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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胡风写给夫人的信

 

胡风的七封家书

---作者:张晓风

一九三六年六月,胡风在上海结识左联盟员屠玘华(梅志)。此后逐渐建立了感情,是年年底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以后的几十年间,由于种种原因,胡风与夫人梅志聚少离多。也正因为睽隔的思念,胡风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家书,现在保存下来的尚有三百封以上。本刊得悉张晓风女士在整理、编辑父亲的书信,经联系获得先期刊发的机会。

 这里选登的七封家书写于一九五二年七八月间,即第一次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有组织的批判前夕。当时胡风应周扬“我们将讨论你的文艺思想”的约请,于七月十九日抵京。此后两个月里情势骤变,胡风的态度也由最初的强硬开始变得惶惑、无奈,这都反映在写给留在上海的梅志的这些信中。讨论会后于九月六日开始,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当时对胡风的批判虽仅限于文艺思想范围,但实际上这种斗争方式已给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埋下了伏笔。

原信附有张晓风女士撰写的若干注释,本刊考虑到尽可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当时的背景材料,又对注释作了修订和补充。当然,倘有舛误不妥之处,这部分文字责任在于本刊。书信中的文字概以原样刊出,其中有些词语用字可能不符合现今书写规范,也未作改动。有个别几处标有“(略)”的字样,是信件提供人所作的字句处理。
                                                                   ——编者

1952年7月28日自北京

M,我想念着的M:

等不到明天看你的信,我又要写几句了。当我想说点什么的时候,我就苦苦地想着你,虽然在一起的时候,有些话也并不一定说出来,但那时候,没有说出来也是和说出来了一样的。现在呢,想着你,但写起信来,也并不是把想说的话写上去的。写也写不完呵!

昨天星期,和几个人吃饭,谈了很久。一致的意见是:不存任何幻想,但只有坚持原则到底。但当然,得转圜的时候就转圜。但这;谈何容易呢!晚上,又与家康[1]作了长谈。上次谈话的结果,归纳成了这一点:上策,静听他们批评,是错的地方检讨,不错的地方不理,也不反拨;中策,一句话不说,另外做什么工作或做研究去;下策,公开讨论,成一对立的形势。他说下策万万不可取。昨晚,他改取了劝服的口吻了,要我不消极,并且说,“反动的唯心论”,不过是几个下面有成见的人如此想而已。显然地,上次谈话以后,他是和谁商量过的,谈话口气中也偶然露了风。还有,对我过去没有处好人事,说了很多。不用说,是一个人事问题。但谁也不肯承认是人事问题。就是如此。上次谈话中,他说,你向来批评人,现在就是要你也认一次错。也就是所谓拿下架子的问题。这次不这样明说了,改成了尊重毛泽东思想,检查自己,是一件好事,云云。看来,要检讨的原意还是不愿意放弃的。我攻击了三花[2],把纪念文留给他看,两三天内再谈一次。彼此不明说,很可能,他和父周[3]和军师[4]是有所联系的。

总之,我表示了破釜沉舟的意思。要么,公开战论,要么,一声不响。总之,最后是改行或沉下去不响。我抛了出去,要他们考虑。这就要看他们是逞意气呢还是从政治道德上着想。当然,这所谓抛了出去,是侧面的,至于对“正面的”人们,我是当然谦虚的。不过,见见面也不大容易了。

果然,是一个空城计。原来要周文[5]起草纲要,但跟着人都没有了。后来由邵爷[6]写,但他到北戴河休养去了。说是,由林默涵[7]在起草云。也许是文章,也许是讨论提纲。这里面,掌舵的是军师。也许如你所估计的,最后的法宝是由他拿出来的罢。

书出了没有?[8]出了快寄。上次说不忙寄的,就不忙寄罢。好在军师那里,书店寄了。

写到上面,骆宾基[9]来了,文怀沙[10]来了。和骆出去吃了东西,又找到一个真正老百姓的茶馆,回来已九时了。这时候,你正在哄小儿子睡,或者正在看书罢。祝你晚上睡得好。明天后天,总会得到信的。

你的B.B.

七.廿八日。

[1] 家康,即陈家康(1913——1970),曾为周恩来秘书,当时是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
[2] 三花,指冯雪峰(1903—1976),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3] 父周,指周恩来。
[4] 军师,指胡乔木(1912—1992),曾为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5] 周文(1907——1952),原名何稻玉,作家。时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秘书长、中国作协常务委员。信文中说“跟着人都没有了”,指他在“三反”运动中被斗,于当年七月一日离世。
[6] 邵爷,指邵荃麟(1906—1971),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宣部副秘书长。
[7] 林默涵(1913—  ),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8] “书出了没有”,指胡风写劳模和战斗英雄的报告文学集《和新人物在一起》(后信简称《新人物》)一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初版。
[9] 骆宾基(1917—1994),作家。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10] 文怀沙(1910—  ),学者、书法家。


1952年7月30日自北京

亲爱的M:

刚才收到了信。知道你和孩子们过得好,我安了心。我也过得好,心里有光明,有什么过得不好呢?

昨天下午去看郭副总理[1],谈得很亲热。他是,除了出出场,是没有什么事的。他劝我,沉下去,到朝鲜或工厂,写出作品来,云。

但这哪能做得到?前天晚上见到昆乙[2],他交来了父周底信。果然,一切都料中了。这次,是一个空城计,先在报上吓吓,逼我自己检讨。我一来,要求讨论,他们就觉得不好办了。于是,只好摊出王牌,说,现在忙碌,还不能接谈,但顶好就文艺理论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云。说,他特地看了舒芜[3]文章,希望我多读几遍,云。昆乙谈话,因为有了王牌,所以口气很缓和,希望我主动,云。并说,也许找舒芜来参加。又是恐吓。事情不是明明白白了么?

研究结果,不能等开会,所谓开会是一个幌子。如果等,又要老羞成更怒了。我已开始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情。事实上,这也值得检讨的,不过,不是像一般所理解的和我自己所写出来的,那真正的意义是:我没有虚伪,没有投机,没有用势利眼看革命,否则,今天不会如此的。

写完了给他们,再提出理论问题来。我想,他们不会满足的,但如果从大处着想,也可以转弯了。某某低了头,这不就得了么?至于理论问题,可麻烦得多。这前几天在看书,愈看愈觉得我没有侮辱人民,侮辱革命和党,我是尽了我一分诚心的。但事已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想,有一些时磨的。磨过了以后呢?我想,如果不决裂,那我是逃不脱的,非给驾上一个鞍子不可。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屈服,听话,然后,做一个奴才。如此而已罢?

好M,不要担心,我、我们,会好好地承担下来的。好在我们无所求,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得失可考虑,我们有我们幸福的日子。昨晚和老聂[4]喝啤酒,他说,解决了算了,不要耽误青春,解决了到我们社里来罢?你看,四面埋伏,擒姜维,但每一面都先想捉俘虏。

好M,好好过罢。不能写就看书,能写就写。不要急,顶重要的是真,我们是为真而活的。孩子们有生活,过得好,我们也安心了。他们不会尝到我们的痛苦,那是好的,但我们却有我们痛苦中的幸福。

书,催一催,出了马上要来,马上寄大头[5]。

我念着你的名字,深深地吻你和小儿子!

 B.B.
七.三十日上午。

谁有权谁就制造得出真理,能驱策群众,对那些舆论,用不着分心的。

[1] 郭副总理,即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文联主席。胡风早年在东京时期与他相识。
[2] 昆乙,即周扬(1908—1989),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3] 舒芜(1922—  ),本名方管,文艺理论家。一九四五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发表《论主观》一文,影响甚广,后为该刊主要撰稿人之一。这里所说文章指他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藉检讨自己《论主观》一文对胡风作了“反戈一击”。此文同年六月八日由《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从而拉开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序幕。他当时在南宁一所中学任教,此文发表后不久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4] 老聂,即聂绀弩(1903—1986),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后因胡风一案受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
[5] 大头,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1952年7月31日自北京

亲爱的:

今天收到了《新人物》。现在只看出了装订不好。不是全条线而是跳线,线都现到封面上来了。不过,不管它,印出来了就好。这里面也有着我的欢喜、我的真情、我的辛劳罢。它应该有几个读者,他们读了之后,有的总会觉得作者不是骗子,而是用着赤心和这个时代结合的罢。如果有几个读者感到了作者底真情,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还是幸福的。不,亲爱的M,我们的真情是活在人们心里,也许这样的人不多罢,但他们从我们汲取了纯洁的东西,帮助他们不至为黑暗所腐蚀的。即使那些“转变”了的小人物,良心上也难于否认这一点。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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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和新人物在一起》,即文中所称《新人物》


偶然发现,三月二十四日,我写了《热情》[1]最后一节,三月二十六日,我写了题记。但中间的三月二十五日,正是那个内部通报[2]号召讨伐我的出版的日子。好M,两个世界,做人事的世界和做鬼事的世界,对照得多么鲜明呵!当我们正在倾注着一点真情,希望对人民有一点欢喜的时候,那些狐狸们正在想着喝血,撕着嘴想笑而又做贼心虚地揣揣不安呢!党性呀,政治呀,多么光明!多么美丽!

昨晚见到凤姐[3],因为有了王牌,所以也谈得很“愉快”,差不多和从前见面时一样。还是那个意见:要我自己先提意见来。看来,或者他们想先摸我的底,或者原来是空城,或者想我主动检讨。如此而已。听她的口气,三花是主将。卖血为生呀!凤姐谈到路翎[4],说是,顶好沉下去几年不写。就是这么一个主意!


但嗣兴[5]第二篇,寄出去了。当然不会发表,但还是塞到他们鼻子下面去。他考虑到会不会连系到我的“态度”问题,但事已如此,只好还是寄出了。这是和阴魂打交道的玩意儿呀!

我的态度检讨[6]正在写,也许明天可以写完。再斟酌一下,就要看情形拿出去了。我写着,好像写别人的事一样,一点也不动心。没有经过“痛苦”,也许算不得检讨罢。那么,由他们来提意见,“磨”出“痛苦”来罢。不过,这是笑话,没做亏心事,不会痛苦什么的。

大头们的书寄出了么?快寄。范长江[7]一份,不必寄了,他已离报馆。邵爷一份如未寄,似也可以暂不寄。——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又要你做。把方××[8]的信再查一查,把朋友们批评到他的(他在信上写到的)检出来寄我。信在靠门木箱子(上或中层)外边。解放后的信,有些(初期的)上次没有找着,记得有一封他提到我劝他向老干部学习的,如能找着也好。

好了,在寂寞中你总在支持着我,总在照耀着我。

书,三本够了,不必再寄。

你的B.B.
七.卅一日。

[1] 《热情》,即胡风撰写的报告文学《伟大的热情创造伟大的人》,其中记述了战斗英雄郭俊卿、孙玉敏和赵孝庵的事迹,后收入《和新人物在一起》一书。
[2] 内部通报,指是年三月出版的《〈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第十五、十六号,其中刊发的读者来信中提出“应该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判”。
[3] 凤姐,指丁玲(1904—1986),作家。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4] 路翎(1923—1994),作家。当时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室工作,后因胡风一案蒙冤。
[5] 嗣兴,即徐嗣兴,路翎本名。
[6] 我的态度检讨,即胡风迫于压力写下的《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
[7] 范长江(1909—1970),记者。当时刚从《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调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
[8] 方××,指舒芜。


1952年8月3日自北京

M:

前天收到了信。今天又收到了信。续寄的两本也收到了。

昨天,和一些人在明英[1]处玩了大半天,玩得很愉快。中间,明英自己带着两个大孩子坐很远的公共汽车去托儿所去看了小的孩子。回来,又做菜做饭。如果没有这样善良的勤恳的人,那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王牌出来,显然地,觉得非用最后的力量不可了。但同时也说明了:(一)一定要解决问题,不能拖,(二)亲自出来,下面也就不好乱动了。态度问题,还要几天才能修改完,要写得真诚,只片面地检讨自己,这是一般的规矩。这是好的,我可以放下这个包袱,接着在理论问题上就可以绝不马虎地坚持了。如何发展,要看交出去的情形才知道。

不要,你不要写什么“检讨”。那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用处。只我自己的才有用处。这检讨,主要的是一个不服从组织的问题。过去的麇结,也就是在这一点上。革命呀,不能不追究这个问题的。好M,你不要担心,我会写得很诚恳,会担受得很好的。

告诉小儿子:爸爸喜欢他的画,他画得很好,爸爸要听他的话,吃西瓜,吃蕃茄,但爸爸不会抢别人的,也不会比别人吃得更多的。爸爸在想着他,叫他要不吵人,更不能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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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胡风和小儿子

这里下了几天雨,昨天晴了。凉快,差不多像秋天。昨天晚上没有盖棉被,早上起来有一点咳,但现在已经好了。

前天晚上,三花约到他家去吃晚饭,客气得很,比上次口气软得多了。但又件件事推脱责任,推给宣传部,连报上那封读者信底内容也说记不清了。就是这么一个卑怯的东西!老婆自己做饭,说,我做不来别的事,自己做女工。口气里有些“个人情绪”的样子。说到正在发表的“大文”,连忙说,那和你没有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卑怯的东西!

好M,你要好好地过,不要担心我。下工厂,去朝鲜,都不是现在能提的问题。有真理,我们会过得幸福,即使暂时没有真理,我们也会幸福的,因为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心地光明。至于事业,有掌权的人在负责,用不着也犯不着再做出什么不“服从”的事了。

“天下”[2]“盘”给文学出版社了。老聂说的,似很得意。我还没有去葛少爷[3]那里。这是一个聪明人,大概可以得一笔大钱和一个工作了罢。

方便的时候,催一催俞老板[4],尽快地把《源头》[5]再印。旧的,不必问了。

想着你,想着我的小三子[6]。

B.B.
八.三日。

[1] 明英,即路翎妻子余明英,在胡风书信或日记中有时也指路翎。
[2] “天下”, 指原北京天下图书出版公司,当时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3] 葛少爷,即葛一虹(1913—2005),戏剧理论家、出版家。他主办的天下图书出版公司曾出版过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和《为了朝鲜,为了人类》。
[4] 俞老板,即俞鸿模(1908—1968),出版家,原上海海燕书店经理。他主持的海燕书店曾出版过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书刊。当时,海燕书店与群益书店、大孚出版社等合营成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俞任副社长。
[5] 《源头》,即胡风的杂文集《从源头到洪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版,同年八月重印。
[6] 小三子,即胡风的小儿子张晓山。


1952年8月10日自北京

M:

昨天应该可以收到信的,但现在还没有收到。这样,我给你的信也会跟着迟了,不会弄到你会不安地等信么?

这几天,还在斟酌那个态度检讨,今天明天就可以抄出来交出去了。昨晚以“互助”的意思给家康看了,他很满意似的。看来,他们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检讨的。其实,我负担的东西要比这深重得多,不过他们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罢了。

昨天,林默涵、严文井[2]两位副处长来过一次,态度很“亲切”,不过又暗示了父周很关心,而且不要先存心哪一个错了,应好好讨论云。我当然更虚心,表示了要得到帮助和启示。M,阵是布下了,但也空虚得很,我要忠诚地而又谨慎地来做这个斗争,不是为自己,一切都好办的。困难的是,恶意在,而且,那一些“理论”成见,都是极端顽固的东西。好M,二十多年来,我一直碰的是冰冷的阵地,这一次不会给我更大的难关的。

把《新人物》送了他们各一本。这样,我只剩下一本了。如有,再寄我几本,《源头》和《人与文学》[2],如有,也寄我三四本。

《源头》再版如何?这里,早就没有卖的了。方便的时候,就催一催。封面说明,要改正一下,另纸附上。

写到上面,就到明英那里去了。最后改定了《态度》。以为晚上回来有信的,但还是没有。也许收发处迟了,明天会送来的罢。

不在的时候,于行前来过,他扑了空。为了八一,他们忙了一通,今天才赶来的。我这里,很少人来了,从前常来的人现在只好约着吃吃茶而已。这种生活也是很有趣的。

忘记告诉你,我去看了一次八一文艺竞赛,是新疆军区和志愿军的。前者是小民族的舞蹈,有点苏联风,不过简单多了。志愿军的,还脱不了老调。有一个大合唱,面孔都红红的,却使人看了高兴。这大概不是化装,因为我旁边坐着两个志愿军,面孔也是红的。我和他们谈了天,很愉快。他们请我吃了冰糕。

明天就抄那个态度了,大概一天总可以抄完,抄完了就发出去。这以后是第二步了,更艰难的一步,看他们怎样来罢。

你好么?要愉快地过活,千万千万,要想着我们总是过的问心无愧的幸福的日子。以后呢,我们会要更幸福的。

深深地,拥抱你,和小儿子。

B.B. 
八.十日夜十时。

[1] 严文井(1915—2005),作家。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2] 《人与文学》,胡风的译文集,桂林南天出版社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版,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海泥土社再版。


1952年8月14日自北京

M,最亲爱的:

这几天,没有做什么事,算是休息了。“态度”交出以后,尚无反响。星期天去看凤姐,想和她谈一点“知心”话。看情况,她最积极,大概是,受军师之命,而且反周[1]以后,想再立大功罢。

那小卷收到了。路和梅[2],等这一仗打过后再去信。姚[3]那里,可以去谈谈,了解一下,同时也把“禁书”受批评的事告诉他。《平原》[4],当然顶好不要卖掉。再,把《明天》[5]一千本的版税也要来。尚未到葛少爷处去,慢慢来,不要紧的。(略)

刚才到隔壁[6]去混了一阵。先在老聂房里。他被三花提出评为文艺干部第一级,薪水一百六十万[7]。说,给六十万他们(家里之意),就过得很好,自己用一百万。在社里,一间卧房一间办公室,用具一应俱全。不过,他加上一句,人也成为社里了。此人还有一分“良心”,将抱着自卑心过温饱生活过下去的。

谈到三花,是副部长级,而且,还要给他盖座洋房呢!

再到三花那里。派头不同,办公室大多了。谈了一通,也不过是彼此客气中带着试探之意,真像做戏一样。谈到工作,也是没有人啦,水平不行啦,等等。前些时听说,要调李健吾[8]、施蛰存[9]、魏金枝[10]来。后来听昆乙说,上海还不肯放李健吾呢。关于“理论”,问他有什么具体意见,他又支吾其词了。

就这样,握过手,走出门了。

写到上面,老聂引萧军[11]来了。到东安市场吃了晚饭,又一道到萧军那里。他自己租居一栋大楼房上面一间,家里住在同一胡同另一处。他到北京一年,每天早上跑小市场,搜买各种小古董,里面有很名贵的东西。房子里各处摆的都是。他自己,写了廿八万字的一个长篇,前天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查,要求出版。写完后,写信周扬,要求介绍一个工作,且提出了他能做的各种工作。结果由他挑选,到北京文物局古物组当研究员,已做了一个月左右云。他这门本事,是跑了一年小市跑出来的。谈起来,还是那一副气概,但怨气冲天,如这部小说不能出版,就要大闹一场,云。后来又到他家里坐了一会,已有五个孩子,大的今年上中学。

两种人物,两种生活,得意者与失意者。这个文坛,就是这样毁灭人的!

我们不要走这样的任何一条路,我们要纯真,真正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

祝福你睡得好,轻轻地吻你和小儿子!

B.B.
八.十四夜。

书,有没有?有就寄,没有就过些时再说。
白鲁[12],没有寄罢?他人现在北京。

[1] 反周,指上年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中暴露出的丁玲与周扬的矛盾。当时周扬为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丁玲为副主任。
[2] 路和梅,指路翎和阿垅。阿垅(1907—1967),原名陈亦门,作家。当时在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工作,后因胡风一案蒙冤。
[3] 姚,指姚蓬子(1891—1969),作家。当时是作家书屋老板。
[4] 《平原》,即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集》,上海联营书店一九五二年一月初版。
[5] 《明天》,即胡风的文艺评论集《为了明天》,上海作家书屋一九五○年八月初版。
[6] 隔壁,指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风这次来京住位于朝内大街的文化部招待所,邻近人民文学出版社。
[7] 薪水一百六十万,指人民币旧币。一九五五年三月实行币制改革时,旧币一万元兑新币一元。
[8] 李健吾(1906——1983),又名刘西渭,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当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戏文系主任。
[9] 施蜇存(1905—2003)作家、学者。当时刚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10] 魏金枝(1900—1972),作家。当时在上海文联工作,担任《文艺月报》编委。
[11] 萧军(1907—1988),作家。信中提到他“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查”的长篇小说即《五月的矿山》,后于一九五四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2] 白鲁,即冯白鲁(1917—2005 ),剧作家、电影导演。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后因胡风一案蒙冤。


1952年8月17日自北京

好M:

今天,是离开你和孩子们整一个月。上个月今天的现在,我正坐上三轮车冒雨去车站,心里想着你回到三楼去,怎样打开灯,怎样坐一下,怎样收拾桌子,怎样想着我一个人在旅途上打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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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胡风一家

好M,我度过了这一个月。我没有一点气馁,我在一步一步地走。

上午,凤姐和陈明[1]来。这是前三天约了的,但早上她的秘书来电话,她自己要来。闲谈了约一小时。看意思,一是避免谈到正事,这或者因为尚无正式决定,不便谈到,或者正在积极准备,特缓和空气,二是,私人联欢一下,三是,探听我对于嗣兴的意见,这,我隐隐约约地暗示了我的态度。她明天去天津,我要她回来了约着谈天,要向她谈“心里话”。(略)

于是,到明英那里。一直闲谈到八时过才回来。还有另外两个人,没有新的情况,所以也就闲谈了这大半天的。

开开灯,没有信。这次你发信的第二天应该会收到我的信,如果当天写信,我昨天应该可以收到,但今天还是没有。如果今天收到了,一个整月收到了信,该多么好。我还担心,我信没有到你那里已开了座谈会,你赤膊上阵去迎敌,弄得中了圈套,拔不出来,那可太不上算了。没有得到信,我实在担心得很。这件事,你千万不要鲁莽,你守得住,他们就奈何不得你了。况且还有华东局可以转圜。他们这次看我不在家,想故意整你一下来配合逼我的。好M,犯不着和虫子打架。我这里和狐狸周旋,已经觉得冤枉之至了。

鲁煤[2]昨天结婚,我和嗣兴都没有去。听说,去了一些无聊人,杀风景之至。

好M,我们分别又一个月了。上一次,我曾想再不要分别了,想不到还要分别,而且,我是突入了重围之中,不晓得还有多久才能够击破这个无物之阵,夺到阵地。而你,也遭遇了一把虫子。好M,不要紧,在这样“死寂”的时期,反而是我们受到了仇视,这正是我们的光荣,正因为我们还是人而不是狐狸或虫子的原故。然而你,守着罢,千万不要中了圈套呵!

吻你,深深地吻你!

你的B.B.
八.十七夜十时。

如开座谈会,把他们的要点详记下来。回来写一篇答辩文,找罗洛[3]元化[4]等帮忙详细斟酌一下,交给柏山[4]去,你就不管了。

[1] 陈明(1917—  ),丁玲的丈夫。当时在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剧本创作室工作。
[2] 鲁煤(1923—    ),原名王夫如,诗人、剧作家。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后因胡风一案蒙冤。
[3] 罗洛(1927— 1998 ),诗人。当时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后因胡风一案蒙冤。
[4] 元化,即王元化(1920—  ),学者。当时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后因胡风一案蒙冤。
[4] 柏山,即彭柏山(1910—1968),原名彭冰山,早年参加“左联”,与胡风相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主管上海文艺界工作,后因胡风一案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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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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