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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小冬《空城计》饰诸葛亮

 

遥望“冬皇”

--作者:蒋丽萍

“一九四七年,是我最后一次在堂会上听见孟小冬彩串《搜孤救孤》,孟小冬饰程婴,……程婴唱二黄导板‘白虎堂奉了命,’小冬唱‘虎’字用强烈的脑后音发出,全场气氛立刻变得紧迫肃穆。”“那次演出充分显示了孟小冬的表演艺术,不仅有深度,而且对人物也有较强的理解力,是个成熟的大演员”。

这是曾任梅兰芳秘书的京剧史家许姬传先生在一九八六年撰写的回忆。他赞孟小冬是“成熟的大演员”,比现在漫天乱扔的“著名艺术家”头衔要值钱得多。许先生的文字又带着老派文人的含蓄。在这篇名为《我所知道的孟小冬》的文章里,一字不提梅兰芳,亦无一字提到杜月笙——虽然许文提到的一九四七年那次堂会,就是为杜贺寿而举办的。

孟小冬前适梅兰芳,后适杜月笙,中间曾拜师余门,成为京剧老生泰斗余叔岩最为得意的学生——一个女人,如此一生,宛如活了三世,叫人没法不感慨万千……。

绝色女子“出将入相”

孟小冬出身梨园世家,祖、父两代皆京剧文武老生。九岁起,随舅父、孙(菊仙)派老生仇永祥学唱老生。

京剧老生扮演的,无外乎忠臣、良将、壮士、义仆,还有一种王帽老生,专演帝王的。用过去流行的话语说,老生就是专演“帝王将相”的。从九岁起,孟小冬整日介摹仿比划的,就是这些男人中的男人形象:一抬手一投足,莫不端庄沉稳;一句说一声唱,莫不苍凉激昂。成人后的孟小冬,喜作男装打扮,不知是否应了这样长期的心理暗示。孟小冬不光形象打扮上靠近男人,作风性格上,也具有男人气魄。专横起来,她可以毫不通融。那年她拜师余门,天天浸淫在余派唱腔之中,竟不让同是京剧老生演员的妹妹在家唱戏,说是她的腔不好,怕影响自己。她大方起来,可以一掷千金!后来作为余派传人,孟小冬声誉日隆,有唱片公司邀她灌唱片,但有人说你师傅(余叔岩)是靠唱片版税吃饭的,遂拒灌唱片。一九四九年后去了香港,她见余叔岩的好友孙养农生活拮据,提出跟他合作出一本回忆余叔岩的书,所得稿酬十多万元,她一分不要全给了孙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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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孟小冬(中)参加杜寿义演《搜孤救孤》剧终谢幕(1947年9月8日)

倘若孟小冬姿色平平,如此装扮男人,倒也适得其所。矛盾的是孟小冬的容貌还不是一般的漂亮。袁世凯的女婿、剧评人薛观澜曾将孟小冬的姿色与清末民初的雪艳琴、陆素娟、露兰春等十位以美貌著称的坤伶相比较,结论是“她们的姿色都比不过孟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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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是国色天香意态可人的女人,台上是胸怀天下气宇轩昂的男儿,没有谁,比孟小冬在性别认同上更矛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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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孟小冬便装照(1928年)

图3:孟小冬男子西装照(1928年)

遇梅

十八岁那年,孟小冬由上海到天津、北京演出。其时,孟小冬在南方已声名鹊起。十二岁在无锡登台时,她已会三十多出戏,第二次到无锡演出距第一次只有两个月,可见她初登台时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以后,她在上海、汉口、菲律宾等地巡演,好评如潮,上座也相当火爆。但是,对于京戏演员来说,南方名角,若得不到北方观众的认可,名气再大,似总有野路子之嫌,走的是后院边门,难登大雅之堂。正如顾颉刚《檀痕日载》所云:当时的京剧艺人,“情愿在北占数十吊一天,不愿沪上占数千元一月也。盖上海人三百口同声曰好,固不及北边识者之一字也。”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孟小冬在北京登台。戏目广告上写着“本院特聘名震中国坤伶须生泰斗孟小冬在本院献技”,袁寒云还特书“玉貌珠吭”巨幅匾额高悬舞台一侧。首演剧目是《四郎探母》,一炮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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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孟小冬《四郎探母》饰杨延辉

同年八月一场义务戏中,孟小冬与裘桂仙合演《上天台》,戏码排在倒第三,梅兰芳、杨小楼合演压轴《霸王别姬》;余叔岩、尚小云大轴合演《打渔杀家》。而马连良、荀慧生的戏码都排在了《上天台》之前,可见孟小冬当时的逼人声势。这日演出,梅、孟正好排在一前一后,上下场之际,他们应该有过招呼吧。这身穿龙袍的刘秀看见虞姬,应该尊称一声“梅大爷”——按照梅兰芳已经如日中天的名气,按照俩人相差十多岁的年纪,这一声是当得的。而那虞姬,则也要回汉光武帝一声“孟小姐”——是不是因为已经酝酿好下面的剧情了,故而声音语气上稍稍有些虞姬的妩媚?

这是“英雄”和“美人”的第一次相见。

在以后的堂会上,就有人安排梅、孟同演《四郎探母》,一个饰演温柔明理的番邦公主,一个饰演流落番邦的杨家将。这样“乾坤颠倒”的配置,殊为罕见。因为坤须的调门一般都比较高,男旦的调门又比较低,一出戏里的音调很难统一。好在梅兰芳的嗓音是男旦中的佼佼者,难得在堂会戏上可如此安排。当年曾以燕京散人笔名撰写剧评的丁秉鐩先生,对孟唱腔有过细致描摹和评论:“孟小冬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她有一副好嗓子。五音俱全,四声俱备,膛音宽厚,最难得的没有雌音,这是千千万万人里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说前无古人。”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乾坤颠倒”的搭配,艺术上会产生怎样的奇妙效果!等到他们在堂会戏上同演《游龙戏凤》的时候,不光他们自己带有假戏真做的气氛,梅党众人也跃跃欲试,要为这一对“乾坤绝配”谋划一段现实的婚姻——虽然梅先生这时已经有两房太太了。梅的正房王明华此时身染肺病,在天津养病。另一房太太福芝芳亦是京剧旦角出身,有“天桥梅兰芳”之称,适梅后息影在家,已生育两个小孩。

但是,以孟小冬当时的名望和豆蔻年华而甘心为妾,即便小冬年轻、冲动,她的父母想必也不会答应的。不过,梅党中人自有办法:梅兰芳幼时过继给伯父家,身兼双祧,理论上是可以有两房媳妇的。福芝芳嫁梅时,是这个理论;这回,轮到了孟小冬,也是这个理论。至于大奶奶王明华,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北洋画报》上有记者撰文说:“梅之发妻王明华素来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孟小冬为继室。”这倒可以为后宫政治做一个注脚。

适梅

梅、孟结合后,梅的舞台演出和社会活动一样不少,孟小冬则被“藏”了起来。原先人们陶醉的“乾坤绝配”并没有在舞台上实现。这也是时代使然。再怎么伟大,在那个时候,女伶的归宿还是嫁人。再说,孟小冬嫁的是伶界大王梅兰芳,梅的妻子还要抛头露面唱戏挣钱?

有一帧小照很有意思:便装的梅兰芳十分活泼,正在用手往墙壁上投影做动物造型,更难得的是小照上的两行字,孟在右边问:“你在那里做什么啊?”梅在左面答:“我在这里做鹅影呢。”宛如默片一般。梅兰芳一向持重儒雅,这般活泼的样子,少有。可见,与孟小冬结合之后,梅兰芳的心情是愉快的,或者说,不止愉快,似乎还有点雀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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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梅兰芳做鹅影(1927年),照片右端一行字为孟小冬所写:“你在那里作什么啊?”左边一行字是梅兰芳所写:“我在这里作鹅影呢。”

适梅时的孟小冬,是什么样子的呢?

齐如山的儿子齐香晚年有一段回忆:“平时我看她并不过分打扮,衣服式样平常,颜色素雅,身材窈窕,态度庄重。有时她低头看书画,别人招呼她一声,她一抬头,两只眼睛光彩照人。那时她不过二十来岁,我也就十几岁。六十年过去了,她那天生丽质和奕奕神采,犹在目前。”据此看来,孟小冬这个时候,跟一般的新嫁娘没有什么区别:美丽、端庄、温婉,没有一点“帝王将相”。从梅兰芳为孟弄鹅影玩耍解闷的情状来看,大孟十多岁的梅,对于孟是非常呵护爱怜的——而这是任何女人都渴望得到的。孟小冬这时虽然也在家里吊吊嗓子,唱一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或是“谗臣当道谋汉朝,楚汉相争动枪刀”,心里的那股男人气质,是被覆盖住了的。

假如梅、孟的结合没有什么风波,孟小冬也许就会慢慢淡化了她身上的“帝王将相”,以一个温柔妻子的面目终老一生。

“绑梅案”和吊孝风波

梅、孟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不久结的婚,当年九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孟的崇拜者因久不见孟登台,怒火中烧,意欲绑梅,结果误伤他人。该青年亦被闻讯赶来的军警击毙,并枭首示众。

绑梅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报上的流言蜚语一时铺天盖地,有的甚至说孟小冬原是那青年的未婚妻,某某伶人是夺人所爱云云。这下撮合梅孟结缡的人们显然被吓住了。梅兰芳的名字和命案绯闻纠缠在一起,这对于他的发展来说是绝大的障碍和危险。这是不是日后梅、孟关系破裂的引子呢?要知道,梅兰芳身边结合了一批捧梅爱梅的艺术人士,帮忙帮闲的都有。他们把梅兰芳当作了自己的事业以及人生的寄托。比如黄秋岳,时人称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为人写寿文,五百大洋一篇,够一个中等家庭过一年。黄不光为梅兰芳解说戏剧的历史背景,还为梅办理文墨。还有齐如山,早年光看梅的戏,就写了七八十封的观后感寄给梅。按他自己的说法,民国二年后他就天天泡在梅宅,后因连连为梅编写新戏,被称为梅的“戏口袋”。而作为“钱口袋”的冯耿光,梅兰芳十四岁时即与之交往,他私下呼梅“傻子”,意思是梅除了唱戏,别的什么都不懂。这些人无论碰到什么事,第一要务,是保全梅兰芳的名声和艺术生命。

孟小冬本来就没有被接进梅宅,而是在外设了个小公馆。接下来的后宫政治斗争中,孟的做法显然更多的“大爷”气,而福那边则更为老辣凌厉。梅、孟结合年把光景,俩人就因为绑梅事件等因素产生了龃龉。孟小冬一气之下,与坤伶名旦雪艳琴搭班去天津唱戏了。这回“复出”因挟带了旧日声望,居然未唱先红!《天津商报》的“游艺场”栏目主持人沙大风不光特辟“孟话”专栏,还在诗文中称孟小冬“冬皇”,高呼“吾皇万岁”!在天津演出期间,她以男装出入交际场合,接受人们对于“冬皇”的朝拜,气宇轩昂,看不出一点受气小妾的幽怨。

到了一九二九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又引出了麻烦。梅兰芳赴美算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大事底下还有小事——到底谁跟着梅兰芳访问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以梅夫人的身份亮相?这是个问题。齐如山的儿子齐香回忆说:筹备赴美演出的礼物中,“还有一些小巧的工艺品,如墨盒、砚台等。墨盒上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这是不是也算一个迹象,印证梅有意带孟小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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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孟小冬梅兰芳合影(1928年)

但是,那边已经怀孕的福夫人为了能够随梅出访,毅然延请日医为之堕胎。事情到了这一步,简直带着血腥了。最后,梅兰芳只好既不带孟,亦不带福。

接着又发生了“吊孝风波”。一九三○年八月五日,访美回国的梅兰芳一到天津,即获祧母(大伯梅雨田之妻)于八月四日去世的消息,凯旋之日即马不停蹄地回京奔丧。没想到这下家里事儿又闹大了。旧日人家,治丧期间是各种家族家庭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机。照规矩,梅兰芳的祧母去世,作为梅兰芳的妻房,应披麻戴孝在孝堂接待四方吊唁的宾客。孟小冬奔到梅宅,却被下人口称“孟大小姐”拦在了门口。重孝在身的梅兰芳两头劝,两边都没有商量的余地。福夫人此时又怀孕了,说是孟若要进门,她就拚上两条人命。按照梅兰芳的性格,只得转而劝孟。孟小冬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双祧”,“两头大”,都是镜花水月。

但也有人否认了这个说法,认为梅、孟仳离是因为“梅兰芳听说在他访美期间,孟小冬身边另有感情介入,这段感情遂告终结”。而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说:“据我所知,在梅兰芳身边的‘捧梅集团’中,又因两个妾的关系而分成‘捧福(芝芳)派’和‘捧孟(小冬)派’。梅的原配王氏夫人在世时,孟小冬同她比较合得来;王氏夫人故世后,在‘捧福派’和‘捧孟派’的较量中,前者占了上风。孟小冬不甘继续做妾,遂离婚出走。”余慧清所指的‘捧福派’中,列有冯耿光和齐如山的名字。又说“我父亲当时尚未收孟为徒,但她已私淑余派,其天赋很为我父亲所看重,因此在梅周围的两派争斗时,父亲就偏向于‘捧孟派’。”可见,家务事也不那么纯粹。联想到齐如山当年撰文介绍余叔岩时,对余的艺术多有贬损,甚至说出余叔岩“还不值得一谈”这样令人诧异的话,倒真是应了水有源,树有根的老话。

千说万说,风暴的中心人物是梅兰芳。孟小冬这个时候也指着梅兰芳为她争一口气。然而在“捧福”还是“捧孟”的众声喧哗之中,这哪里还是家务事呢,梅兰芳已经不是能够拿主意的人了。孟小冬晚年在香港曾对人讲过,因梅兰芳最终不能答应兼祧,所以她滑脚溜了。那是多少年之后的回顾,听来还带点轻松诙谐的口气,可当年的情状却没有那么轻描淡写。一九三○年与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绝食、生病、避居津沽、参禅学佛,有两三年时间。以后身体受到很大刺激,不能担任繁重的演出,早早就息影舞台,不能不说是这个缘故。

从徘徊“余旁”到拜师余门

幸亏还有京剧。据孟小冬自己说:“我是从小学艺唱戏的,但到了北方后,才真正懂得了唱戏的乐趣,并且有了戏瘾”。事实是孟小冬一到北京,就被余叔岩的艺术迷住了。

可是,拜余不那么容易。余自己的艺术得来不易,自然不肯轻易传之他人。当年余叔岩私淑谭派久矣,却不得其门而入。据说谭鑫培总想把自己那一手传给儿子谭小培,无奈费尽心机,谭小培仍然学不像学不好。据薛观澜回忆:“老谭因戏份事,与升平署管事王锦章有隙,至不能在外演剧。王锦章,叔岩义父也。叔岩乃缓冲其间,事克和解。”靠了王锦章这层关系,余叔岩这才得以拜师谭门。谁知老谭并无真正授徒之心,只授以《太平桥》之史思敬与《失街亭》之王平,聊以塞责。后余叔岩知道乃师有好货之癖,献上家中价值八百金之翡翠扳指,才学到《碰碑》、《定军山》、《失街亭》等剧。余叔岩曾对人说过他的学艺情况:“我跟老师(谭鑫培)学戏时,老师在床上躺着抽烟(鸦片)抽高兴了,坐起来讲些个。至于讲完以后,怎样理解,怎样学会,那是自己的事。我虽是老师的徒弟,但上戏院子看老师的戏,我自己花钱买票听。不是不能听蹭儿,因为我为的是学戏,我要指定坐哪个座位,从理想的角度看老师的演戏。这次从这个角度学,老师再演时,我又坐另一个理想的位置,所以我自己花钱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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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孟小冬墨迹

孟小冬因痴迷于余派,拜师之前,已在“余旁”(因有“梅边”一说,故笔者也杜撰一词)徘徊多时。一九二一年她去汉口演出,琴师就是曾经为余叔岩操琴的孙老元(佐臣)。到了北京之后,她又拜了余派名教师陈秀华为师,同时,孙老元还经常为她吊嗓子,“孙有一肚子的谭余好腔,自然倾囊以授,孟对余的唱法能够得窥堂奥,充实自己,大部分得力于孙老元。”在北京期间,但凡有余叔岩的演出,孟小冬必到场观摩。适梅后,她又特地聘请曾与余叔岩长期配戏的鲍吉祥上门为之说戏,她甚至还向余派票友学习。所以有人称孟小冬这种转益多师、虚心求教的精神,和当初余叔岩学谭的劲头一脉相承,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

有一种说法,孟小冬是余叔岩最后一个徒弟。可也有人论证说,孟小冬磕头在李少春之前,正式对外宣布师徒关系则晚于李少春,所以李少春还是称孟小冬为“师姐”——有时也称孟为“师哥”。事实是与梅离婚后,孟小冬曾托人向余叔岩提出拜师,无奈当时余的夫人陈淑铭不允,只好作罢。一九三四年,陈夫人已经去世,孟小冬又提出拜余。而余顾及梅兰芳这层关系——梅兰芳称余“三哥”,(余排行老三,亦有人叫他余三),孟小冬就该是他“弟妹”了。再说,教戏难免扶肩把手,男女之间诸多不便,故而还是犹豫。经友人建议,日常余就到友人家为孟说戏,这一下,也就有了孟“磕头在先”一说了。

论学余的条件,李少春本来应该比孟小冬更加充分。因为李少春艺兼文武,具有孟小冬不具备的武功底子。谭、余一路,特别是谭,不光“唱、念、做”,“打”亦是重要内容。可惜李少春迫于父亲的压力,没学多久就打着“余叔岩亲授”的金字招牌演营业戏去了,这就让狷介清高的余叔岩大为不满,师徒之谊没有保持多久。这时,余门传人,只有孟小冬一介女流,既是具备了良好的艺术天赋和功底,又心无旁骛,死心塌地沉浸于余派艺术。每天下午三时,“琴师王瑞芝骑着黑色弯把自行车,鼻梁上架一副墨镜,胡琴别在腰里,来到东四三条孟府,为孟小冬吊嗓,总共三个小时左右。傍晚六时,琴师就在孟府晚饭。晚饭后,稍事休息,大约八点孟小冬和琴师一起出门。孟小冬坐自己的包月洋车,王瑞芝仍骑自己的自行车,一路同行,约莫半个小时,即到宣武门外椿树头条余府,就像今天上夜班的职工,准时到岗。”(见许锦文《梨园冬皇孟小冬传》)

余叔岩那时身体已经不好,一般营业戏也不唱了。每天晚饭后,余要临帖写字,抄写剧本,自己吊嗓、接待客人。来余府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等这些个人都散尽了,差不多就到了子夜时分了。这个时候,余叔岩才开始给孟小冬说戏。为了避嫌,余叔岩在孟拜师之初就指定两个女儿在一旁陪学。再一说,当时京城梨园也有一条行规:男师教女徒,必须有内眷作陪。余女余慧清回忆说:“孟小冬记忆力较差,父亲教她时,我们便替她抄戏词,并做曲谱、音韵方面的记录。”孟小冬对待余叔岩的两个女儿情同姐妹,以后她们出嫁时,孟小冬送了全套的家具。对于余的续弦姚夫人,孟小冬也恭敬热情得很,每次去都请安问候,还少不得要抱抱姚夫人生养的婴儿。孟小冬为了学戏,甚至连余府的下人都打点周到,可见她的向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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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梨园冬皇孟小冬传》  许锦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采用的图片选自该书)

此后五年,孟小冬不光是尽得余派真传,同时,也把一颗彷徨无着的心安在了这里。余叔岩亲授给孟小冬的第一出戏是《洪羊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孟小冬学成之后公演,余叔岩亲自为之把场。据说出场前余叔岩说了句“杨六郎快死啦”,推了孟小冬一把,正好让她踩着锣鼓点出场。关于《洪羊洞》这出戏,余叔岩曾说过,至少要到四十五岁以后才能唱。因为其中的人生况味,绝非年轻后生所能体察。按说,孟小冬当时也未到可以动这出戏的年纪,为什么余叔岩就教她还让她公演呢?是不是余叔岩觉得以孟小冬当时的心境,已经有了那种苍凉和凄绝的感觉呢?学余期间,孟小冬还公演过余叔岩亲授的《搜孤救孤》,演的是舍亲子救忠良之后的义士程婴。前一剧沉郁苍凉,后一剧激昂惨烈,孟小冬演来都非常胜任,可见当时她的情怀和气质。一般女子,倘若碰到孟小冬这样的境遇,只会懊丧,只会幽怨,顶多以自戕来报复不公平的人世。而在孟小冬,情殇却成了忠臣义士壮烈情怀的底色,那幽怨伤感的情愫沉淀进剧情中,借助戏曲的翅膀,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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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孟小冬《洪羊洞》饰杨延昭(左)

孟小冬随余叔岩学戏的五年,是余叔岩生命中的最后五年。余叔岩尽着最大努力教,孟小冬是尽着最大努力学。余叔岩在病榻上,常常为示范一个身段而大汗淋漓,孟小冬在余病重时,也衣不解带,日夜侍奉。师徒二人身上披着西天残阳的霞光,绚烂之中蕴涵无尽的感伤。这样深刻的理解和沟通,自然引起余叔岩夫人的妒忌。余死后,余的续弦姚夫人把余叔岩亲笔抄写的祖传剧本秘本、工尺曲谱本等梨园界人士皆视为宝贝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有人说,这一手,就是为了对付孟小冬。

烟霞窟里送芳年

张伯驹曾为孟小冬赋诗:“梨园应是女中贤,余派声腔亦可传,地狱天堂都一梦,烟霞窟里送芳年。”从张诗注释来看,他以为孟小冬病死于香港,是当时的误传。从诗的内容来看,张伯驹对于孟小冬嫁给了杜月笙,是很惋惜,故有“天堂地狱”一说。

孟小冬适杜,跟杜月笙的第四位太太姚玉兰有关。姚玉兰原是京剧坤伶,工汪派老生。姚与孟本是金兰姐妹。据一些资料说:姚初则撮合孟与杜,目的是为自己与前几位太太的争斗增添砝码,等到杜真的钟情于孟,姚又心存艾怨。

孟小冬到了颧骨嶙峋的中年,光从面相上也看得出迈过了无数的沟沟坎坎。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说:“孟小冬同梅兰芳离婚后,曾对我们姐妹说,她以后再也不嫁人,又说不嫁则已,要嫁就要嫁一位跺脚乱颤(即有权有势)的人。”这里头包含有多深的委屈,恐怕无人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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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人到中年的孟小冬

杜月笙从水果摊学徒起家,成为海上闻人,用一句上海话说,真是“蛐鳝修成了龙”。孟小冬与杜月笙相交之日,杜已是“跺脚乱颤(即有权有势)的人”了。只是自抗战军兴,杜月笙即离开老巢上海,先是流亡香港,后又困居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短暂的一段歌舞升平的日子,立刻就飘来内战烽烟。孟小冬与杜月笙的关系,也就裹夹在时代的洪流中,仓惶失措,一切都没有章法了。直到一九四九年随杜家一起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孟小冬还没有名分。想当初,为了名分,离开了梅兰芳;到了此刻,随人远走他乡,却连名分两个字都未曾提起。直到杜月笙一九五○年想移居欧洲,要为身边人置办护照时,孟小冬才轻声说了一句:“我跟了去,算什么?”这才有了六十三岁的新郎和四十二岁的新娘!孟小冬故事里的一个关键词:名分,到了这里才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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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孟小冬在香港与杜月笙一家合影(1950年),前排左起:孟小冬、杜月笙、姚玉兰

与杜月笙正式结婚的第二年,杜就因病去世。孟小冬在杜生前侍奉陪伴,杜死后得二万美元遗产。孟小冬去香港后,再未登台彩唱。一九六七年移居台湾,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逝世,享年六十九岁。当年,有人在香港目睹杜月笙和孟小冬的生活情状,说杜、孟两人“嗲是嗲得来”,这句上海话要是翻译成普通话,大概“浓情蜜意”亦未能状其一二。

本文开头提到的一九四七年杜府堂会,据说盛况空前。当日名角如云,而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个是梅兰芳,一个就是孟小冬。梅兰芳因抗战期间辍演八年,此次复出,自然十分轰动。孟小冬要是从适梅息影算起也有二十年未在上海演出,亦自给人无限的期待。戏提调最为用心的是如何让这两位昔日的同巢鸳鸯不在一个舞台见面。五天堂会中,梅兰芳有四天唱大轴。第五天梅歇工,孟小冬就在这一天唱大轴。以后,因为堂会戏实在太精彩,又将这五天戏重演了一遍,孟小冬的《搜孤救孤》就演了两次。

孟小冬对于每一次登台,都是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有人说,她演一出戏用的劲抵人家唱三出戏。《搜孤救孤》原是她过去经常演出的剧目,但这次还是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吊嗓子、排身段。正式演出那天,牛庄路中国大戏院门前人头攒动,车水马龙。那真是一票难求,以至当晚马连良要看戏,只好临时请前台经理和茶房设法在二楼过道加了张凳子。各界人士赠送的花篮排了有一里路长,因祝寿堂会带赈灾名义,每只花篮以五十万元计,全部花篮折款竟高达十二亿多!而当年在现场观看和收音机前聆听的人,除了“此曲只有天上有”的评价,简直无话可说!

事后,据梅兰芳的管事姚玉芙说,孟小冬演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先生在家听了两次电台转播……。

2006年10月30日  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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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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