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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手稿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作者:王增如  李向东

去年夏天,在整理陈明同志收存的一批旧物中,发现了一叠暗旧的落满灰尘的稿纸,纸张粗糙,呈深棕色,那是当年延安著名的马兰纸,纸上是丁玲的笔迹,用铅笔写成。稿纸十六开,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丁玲把它对折,变为三十二开大小,左右两面书写。这一叠稿纸有十七张,一共书写了三十三面。后来又发现了两张二十一行横格纸,也是丁玲的笔迹,用钢笔正反面书写,共四面。这两张横格纸显然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色泽较白,纸质较好。

这些手稿,尤其是那一叠马兰纸,整理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它们没有页码,不是顺序排列,有些页章已经散落失佚,因此有的页与页之间衔接不上;其次,年代久远,铅笔字迹有的地方已经不甚清晰;第三,铅笔稿有残缺,钢笔稿无结尾,这不是一份完整的稿子。

其不完整性还在于,它不是一份成稿,而是一些草稿,甚至也不是一份完整的草稿,而是写了好几个开头却终未完成的残稿。   

这份草稿,是丁玲对于自己的小说《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

(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底,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了在山西前线和西安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任务,凯旋延安。十一月,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开赴晋察冀,丁玲没有随团出发,按照中央的指示入马列学院学习。她在次年春天写给楼适夷的信中说:“学校里冷得要命,没有火还是小事,每日不等天亮就出发到有雪的山沟里去防空。后来自习也在防空壕,冷风飕飕的吹到身上,有了火,我便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守在火边,于是痔疮大发,在学校里忍着痛苦,过了两个月,没有办法了只好到医院去施过两次手术,住了两个月……”

丁玲所住的医院在拐茆村,距离延安城约四十里路,那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延安,临时新建的一个医院。住院期间,一个叫俞武一的助产士给丁玲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女孩子有很大的热情和克己精神,但缺乏理智,好发议论,感情脆弱,容易感伤,并不使人欢喜……”丁玲常常鼓励她,“要她理智些,健强些,认清磨难”。以后,俞武一便常常萦绕在丁玲的怀念中,还有了把她放进小说里的冲动。但丁玲又觉得,“这人物并未成熟”,只“像一个剪影或一尊塑像似的”,所以把她在脑子里放了两年。

激发丁玲终于动笔的诱因是:“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这些女孩子的性格并不相同,但她们却有一个相同之点,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这些女孩子,是怀着抗战热情刚刚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丁玲喜欢她们的朝气,但不喜欢她们的脆弱,常常在复信中,要求她们有吃苦如饴的决心,有下地狱的勇气,百折不挠,死而无悔。终于,她想要“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写一个坚强的、战斗的、理智的女性,这个女性“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丁玲说:“这个欲念发生之后,很自然的那个被冷淡了却生活在我脑子中有二年之久的女主人公便活过来了。我便顺手使用了她”。

丁玲动笔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天,那时她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副主任。当时,越来越多的作家从大后方来到延安,边区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为了躲避那些繁芜琐碎的杂事,她向张闻天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到延安县川口区的农村去体验生活,时间大约从二月到四月,她在那里写完了艺术水准极高的短篇《夜》,同时开始写《在医院中时》,她回忆说:“抽芽的柳枝正挂在暖水沟的清流上,润湿的柔风吹着我的面颊,而那医院里的朔风和沟底下冻结了的溪流也跑到我的回忆中。于是我坐在岩石边,开始了我的小说。”

丁玲给小说的主人公起名叫陆萍,“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但她决不能像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她应该比她好,也不能是一个天生的完人,她可以有她的一些缺点,但她还有一些她没有的优点,以这些优点去克服那些缺点。不须要把她的外型写得很美丽或妩媚,因为她不是使用自己的性别或青春去取得微薄的满足的人物。不要恋爱故事,因为她既不在恋爱中取得胜利,也不必做悲剧的角色。她不应该浅薄,也不应该感伤。她对生活是严肃而正视的……”这就是丁玲对于主人公的构思。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了对于女人的四点企望(要健康,要愉快,用脑子,坚持吃苦的决心),陆萍正是这样的人物。

但是写着写着,她写不下去了。

“我已经意识到我的女主人公,我所肯定的那个人物走了样,这个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却把她做为一个理想的人物给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这样做了,却又不愿意。”“更使我不能续下去的是我已经看到故事的发展将离开我的原意,我如何能来自圆其说,这篇小说将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来结束呢?”她不得不暂时放弃,把那些原稿纸都请到箱子里去睡觉了。

四月底,丁玲接到张闻天的通知回到延安,要她到即将创办的《解放日报》去主编文艺栏。虽然,紧张的新工作使她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小说了,但她还是偶尔要拿出来看一看,改一改。那年夏天,她曾经“花了三个晚上企图修改这篇小说而不可能”。

不久,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创办《谷雨》,这是一本以发表文艺创作为主的大型文艺杂志,在延安很有影响,确定由艾青、丁玲、舒群、萧军轮流编辑。杂志初创,急需稿子,丁玲手头没有存货,只得找出《在医院中时》加以修改。毕竟,丁玲“同它是颇有感情的,于是在一个下午便努力继续下去,而把我怀念着的梦秋同志(失去双脚的人)塞上去,作为了小说的结尾,用了还愿的心情把稿子送到印刷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文章刊登在《谷雨》创刊号上。一九四二年八月重庆《文艺阵地》7卷1期转载时,改题为《在医院中》。

时隔四十年之后,一九八二年四月,丁玲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有人问:“《在医院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丁玲回答:“就是小说中最后的那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并说:“小说里面陆萍那样一个女孩子,什么经验也没有,跑到革命队伍里,从她眼里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就有了意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就必然产生矛盾。”

(二)

但是,《在医院中》的思想内涵决不止于此。

更敏感的,是它对于医院中环境的描述。而丁玲此后所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等受到批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它们对于解放区环境的描述,这个问题后来被节节上纲为“歌颂”与“暴露”。

从一九三八年冬进入马列学院,到一九四二年春延安文艺整风之前,是丁玲整个延安时期创作的高峰期,她最重要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几乎都产自这一时期。经过了初到解放区的激动惊喜,初尝了军旅生活的粗犷豪迈,率领过一支军事宣传团体亲历紧张复杂的斗争,有了这种种经历的丁玲,对于延安有了更为深刻完整的认识。现在,生活安定下来,有了写作的条件,她可以把自己敏锐的观察、缜密的思考,付诸文字,付诸形象。于是,就有了小说《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就有了杂文《开会之于鲁迅》、《干部衣服》、《我们需要杂文》和《“三八节”有感》,就有了散文《风雨中忆萧红》,等等。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她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而作的《我们需要杂文》中说:“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这一段话,可以看做解读丁玲以上一些作品的一把钥匙。

(三)

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整风开始了。四月初,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三八节”有感》和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栏时签发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比较严厉的批评。

六月十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燎荧”的文章《“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底〈在医院中时〉》。文章认为,“作者的技巧是成熟老练的。对于陆萍这个形象的表达,不能不算是这篇小说的成功的一点。”但是,这是一篇失败的小说。“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

关于环境,“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在这里,显现它是一个恶劣的足以使人灰心堕落的环境,它是一个绞杀进步改革志愿的保守的环境,它是一个把人的‘生命来冒险’的环境。……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作者有意地不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无论那一方面都是真正地忍受着‘人力和物力’的缺乏,作者反而把它(‘没有人力和物力’)当作荒唐的搪塞。因而,作者是在描写出了一个比以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

关于作者,“《在医院中时》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像陆萍就只有和她自己相同的朋友,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

文章认为作者对主人公是同情的,无批判的,对于主人公周围的人物是责备的、否定的,“作者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

燎荧,即王燎荧,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文艺研究员,据当年《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黎辛老人回忆,他在《解放日报》上只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

让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发表燎荧这篇文章的时间。

五月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开始召开座谈会批判王实味,一直开到六月十一日。

六月九日,《解放日报》第四版用将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批判王实味的文章,有范文澜的长文《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还有伯钊和陈道的文章。六月十日的第四版继续批判王实味,有前一天伯钊文章的续载,有蔡天心的文章,但是,第四版的头题却是燎荧批评《在医院中时》的文章。

如此版面处理很耐人寻味,也引起我们一些猜测:是来自上面的意见,还是编辑自己的主意?是有心,还是无意?是想要把批评《在医院中时》作为批判王实味的发展和延续,还是凑巧把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放在了一起?但是我们想,至少有一点是可能的,即把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看作是有错误倾向的作品——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编辑编排了这样一个版面。

不论怎样说,和王实味同时一起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出现,对于党的高级干部丁玲,总不是一个好兆头,况且,她的《“三八节”有感》,已经受到了高级领导人的批评。

(四)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丁玲开始写这份草稿。此外她还有一个用意,当时有人不满于对《在医院中时》的批评,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文章为丁玲辩解,说陆萍对于环境的看法,并不等于丁玲的看法。丁玲说,无论批评者还是辩解者,“都不足以说明我”。她不仅要做一个检讨,还要来做一个说明,她以为这些人都没有读懂她的小说。

丁玲这份材料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在八月重庆《文艺阵地》转载了《在医院中》之后。

现在发现的这些草稿,没有一个总的题目,只有零散的七个小标题。我们经过仔细分析,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钢笔稿和铅笔稿编排在一起,大体分为六个部分:1、小说的产生,介绍《在医院中》的写作经过。2、我的打算和安排,说明最初写小说的意图和构思。3、陆萍与我,写对于陆萍这个人物的态度。4、小说失败的原因。5、关于环境。6、结尾。

丁玲在文章里做了一些说明和解释,更多的是做了检讨。检讨的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陆萍这个人物。不能说她没有进步,但她仍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她的情绪是个人的,她的斗争是唯心的,孤孤另另的。我曾经说过我并不爱那个真的产科助手,也曾经说过觉得女主人公走了样,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虽说也的确觉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却只能照我的思维与意志去安排。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虽然陆萍并非我,但我是藉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

“关于环境”这一节写得较为完整。丁玲认为,这篇小说的失败,主要还不是在于陆萍这人物,“文章失败是在我对于陆萍周围环境的气氛描写”。为了烘托陆萍,不得不渲染环境的恶劣,“我的确是以为只有把周围写得更多荆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这个使人不愉快的气氛贯穿到全篇,它是相当的幽暗相当的烦琐而恼人”,主人公居住的窑洞是寒冷幽暗的,院长、管理科长、看护是冷淡而不负责任的,“而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却还加上因循苟且,嘁嘁嚓嚓”。“当我写这一段环境时,我曾费了上百页的纸张,涂了又改,改了又毁。”“环境之所以写得那末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受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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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丁玲手迹的第三部分“陆萍与我”

同时,为了表明陆萍对于医院环境的感受并不等同于自己对于延安现实环境的感受,丁玲在材料中也做了一些说明,她说,因为反驳对于延安的批评,她曾经“同某些知识较高的人争吵过,他们骂我是‘护短’,说同我的友谊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很多地方‘不客观’有成见。”对于现实生活中所不满意的一些弊病,她“只有当着极少数的朋友的时候,才比较沉痛的倾吐我的胸怀”。她是很维护延安的,很注意内外有别的。

关于小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丁玲检讨说,第一是创作方法。她在草稿中开始写的是“我的创作方法有问题”,继而改为“我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最后修改为:“立场影响了创作方法”。“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为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这个典型又脱离原来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为着要完成这一个人物,不惜歪曲现实。”虽然也感觉到“有些地方写得太片面性,也曾极力想纠正,但为了不愿损害人物而没有纠正”,“而且现在知识分子的确有苦恼,我应该替他们说说”。

第二是思想方法。就是“把那个气氛写得冷淡,无同情,让读者意味着随处都埋有荆棘,这一种认识实际就是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不满,不顾历史,只看一段,不顾全面,只取一点,不为大众,只图一己”。

第三是“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不分开来看”,“在革命的地区,有他更合适的办法,正当手续的提意见,与人为善的批评,用不着大声疾呼,用不着向群众提出控诉,用不着尖酸刻苦,挑拨是非,假如当时我能懂得这一点,把那个环境换一个地方,或许是比较有意义些了。”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主要的错误”那个标题,后来改成了“失败的原因”。丁玲把“错误”改为“失败”,说明当时这件事并没有给她造成太大压力,还是在一种比较正常的文艺批评的范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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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丁玲手迹的第四部分标题从“主要的错误”改成了“失败的原因”

燎荧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发言,对自己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发表《野百合花》及写作《“三八节”有感》,作了检讨。她没有提到《在医院中》。也是在六月,丁玲根据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中写道:“我们非常可能在某一件事,某一篇文章中,即使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我们旧有的情绪。但这些东西就会为无产阶级所不许可,就会受到立场与方法不合的指摘。假如我们不在这里下功夫,我们即使有很高的艺术技巧,也很容易在取材上,在人物表现上动辄得咎。即使是感人的东西,只要不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政治要求之处,就应该受批评,就不是好作品。”这些议论,和她在这份材料中的观点十分一致。

(五)

继《在医院中》之后,文抗作家雷加也写了一篇相似题材的小说《躺在睡椅里的人》,发表在《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和三月十九日的文艺副刊上。

小说的情节是:徐华到一所医院去看望她的爱人副院长钟正枝。她的大姐方堃同时去探视一个病人,听到病人反映说医院里竟然没有水喝,都伸着手向她请求:“同志,行行好事吧,帮我也打一罐!”以致于“来看病人最好带一罐水来”!她还看到另一件事,一个卧床的病人大便完了,垫在腰下的马桶没有人给拿走,病人“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来”,一个小鬼经过那里,说了一句“咱刚下了班”就走开了。方堃气愤地去找钟副院长,这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却淡然地说:“同志,这当然是缺点,但是你只看到了一面,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这类的事难免没有……”说完,“他已不再注视着这个多嘴的女人了,他打着哈欠,疲倦又回来了。他把两腿由横木上放下,半闭着眼睛,似乎一心一意地沉醉在浮满了窑洞的枣子香里,他心里想,她什么时候才能说完呢?”这个医院有一百个病员,作者以一种谅解的口吻写到:院长也的确有他的困难,“一个困难跟着另一个困难,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绳扣,因为归根结蒂都是由于边区的物质困难而来的。”

当时的延安,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物质匮乏的确是原因之一。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延安市府召开卫生设施座谈会,会上反映说,边区人民平均死亡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四月初,中央医院在《解放日报》上发布紧急启事说:“本院外科因药线缺乏除急症外各种慢性病症,自即日起一律停收。”

(六)

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完成稿,因为它没有写完。

今年二月二日下午,我们去看望陈明同志时,问到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的检讨怎么没有发表?陈老回答:“当时博古不让她写检讨,说不要给外边人(指国统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延安的作家总是批来批去的。”黎辛同志也说过,延安整风和审干时,博古始终对人是宽厚的,以致康生批评说:“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就是抓不出来!”

丁玲自己也讲过,一九四二年四月初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批评了《“三八节”有感》,这时,本来坐在后面的博古,坐到了丁玲的身旁,一直坐到散会,并且悄悄问丁玲:“怎么样?”博古以一种不露声色的方式,对丁玲表示出关切。他始终爱护丁玲,丁玲对此心怀感激,一九四六年四月,她在张家口听到博古飞机失事的消息,立即写出了感情浓烈的悼念散文《我们永远在一起》。

(七)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晚上,陕西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到北京丁玲家中,向丁玲了解延安文艺运动的情况,雷加、陈明在座。那晚丁玲讲了很多,在谈话中也讲到了《在医院中》。

她说:我不愿意谈作品,作品发表以后让人家去谈嘛,你说好就好,你说不好就不好,我都没有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在医院中》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对于落后的一些东西,我还写得比较少呢,那个时候延安本来就是交通不便,飞机刚刚轰炸完,在那里临时建一个拐茆医院,那是一九四○年才办起来的,你说条件能好吗?后来中央医院就好得多了。我到那里动手术,几个医生都是白区来的,思想也没有改造过,有的很热心,有的吊儿郎当。那个女主角因为我这篇文章也倒了霉了,我一直想找她,她医院里的医生当然知道是拿她当模特写的嘛。她叫俞武一,她就是个知识分子嘛,就是很热情嘛,她也不是个党员,她就是干这些很脏的工作。她前面路是有的,但还是有荆棘,还是有困难,没有困难怎么可能呢?一个知识分子跑到延安来参加革命,怎么可能一下子如鱼得水呢?都有缺点,她想象得很好,但是事实没有那么好,延安那个时候也不可能那么好,她本身是很热情的,但她毕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看问题看得单纯,看得简单。我动手术以后,到马列学院,洛甫问我底下的情形,我就跟他讲了。他就笑了,说这是黑暗,黑暗可以暴露嘛。我说不敢暴露,写的时候我还是手下留情。前天我在路上还看到拐茆医院那个院长,我还跟他聊了半天,他是江西省政协的副主席。

这是丁玲关于《在医院中》最后的谈话,也是十分珍贵的谈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新材料。

(八)

虽然,《在医院中》在延安没有受到更多的批评,但是丁玲对于它始终十分的小心谨慎,在四十年里没有收入她的任何一本集子。直到一九八一年一月,才第一次收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小说选》。

至于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俞武一,解放后在上海工作,一九五○年代初还到北京看望过丁玲,当时丁玲家里客人很多,所以她们没有深谈,看一下就走了。另一次来北京,还想找大夫给丁玲治疗腰疼病,但是却没有见到丁玲,回到上海后给丁玲写过信:

丁玲同志:

我于九月十七号回到上海。本还想去找您一趟,怕碰不上又难过,只好就这样回来了,不过总像来京还有个任务未完成似的疙瘩着自己,我自己确实无什么事,而是想找到您,把我治病经过及许多同志不治之症在这位无名医师治疗下得到根治的情况同您谈,希望您也能去将很讨厌的腰疼病等治愈,那您工作起来会痛快些,与陈明同志生活也更快活点,我也就更放心您。这次真不恰(巧)未遇,连在电话中您的声音也未听到,我实是意料之外,我因之而不愉快。

现寄上医生治疗法给您,您若计划去,要问我什么来信,我会详详细细告诉您他为我们同志治病的态度和效果的,怕您忙,不写了。祝

身体能健康起来!

程元   1/10(过去的俞武一)上

向陈明同志问好!

这多年来我一直是工作的,做实际工作的,在工作中未犯过错误,是学好的,请放心我!丁玲同志!我是忍受病苦在工作的。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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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俞武一写给丁玲的信

此信用钢笔,竖写于“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宣传发行科稿纸”上。以后她们就失去了联系。丁玲晚年还提到过她,说:“我打成右派后就没有来往了。我怕她是死了,要不然我出来了,她会写封信给我的。她身体也不是太好,她后来结婚了。”

二○○七年九月九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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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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