教工联队,就是教职员工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其中虽有体育老师,和白耀先生那样的排球健将,但当时打九人排球,凑够九位老师,其中的薄弱环节毕竟太多,比如体态庞大的赵先生还有不常运动的女老师,都是我们首选的攻击点。跟老师们“散兵游勇”的联队比赛给校园带来无比的欢乐,但我们的球癮仍难满足,更难达到以赛代练的目的,后来乾脆去约师大体育系了。

挑战师大体育系的比赛终身难忘,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女孩竟然以3:0的绝对优势轻取,让她们很没面子。但我们是厚道的,也很谦虚,不觉得自己真比她们强。我们知道师大体育系有个优秀后垒手,就临时约她们赛垒球,觉得他们一定会赢,从而挽回面子。她们也欣然接受这一轮挑战,於是双方九人排球的原班人马来到垒球场地。我是排球主力但不擅长垒球,赛垒球时,我是“板凳”队员(当时赛场边没有板凳,不上场的队员席地而坐)。师大的后垒的确了得,梳分头,酷似男生,守垒技术高超,能从棒下“偷”球。说也奇怪,我的队友们——一群个子偏矮、貌不惊人的业餘小丫头——竟然再次大获全胜。半世纪后的一天,在我的同学李兆璜家里,想起这段辉煌。经歷坎坷的李兆璜彼时身体已很不济,我必须告诉她女儿,她的妈妈是当年的主力投手。没等我说出比赛结果,她女儿抢先说:“18:4”,可见这个比分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永久记忆,这次比赛是值得我们永远自豪的辉煌。

在女生圈子里,我们的排球队已找不到对手,於是挑战男生去了。当时我们读初中三年级,就约了男附中的初二联。我们觉得他们很棒,抱著学习的态度,没打算赢,再说女生输给男生也不丢脸,所以没有包袱。他们则虎视眈眈,目中无我,必胜信念十足。当时的初二男生,竟有身高力大,连鬢鬍鬚的主攻手。面对高大队员兇狠的扣杀,我这个“头排中”屡屡拦网成功,后排的小个女生稳稳接好一传。女子九人排球的头排中,也是主攻手(二次进攻居多),我攻球谈不上近体快,但下手不慢,直落网前,屡屡中的。事后,男附中初三的胡金兆(洪涛剧团成员)经常赞叹,见人就说“两只手都会follow(头排扣球)”。我们毫不紧张,全无惧色,他们显然包袱沉重,先是轻敌,后又慌乱,我们赢了首局。我队沉著应战,越战越稳,对方则频频失误,溃不成军。最终我们又以3:0的悬殊比分拿下比赛。

赢了男生,万分得意,自觉实践了“巾幗不让鬚眉”,底气越来越足。1950年,我们自己报名参加了全国女排选拔赛华北赛区的比赛,对手有师大体育系队,辅仁大学队等等。我们虽不太适应六人排球,但每场比赛都打得不错,只是没有一个队员入选。据分析,“解放”初期,选拔的指导思想是儘快组成国家队出国比赛,而我们身高普遍不合要求,且过於稚嫩,不具国手风范。话说回来,就是中选,我们也不会服从,当时的女附中学生认为体育只能是业餘爱好。

享受了全国选拔赛的过程,技术有所提高,我们很快乐——快乐,就是我们打球和参赛的目的。21.jpg

图:约在一九五一年的“五四”,团市委在文化宫举办表演赛。对方是辅仁大学,同方球员是文中提及的女附中校友,市中学生跳远冠军童修林。拦网的是作者。

冈底斯女队逐渐被社会承认,逢重大节日或重要活动,只要有排球表演赛,冈底斯必是参赛一方。在文化宫有过两次表演赛:一次是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对方是首届国家女排。国手阵容里有我们当初的手下败将,但经过一年专业训练,时非昔比,我们以0:3甘拜下风。不过,因为每场输得不算太惨,15分制的情况下,我们能得到7~10分,受到观眾一边倒的支持。另一次是十一,对方是辅仁大学。赛后,我们的指导,男附中的孟昭震,发现文化宫门内的橱窗里有我们比赛的巨幅照片,拍的是我拦网的瞬间,据评价,姿势显得颇为专业。孟指导立即订购该照四寸件,送给每个队员一张(虽经文革抄家,仍保留至今)。

和辅仁大学比完排球,有关方面突然告知篮球表演赛有一方未到,希望我们和辅仁大学临时组队救场。反正是玩儿球,我们未加思索欣然同意,辅仁大学也没推脱,她们队里有女附中毕业的童修林,还有一个曾是志成女中篮球队的主力。对手是小有名气的“北京青年队”,队员多来自体育世家,比如,著名教练的女儿王丽先和王丽云。她们身著白上衣、黑短裤,整齐划一;我们呢,辅仁大学的是紫色上衣,白色长裤,我们是女附中不甚方便运动的布料浅天蓝短袖衫和深天蓝短裤;何者正规,何者杂牌,一目了然。热身中,人家那架势很专业,我们经孙秀艳先生培养,基本功倒也不逊色。但我们没打算赢,人家专门训练,我们从未配合。可是我们杂牌军又是出乎意料地赢了,这说明一个道理,心中坦然才可能赢得比赛。我们的篮、排、垒比赛,都是为了玩儿一场球,都是在输赢置之度外的心情下获胜的。至今我都特别反感媒体给国手施压,胜败乃兵家常事,动輒联想“盛世”,企图以赢球衬托制度优越,实在无聊。

还有一次,印象同样深刻,是一次苏联十月革命节,我们和男附中的冈底斯同被邀请到苏联大使馆,与苏侨队友谊比赛。比赛极不正规,苏侨队的大婶儿们身穿大长裙、脚蹬高跟鞋上场。赛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餐厅,招待了一顿丰盛的俄式大餐。席间没有主人,这让我们很自在,小疯子和朱宝儿二人试遍了餐桌上的调料,洋相出尽,餘者哈哈大笑。男附中的学长们则彬彬有礼,全然不像我们那样没见过世面,对於我们的肆无忌惮也只是无奈地蹙眉忍俊。这次比赛之所以印象深刻,与其说在於比赛本身,不如说在於平生第一顿西餐,以及出过的诸多洋相。

冈底斯女排团队精神很强,队员个人利益绝对服从球队,身为队长,我更以身作则。球队正盛时期,学校请来新影乐团的指挥陈维文先生来教小提琴。陈指挥拉得一首很棒的小提琴,他的代表作“中国之鼓”灌成了唱片。他执教严格,报名参加者要通过乐理考试。我的成绩本不愿意告人,但结果意外:第一名是梁光资,76分;第二名竟然是只得了56分的我,且遥遥领先於第三名——她得了28分。我被录取了,一周之后,学会了用颈夹住琴、保持弓与弦垂直,能拉最基本的五个音。陈维文先生不知怎麼知道了我打排球,告诉我打排球的手指很难拉好小提琴,责令我退出球队。我向他发誓,保证每天练习二十分鐘,以为足以令其感动,从而通融我两者兼顾,先生却说每天练两个小时都不够。队友们断然不许我离队,为了团队,我放弃了学小提琴。

至此,我幡然意识自己对於女附中的回忆是大谈课外活动,“杂耍”盖过了正题,看官一定在想此文不是什麼好学生所作。然而我不后悔,这正好反映了中学阶段的快乐,所有课外活动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并不影响学习。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解放后仍持续著原来的优良学风,注重全面发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老师教学有方,注重啟发,不靠题海战术,传授举一反三能力,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有餘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中小学阶段之所以师恩难忘,情谊深长,正是因为老师给我们打下了终生受用的知识基础,同时让我们有充分的课餘时间挖掘潜能。我们中学时代的课外活动极为丰富,很多特点值得现在继承发扬。比如,广大同学普遍参与,而不是什么招特长生,同学独立自主组织社团、开展活动从不奢侈浪费,等等,遗憾的是,学校教育中的这些精华已不为现代所青睞。

转载自《二闲堂》网站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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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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