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作者：云也退
我在南方长大，很晚才到过传说中的首都，“金色的”、“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云云。不需要那种浓缩为情结的特殊记忆，想起首都，我能由内而外掏出某种亲切感，像摸块怀表那么自然。几年前第一次到京，登上一辆一○四公交车，第一次见到京城女售票员的形象：一刻不停地在车门里外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边撕票一边面对乘客问询不停地应答——“幺零四”，“和平里”……记忆里响起回声：那是十来岁的年纪上，我做梦都在念叨的“幺零四”、“和平里”啊。
——我们这个老和同志啊，我们在一起多年了……
——你先等等吧，还没闹清呢，我不姓和！
——您姓和。
——我不姓和。
——您别谦虚。
——这有谦虚的吗？
——哦，您瞧我这记性，您姓平，我们这个老平同志啊……
——等等，我也不姓平。
——那您姓什么呀？
——我姓李。
——哦，和平里。
——还北京站呢！
——幺零四。
——大无轨。
——大无轨同志您好……
——谁叫大无轨啊？
完美的配合，完美的相声。这段开场白，用我自创的相声术语可名为“因误而谬”，积小误而成大谬。由完美的开局进入，姜昆、李文华的《我与乘客》以水银泻地的叙事推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声的核心价值观：劳动为先，四化至上，青年人要有青年人的精神。不论什么题材，不管表现什么人物，它都能把听者拉拢到这条主线上来。青年姜昆标志性的高亢嗓音，曾吸引我反复玩味，捕捉其中每一点激情的因子：
我们汽车电车，是人民的代步工具，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首都人的风貌，我们应该自觉地为我们首都人民争光。
十多年后，我在首都漫步时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画面：被上海淘汰了十年之久的“巨龙车”还一步三摇地在发挥余热。一○四路倒是不在此列，它的外观比较新，可这新瓶里装的仍是老一辈售票员的旧酒，那声音和相声里的几无二致。而且，在这趟车上拾梦的想法显然不切实际。现实中的售票员，他们的眼神只是忙于追踪新上车的乘客的身影，很少回视车厢里的问询者片刻；他们从破旧的麻布包中翻找零钱的样子，他们泥鳅一样的舌头，永远语焉不详的站名，怎么都无法让人与相声里那位向东北同胞字正腔圆地描述颐和园美景的青年劳模联系到一起。“颐和园拥山抱水……山外有山，景外有景”，这些词句更像导游说的；给一天工夫我都猜不到售票员们舌尖弹出来的“祸儿”其实就是指“新街口豁口”。等到见识了京城公车、地铁售票员与乘客之间有如口肌训练一样的斗嘴，我更晓得，“臭德性”、“娘们”、“挨千刀的”这些词句，也只有在舞台上说才有人爱听。
然而，许多个傍晚，我们聚在一间有大录音机的书房里，听姜昆、李文华讲售票员乘客的关系。我们笑啊，听多少遍都笑，我们在不是包袱的包袱里也能找到理由去笑，听得能背下台词来了还会边模仿边笑，从没有人觉得这段子脱离生活，脱离时代，空喊口号。我们跟着姜昆学北京小青年的流氓腔：“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转手把你丫划了……”学《我与乘客》里反面人物的“贫损”：“前边那大胖子你运运气打一臭萝卜嗝儿不把他熏下来了嘛！”“嫌我服务态度不好想法把我调走认识人事科的吗？”我们那时真觉得，北京人就是那么一些连骂人都创意无限的开心坯子；而生活，也真的像相声里那样处处涌动着积极向善的可能。
是的，即便是孩子，也不会意识不到《我与乘客》夸大的一面，它着力美化服务行业遵守职业道德的行为，而在举反例时，艺术的谐谑又使之听着不那么可憎了；可没有人会把现实中那些起自牢骚的争吵当笑话来听，除非他想火上浇油。现实对恋旧症患者总是最好的解药。北京话里的美感，它的清新泼辣，生动逼真，是通过相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而这印象却经不住现实的轻轻一撞。
相声的美学魅力，往往便是因此而渐受冷落的。不是所有人都有我们当年的耐心，把着录音机反复倒带，恨不能倒背如流。在八十年代，或再往前推推，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专属中国的喜剧艺术似乎再难独立地、自下而上地生成于民间，而是接受了相当程度的自上而下的指示：对这一点，毋庸置疑，一代人比一代人更敏感。讲窗口行业、服务态度的相声很多，而这些题材也与民间联系最紧，然而，在高英培、范振钰的《跟谁对着干》里，一名饭馆服务员检讨他恶劣的待客作风，一把揪出了“四人帮”流毒的尾巴，当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要改过自新时，老实说，我听得很不自在。也许吧，想想那位“白卷状元”，想想“与人斗，其乐无穷”，“文革”的下水道难道没把暴戾蛮横送进家家户户？可我仍然觉得，要以十五分钟的相声中建立起这样一种有教育意义的联系，总是牵强。
也许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爱听这类相声的人都很不幸。就像我一个同龄朋友以老年人的沉着说的：“我们的父辈都太天真。”也许是的，天真，天真到他们认为相声如此重要。
那时我们常听的另一段相声是侯跃文、石富宽的《一封公开的情书》——听得多，主要是因为这两盘相声磁带我买得最早。《情书》就像那首名歌《美丽的心灵》一样，它歌颂的主题，抒发的情感，早已被商业社会残酷的运作逻辑架空成了虚妄。相声的开头引了《假如你要认识我》：“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啊森林里栽，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啊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灵芝，翡翠，比喻的是清洁工人，在今天是一个标准的边缘行业。而在当年的这段相声里，由侯跃文出任的这位模范“倒土的”拥有高中学历，能读懂老外遗失在饭店的戒指上的铭文，能写朴素的情诗，最后得到了来自一位燕京饭店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的爱情。——这不是一个贵族小姐和平民青年间的俗套故事，清洁工也不可能在美女的一吻之后亮出他王子的原形；在我们的心目中，一头来路不明的野兽恐怕远远胜过一段在八十年代伊始率先点燃大众浪漫想象的相声：那是个什么年代，那时候的人懂什么爱情，他们还相信“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样的鬼话，不是吗？
在业已翻过去的那一页上，这里那里地回响着常常难于理喻的心灵共鸣。《跟谁对着干》是冲着这一点而创作的，创作者可能认为逻辑的严密性可以让位于引起共鸣的价值。侯跃文后来在电台里颇动情地说，《一封公开的情书》得到环卫战线的热烈欢迎，听众信件收到一大堆。相声曾经那么重要——我很好奇那信里头都写了些啥，会不会有年轻清洁工信以为实，打报告申请调去燕京饭店所在的片区。
那封情书写了“三万多字”，当时石富宽接了句“够出一单行本了”。省略量词——北京话的这一语言习惯太可爱，以至这句风凉话受到我们的一致钟情，后来在课堂里，一听说谁谁写了一篇多少字的大作，我们就会条件反射似的相视一笑，压低了嗓门异口同声：“够出一单行本了。”
晃晃悠悠，我还真踅摸到了和平里。说来好笑，人家都捧着什么大作家的游记、回忆录踏访一片陌生的国土，我却带着一脑子存了十几二十年前的相声，在首都四处寻找现实中的对应物。我吃了糖刀、爆肚、窝头、椒圈——都是相声中常出现的食物，只除了那早有人警告我别碰的豆汁。作为最最市井的俗物，它们经常被作者和演员们拿来放进种种语境形成方向各异的反差，制造大大小小的“笑果”。在这个意义上，相声从来是最依赖于民间的。
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所谓的“民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夜之间，它在地震后的废墟中发现自己醒了——此前它自觉地同化于国家，如今噩梦做完，连带着“宏大意义”也纷纷松动了，它手足无措，它要选择自己的文化路径和身份认同，就必须协调与历史的关系，要对自己过去二十年间的经历有个交待。不错，指示仍然存在，但问题在于，就连指示本身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规划迹近崩解时的产物；在文化上，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那原先像头顶的星空一样不言自明的价值观，在这个时刻开始皲裂。
伟大的《帽子工厂》和《如此照相》就是此时出现的——用影迷的术语，那叫“神作”。“伟大”不在于它们内涵多深——相声能深刻到哪儿去？而是说，它们用相当艺术的语言及时地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常贵田、常宝华把“江老板”一伙的行为漂亮地图解为“制售帽子”，从而避开了溯及历史–政治的复杂分析，而直抵人心，姜昆、李文华则反向取景，用照相馆里横眉怒目、革命辞令不离口的民众形象，照出了庄严神圣本身的荒诞不经。表达这些毋需血泪控诉，看懂这些也不必诉诸思想和知识的积累，荒谬的充分呈现足够以让观众们明白：他们应当毫不迟疑地挥别过去。
创伤记忆带来的是叙事能力的缺失，一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与我们疏远的事物……讲故事的艺术已经消亡。我们遇见一个有能力而地地道道讲好一个故事的人的机会越来越少。”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两篇伟大的相声作品担负起了“讲故事”的责任，在《帽子工厂》、《如此照相》之次，还有《狗头军师张》和《舞台风雷》。这些优秀的相声作品从来不催人去恨；即便是鞭挞民族的罪人，相声也凭借其本身调侃、洒脱的特质给人心支援热望——不是秋后算账的热望，而是迅速翻过这不堪回首的一章，探索若隐若现的前程的热望。
宏大意义的维续，需要注入新的力量——今天这“意义”接近风烛残年，但在当年，那些担任“讲故事人”的相声演员和作者们毫无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它，重建它，他们用故事解释过去，并尝试着描绘、指导、塑造现时的生活。他们是“指示”的忠实执行人？也许是吧，但不要忘了，他们没有第二种选择，他们自己刚刚在前现代的黑暗里摸到现代的门槛，怎么可能（像后现代们那样）想到连“意义”都是可以消解的？后来，特别是当我看了几场不知想催泪还是想搞笑的社会题材话剧之后，我渐渐悟到，为什么《我与乘客》的叙事中凸现着一种超强的整体感，那是因为演员明白，不管歌功还是颂德，是热讽还是冷嘲，都是在通过亲身参与场景展示与叙述，为大众描绘其所处的环境的面貌，并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从过去走到今天的，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只表现为一句话：“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师胜杰、冯永志的《双婚配》中就有这句台词，这段相声讲的是农村的一对养父子在改革前后的命运变化。也许这句话很水，也许有人会说它形成了一种话语迷信——在改革共识进入严冬之际，面对地狱般的房价、医疗费用和恶性循环的教育改革，说当年拿到土地的欢呼雀跃的农民是“迷信”——可不是么，那时的人还听相声呢，连那种歌颂改革的相声都听！
重述过去可以聊以抚慰，就像一个老船长退休后在居室里放满了鲸骨、铁锚和帆桅的残片。但是，后创伤状态的中国人需要的不只是峥嵘岁月的纪念堂，还有一个可信服、可以与之共存的过去图景，它还能为今天奉献意义。对他们而言，叙述过去的价值在于找回归属感，通过重新归位于群体生活找到失落的身份认同。
以“十年浩劫”为题的相声固然有限，然而在此后的许多新作品中，我都能听出一种对集体认同感的召唤。京城生活之不便是有名的，每每彷徨失路，我便想起姜昆、李文华在《买伞》里，对小伙子去伞厂退劣质伞的经历：天色将晚，行人渐稀，“风带着伞，伞带着我，我是一溜小跑还带转圈的”。他俩的另一段《祖爷爷的烦恼》中，“祖爷爷”有家难回，流落街头，“天又冷，又冻又饿，没多久您眼窝也旋了腮帮子也凸了牙也呲了……”一九八三年的首届“春晚”上，姜李二人上演了以宣传计划生育为主题的《错走这一步》，录音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老烦”带着两个孩子推着平板车拉碎砖头，嘴里吆喝着《姿三四郎》主题曲的画面。“这些相声为何总说苦事？”我当时存过这样的疑惑。
最可能的解释是，相声人都太熟悉这些情节了。不管是有实据可查还是纯属虚构，它们无不牵引着大众头脑里的今昔印象。剔掉宣教性的内容，日常生活的危机是匮乏时代每一个中国人头顶的悬剑，同时牵动着人们对往昔磨难的记忆。《买伞》中的小伙子一个月只有四毛零花钱，辛辛苦苦买的伞却成了祸水，他在伞厂和弹簧厂走了一圈，无功而返，凌晨时分挣扎着回到家时，还被严厉的爱人关在门外。赤贫把年轻人逼得家颓人散；引起剧场里、收音机前的听众发笑的既是幽默，也是一种如临其境的共命感。
上百段传统相声，以及更多的七八十年代新相声，共同织起一片内心的氛围，带着这种氛围我来到北京，走上一○四路车，平静地接受良好的印象被逐一粉碎的事实。只是我明白，售票员也好，清洁工人也好，伞厂的公关人员也好，弹簧厂的老门卫也好，相声歌颂他们的爱岗敬业，讽刺他们的扯皮渎职，本质上都是在向大众勾画我们共同的处境：我们，中国的平头百姓，还像以前宣讲的那样酸甜、甘苦、荣辱与共。那些讽刺听起来都是善意的，其中蕴含着对“个别人”一定会醒悟，“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深情（天真？）信念。故而，那时的相声充满浪子回头的结局，充满天道酬勤的佳话，充满对“美丽心灵”的浪漫想象。“文革”余孽当上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高英培、范振钰《满院春》），自私的公房小市民痛改前非（侯跃文、石富宽《邻里之间》），穷困而苦闷的男青年凭诚实打动姑娘的芳心（师胜杰、冯永志《恋爱历险记》）。刘伟、冯巩的《临终忏悔》表面上一个小混混对无聊人生的自嘲，实际上，他那看似语无伦次的“天问”却有着清晰的逻辑，指向一种鲜明的价值：
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八十年代的相声告诉人们要为大家的活着而活着。不提那些意识形态化的道德律令，这种要求也并未脱离现实的社会状况。八十年代对艺术形式的美学要求，是要尽快缝合创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建立感情的、身份的进而社会的共同体。相声人投身其中，为民间叙事、情感表达充当中介，挽救人对宏大历史计划的信心——他们完成了使命，用笑神经牵引着人组合成新的整体。
然而，本雅明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界分却揭示了这种相声叙事内生的隐患。本雅明区分了两大表意系统：“象征”与“寓言”。在象征结构中，历史的负面内容——灾难、屠杀、悖谬、虚无——都被吸纳入一个感觉良好的叙述中，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象征叙事铸造了一种进步主义的乐观，它展现巨大的希望，号召人们学会庆幸，学会忍耐，学会为未来奏凯的一日进献自己的香火，并为此而尽力克服当下短暂的不快、挫折和损失。相声叙事便是如此，它十分敏捷地找来新的宏大意义接续到原有宏大意义的地基上，它似乎过于热情、过于自信地把历史的整体构思给具象化了；一时间，它张扬的力量能摧毁所有怀疑，“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一句热诚的许诺，不经意间被塑造成了事实。
它就是莫里斯·梅特林克戏剧里的那只青鸟——蒂蒂儿一边去寻找它，一边在头脑里勾画出它的样子：它比自家笼子里的蓝鸟更蓝，它有着天堂的颜色。可是，本雅明更看重的是“寓言”结构：象征是桥梁，而寓言是一叶扁舟，它把人从彼岸渡到此岸，是为了让他能在回头一望时感到绝望：没有大道坦荡如砥，只一片烟水茫茫。在侯跃文、石富宽的代表作《火红的心》中，一家三口的屋子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却得到左邻右舍的援手。“耿大爷”给他们腾了外间屋，还说了这么几句：
跃文呐，跃文哪，（我）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就这把火啊，要搁在旧社会，你这叫倾家荡产哪！
“两种社会两重天”，八十年代的相声在沟通历史和现实时始终执定这一“常识”，帮助人们回避回望时的恐怖。它驱散了有关历史的疑虑，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只要只争眼下的朝夕，就可以在我们共同的档案里永久抹掉那歧途上的足印。但是，桥梁终将证明自己不过是一段浮冰，一旦改革发生了危机，人们还是要回去档案中查找预兆，搜寻根源，才看见本以为已成通衢大道的地方，依然是洪水滔天。寓言叙事告诉人们：断裂才是生活的常态；历史谈不上目的和意义，共同体是一个幻觉，越相信宏大意义的人，届时越会听到从对岸传来的响亮的嘲笑。
新时期的精神认同和身份认同又陷入危机了，这一次是毁灭性的，它带来的不再是茫然，而是憬悟。现代生活开始加速，甩掉宏大意义，甩掉共在感，甩掉一切他者施加的包袱，甩掉过去产生与社群生活中的、富有记忆氛围的经验；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某些公共表达中触摸到一个泛泛的整体方得心安，而是自我创设价值赋予自我。憬悟，彻底的憬悟：什么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只有一次的短暂生命。本雅明冷冰冰地写道：“表意书写越是堂皇，人受制于死灭的因素就越是强烈。”
八十年代的相声太美，美得像生命，只一次降临的机会，便在现实的窒息下万劫不复。我在北京的街衢里寻找我感兴趣的东西，却处处闻到相声的气味。我想起《北海游》里诗一样的词句：“您或是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偕侣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渺渺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溶溶、拂丝绺绺的清风里，你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拂丝绺绺”啊，我没听错吧，果然不是“浮沙缕缕”吗？晚上来到后海，沿岸一大片灯红酒绿，空气中熟羊肉的香气传来，那湖面刚被夜色伪装出几分清澈，倏忽间又变成了一口没盖儿的火锅；服务生们出来进去，向每一个潜在的客户嘟哝他们的职业语言。我又想起姜昆在《卖伞》中学的那句吆喝：“西瓜西瓜，质量不好，一毛一个，生熟不保，西瓜籽多，西瓜瓤少，吃了拉稀，别把我找——”多么实在，只有八十年代的戆第德才会相信这样的神话。
神话是靠人维系的，神话的存在，有赖于群体共享意义不曾沦丧。精神和身份的安然无恙，仰仗着温馨的归属感，强烈的参与欲，“与人乐乐”的幸福观。我曾在有大录音机的房间里小规模地感受过这些，但大多数场合下还只能诉诸想象。文明程度提高后，到我们这个时代，心照不宣的笑似乎成了日益看好的一种正面情绪，在扎堆聚会时，我们讲“段子”也靠手机，群发一遍后，所有人都对着各自的掌中宝笑：放肆地笑，狡黠地笑，羞涩地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社会走向私人化的大势投射到“笑”的行为中的缘故，还是得享自由之后，众多原本难以启齿的东西被充实进了取乐的资源库。单纯的相声，天真的相声，从不敢想象把这些东西引入它们的视野，它们为此付出了失去观众的代价。
一位朋友说，侯跃文先生去世后的那几天里，“跃文呐，跃文哪”的声音始终在他耳边萦绕。是的，这区区六个字含着多少慈爱，道尽了世间温情，它怎能不让人憧憬明天会更好？相声画出了一代人集体期待中处于最高位置的那根标线，曾浸淫于其中的人们不一定能逃脱幻灭的命运，更不一定会执守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却有可能保留下对社会、国家和普通人众发自心底的善意。冷酷的心是蔑视这份财富的；它越清醒就越麻木，越成熟便越自私，它抵触任何在它看来不够“清醒”的公共表达。它不知道即便杀伤力最强的讽刺相声也是温暖人心的——它根本不需要这种温暖，只需要操起已然今非昔比的社会集体意识来审判它全无同情理解的过去，干净利落地把过去和现在的假想敌一个个打倒。它批判现实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现实；它的结局只有一个：cynicism——抛弃对终极性美好的一切想象和期待。
离开北京赶赴车站的那天，我又坐上一○四路，车在传说中像大海般宽阔的北京街道上蠕动，这些道路如今拥有由联合国拥堵委员会签发的一级资质证书。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做出了弃车打的的决定，就这样离开一○四路，离开了这部在我心目中象征着热情、和睦、团结的公车。一旦放弃了轻信，人也不会再容易动情了。
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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