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分类:

21.jpg

 

图:约在一九五一年的“五四”,团市委在文化宫举办表演赛。对方是辅仁大学,同方球员是文中提及的女附中校友,市中学生跳远冠军童修林。拦网的是作者。

 

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作者:孙昌龄


引子
 
一九一七年,西单辟才胡同路南、宽敞的暗绿色大门里,有了一座圣洁的殿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这所学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享有盛誉,就已成为有志少女追梦的摇篮。

我有幸於一九四七年来到这里,多少度过一段单纯接受教育、汲取知识的时光。不久以后,这里和全国一样,沧桑巨变。老师、学长虽守护、发扬著女附中的传统,但对於歷史上母校的全貌,后学毕竟知之甚少。是高中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歷史老师高文鸞先生告诉我,女附中校史里举足轻重的前辈,非欧阳晓澜主任(即校长)莫属。欧阳晓澜先生是女附中的创建人,早年留学日本,始终单身,以校为家,全身心地投入这所学校的创建和治理,从校舍到师资,从体制到仪器设备,事无巨细,无一不亲自筹措,潜心十年,女附中誉满京城。师大女附中坚实的根基是她与同期教育人士奠定的,颂扬以后领导成就之时,必须清醒,名校至今,欧阳晓澜主任功不可没。

年近上寿的高文鸞先生流露的无比崇敬深深地感染了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欧阳晓澜印痕——我们母校女附中的创建人,真正的教育家,引领时代的伟大女性知识份子。

从一九一七年欧阳晓澜主任到一九四O年代上半叶的石que4(音)磊校长期间,还有杨荫庆主任等敬业前辈的辛勤耕耘,奠定了女附中的牢固根基,创造了女附中的真正辉煌。民国时期,女附中隶属关係多变,校长的更迭我辈无从得知,只能感恩他们总体的不朽功业。遗憾的是,实验中学的校史只强调“革命斗争”,看不出这所学校办过教育,看不出曾是个女中;关於校长,校史里只列举了1949年以后的各位政工干部,而没有以前的教育家和师长。

不!我们的女附中情结,不是那个从1949年才开始有校长的“新建”学校,不是袁姓校长所说的“最大特点是光荣革命传统”的“政治”学校,不是校园高楼林立的高干子弟上书房,更不是90年校庆在人大会堂由名人主持了庆典,并将至今毫无愧意的文革红卫兵首领列入 “知名”校友的实验中学。永存我心的,是北京西单辟才胡同路南那所纯朴优秀的百姓女子中学。我们的母校不靠后臺支撑,从不张扬炒作,她是优秀师生员工的大家庭,传承了高尚的优良校风,塑造了脱俗的纯洁心灵,啟迪了取之不尽的智慧。铭刻我心的,是欧阳晓嵐主任所留,代代师长学子传承下来的女附中烙印。

当时教学严谨、校风朴素,办学宗旨和教育方针之可取,有校歌为证:

附中,堂堂正正本校风。
我们莫忘了勤、慎、诚、勇。
你是一个海,涵真理无穷;你是一个神,愿人间大同。
附中,太阳照著你的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勤做工。

歌词中的“堂堂正正”亦有“温和大方”之记忆,或许前者为男校採取,后者为女校所用。

初识女附中

小学五年级,我乘愚人节之机,策划“恶作剧”,激怒了老师,又拒不检讨,匆忙决定跳班。公立学校只剩下了最难考的师大女附中,报名已至最后期限。我以同等学力报名,生怕人家问及跳班的原因。战战兢兢地填好报名表,办完手续仓惶离去,生怕校方反悔,所以没顾上细看校园,甚至连报名的教室也没敢环视,印象中留下的只有坐南朝北略带拱形的暗绿色校门。因为报名晚,我被分配到校外考场——中国大学破旧的逸仙堂,考完了依然不识学校真面目。由於“理亏”和不够自信,看榜那天竟然没找到我的名字。垂头丧气离开时,被六年级的李德拦回,到榜前直指我的名字,凝视良久才信以为真。谢过恩人李德,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别说校园全貌,就连缴费日期也没弄明白,脑海里只有校门内西墙上的那张大榜,和榜上还算靠前的我的名字。(详见“新浪博客”“chlsunmu”的连载博文“纯洁心灵永存我方寸”或《二闲堂网站》“来稿存真”栏目及香港中文大学《民间歷史网站》刊登的“母校在心里”。)

幸而被录取为五十名公费生之一,若是自费,父亲万一不同意,就不得不继续读完小学,就不得不俯首贴耳给级任老师道歉,那最后一年的二附小生涯将是多麼痛苦!考上师大女附中,自是喜出望外。我心花怒放,不是因为随之而来的讚扬声不绝於耳,也不因为该校享有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誉满京城,幼稚的快乐仅仅源于卸掉了给级任老师道歉的沉重包袱——我小时候是个不愿低头的倔强孩子。

开学那天,才得以浏览女附中校园。进了校门,南北通道直达尽头的后楼,东西两侧的甬道低於这条南北通道,要下几步臺阶。东西甬道北侧是一排临街的两层楼实验室,还有校长办公室等等;南侧院墙中间月亮门内见一层院落。院子的南面是前楼,南北通道从楼中间穿过,穿堂东西各有两间教室,初一两个公费班在东,初二在西。前楼的楼梯是露天的,二楼是初三的教室。东西厢房分别是教导处和训育处,东南西三面都有可供遮风避雨或乘凉的廊子;院内有两株硕大的海棠树。穿过前楼,又是一层院落,南北通道之东是礼堂,礼堂的南窗外是一窄长院落,有花草树木;东厢房是初一自费班的教室,记得小图书馆也在那一带。礼堂对门是一间做过食堂的大房子,南邻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隔壁是高一的教室。教室南侧空地不如通道东边的院落宽敞,但也花草树木丛生。再往南就是学校尽头的后楼。那里是高年级教室。就在这面积不大利用得当的校园里,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人才。学校西北角的“操场”其实也是个院落,连50米跑都得接上一进校门的甬道西头。然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在这个小小的场地上,练就了一队又一队的北京市女排冠军,西城区女篮冠军,以及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眾多名列前茅的田径运动员。

高二高三的教室在后楼,大师姐们每天上学必须经过前楼的穿堂。她们身著天蓝色竹布小褂,黑裙子,白袜黑鞋,依我孩童眼光,个个是婷婷玉立、嫺静高雅的淑女,令人心生羡慕。后来,操场上,舞臺上,处处可见淑女们的精彩表现,方知她们不是仅以“淑女”就能概括的,其中不乏才女,健将。她们演过《雷雨》,《魂归离恨天》等大型话剧,虽皆女生,但演技了得,印象最深的是吕婉茹(注:今年上半年,凤凰卫视中文台採访了她,方知她是路易·艾黎的秘书。耄耋之年的她,依旧思路清晰、气质高雅,女附中风范不减当年——我是在没看到她的名字时认出她的)、袁贤书、韩二丽、韩丽珠等学长。她们很能打动观眾,水準之高我辈望尘莫及。运动场上,常见高三的排球健将尹世珍,高一的北京中学生跳远冠军童修林,初三的北京中学生百米冠军邱同,……。

女附中歷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跟随学长们的脚印前行,后学也将能文能武。

入学后,学校发给人手一册《学生守则》,不外是学生各种行为的规范,细节记不清了,只“头髮不得过耳一寸”一条记忆犹新,女附中学生一律短髮,梳到耳后还是盖住耳朵倒是不限。初中的校服与高中不同,是“童子军”服——深米黄色衬衫与裙子。女附中对“童子军”服的要求不严格,我穿的就是姐姐给做的。姐姐是大学生物系的高才生,可是拿起布料就敢裁衣服,做工了得。我向高班同学借来统一式样的童子军服,姐说那裙子瘦不瘦、肥不肥的,不好看,给我做了斜裁的裙子。校方没管,同学们更是都喜欢我的那种,姐姐给我做的童子军服被公认为最佳式样。

一堂堂课上下来,认识了眾多先生。我们跟所有的老师都叫“先生”,不带姓,这习惯延续到毕业(我保持至今)。女附中女先生居多,一看便知,高年级学生的优雅气质来源於先生们日復一日的薰陶。不论男女先生都给人以信任感,学问、品格令人敬服。他们的言谈举止泰然自若,落落大方——这是内涵所致,与当今‘名师’的刻意造作大相径庭。

校长姓石,名que(4声)磊,que4字是并排的两个石字(字形档里没有)。她的名字共有六个石字,因而字为石陆石。石校长毕业於燕京大学,就读燕京大学时,是金质奖章获得者中的两名女生之一,另一是冰心。她是教育家,由於办学业绩卓著,受过宋美龄接见(可能是唯一被宋美龄接见的中学校长)。
 
欧阳晓澜校长与石校长任期之间,除了杨荫庆先生(近来方知),还有谁,我就不得而知了。

学校设教导处、训育处和总务处。教导主任耿克仁先生教高中物理,学问大,教书有方,有口皆碑;他干练有派,大学教授模样。总务主任郭老先生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我跳班考上女附中后,得意忘形,错过了缴费日期,正是郭老开恩通融,我才如愿以偿,所以一辈子忘不了他老人家的恩典。训育主任徐慕贤先生绝非空头“政工”,不仅有学问,还弹得一手钢琴。当时北京女中无一例外地譃称训育主任为训育妈,女附中学生跟徐先生叫“徐大妈”。主任下设训育员,学生淘气,跟已婚的叫嫂子,未婚的叫大姐。我记得四嫂子,裘嫂子和大姐,四嫂子最厉害。大姐虽干著管人的事,人却靦腆,曾被初三学生气哭。初三的朱乃琚告诉我,一次,大姐到初三教室查堂,边走边哭回到训育处途。四嫂子问及原因,大姐哭诉:“她们叫我大姐”,四嫂子劝说:“这算什麼!她们还叫我四嫂子呢。”围在训育处外的大群学生顿时譁然,原来她们气走大姐还不罢休,悄悄尾随其后静观事态发展,大姐和四嫂子哪里料得到呢。我暗挑拇指,原来女中学生捣起乱来绝不逊於男生,并从此努力‘挖潜’,不断琢磨打破高班捣乱记录的’损招儿’。

半年前,与高我四届的刘秀莹学长谈起对她们的淑女印象,她笑说:“什麼淑女呀,我们可淘气了,捣起乱来让嫂子们发怵。”她说,当时北京某报登过一篇文章,题为“女附中的小姑们”,说的就是女附中学生如何变方儿捣乱,“嫂子”们如何怵于跟“小姑子”们“短兵相接”。原来,我心目中的淑女,捣乱起来也不含糊,后来知道,越是高班,捣乱方式越高雅,分寸得当。但凭心而论,当时的学生由衷地尊敬老师,捣乱是友好的,无非是毫不掩饰地“释放”单纯的天真,也是为她们的充沛精力找个用武之地,绝非出於恶意。

女附中首先是“优秀师生员工的大家庭”,我的女附中记忆首先是中学六年时间里,谆谆教诲我们的敬爱师长,以及与他们共度的时光。

我的老师们和课堂点滴记忆

百姓心里有桿秤,用来衡量官员,学生心里有桿秤,用来衡量老师。课程结束后,能够留在学生心里的老师是成功的。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大都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潜心教育,平易近人,学生离校半个多世纪,感觉上却好像从未与老师分手。

过去的学生中,流传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许是这句话的影响,当学生时,非常重视数理化,尤其重视数学,对任课老师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就从数学老师说起吧。

李振纯先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同学们也都如是。先生身穿素色旗袍,头髮整齐地梳向耳后,脸庞白皙,目光里深藏著睿智、闪烁著真爱。受先生形象、学识与人格魅力的感染,她所教的“几何”是女附中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喜欢证明几何难题,喜欢“已知,求证,证”的逻辑,也喜欢左边列写论据右边逐步推出结论的格式。毫不夸张地说,最后写出“即所求”或“证毕”之瞬,就是当日最为愉悦快慰之时。久久证不出难题时,我们常说一句淘气话,不料先生知道了,上课时学我们:“有同学说’平面几何就是已知、求证、愣(描述与事实贴切又与证字合辙押韵)。”在同学们开怀大笑的轻鬆气氛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受挫的原因,使学生重树信心,兴趣倍增。那时没有什麼题海战术,做题不多却学到了方法。后话曰:先生给我们的是永远有用的猎枪,而不是暂时充饥的乾粮。先生教学有方,板书工整,还有一个令学生每每激动不已的绝招——随手一挥,就在黑板上留下一个完美无缺的大圆。她精通业务,教书教人,严而不厉,我们初三、高一的“平面几何”和高二的“立体几何”都由李先生执教,实乃三生有幸!

我与先生很有缘分,离开母校多年后回到大大的北京,竟能在南新华街七路车站巧遇先生。正值炎夏,又在路边,不便与先生畅谈。匆匆握别后,盼望著再能见面,只是当时我在遥远的异地工作,实在难得这样的机会。更大的缘分是,告别“平面几何”约二十年后,我却一度教上了“平面几何”——给工农兵大学生补基础课程,讲课教师由数学教研室指派,我们专业课教师负责辅导。一次我主讲集体答疑之后,学员居然向校方要求换我讲大课,我婉言谢绝,心想我不是数学老师,只不过是优秀数学老师的学生。我深知学生信任我,不是因为我自身在几何上有什麼造诣,而是李振纯先生功力的延续。得到这种信任令我欣慰,也算我对先生有所回报。
 
文革前,先生被调到西城区教育局,可谓是教学一线的巨大损失,不过若能让先生的经验广为流传,使全北京全中国的学生受益,倒也不失为大好事,可是文革中先生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整。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权威,当时“反动”成了“权威”必然的定语,要不怎能制服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呢!文革后期,女附中校友一行数人来到西城区教育局。先生那天虽然不在,但是我们的目的却达到了——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着实让她的同事惊讶,与她们同龄的莘莘学子对李先生的情谊是如此深重持久!虽未见到先生,我们仍很得意,浩浩荡荡的队伍给最敬爱的老师震了声威。这样不可多得的老师,何以挨整,焉能整倒?

四人帮垮臺后,得知先生仙逝,车站巧遇竟是诀别。但是,先生一直在我心里,从未与我分手。

我没上过六年级,基本没学过四则难题,上初中后算术成绩一度下滑,失去了小学时那种脱颖而出的感觉,不免失落。不过,同学们都是北京知名小学的优秀生,我是跳班生,往往又原谅自己,不再像小学时总有“拔尖”的愿望。加之很快迷上各种球类,十分贪玩儿,留恋操场而疏离课堂,似乎放弃了学业上的竞争心,淡出了老师心目中高才生的名单。就在这时,杨淑颖告诉我:“李先生说了,咱们班有三个人最聪明,你、我、和胡啟恒。先生说胡啟恒聪明又用功,你最不用功,我比你好点儿。”在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时,这件事对我產生了绝对的影响,使我重新掂量自己,相信自己有潜力,终於在“差不多”与“最好”的抉择中,挑选了追求后者。李振纯先生懂我,她不仅是我敬爱的优秀几何老师,而且是我珍惜的岔口指路人。受先生影响,从教后,我特别注意“读懂”每一个学生。

张玉寿先生教我们“三角”,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精通业务,教书有方,与李先生不同的是,她严而又厉。张先生上课有两点与眾不同:一是讲到一个段落,她撤到一旁:“值日生把讲板擦了”,满脸威严,值日生不敢怠慢(后来在几何课上,我们自觉擦黑板,李先生婉言谢绝:“你们应该做的,是认真听讲”,坚决将值日生请将下来);另一是每每下课前十分鐘,先生语速一旦加快,接著准说:“拿出小本来!”声色俱厉,学生不禁倒吸凉气。“小本”是自己用十六开白报纸线装而成的,用於下课前突然袭击式的小测验。此举渐成习惯,练就了胆识,力争常备不懈。小本封面右上侧画好两行格子,那是填写测验成绩的地方,小本发下来一律摆在课桌的右前角,好坏成绩尽皆眾目睽睽。

学生多怕张先生,可是毕业后也多来看望她,与她保持联繫,公认师从先生受益匪浅。文革后,眾多校友前来拜望,先生精心备茶点招待,我不忍给先生添麻烦,悄悄地说:“以后拜访先生不能事先通报,要像当初‘拿出小本来’那样,突然袭击才行”。嘴快的同学马上‘告老师’了,先生用手指点著我,笑了起来。据说,先生的棱角早被文革后招进的捣蛋生磨掉了,变得温和而热情。教我们时,先生十分严肃,只在课堂上笑过一次。那是“大孩儿”回答问题时,怎麼也想不起和式符号∑的读法,双眉紧锁、目光生疑,不由自主读成了TMD。其实女附中学生根本不会说粗话,歷来无人用此词语,如此的出其不意,毫无思想準备的全班同学强忍住笑,谁都不敢当“出头鸟”先笑出来。注视著无邪含笑的“大孩儿”,先生破天荒地笑了,学生们如释重负,狂笑顿时爆出,这等放肆,在张先生的课上仅此一次。

高二时,因为近视,考“小本”总抄错题,分数照扣。一次,年级联队与教师联队比赛排球,我活跃在球场上,张玉寿先生一直看到比赛结束仍不离去。原来先生是在等我:“咱们可不能光玩儿,得用用功啦!”张先生虽然不像李先生那样懂我,仍使我感到非同一般的关爱,我立即用功,还配了副眼镜,以免再抄错题。得知我高三代数所有考试和测验都得满分,先生比我自己还高兴,谦虚地说:“还是王先生教得好。”其实两位先生教的都好,是我这个学生不同了,配了眼镜,并且比师从张先生时努力学习了。我感谢先生始终如一关注著我,并相信我有潜力。

一九八六年寒假,我在中学附近的医院手术,听说先生身体欠佳,出院前看望了她。这倒给先生添了麻烦,次日,她委託她的姐妹到医院看我,送给我一个精緻的日记本和一罐高级冲饮品。1992年出境讲学前看望先生时,她的健康状况更差,我告诉她:“等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先生”。我回来后,先生已搬离女附中宿舍,据说不便联繫了。但是老同学聚首时,至今不忘恩师。

25.jpg

右图:与数学老师王明夏先生的合影。

王明夏先生是高三的代数老师,严肃而亲切,所以上王先生的课不紧张,考试测验也很从容。她的妹妹是著名电影明星王人美,姐妹二人志趣、从业可谓大相径庭。王先生和张玉寿先生是好朋友,两位独身老师住在女附中的教员宿舍,一个四合院的三间北房。王先生所教内容中,印象最深的是行列式和排列组合,后来遇到这类问题,王明夏先生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里。先生教学有方,不急不躁中使学生从容地掌握要领,自信地学习、提高。高三学代数,没觉得费劲,可是所有考试测验都得了满分。

后来,低我两届的远房堂妹师从王先生,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家还说她和先生长得像,她后来上了北大数学力学系。听她说,王先生文革中去世,那个罪恶的时期,如此温文尔雅的好老师也难免一劫。先生早逝实为女附中的巨大损失,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这些早期学生的心中。

还有三位数学老师:

关炳衡先生教初二代数,住在东城宽街一个大红门里。学生根据她笑眯眯的形象,以及她宠养的一隻大猫,善意地称呼她“关猫儿”。当时我极不用功,又处於时局动盪之际,对那学期的课,真的是印象不深了,实在愧对先生的辛劳。

鲁先生教初一算术,身材高大,却缠过足,学生背地里淘气但友好地称她“鲁小脚”。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讲极限概念,讲到在一段距离间总是走其1/2,而永远不能达到终点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块儿,一块儿”地“走”;口音的缘故,先生把“块”读成第三声,我们总是故意学她,有时还调皮、偷偷地说“脚大点儿就走到了——不可理喻。

同张王两位先生一样,关先生和鲁先生也是独身,终生从教,恪尽职守,两位老师都很优秀。

张先生教高三解析几何,数学课唯一的男老师,细高挑儿(老北京这样形容身材又瘦又高的人),脾气极好,教书也不错。与眾不同的是,冬天上课,先生会注意到教室里取暖火炉上的一大摞饭盒。我们自带午饭,中午课前放在炉子上,上课时,有的流出汤来刺拉拉作响,有的发出糊味。先生就把下面的饭盒倒到上面来,我们顽皮地偷著笑,但为先生的无微不至所动,反而不好意思“捣乱”,又是重中之重的数学课,大家都很快进入角色,认真听讲。

在女附中的六年里,经歷了三位物理老师。

张继衡先生教高三物理,平整洁净的深蓝色旗袍,腋下的扣襻上总别著一方浅色手帕,端庄高雅,她一出现,我就会想起《爱莲说》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先生嫺熟掌握教材内容,授课言简意賅、信息量大,逻辑性强,举例恰当,能吸引学生;板书清晰,语调平缓、声音柔和,从容传授知识,注重培养思维。当时我们只知先生精通业务,几十年后方知,先生读过研究生还擅长排球。那个年代研究生已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是女生!当时我们觉得先生不苟言笑,很少跟她说题外的话,若知先生擅长排球,我们的球队必会找上门去。那个年代,年长於我们的女生擅长体育者不可多得,更何况是研究生!

2009年夏天,我和邓可蕴一起去看望张先生,她已耄耋高龄,行动虽不甚自如,思维却敏捷如故。畅谈良久,老师仍捨不得我们离开,她和许多老师一样,都特别喜欢我们这代老女附中的学生。

王清漪先生是高中时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大眼睛明亮而温和,皮肤白皙,头髮微黄,身材窈窕,非常漂亮。先生讲课音频较高,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课上学生提问,她总是先笑再答,遇到“一根筋”的,更是无奈地笑笑之后,耐心作答。

马瑶琴先生教初三物理,她刚从师大毕业,我们是她第一班学生。我们对大姐样子的老师不免放肆,女生调皮起来很难对付,回想起来不好意思,我们有点儿欺负马先生。力学中,力是用字母P表示的,马先生指点黑板上代表力的箭头说:“这个P是我加的”。话本无可挑剔,我们偏要篡改成“P是我家的”,而且不约而同,於是哄堂大笑,从此,P就成了先生的绰号。

马先生做过我们的班主任,要求每週交一篇日记。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交给老师一篇应该不是额外负担,可是我们都自愿“加负”,专门写一篇给老师看的,自己的日记只供同窗友好之间传看。当时似乎不懂得什麼“隐私”,上述做法多半是少年“叛逆”使然。

化学课先后由三位男老师任教。

谢博卿先生教初二化学,他总穿西服,带一副黑边眼镜,秃顶,让学生很容易联想起连环故事里的角色——人物化的“狗先生”(恕我不恭,如实回忆),於是以“狗头”为绰号。他的女儿跟我们一届,也随之被叫做小狗,她毫不生气,同学叫,她高高兴兴地答应,不知她回家敢不敢把同学淘气的秘密告诉她爸爸。谢先生很有学问,讲课语调低缓,不紧不慢,面带笑容,深入浅出地讲解元素週期表、分子式、方程式的平衡、……等化学知识,将学生带进科学殿堂。先生边讲课,边做实验,製造过氯气、氮气等气体,还有手感软软的水玻璃。

高善亭先生是高二的化学老师,比谢先生消瘦苍老,典型的中国老知识份子形象。他好像是山东口音,那时我们很少接触北京以外的人,分辨方言的能力不强,或许判断有误。高中化学每堂课都在化学实验室里上,总是结合做实验,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高先生严谨而和靄,听高班同学讲过她们的一次化学实验,高先生拿装有笑气(N2O)的试管,每走到一个学生面前,就用手从试管上面朝学生搧,以便证明吸到那种气体就会发笑,因为先生搧得认真,没等吸到笑气就都笑起来了。我一直盼著,可是我们班学化学时,好像没有做过这种实验。

陈连第(步青)是我们在中学的最后一位化学老师,同时在一所市立中学和一所私立中学兼课。习惯了女附中先生的精炼、正规,不免觉得陈先生讲课囉嗦、閒散,轻微的河北口音使他本来就可乐的语言更加容易触动学生的笑神经,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真逗”。我不十分钟爱化学课,也从不死记硬背,所以对化学头疼,可是陈先生那种教法倒是不容易忘掉的。比如化学元素次序表,先生是这麼讲的:“有个人叫贾纳(钾钠),他加倍思(钡鍶)念,盖(钙)世的美侣(镁铝),就送礼物,可惜(锡)铅太轻(氢),得送厚礼,於是共同(汞铜)银铂金”。这让我一直没忘那次序是“钾钠钡鍶钙镁铝,锡铅氢,汞铜银铂金”,当时不喜欢,觉得有点俗,但却想忘都忘不了。说到高山上空气稀薄,就说他自己上过极高的山,说:“高山顶上老和尚给我煮饭,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可是饭煮不熟”,我因而牢牢记住气压与海拔的关係,至今眼前仍浮现出先生描述的与老和尚促膝点柴烧火煮饭的情景。……。我们虽然觉得先生“不够女附中”味儿,先生却常常夸奖我们,说国立学校的学生就是好。

国文老师先后有韩XX、黄淑环、赵静苑三位先生,1949年以后,国文改为语文,唐初、胡立、李少铭、钱濬、林莽五位先生先后任教,高三时,林莽先生把语文课改成了文学课。

韩先生教女附中初一之外,还在男三中兼课。初一国文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至今仍能背诵:“餘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以之律己,以之育人。韩先生把爱莲说名句鐫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却因他浓重的汗毛而送了他“毛猴儿”的雅号,实乃大不敬也!韩先生对此并不介意,留给学生谦和的微笑。

黄淑环先生任课期限不长,讲过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章。她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有旧时大学教授的风范,给我印象极深,儘管这种印象是笼统的。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教授,说明我的感觉不无根据。1978年,得知先生已成孤寡,在清华任教的女附中校友来到她家问候——清华园里一个不大的单元房。先生看见我就想起:“你小时候是个小圆脸儿”,我很激动,屡经运动折磨,彼时已非圆脸儿,先生却还能认出;我也感慨,先生竟然记得她三十年前的弟子,足以说明我们的老师是倾注全心於学生的。

赵静苑先生很喜欢我的作文,还选做范文读给全班。一次自由命题,我写了一篇“我的邻居”。赵先生边读边笑,尽情流露著欣赏之情,夸奖我文笔生动幽默。当时刚刚“解放”,年级办了壁报,赵先生鼓励我投稿。我想先生对“我的邻居”一文如此青睞,它一定成为壁报首选。不料稿件被退,负责审稿的唐初先生说我的作文没有思想性,要求选题、内容都必须为无產阶级政治服务。我深受打击,赵先生结束任教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文陷入低谷,不再脱颖。

赵先生讲的国文课,记得有“大铁槌,不知何许人也。”,还有徐志摩的文章,第一句是“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等等。

赵先生身材矮小,长年穿高跟鞋,因此得了雅号“赵高跟儿”,女附中届届相传。同学们一起说到先生,都以绰号称之,她的侄女,我班的赵时勉从不生气。我们毫无恶意,可能也拿先生当自己的姑姑了吧。

唐初先生短时间教过我,之前,他退回了我投给墙报的稿件,所以上他的课我很紧张,作文更是不知所措,实在不懂怎麼写思想性才强。我清楚记得,为了追求思想性,写作文开始假模假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先生很和气,一口四川话很好玩儿,於是也敢调皮捣蛋了。唐先生的竖行板书总是歪斜的,我就故意使劲歪头看,还怕先生注意不到或不屑於理,乾脆挑明瞭说:“先生别歪着写行吗?歪头看太累了。”先生不但不生气,而且笑著改了他的习惯,使我觉得这个来自“解放区”的老师倒是很虚心、很随和的。

多年以后,唐先生和高班参了军的才女张美英学长结为伉儷。

李少铭先生在所有老师里是我最感陌生的,任课时间短并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她很革命,很原则,而我既不根儿红苗正,又扳不住调皮淘气,有点怕她,印象中她没笑过,至少是对我。我一直以为她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很久以后听说她是师大的,我就觉得她“改造”得太彻底了。在李先生门下,我的作文没上过85分,主要扣在“思想性”不强。五十年代初,“思想性”远远重於文笔,我不知道怎麼能让思想性强,作文故意加些革命词语,假话连篇枯燥无味,连自己都不爱看,简直失去了写作文的兴趣,每次作文都凑够一张纸,绝不多写,有时句号划在格外(那时,都用毛笔和作文专用的毛边纸写作文)。我对作文由充满兴趣到不感兴趣,是整个社会的教育造成的,这里只是如实回忆当时的感受,绝无抱怨先生之意。

胡立先生是学化学的,服从需要教了语文,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了一个化学厂。我在高考作文“我最敬佩的一个人”里,写了对他服从需要从事截然不同职业的敬佩;后来以他为榜样,也服从分配频繁适应“需要”。只是回想起来不免质疑,所谓工作需要是谁的主意,是否真有意义,甚至觉得有关方面应该反思知识份子政策。胡立先生的为人从业令人钦佩,展现给我们一个优秀共產党员的形象,很久以后方知他根本不是共產党员——那时,“共產党员”这一称号还是能够服眾的,总被用来比喻好人。

1949年以后的高中语文比过去初中学过的还浅,初中学了不少古文、名著,高中倒学起了“半夜鸡叫”、“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之类。每个学期的课本里都得有领袖的文章,不可能匹配学生已经达到的程度,“政治性”或许很强,语文教育则显然倒退。倒也学了鲁迅的“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茅盾的“林家铺子”,还有叶韶钧的作品,但我不喜欢这些名人的作品,尤其反感郭沫若的。之所以还能永葆对语文的兴趣,一是因为小学、初中奠定的基础,二是因为胡立先生的为人。胡立先生也不因“思想性”将我的作文一棍子打死,他虽然批评过我思想性不强,也没给过高分,但却充分肯定我的文笔。一次我和房慧堃在往学校走的路上遇见先生,房慧堃好像为我得不了高分鸣不平似的,跟胡立先生夸我的作文,先生立即附议,说我用字自如,令我自信。

胡立先生平易近人,坦然满足我们的好奇,如实“招”了他和夫人胡平先生的恋爱经过:他们是同学,前后座位,胡立先生老跟胡平先生借橡皮。我们听了十分开心,觉得胡立先生不仅可敬而且可亲。

钱濬先生是来自上海的女老师,上海普通话口音很重,不过班里的上海同学王智、吴明和可以充当翻译。任课时间短,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一次自由命题作文,我写了此前不久世界青年代表团来校参观的经歷和感想,被钱先生选作范文。点评中,先生说我用的是由远渐近的手法,达到高潮时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另一次,先生说我的手法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其实写的时候,我根本没考虑那麼多,没想到要用什麼手法,自知那不过是“瞎猫碰死耗子”,只是自我情感使然(我从不刻意描述),不过,一经先生点评,在写作方法上却也收穫颇丰。

林莽先生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在我们高三时,调来女附中教语文。第一堂课,先生就声明这门课不能再叫“语文”,而要改称“文学”。讲授内容果然文学,让我们知道了果戈理、雨果、托尔斯泰、莫泊桑、莎士比亚、雪莱、歌德、普希金、高尔基等许多名人的名著。当然也学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因为那是获“史达林和平奖”的中国文学作品。书里那句“田野里传来一阵粪香”令人莫名其妙,引发一场辩论,有人说这句话反映了作者的劳动人民感情,有人觉得劳动人民也不会嗅出粪是香的。林莽先生静听我们抒发己见,不扣帽子,但是五十年代初,前一种意见必为正统。(后来丁玲女士也好,林莽先生也罢,统统被打成右派或胡风分子。)

先生声情并茂地朗诵苏联爱情诗歌《有谁知到他》,我们却偷偷地乐,先生遗憾地说我们不懂生活。当时女附中学生连交谊舞都抵触,更不懂谈恋爱,我们只讲友谊,认为跨越了友谊就不纯洁了。记得上初中时,一个平时并不温柔的高班女生与某男生要好了,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喊出“她怎麼变成女的了?”就好像她原来不是“女的”,我们自己也不是“女的”。上高中后,受了几年党的教育,更具独立性,只讲事业,只讲革命,我们越来越不懂生活,不懂爱情——数十年后,才意识到我们被教育得不男不女了。对於那样一群十七八岁的懵懂女孩,林莽先生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语文”改成了“文学”,我们已经不知所措,先生又要求我们读苏联小说《收穫》然后写“论文”,这就更“丈二和尚”了。不过,1949年开始,我们从一定深度的古文逐步被沦落到“半夜鸡叫”,到了高三,先生想把我们拔高到能写论文,不免受宠若惊,以致无比自豪的。老师耐心指教,学生认真对待,全班几十篇论文问世了,虽难以论及水準,但至少破除了迷信。低班同学听说我们写论文,无比羡慕,盼望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实现“语文”到“文学”的飞跃。

我上女附中那年,学校请来师大英语系的老师,选中我们班做直观教学的试点班。直观教学是从教师大的美国女教授Helen提倡的,她也曾给我们上过课,常任主讲教师是师大的马俊明先生和刘光新先生。

马俊明先生是第一位英文老师。这位年轻的男老师很靦腆,无孔不入的我们抓住这个特点,偷著叫他“马大姑娘”。他很认真地贯彻美国式的直观教学法,一开始不教26个字母,直接说话。从生活入手学英语,符合人类掌握语言的规律。老师通过动作、姿势或实物、图片传达词义,记单词不背字母,而要求感官并用,用眼看、用嘴读、用耳听、用手写、用脑记。第一课是“stand up,sit down,come here,go there”,同学们站站坐坐、来来去去,生动活泼地掌握了所学内容。以后的每一课都不复杂,学过的不断地出现在后面的课文里,看似简单,却是温故知新、熟能生巧,利於扎实地掌握。一个多月以后,才开始学字母,记单词仍不准逐一背字母,还是要感官并用。这种方法是对的,英语字母相当於中文的笔划,中文字不能一笔一划地记,英文字也不能靠逐一背字母记忆。我曾羡慕一般学法,每课一个故事,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学是学不好英语的,每课单词很多,后面的课文里不再出现,很快就会忘记。随著试点顺利进行,我越来越喜欢我们班的直观教学法;看似简单的内容,不断重复,经常运用,学过的都能掌握。

刘光新先生执教初二英语,是一位可爱的女老师。地道的美音,动听的语调,整堂课不怎麼说中文。我们到师大找先生,她给我们放唱片,直接听外国人讲故事。课上还配合课文,让我们两两组成speaking pair(练习会话的双方),练习打电话。这个学期,我们的听说能力因而大大提高。

时值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我家靠近城垣,攻城炮声作响耳边。学校停了课,没有作业,闲来无事,我翻阅家里的书刊,找到一本中英对照的《天方夜谭》,边查字典边看英文版,实在不懂再看中文译文,很有兴趣。还找到一本汉英字典,突发奇想,借助於它,我用英文写起了日记。

“解放”后开学了,我把英文日记交给刘光新先生。在讲“Diary(日记)”一课时,先生问:“Do you know who in your class wrote English diary?(你们知道班上有谁写英文日记?)”同学面面相觑,暗中猜测。我没有做声。先生高兴地宣佈:“They are 房慧堃 and 孙昌龄.”还夸奖了一番。没想到房慧堃与我不约而同,令我激动不已。我对英语有兴趣,第一个啟蒙者是我的妈妈,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英语是最好听的语言,鶯声燕语,长大了好好学。”刘光新先生的教授与鼓励,则是我对英语保持旺盛兴趣的加油站。

可惜“解放”后再也容不下美国人,师大的美国女教授Helen被遣回国,女附中也不再聘任给美国人实施试点班的刘光新先生。刘光新先生离我们而去,试点班随之夭折。好在来自延安的校领导没有让我们改学俄语,估计是因为没有俄语师资,而英语师资一流。无论如何,我始终不忘女附中首批延安领导的恩典,没让我们“一边倒”,没被某些学生要求学俄语的呼声所动摇,六年都学英语使我终生受益。

朱经兰先生是解放后我班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教材、教法都恢復了“传统”,我却怀念著试点班、怀念著刘光新先生。我已习惯整堂说英语的意境,喜欢会话,已不习惯传统方法。不过,朱先生形象漂亮可爱,英语板书美如其人,还是使我继续保持了学英语的兴趣。

赵朴蓀先生教我们英语的时间最长,英语造诣极深,他也多用英语讲课,我只知道语法中的英语辞汇,上大学一律学俄语后,才比照出赵先生所说的subject、predicate、object、attributive、modifier、……等词语的中文意思是主、谓、宾、定和状语,也领会了先生传授的“学外语不要经过翻译”的好方法。遗憾的是教材的“革命化”,高二高三学的都是中国人译的政治报告,比如“政治协商会议”、“论人民民主专政”之类,我的英语政治辞汇是这段时间里积累的。教这样的内容,博大精深的赵先生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如此,先生还是给我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使我受益终生,我的英语优势助我“开路架桥”,助我与坎坷命运抗争。

课上课下,只要见到赵先生,面对你的必是谦和慈祥的笑脸,那笑容发自肺腑。因为先生慈胜於严,顽皮未泯的高班同学跟这位年长的男老师叫“妈”,又因先生“规模”甚大,学生就以“赵大块儿”代之。某高班有三人姓朱,先生提问时,往往在这三人中抉择不定:“朱,朱,朱”,於是三个朱姓人都紧张起来,最后叫起一个,另外二人虚惊一场。在好脾气的老师面前,学生容易“放肆”,我就跟赵先生耍过“频嘴”。一次考试中,重量级的先生在行间走来走去,儘管小心翼翼,很旧的皮鞋还是被踩出不大悦耳的声音。我不失时机地举手,先生以为我有什麼疑问,赶忙过来,努力弯下庞大的身躯,亲切地问:“有问题吗?”我故意以央求的口吻:“先生,别来回走行麼?都想不起来了。”同学都忍不住笑。明知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就没心思捣乱了,先生的笑脸现出格外的慈祥,手指上下指点著我,让我感到他没烦我,好像在说:“你这孩子,又淘气!”我报以顽皮的憨笑。后来我深深懺悔自己的不諳世事,想起英语排在上午第一节课时,先生总是带来生炉子的烟味,想起先生简朴的衣著,被踩出不悦耳声音的皮鞋,可知家境一定清贫, ……,我却管不住自己,拿先生的无奈开玩笑,简直是恶作剧了。越想越心疼先生,暗自羞愧,甚至不忍重提此事向先生道歉。

可是先生真没和我一般见识,毕业后近二十年的一天,我坐公车经过前门站,看见先生和他的老伴儿在那里等车,惊喜使然,我朝车下连喊:“先生!”先生似乎熟悉这声音,迅速地在眾多乘客里发现了我,还是那张谦和慈祥的笑脸。汽车匆匆地开走了,我来不及下车多跟先生敍旧,以后也再没见过,先生在前门车站等车的一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大)当英语系主任,我二姐因公事拜访先生时提起我,先生慈爱地评价说:“聪明,淘气!”我就知道,我虽顽皮,可是先生真的从都来不烦我。

中学时代歷经沧海桑田之变,1949年后,教育为无產阶级政治服务。歷史课旧貌换新顏最为明显,伟人都成了坏人,最是难以适应;流寇都成了英雄,更是心存抵触;进而对於歷史课的兴趣渐衰。

先后教过我歷史的有三位老师。

高文鸞先生两度教我歷史:初中一和高中三年级。

一上女附中就是高文鸞先生教歷史。据说先生初到女附中时,因为年轻,身材小巧,高班学长“不敬”但友好地叫她“小高”。教我们时,先生已是有经验的优秀教师,但那称呼照样传了下来,可是我,儘管淘气,却人前背后都没那样叫过先生。到了高三,高先生又教我们歷史了。初中一年级先生传授了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歷史,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古国文明。高中三年级先生又讲丰富多彩的外国歷史,特色鲜明的异域文化。每堂课都一丝不苟地娓娓道来,条理清晰,内容详实。多年以后方知,先生是师大的高材生,所以功底深厚,教学有方。我学歷史课不很用功,大学又上了工科,但是某些场合下,还能被人恭维“您对歷史太熟悉了”,如果这是发自肺腑的评价,功劳归於歷史老师。而我,有绝对的自知之明,在老师面前,绝无胆量妄谈歷史。

高文鸞先生也是我高三时的班主任。那时中学生很独立,班主任很少干预我们,一切活动都由学生自作主张。只是高三毕业前的一次家长会,从準备到当天,先生都陪伴著我们。家里管得严,我秘密参加课外活动,怕爸妈不喜欢我拋头露面。为了在家长会上表演民族大团结舞,我从家里“偷”出两块绸料给跳西藏舞的同学做藏服的大袖子。不愿让爸妈知道这些,只有找高先生帮忙了。我恳求:“先生,我们演出时候,你一定要设法把我父母支走,就让他们参观成绩展览吧。”先生只是笑我,没有作答。我想,参加表演,贡献衣料,这一切都是为了集体,先生一定支持我,就放心地準备上臺了。可是表演结束后,先生陪著爸妈找到我说:“昌龄让我把你们引开,说你们不愿意让他参加跳舞”。我想抱怨先生没“信守诺言”,可是没等我开口,妈妈怪起我来:“多好啊!还不告诉我们,老师要是听你的,我们就看不见了。”从此爸妈就支持我参加课外活动了——这正是先生想达到的结果,她的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家长鼓励孩子全面发展。

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时,先生向我约稿,其时四人帮垮臺,我得以重返高校任教,写了一篇感悟交给先生,请先生指正,并说如果不合要求,就别投稿。先生及时回信夸奖我“言简意賅,文情并茂”,并将其收入校庆纪念文集中。

高先生始终关心著我们,主动与学生广泛联繫,特别惦记经歷坎坷的学生,与现在某些教师或是学校只在意“知名校友”截然不同。后者旨在标榜自己,高先生则给学生真爱。她还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孩子升学时,先生準备了有益的参考资料,让她老伴儿寄给我,当时他们已是花甲之年。26.jpg

图:作者与邓可蕴、李兆璜看望高三班主任、历史老师、年近九旬的高文鸾先生。

先生已近九旬高龄,记忆力超强,几十届学生的名字一清二楚,谈起社会上的事,观点正确、思路清晰。先生依然关心著我们,听说哪个同学家里有状况,就主动打电话询问,许多同学都得到过这样的关怀。我们看望她,必留吃饭,而且已準备好,为了多些时间促膝谈心,我们从来都没客气过。我们这些老学生特别喜欢吃先生家的包子、“糊遝子”什麼的。师生情谊常在,日益加深。缘分所致,她是我们最亲近的师长,先生健在实乃我班之幸。

初二至高二的歷史课是两位年长的男老师教的,河南口音的是张守常先生;另一位河北口音的,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

张守常先生(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错的)高个子、戴眼镜,始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一见到先生,总有一种孔夫子现世的幻觉闪过脑海。先生也是中外歷史都教,讲课生动无比,描绘的许多情节至今歷歷在目,比如近代史里讲的,张宗祥被示威群眾扔鸡蛋的狼狈场面,让我们犹如身临其境。先生的河南话非常动听,丝毫不土,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人物罗伯斯庇尔的名字,经先生一说简直就像唱歌。我们把这名字演绎成“萝卜丝儿片儿”,再也不会忘记。几十年后同学相聚,回忆起这位老师,大家未必记得姓名,却异口同声準确无误地“唱出”先生每个字都发第一声的音调:“罗伯斯庇尔!”

河北老师矮个子、显苍老,不重仪錶,少修边幅。这位先生任教时间短,我又不太适应他的方言,具体讲过什麼已然淡忘。却有一事始终记得:一次课上,先生走下讲臺,查看笔记,在我的课桌旁驻足良久,说:“笔记太乱了,以后注意工整”,我仰望先生,迅速从书桌里摸出地理笔记,“挑衅”地告知,我记笔记受先生板书“传染”。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理先生板书清晰漂亮,我的地理笔记也工整美观;这位歷史先生板书较乱,我的歷史笔记就“继承并发扬”。先生看了我的地理笔记,尷尬地离开,并不计较我当眾揭短。如今想来颇有歉意,后悔自己太不厚道。

三位地理课老师引领我们踏遍神州,游歷世界,探索宇宙。

杨建章先生是我在女附中的第一位地理老师,偏瘦的中等身材,穿西服,总是很精神,手捧地球仪进教室的瞬间,一个重科学的知识份子形象呈现在学生眼前。先生知识渊博,人又有派,听他的课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孩提水準。我从小喜欢看地图,小学二年级时,记住了当时的行政区划、省会,后来更喜欢记忆长长的外国地名。师从杨建章先生,日积月累,学习地理的兴趣更有意识,也更加浓厚了。

1950年学校掀起参军热潮,当时延安的育才学校已倂入女附中,来了大批“革命后代”,其中不乏高干子弟。我本以为她们觉悟高,会一马当先,但实际情况与当年红军招兵类似,报名参加军干校的多数是老百姓的子女。杨先生的女儿杨家茵被批准了,她比我们只高一届,刚够年龄。好像先生只此一女,却捨得让她参军。当时参军与现在不是一个概念,报名的绝非为私利,多是有牺牲精神的。杨家茵是极其文静的女孩,杨先生是温文尔雅的教师,他们来自旧社会,竟有这等觉悟和勇气!

在欢送参军同学大会上,杨建章先生上臺发言,要与女儿在不同的岗位上一争高下。先生之举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师生员工,聆听先生讲课时,学生心中更添了深深敬意。

张致恭先生最有激情,是解放后的第一位地理老师,教授本国地理。我们从小习惯了秋海棠叶形状的祖国版图,能够建立新国土的概念,应归功於张先生。他一口山东话,加上稍显夸张但不过分的手势,很有风趣,我至今记得先生手指地图:“这是我们祖国的版图,像屹立在东方的雄鸡。”

由於延安来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张先生和其他留用的老先生一样,十分注意贯彻“爱国主义教育”。他的话语、表情、动作尽收学生眼底,被我们下一班的同学编成短剧,上臺表演。她们没有指名道姓,只是外号叫小猴儿的曹玉慧做了精彩表演。她学的是先生讲中国经歷了日本侵略者的沦陷,终於“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地道的山东话,双手抱在胸前的动作,让所有同学一看便知学的是张先生,全场爆笑。先生脾气绝好,坐在台下,满脸慈祥而无奈的微笑。

白耀先生是高三时的地理老师,刚从师大毕业,大学生气十足,教学水準却已很高,先生教自然地理和世界地理。他在世界地理的第一堂课上说:“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周游世界”,一句话引起我们无限的好奇心,我对地理的兴趣也攀升到了极致。每讲到一个国家,先生都言简意賅地概括出它的特点,使学生宛如身临其境,比如,“现在我们迈进了日本的国门,举目眺望,除了火山什麼都没有,……。”突出了日本土地贫瘠,自然环境差的特点。毕业后上了同一个大学的几个同学给先生写信汇报大学生活,曾用先生讲地理的语言形容当时免费提供的伙食,说“量多质佳,就像瑞典的铁”;先生回信说:“你们学了理工,还记得地理知识,我很欣慰。”如前述,因为欣赏先生瀟洒漂亮的板书,我的地理笔记也力求工整美观。

我们不怕长长的外国地名,先生教的,想忘都忘不了。欧洲的国家眾多,河山都市的归属照理容易混淆,可是先生以他幽默的话语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比如比利牛斯山,先生说“两个人比一比力,让牛给撕了。这力有多大呢?比利牛斯山,把牙往西搬”,於是我们记住了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讲到安道尔,先生说“耳朵安倒了就是”,我们轻鬆地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小国家。后来不等先生讲,同学们都会运用他的幽默记忆法,快乐地学好地理,渐渐觉得记忆外国地名并不是什麼难事。我特别希望上课被提问,能滚瓜烂熟地回答,可是先生很少点我的名。因为很想显摆,就问先生怎麼老不问我,先生说:“知道你都会,所以不用问了”。这是因为一次答问中,我脱口说出西班牙的主要河流是瓜达尔几微河,全班惊讶,邓可蕴还“哟!”了一声,说“连这都记住啦!”——大概没有比这更难记得地名了。

先生的幽默无处不在,一次上课,需要悬掛一张很大的地图,可是黑板上方的木框没有钉子,我找到了一个粗而折弯的铁钉,插在黑板上方墙上的一个隐蔽的小洞里,掛好了地图。先生得意地笑了,幽默话语脱口而出:“好!充分利用自然。”

白耀先生擅长排球,是教工队的主攻手(九人排球的二排边儿),曾和我们比赛,也常看我们打球。他还关心我们的文娱活动,十分内行地评价、指点。他是学校的少先队总辅导员,戴上红领巾越发活力四射。在军事干部学校报名动员会上,他曾代表教师发言,泰然自若地应对同学们“突然袭击”挑战。

出於对地理课的兴趣和对先生的崇拜,我送给他一张试画的铅笔画“斯维尔德洛夫肖像”。同时有同学送给他“奥斯特洛夫斯基”铅笔画,我不常画,谦虚地说我画的不好。可是先生却说还是我画的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后来有更大的兴趣和信心,继续画了一些铅笔肖像画。

据悉,白耀先生中学是男附中的,毕业后考上清华气象系,因病休学过了期限,后来上了师大地理系。有老清华气象系的底子,所以自然地理教得特别在行,一般文科老师难以达到他的水準。大约在文革以后,先生被调到教育学院当院长。1984年返校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告诉白耀先生“当初跟你学到的不仅是地理,先生传授的方法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确,先生通过教地理,传授了学习方法,啟迪了思维能力。老师文理兼优,对重理轻文的一代学子有著至关重要的影响。

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有三门课程与现在的生物课有关:动物、植物和生理卫生。植物老师是刘彩祥先生,动物和生理卫生都是翟先生教的,高中一年级的生物课则由赵汝英先生教授。

刘彩祥先生是位漂亮的女老师,素色的旗袍、梳理的髮式和金丝边眼镜,十分得体地衬托著她高雅的气质和丰厚的内涵。我记得先生讲课悦耳的声音,记得她在黑板上画的植物茎规范的纵横剖面,记得导管输送水、筛管输送有机物质,……。初一初二两年,我一心淘气极不用功,植物课没学好,是先生教得好,我才有了些许记忆。女附中的老师对学生学习的要求有求必应,刘彩祥先生指导课外活动与上课一样认真,这将在后面的“1948双十节”一节里敍述。

上世纪80年代初返校,先生已近退休之年,但看上去好极了,风姿、活力不减当年,对我们热情亲切。那次以后再没见过先生,希望她健康长寿。

翟先生的名字我一直不详,因为学生心照不宣的原因,也从未打听过。先生是留德的,一不留神,就在黑板上写出了德文。他说写中文太慢,若是我们懂德文就好了,写黑板用德文效率会高得多。他讲课很有水準,熟练地画出各种动物的解剖图。一次画鸟类的解剖图,用密麻麻的点表示“砂囊”时,粉笔响响地敲击著黑板;我心血来潮,把笔记本画图的那一页直接铺在桌面上,故意用铅笔急急地戳出响声;先生回过身来说:“不要出声!”停下来也就罢了,我偏要回一句:“先生出声了,我以为非出声不可呢!”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先生并不计较,只说了一句:“你们不用出声。”同学都偷著笑,我倒觉得没趣了,一个初中女孩子,干吗这麼讨厌?!

同届的另一班有位同学外号叫“小肥皂”,过去北京人管肥皂叫胰子,原来这位同学是翟先生的内妹,直接说小姨子觉得不雅,於是淘气包们想出了这个雅号。我班淘气包更多,也淘得更甚,就直接给老师起外号了。动物先生是外号最多的,其中又以源于先生中文缺陷的为最多,学生是有空子就钻的。学过了两栖类动物,我回家说刚知道癩蛤蟆的学名叫蟾蜍,我按先生念法说成“蟾餘”,学生物的姐姐大笑了起来,告诉我应是“蟾蜍(音除)”。第二堂课我直言提出,先生坦承,他以为合体汉字都与其一边同音。因为同样的原因,水獭成了水赖,一个例外是把椿象读成桩象,先生读错的动物名就都成了他的外号。不过,起外号只因好玩儿,并不影响对先生的折服。先生是水準很高的专家,当时还在师大任教。

赵汝英先生教高一生物,是师大刚毕业的高材生,温柔美丽,和蔼可亲,像大姐姐;讲课条理清晰,语言精练,啟发性强。对於大姐似的先生,我们喜欢、好奇,同时绝不忘记观察特点奉送外号。因为先生靦腆,容易瞬间脸红,然后恢復常态,所以外号是“变色球”(一种硬糖的名字);不过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并未大张旗鼓地叫过,谁都不忍心“欺侮”怕羞的漂亮女老师。

生物实验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显微镜下看变形虫、草履虫,解剖青蛙、鸽子、兔子,……,先生传授著绝对正规的实验技能,培养我们井井有条的实验习惯。不容置疑,这种薰陶不仅使后来学了生物或医科的同学打下良好基础,其他同学也都受益匪浅。

由於先生注重啟发,加之生物这门课所涉及的是看得见摸得著的,所以我们平时在课上就频繁提问。一次快下课时,先生说:“下堂课,师大的毕业生来听课,我们该讲生殖系统,……。”先生十分瞭解我们山南海北口无遮拦的提问习惯,特地关照不要乱提问题,以免打断授课。我们很理解,知道那是示范教学,得保证一堂课内完成预定内容,所以很配合,安安静静听了那一堂。其后的课上,大家像开了闸门一样,把攒在心里的问题一股脑倒出,先生应接不暇。对於先生在示教课上讲的“两性婚后,出现受精卵,长成婴儿”,我百思不得其解:小时候在若干婚礼上给新娘子拉纱,太瞭解婚礼仪式了,可怎麼也无法把这种仪式与形成婴儿联繫起来。不料问题一经提出,先生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子,尷尬地笑了。先生毕竟是先生,知道我不是捣乱,而是认真求知,她以得体的语言回答了问题:“所说的是一种特殊的仪式,不是你说的那种。”我幼稚无知,但毕竟已是高中生了,懵懂地意识到不该继续追问。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女同事说,女中的学生都挺傻的,使我想起自己出过的洋相,算得是傻中之最了。

好像是新年,请了先生参加班里的活动,击鼓传花中,花落在先生手里,按规矩受罚——抓鬮,按上面写的要求来做。先生看过,又是刷地红了脸,表示为难,大家不依不饶,嚷嚷道“不就是唱个歌、跳个舞之类的吗”,让先生唸出来,先生还是说实在办不到。一个同学抢过纸条代唸了:“请你放个屁,再用排水取气法收集起来”。这也太恶作剧了,大家异口同声责问:“谁干的啊?”良久,淘气的“阿威”笑嘻嘻地边起身,边挤出一句“是我”。她的诚实使大家顿时消了气,老师本来就宽容大度,师生继续联欢。据悉,我们毕业若干年后,赵汝英先生调至青岛海洋研究所,毕生从事海洋生物研究。

不知不觉中,这麼靠后才回忆音、体、美诸课的老师们,其实我喜欢这些课程,始终不忘那些老师们,在培养全面发展和对真善美的嚮往方面,他们功不可没。音乐课有三位女老师,四位体育老师里有一位男性,还有一位美术男老师。

李芒娣先生是特别帅气的音乐老师,钢琴造诣颇深,常在著名音乐家老志成先生为主的重要音乐会上担任伴奏。我的乐理知识主要得益于李先生的教诲,她也是我们西洋古典音乐的啟蒙人。初中一年级的音乐课本每课一个世界名曲,有作曲家的头像和简介。第一课是音乐之父巴赫和他的小步舞曲,歌词则配以

“老渔翁,驾扁舟,过小桥,到苹洲。一箬笠,一轻鉤,随波逐流。
秋水碧,白云浮,斜月淡,柳丝柔。菊满櫡(汉字不确切了),酒满甌,快乐悠游。”

第二课是罕德尔和他的名曲,旋律很熟,却一时想不起曲名,我们书上的歌名好像是“凯旋”,前两句歌词是:“百战沙场却虏威,英雄今日得胜归,……。”依次是威尔第和他的阿伊达选曲,我们的歌词是:

“你听!鼓角喧嚣传遍四方,欢声雷动,凯歌响彻云霄。
你看!军旗灿烂临风高飘,刀光闪处,得胜英雄来到。

万千同胞,携幼扶老,夹道欢迎,举手相招。……。”

接下去有贝多芬的“土拨鼠”,舒伯特的“野玫瑰”,海顿、孟德尔松、萧邦,……,等的名曲。苏格兰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印象最深,先生给听过原文唱片,歌词译得远远好於后来的“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我们的歌词是:

“夏日最后的玫瑰,独自吐芳蕊,所有亲爱的伴侣都已凋残枯萎。
没有同族姐妹,也没有蓓蕾,来映照她的红顏,或陪她兴喟。”

音乐课本里那些大音乐家的面庞至今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辨,那书和小时候每个学期的成绩单、奖状一起放在一个木箱里,一直保留到离家走上工作岗位。1953年以后,我家没有了自己的住房,爸妈或与家兄同住,或移居姐家,没有固定住所,我不能给年迈的父母增加负担,保留的那些东西就不知下落了。不过,如果保留,文革挨整时说不定会招来麻烦,因为肯定属於资產阶级范畴,说不定被造反派归类为变天帐呢。现在想来,没能保留那些珍贵的东西很遗憾,也很后悔。

课本之外,学过一首德国的“工兵之歌”,胡啟恒被点名独唱,先生结束伴奏转向同学时,得意到了激动的程度:“好不好啊?!”同学们异口同声迸发出:“好!!!”胡啟恒从不显山露水,原来唱得如此之好,音準节奏,情感表达,都无可挑剔,同学们赞羡不已。不少同学清楚记得那首歌词:

“在我们广阔的土地上,四处照耀著阳光。为祖国争取自由,别让妈妈再悲伤。
我们是年轻的工兵,四处架起桥樑,连接东南西北的道路,来把人民的友谊织成网。
有学习也有休息,假如要想回家去,就乘著自己的船艇,把船划到家乡去。
在学校在家乡,那蓝蓝的大江水,载著我们流向天际,我们是新时代的工兵队。”

而铭刻於心的是李芒娣先生夸奖学生时真情的流露,就像辛勤浇灌培育出美丽花朵的园丁,由衷地欣慰。她是造诣极深的音乐人,更是潜心教育的好老师。

第二位母音乐老师姓黄,不知道名字,梳著“出水芙蓉”髮型(那部电影里女主演伊漱慧莲丝的髮型),这位先生短期任课,印象不深了。

吴德棻先生毕业于师大音乐系,教我们音乐已是1949年以后,延安育才学校併入,女附中业已改天换地,陕北土嗓子风靡一时。被灌输了革命思想的少年学生以为土嗓子是无產阶级的,而原来老师教的是“洋嗓子”,属於资產阶级。吴先生介绍她大学时的合唱团,讲合唱的声部,女高音soprano,女低音alto,男高音tenor,男低音base,……,忽然有人提问:“先生唱什麼声部?”先生说她唱女中音,不容先生解释中音的意义,有人又问是不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就唱中音。文静的先生无奈地笑了,耐心地讲了分声部的原则。回想起来,不能不承认当时的浮躁与浅薄,而年少的我们是无辜的,那是大环境文化倒退在音乐课上的映射。吴先生也是造诣极深的音乐人,潜心教育的好老师。如果不受潮流的干扰,师从这样的先生,应更早更深地迷恋音乐圣殿。

高中一年级没有音乐课了,吴德棻先生对於教过的学生依旧有求必应,为歌咏团伴奏。更令我难忘的是先生为我们表演舞蹈伴奏,这一切都不是校方给她的任务。先生跟我们一样,骑自行车跑四九城去演出,心里根本没有“报酬”这个概念。她比我们更在意演出效果,主动为我们换了更有意境的乐曲,大大拔高了节目的境界。我们真不懂事,好像先生所为皆理所当然,很少对先生说声谢谢,更没关心先生有什麼困难。当今,哪里还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音乐人?遇有这种机会,谁会无偿?

1984年返校见到吴德棻先生,我不知怎样弥补过去的失礼,只是回忆了往事,更多的是告诉先生我热爱音乐,是先生引领我步入音乐天地。后来我把清华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演出的照片送给先生,照片里有五个人是女附中校友,都是先生的门生。得知学生始终热爱音乐,先生的幸福感溢於言表。

初中一、二年级的体育先生是位女老师,我连她姓什麼都没问过。所有先生都一样,面对面时只称“先生”,不带姓氏。因为她身材矮小,三步上篮又是日本姿势,学生以“小日本儿”称之,届届相传,虽说无心,却至不敬。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教排球拦网时说:“轻轻一点”,我照做了,立即受到夸奖。那时候不说拦网,而说“关门儿”。领会了先生的“轻轻一点”,“关门儿”成了我的强项。

孙秀艳先生是最棒的体育老师,毕业於国体,是当时的体育最高学府,曾获北京市跳高第一名,篮球技术高超,很帅的运动员形象。在先生指导下,我们彻底改变了日本式上篮动作,学会了先生规范帅气的姿势。孙先生的训练方法非常正规,使我们对体育產生浓厚兴趣,养成了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我们每班都有像样的球队,年级组成联队去校外约比赛,因为先生指导有方,女附中是西城区篮球冠军,北京市排球冠军,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田径成绩斐然。

孙先生教我们初三体育课时,刚刚二十岁出头,全无先生架子,课后也跟我们一起打球。因为发明瞭一种游戏,我们练就了投篮硬功夫:在篮球场上选好一个地点,画一条线,参加者轮流站在那里投篮,投进者过关,最后一个投不进的人还有三次机会,最后投不进就要用头顶球,从所画的线开始,经过篮筐架子的两根立柱之间,一直顶出场外。孙先生不问这个损招儿是谁想的,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她球技高超,从不受罚。一次我来到操场,同学们都投了几轮球了,让我等她们玩儿完这次再加入,我为了抓紧玩儿的时间,表示不怕受罚,立即加入。不料一投中的,孙先生说:“人家心里有数。”完全是学生的口吻。爱好体育的同学心目中,与其说她是尊敬的老师,不如说她是亲爱的大姐姐。

孙先生人很帅气,合体的牛仔裤,夹克式上衣,在解放后的女附中本已引人注目,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更易被误解为娇气。有一次因为想她的唐山老家而落泪,延安来的学生说她“小资”,后来女附中毫不珍惜先生的体育水準和教学能力,把她调到育才小学,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就这样滥用了。

毕业后看望过一次先生,她得了糖尿病,身体衰弱,家境拮据,当年英姿不再。

吴宗武先生教我们时已有五十岁了,身材苗条,风韵犹存。先生习惯点口红,描眉毛,朴素的女附中学生偷著叫她“老妖精”,其实她著淡妆,依今天的眼光,很是得体。年轻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擅长跳远。而先生的最强项是舞蹈,她编排的团体操都是运动会上的亮点。我们毕业后,先生调到地质学院任教。

刘伯奇先生大概是延安育才的体育老师,不大像学体育的,倒很像当过兵的,上课内容也以军事体育居多。他说话有口音,自我介绍时,名字被他说成“六百七”,於是这就成了他的绰号。课间跑步时,外号“小疯子”的叶美曾,边跑边念叨:“一 一 一二一,一百七,二百七,……,六百七”,数到六百七,一起跑的同学乐不可支。刘先生浓眉大眼、黑里透红,显得有些厉害,但对“小疯子”淘气从未计较。

庄严先生是高中一年级的美术老师,是我记得的唯一的美术老师,我不记得初中有美术课。庄严先生是中央美院的讲师,来女附中兼课,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男老师。记得画过一次素描,要找一个同学坐在讲桌上做模特儿。全班同学踊跃举手,因为做模特儿就不用画画了。先生选了浓眉毛、大眼睛,轮廓鲜明的贾仲华同学,其他同学在一声叹息中开始作画。先生多次动员画得好的同学毕业后考美院,希望美院招来好学生,他信任女附中学生。可是我们当时很狭隘,认为音体美只能作为业餘爱好。

1949年以后有了政治课,教过我们的有周立先生,还有章健和卞仲耘二位先生。

章健先生好像讲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讲到劳资关係、剥削什麼的,他频繁地以“纳鞋底儿”举例——这门课留给我的只剩下这个例子。记性不如我的连这位先生也不记得,但一提“纳鞋底儿”,都“噢”的一声恍然大悟。他只教了一个学期,后来我给二姐送行,在前门东车站碰见了他,我礼貌地鞠躬,叫了“先生”,二姐不服气地问:“怎麼就‘先生’了?”原来他们都是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调干生,“章健同学”显然没有公开自己曾在女附中教了一个学期政治课的经歷。

卞仲耘先生教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她上课的样子和声调,这全怪我不喜欢政治课。后来知道她当了副校长,文革中被摧残致死。九十周年校庆时,难辞其咎又无悔改表示的“红卫兵”头领竟被实验中学(现校名)列为知名校友。此事积重难返,校友为之不平,不知校方怎样认识罪恶的“文化革命”。那位知名校友自己提供资料大肆宣传其所谓成就,说在美国经歷了百般刁难才获得成功,其实她所说的刁难,是美国所有博士生都同样要经受的。实验中学却以此为依据,盲从认可其所谓成就,足以看出当今领导之孤陋寡闻。什麼贡献,什麼成就?但愿实验中学此举只因孤陋寡闻所致,广大校友则更担心有人居心叵测。

周力先生来自解放区,但从未有过“革别人的命”的姿态,“平易近人”用在他身上,显得分量不够,他脾气太好了。先生刚一教我,我就耍频嘴,直面先生说他“眼大无神”,先生本该动怒,他却照样付之一笑,事后我深深自责自己的讨厌行为,转而加倍敬重先生。可是淘气往往失控,先生结婚时,我们更是得意忘形。又是我带头,在一间破烂儿仓库里,发现一个古老的吊灯架子,六面体、黑色木柱。清理乾净,糊上红纸,写了赠言,还配上了穂儿,有模有样。看了赠言,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写的是我改版的《诗经》:

“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良(先生妻子名叫冯淑良,也是女附中的老师),周力好逑。”

还写上了郭沫若所说“翻译成白话文就没有诗意”的后一句:

“窈窕的好淑良啊,周立的好配偶啊!”

本以为先生看了会哭笑不得,那个灯的下场一定是被扔回垃圾堆。我呢,用一句现代语言:只重过程,不在乎结果。但是出我意料,举行婚礼那天,我们一进小礼堂,就看见那个灯掛在天花板正中,心中感慨:这就是我们的周立先生!我感到了我们这样的淘气学生在先生心里的位置,觉得先生真够朋友。

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塘沽新港,我只记得周力先生是带队老师中的一个。早餐时,我们一一就坐等候,个子高高的周力先生高高地端著一大盘油条,分发到每个人手中。脸上始终是真挚和蔼的笑容,这笑容从此留在我的记忆里。

高三那年有一门製图课,是一位男老师教的,中等身材,颇显瘦弱。他教我们用鸭嘴笔上墨,研好墨,用折出沟槽的纸把墨汁灌到“鸭嘴”里。先生仔细观察,发现同学的砚臺里纸条多多,忍俊不禁;然后用相声般的语言,说我们辛辛苦苦研的墨汁都被纸条吸光了。规范的製图中,纵横二轴的交叉点必须由点划线的实线相交而成,有些同学画轴线不通过原点,却把纵横轴点划线的公用点放在原点;先生说这叫“十字路口站员警”,如此形象的比喻令我终生难忘。中学的製图基础不仅使我在大学上製图课时,已具备较好的素养,而且成为我后来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底蕴。我对学生提出绘图要求时,当然少不了“不允许十字路口站员警”之类,学生开怀大笑之餘,轻鬆养成好习惯。为时仅一学期的製图课使我受益匪浅,始终不知先生大名,实属遗憾。

解放后,教导处的江雪先生给我印象颇深。她来自解放区,与其他同来的老师一样,灰布列寧服、八角帽,一身革命装束。不同的是,她大眼睛、大嘴巴,广东人的样子,一口广式普通话,和蔼可亲,与学生打成一片,对我们老女附中的学生也一视同仁。她带领学生唱歌,用的也是解放区时兴的土嗓子。她作曲的那首“扭起秧歌打起鼓,我们大家齐欢呼,欢呼新中国诞生了,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一度唱响女附中校园,每唱此歌,我们必学先生的发音,故意把“扭”唱成“柳”。

江雪先生和我之间有一件不是人人皆知的事。1950年的一天课后,我们几个同学在教室廊前讨论著什麼,争相表达之际,江雪先生点名找我。莫名其妙地跟先生来到教导处,不知是什麼等待著自己。先生拉著我盯住我的衬衫细看,那件衬衫是二姐(辅仁大学西语系学生)别出心裁亲手做的,与眾不同,我心中嘀咕,担心先生说我的衣服“脱离群眾”,甚至“小资”什麼的。可是先生的态度让我舒舒服服地松了口气,她万般欣赏我的衬衫,立即定为我校参加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团体表演的服装,让我次日把衣服交来,给请来的裁缝当样子。接著她继续打量我,跟其他老师说出了她的疑虑:“你看她多挺拔,有些人穿上就不会这麼精神。”说时,她还缩脖勾背模仿“有些人”的姿态。我当时奇怪这位“革命”先生的审美观点,她怎麼欣赏“洋的”,喜欢美的?——几十年后我才听说江雪先生是位华侨。

也是几十年后,一位低班同学问我:“你记得咱们团体表演的衣服吗?”我没来得及说当然记得,她抢先告诉我:“你知道吗?那是苏灵扬校长特地给咱们设计的。”不知这是谁人臆想,竟然误传了半个世纪。我无心夸耀自己二姐的服装设计才能,但纠正了她的错误,说那是江雪先生选定的。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1950年,我们自己组织球队,参加全国排球选拔赛北京赛区的比赛。我们担心受阻,一直不告诉学校,可是出发前聚集在操场上,江雪先生正巧走过。我们的表现可能异常,引起了先生的注意,过来询问。我们如实说了,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出乎意料,先生知道我们要去参赛,非但没有指责我们“不务正业”,而且主动给我们梳头,整衣,关照我们不要紧张,打出水準。从此,我们这些“旧社会来的”孩子与这位“革命”老师亲密无间。

解放后的教导主任是丁丁先生。他很严肃,却压不住我们没事儿捣捣乱的积极性。大约在1952年,一天放学后,我们五六个同学来到西单的新华书店。正对门口的摊位上,一本儿童读物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忙召唤那些同学。大家一看不约而同笑出声来,那本书的标题是《丁丁游歷北京城》。如获至宝,当即买下。次日课后,同学们相约来到先生家,郑重其事地说:“列寧教导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送您一本特别适合您的书。”不由分说把书塞给了他。看了书名,他笑了。有人提示:“请看我们的赠言。”扉页上的是:“如果丁丁看不懂,就让丁寧讲给他听”,丁宁是丁丁先生的儿子,时年三四岁。先生笑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点著们。此番捣乱后,先生被我们“改造”的不那麼严肃了。

高考前,学校召集部分同学开会,丁丁先生动员这些人“服从祖国需要”。会后很多同学放弃了原来的志愿,报考了国防院校。我的志愿表早已填好,四个志愿都报了名牌大学,动员会后,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被告知,参加动员会的人都是组织上信任的,不改志愿似乎辜负了这种信任——政治上的信任啊;能否服从需要又是组织上的考验,还没毕业就经不起考验,岂不是个人主义作祟?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并非心甘情愿,可就得这麼要求自己,得自觉改造自己。改了志愿,上名牌大学的夙愿只能告吹。

就在这时,偶然遇到丁丁先生,他问我想通了没有,并且又表示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不善於表决心,可是事后还是用另纸改了志愿,贴在填好的表格上,以“服从国家需要”覆盖了“个人主义志愿”。我并不在乎什麼“信任”,之所以做出这最后决定,只是因为偶遇先生后多了一个顾虑,担心若不服从需要,组织上会随便分配我到没人报考的学校,成绩再好也不让考上第一志愿。改了志愿,先生表示赞许,不过后来的坎坷人生路上,我很难体会到“组织的信任”,以致觉得那次“偶遇”很倒楣。

有些老师没教过我,但留下了印象,比如英语老师阎伯铭,外国代表团来校访问,没有翻译,阎先生被临时抓差,毫无準备的情况下,完美地完成了任务。马芳吾、韩文佑二位老师教高年级国文。马先生是年事偏高的女性,解放后“一边倒”,不得不频频讲授俄国文学和苏联小说,听学长们说,先生常说错囉嗦的俄国人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时成了“汽车”尼雪夫斯基,奥列格说成“奥格列”等等。韩先生教过我二姐,我不仅知道他学问大,文学造诣深,还知道他是“五四青年”,经常在学生中宣传反封建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啟迪民智,颇具民国时期典型知识份子风范。还有一位教高年级物理的老先生,好像叫刘锡朴,他在我哥工作的汽车修配厂兼职。刘先生做过一个课外活动的报告,感慨当时的中国只有汽车修配厂,而没有製造厂,山东口音,很幽默。

1949年石校长、训育主任徐慕贤先生和教导主任耿克仁先生与我们不辞而别,这当然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但是,当时怎能容得国大代表和国民党员继续留任?党领导一切,女附中更是彻底注入革命圣地的血液。1949至1953年间,女附中的两位校长都是延安来的革命干部。

第一位是彭文,她身材矮小,皮肤白皙,带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延安时代的灰色列寧服。因为在任时间短,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她虽然更多关心来自解放区的“公费生”,对我们倒也和善。但据学长回忆,高二的一个学生因写大字报挽留国民党员耿克仁先生继续教物理,被彭文校长狠批,强迫检查,从此处境不佳。天真的学长以为物理与政治无关,耿先生只教物理不当领导,既可为女附中留住优秀物理老师,也不耽误无產阶级佔领阵地。她不理解当时的形势,耿先生留在女附中,至少被“疑似”为“佔领阵地”的对立面。立场坚定的彭文校长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她大概始终不知道她的“原则性”给那位学长带来的麻烦,以致一生的冤屈。

第二位校长是苏灵扬,也是身材矮小,但皮肤偏黑,不戴眼镜,也穿列寧服,但不那麼“延安”。因为没什麼接触,所以瞭解不多,只听说他是周扬的妻子。我久久不能忘记,有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3月5日史达林逝世那天。收听了几天“病情公报”,那天,学校自动停止一切活动,师生员工集合在操场上,气氛凝重,延安来的公费生更表现出深厚的“无產阶级感情”。突然广播电臺放出哀乐,操场上迸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声,同年级的公费生刘光哭晕了过去。这时,苏校长对著麦克风大声责问:“同学们为什麼要哭?我们一起欣赏音乐不好吗?”正在审视自己的无產阶级感情差距的我,顿时愕然,明明是哀乐,怎麼说“欣赏”呢?我想苏校长是太希望避免“共產主义阵营的巨大损失”了。

比我高很多班的刘秀莹学长毕业后曾在苏校长领导下工作,她回忆道:“苏灵扬校长最大的优点是欢迎提意见,你不提,她啟发你提。”领导者具备这个优点实属难能可贵。

除了老师授课、师生情谊的回忆之外,解放前不足两年的女附中岁月也很难忘,比如家事课、公民课和童子军课及其任课先生,特别是家事先生,我将重笔浓墨。再如解放后中学生也被捲入的“运动”,尤其是那个年代学生的课外活动,都长留於我的记忆。

转载自《二闲堂》网站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