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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梁漱溟批注胡适来信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作者:李  辉

        一个人到了暮年,总有日趋浓厚的怀旧情绪无法排遣。如果他从箱底找出多年间的友人来信,或静静细读,或凝神回味,或兴致一来挥笔批注,那么,想必就会有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充溢心中。

        何况历尽沧桑者。
 
        一九七六年,梁漱溟高寿八十三岁。大概在他看来,这个年龄该是重睹旧物、归纳一生的时候了。于是,他以翻阅旧札的工作而开始了暮年的怀旧之旅。因而,他也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

        三十年后,二○○七年的某个夏日,梁老长子培宽先生把这些信札原件摆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一一翻阅。我的眼睛不由得为之一亮。对于一个有着浓厚历史兴趣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陶醉的场合吗?
 
        在我的心目中,梁漱溟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思想家、道德家。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关于梁漱溟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不同于实践者,思想家更注重精神取向,并不完全在乎现实为思想的实现所提供的可能性大小。这样的人,一旦迷恋自己的选择,便会达到如醉如痴的境地。这样的人,是用整个生命拥抱着自己的思想,甚至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梁漱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走完他的人生。
 
        我还特别欣赏梁漱溟的一张晚年肖像:“是谁以出色的感悟,如此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位思想家的性格和灵魂?一双眼睛,透过镜片,深邃而炯炯有神。它们凝视着你,仿佛在拷问你的思想,它们也仿佛凝视着历史,在拷问历史本身。嘴紧紧抿住,使整张脸一下子具备了分量,显示出他固有的自信,倔强,自傲,他整个人格的力量,也因这样的神态而体现出来。”

        如今,在友人写给他的信札中,在他暮年所作的批注中,我得以更贴近地读历史细节,读师友情感,读人格光彩……

        在《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中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的则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一九一六年前后,最近者在一九七六年,历史跨度长达六十年。2.jpg

        图:梁漱溟批注冯友兰来信   

        梁氏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但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批注或署名,或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试举数例如下:

        一、在梁氏批注的信札中,有的信系他收藏却并非写给他的信,如欧阳竟无致许季上信。梁先生批注道:“此欧阳竟无先生(渐)答许季上先生(丹),存于我手者。当彼时我尚未得承教于欧阳先生而先得亲近许先生。遂由许转为求教也。(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此信无来信年份,按照批注所言,似应写于一九一六年前后。据《梁漱溟传》,该年梁漱溟曾去北京大学拜见校长蔡元培,后者聘其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但梁因担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一职无法前往,故改由许季上代课。之后梁前往南方,方与欧阳竟无先生结识。

        二、在黄炎培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来信的首页上方,批注道:“黄原为民盟之一员,此因当时民盟与中共结合对国民党斗争,他顾虑甚多而向后退也。(名章)”该信为四页,黄详细阐明自己对待当时政治局势的态度,至为重要。

        三、在胡适的一封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来信前批注道:“此胡适之答我的信,估计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胡长我一岁,我们同一年进北大讲学于哲学系,那是一九一七年春季。(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徐旭生、屠孝寔与胡适一样,也是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在他们二人的来信上的批注分别为:“此徐旭生先生见教之笺。先生为‘五四’运动前后与我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相熟。(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此屠孝寔(正叔)先生惠教之笺,先生与我同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席。(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

        四、张申府与梁漱溟的交往,则早于以上人士,两人系中学同学。在张申府的来信上的批注为:“计此信当写于一九五九年春。张崧年字申甫或申府,与我在清末同学于顺天中学。好学深思即此三笺可以见之。字迹草率,难于辨认。特略加注明。(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

        五、在马一浮的一封来信前批注为:“我写《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既成,适王星贤兄去杭州马一浮先生处,即托其带去请教。此马先生答书。一九七六年八月加注(名章)”。

        六、梁漱溟收有冯友兰写来的一封长达十页的信。其批注数行写于末页,提及两人在“文革”后期的往来:“此冯芝生往昔从美国寄给我的一信。芝生年齿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一九七三年春,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写批注之日系毛泽东逝世之日,不知梁漱溟当时是否获悉此消息,待考。  

        以上批注虽然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梁漱溟的人生轨迹、学术思想以及人际往来,颇有帮助。

        梁漱溟一生风云变幻,大起大落,始终未远离时代漩涡。说他是思想家、道德家也未必准确。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位入世心切的社会变革家、实践者。无论讲学、办校,乃至积极参与政治派别活动,其指向正是社会变革。此种特点,形成了他的丰富而广泛的交际往来,他所藏的友人来信,自然也就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他所经历的时代。

        一批与一九二六年前后北伐战争有关的来信,引起我极大兴趣。来信者主要为他的朋友陈铭枢——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学生徐名鸿、黄艮庸——时在陈铭枢麾下从军。

        陈铭枢,字真如,系北伐名将,自一九二四年起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在攻打吴佩孚军的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立下战功。然而,陈铭枢不只是一员就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战将,他对佛学颇有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也是他与梁漱溟在北伐战争前得以结识并成为朋友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当他就任第十师师长一职后,特邀梁漱溟与熊十力南下共事,二人虽未前去,但派遣三位得意弟子王平叔、徐名鸿、黄艮庸由北京前往广东,投笔从戎,辅助陈铭枢。关于这一背景,梁漱溟在陈铭枢一组来信前,特单附一页予以说明:3.jpg

         右图: 梁漱溟为陈铭枢来信所写说明

         据我所闻真如游学日本陆军时,曾从桂伯华先生听讲佛法,甚勤恳。桂先生临终嘱其归国后宜从南京欧阳先生问学,以故当其一度脱离军队时即投入内院欧阳先生门下。值其时熊子真(十力)亦在内院求学,彼此甚相得。子真既经我介绍入北大讲唯识。一九二三年与平叔、艮庸同住缨子胡同我家。真如即于是年北来访我结交,其后遂有一九二五年从广东以革命之义相督责,而平叔等三人南下从戎之事,自是而后彼此关系日密,以迄于一九六五年真如身故,前后计有四十余年。至今箧中所存真如手札独多,虽不必皆有保存价值,亦姑存之备考。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一日 漱溟识。4.jpg

左图:梁漱溟批注陈铭枢来信

        梁漱溟说“所存真如手札独多”,可惜此次辑录只发现五封。其中三封为陈铭枢致熊十力信,梁氏在一封信前批注道:“此为一九二三年真如从南京来访我于缨子胡同时偶然留存之一笺。”陈铭枢此三信虽是致熊十力,但均谈及梁漱溟,且论及佛学和印度哲学,在一信后他还特地写道:“诸函皆可转呈梁先生更希就近代承教于艮庸、平叔两先生。”这大概就是三封信得以保存于梁氏之手的原因。
 
        另外两封均写于北伐战争期间,也是写给梁漱溟、熊十力两人。一员北伐名将的两封私人通信,留下了诸多难得的历史细节。

        其一,梁氏批注为:“此为一九二五年平叔、艮庸、名鸿初到广州时,真如兄来信。信写于入湘接洽唐生智之途中。(名章)”。其二,梁氏批注为:“此为真如统军北伐之时,行军途中来信。一九七六年八月(名章)”。前信日期注明“十五日”,无月份年份,;后信注明“七月三日”,无年份。两封信均涉及陈铭枢由粤赴湘,负责游说湖南军阀唐生智(字孟湘)与北伐军合作事宜,由此分析,应写于一九二六年。  

        前信两页,毛笔行书,字大,较简略,应写于前,只提及“此次到广州匆匆适奉使湘省”一句。后信三页,钢笔行书,字极小,约两千字,详告徐名鸿等三弟子近况,以及对他们三人的各自评价等。据史料,唐生智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在衡阳率军正式参加北伐军,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显而易见,陈铭枢的奉使之行圆满成功。

        在七月三日写给梁漱溟和熊十力的长信中,陈铭枢以大量篇幅阐述自己对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态度,并介绍了自己奉使湖南的情况。他这样写到与唐生智的接触与印象:“平叔等次永兴留候司令部,弟独往衡州会唐孟湘,谋军事。孟信佛极深,持念极切,志宏愿大,胆略才识矫然不群。然好用权术,是其大病。(惟弟能窥见之耳)又其作事火辣,不易得人亲爱。(但其部曲训练之良,团结之固,一时无两。)弟自维庸愚,平昔惓惓慕才之念,以为于孟差为得之,故爱护之惟恐不至。然深虑其技痒不除(指权术),致患根本;又以其崇佛,未易以胡益阳曾湘乡之说进;耿耿我思,忧何以辍,环顾宇内,每不禁其涕之涔涔下也!此意非两兄谁与嘱之!”

        由引文可见,行军途中的这位北伐名将,胸中块垒,不便与军中人士泄露,只能驰笔向两位京中友人倾诉。“孤舟夜泊,人静水流,思怀不寐,缅书寄意。明日赴战,奉讯又未知何日也?弟陈铭枢顿首,七月三日午夜笔于潇舟中。”今日再读信中最后几句,当年此情此景,仍令人感慨万分。

        正是这样一封感人的长信,为北伐复杂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博弈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唐生智后来与蒋介石时分时合,其间种种举动,或许也可佐证陈铭枢当年对其性格所做的透彻分析。5.jpg

        右图:梁漱溟批注徐名鸿来信

        徐名鸿、黄艮庸的几封来信,则从另外角度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情形。在徐名鸿的一封来信上,梁漱溟做了一大段批注:

        此数缄为亡友徐名鸿手笔。名鸿学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任教附属中学,因与艮庸友善而与我相熟。一九二五年上半年,我与熊先生暨平叔艮庸率少数学生退出曹州高中,赁屋什刹海东梅厂同处共学,名鸿时相过从。是年冬粤中革命潮流高涨,因粤友召唤,特嘱平叔、艮庸、名鸿三人一同南下应召。随后即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参看《村治月刊》“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既驻军武汉而政局诡变,平叔艮庸先后脱离北归。名鸿革命意志强烈随军南去。厥后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之创举,名鸿实为其中一主要有力人物,失败后被杀于汕头。此数缄皆其初抵粤时来信,不足代表其后来革命思想。(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  

        梁漱溟当年派遣三名学生投笔从戎,即有通过他们了解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实情的目的。因此,较之陈铭枢,他的学生来信更侧重对整个局势的印象描述和分析,从广东政府的财政收入,到黄埔军校的开支;从香港的罢工,到地方军阀的威胁……譬如徐名鸿在一封信中,就详细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后出现的国共两党的矛盾:“蒋为人似刚断有余,而忍耐不足。广东空气处处压迫得利害,事事苦无回旋之余地。故蒋之所为,常现短促,无悠长之思,实有所不得已。以北伐而论,稍有识者,皆知其非时,然而倡言北伐者,似有所为。(一)以保党军之朝气。(数月未休息,黄埔第一期出来人物之在党军为中级官者已有暮气可见。)(二)以消灭共产者之反侧。(三)以利其他五军之意气。至于湖北江西之压迫则其近因外因也。在广东环境之下,颇有略不挣扎,则自行破毁之感。蒋部亦缺乏人才,黄埔出身之下级官员敢死之气可用,而主大计能指挥者则极缺乏。”

        黄艮庸写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的信,描述汀泗桥、贺胜桥战斗和攻打武昌的过程,以及对陈铭枢的印象。写此信时,黄艮庸正前往上海,船缓缓驶入吴淞口。虽距武昌攻克已有多日,但他以一个书生的脆弱之心见证战斗的惨烈,至今仍是胆战心惊:“此信不能不写,然此刻精神昏钝至极,所怀万端,不知从何说起。苟能飞至师等身旁尽情痛哭,生将插翼来矣。自六月随证入湘,转徙数千里,中经数次战事,而汀泗桥、贺胜桥两役为最剧烈亦最惨酷,历前此未历之境,此心已几成硬化见至惨至忍之景象,亦不动心矣。”6.jpg

图:梁漱溟为黄艮庸来信所写说明

        梁漱溟为此信加一批注:“陈铭枢字真如,一作证如。(名章)”

        黄艮庸此信还谈到陈铭枢的战绩与近况:“证确是一将领才,行军迅速,遇敌稳重,故战无不胜,汀泗桥破敌,全是证之策略。(敌有数万人据河而守,证以十师及十二师共万人之众一日便破之,敌全军覆没。)又为蒋氏倚重,蒋唐二人之关系皆因证而成,故入武昌后,证有改师成军并任卫戍司令的消息(尚在秘密中,他人绝对不知)。……”  

        黄艮庸信中透露的信息,随后得到了证实。陈铭枢所率第十师在攻克武昌后,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权倾一时,系武汉革命政府的重要将领。一九三三年,陈铭枢又曾与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失败后流亡香港。梁漱溟所藏相关信件,无疑是陈铭枢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由大学执教转为创办乡村教育、走乡治之路,是梁漱溟人生的一大转折。一九二四年他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位,前往山东曹州主持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之后,他又辗转广东、河南等地,尝试办学。抗战爆发前,他在山东邹平七年,主办山东乡建研究院,寓教育与乡治于一体,其学生多达数千人,蔚为壮观,一时为全国瞩目。他不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学者,而成了介入社会变革的教育家、实践家。

        谈到自己办学的动机,梁漱溟这样说过:“我办学的动机是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硬凑在一起。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我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个学校亦即是一伙人彼此亲近扶持着走路的团伙。”这便是梁漱溟超越教育本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学生眼里,他不仅仅是学识的传授者,更是他们情感的滋润者、人格的熏陶者。他们景仰他,以做他的弟子而感荣幸,进而成为忘年交。可以说,与学生们的友情,一直是梁漱溟生活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

        于是,暮年读信,最令梁漱溟为之动情的莫过于重温学生来信。梁漱溟为学生的来信做了不少批注,举数例如下:

        一、在钟伯良信上批注:“此为钟伯良的信,惜寿只卅余。漱溟识”。

        二、阎宗临的来信有数封,梁漱溟做批注多则。A.“右为阎宗临在桂林穿山国专校与我一次谈话后所写示者。其所见自足参考,非同俗流之昧于中国文化价值者。(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B.“此卅三(一九四四)年在穿山国专,宗临写示,其见解非时下人之所见也。漱记”。C.在这批信后面,梁漱溟还特地单附一页,详加说明:“阎宗临山西五台人,一九二四年我主持曹州高中时的学生,但不久离去,因基督教会关系游学欧洲,是以其思想有得于宗教。学成归国后曾任(教)广州中山大学,与朱谦之黄艮庸同事。解放后为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主持校务。其人诚笃而不免巽弱。此从其笔迹上可见,其学问思想虽不浮泛浅薄,固难免隐伏缺欠。(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

        三、在萧克木信上批注:“萧克木追随我多年,其人长处甚多,敏于学习,忠于职守,惜思想不能深入。解放后通信尚不少,留此一件以见一斑。(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

        四、在谢焕文信上批注:“谢焕文,字赞尧,湖南人而在太原读书求学,为某校高材生。一九二一年我游太原见之,心识其人,一九二四年引为曹州高中教员。别后不数年竟故去。其弟谢国馨后来却常通信,然今亦久失联系。此信中所云乾符者姓马,山西人,同为太原某校高材生可爱者,我同引用于曹州高中,别后未闻消息,似亦短寿。一九七六年九月漱溟识(名章)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初之一个月时间,我应邀到太原讲学,谢、马皆在听讲之列。”

        五、在李志纯信上批注:“李志纯为邹平研究部研究生最优秀者之一,通习英语,抗日战争中曾随军入印度为译员。在北碚勉仁中学任教员,一度任校长。此其率学生入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所来信。一九七六年八月卅日批注(名章)”

        六、在吴顾毓信上批注:“一九七六年四月复阅。(名章)吴君为我们重要技术人才之一,专长在办理户籍行政及人事登记。往年邹平县此项工作之精确为全国所无,即吴君负责主办者也。马博厂先生前金大政治系主任,内政部参事,兼东北特派员,专研究地方行政。吴君曾从其在江西遂川作研究工作。漱注”

        七、在云颂天的数封信上批注三则。A.“此信甚好,宜保存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B.“此信内容有关学术研究应保存之。一九七六年十一月”。C.“颂天此信大有价值,应加保存。将留给有智慧的青年人看。何谓有智慧?有内心,时时自省者是已。耳目心神一味向外张望驰逐的人,是不会对人生发出疑问的。然使读此不亦可资其反省自镜乎?此信大约写于颂天北来从我,先随往曹州,一九二五年退回北京同住时。度其年纪廿有余,生命力正强。人生唯此一阶段(十几岁至廿几岁)最为要紧。颂天从我数十年,在同学中最为众所推重所诚服,非无故也。(名章)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三日”。7.jpg

        右图:梁漱溟批注云颂天来信

        八、唐君毅是梁漱溟学生,后来以新儒家之一而著称,读他的信梁漱溟极为认真。他赞许唐君毅的学问,但不满其字迹潦草,写法颇不规范。我统计了一下,在一封信上,梁漱溟分别对“本国、士、不、新、国、侄、定、及、念、立、重、全、分、文、聆、亦、写、理、出于、另、至中、安、国、国”等二十余处字词加以修改。修改之后,梁漱溟意犹未尽,又写一大段批注如下:

        “国”字竟写成“旺”可胜惊叹!其他的字亦多难辨认,不能不加旁注。(参看另页批评)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名章)唐君毅为唐迪风(铁风)先生之子。一九二○年(抑或一九二六年,记不明确)我与其父相遇于南京内学院欧阳先生处,盘桓多日。其时君毅求学北京而我任教北大,迪风嘱托照顾之。厥后忽得读君毅所著《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大为欣赏敬佩,曾摘录其精彩文句于我手册。然迄未得晤对机会为憾。全国解放后其大妹至中女士曾从南方来北京访我,谈及其家庭情况,虽距今廿余年犹留有印象。其后闻君毅讲学香港、日本以至美国,甚见重于时。却想不到其人在楮墨间苟且随便至于如此。此似属末节小事而可觇其人气质近于褊急草率,不为大器,使我嗟讶失望。(名章)

九、在陈仲瑜来信后单附一页批注:“陈政字仲瑜,北大德文系学生。民国九年我在北大第一次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仲瑜任记录。次年暑期再讲于济南,由罗常培(莘田)任记录,其后即以两次记录整理出版。陈、罗均非哲学系学生,然与我情谊亲切逾常焉。仲瑜此笺约在民国十一年初间,似因我以先公遗书一部赠之而答我者。原笺尚存未失,此其抄件。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名章)”  8.jpg

        右图:梁漱溟为陈仲瑜来信所写说明

        由批注得知,梁漱溟曾为这位学生写过一首诗,而且是他平生所写的唯一一首诗。全诗如下:“仲瑜看似平平淡淡人,其实不平复不淡。看彼呆坐众中直如愚,岂有愚人如仲瑜。彼殆有抑郁不申者乎?其详我亦莫能得。却有一言,愿吐不愿默。处世但求心慊足,人生何处非欢宅。一分未尽心不慊,反身而诚天地塞。”为此诗,梁漱溟在信上做了两个批注,足可见师生间亲密无间的情感。一,“一九三五年赠陈仲瑜(政)诗,是我一生唯一的诗词之作,前此未之有,后此亦未有之。”二,“右为一九七六年冬末仲瑜录我旧作,第三度求书。我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为之写去。(名章)”

        以上批注,或寥寥数句,或大段叙述,回首往事碎片感慨万千,点评学生印象直言不讳,一代宗师风范呼之欲出。由此可以想见在学生心目中,梁漱溟作为一位教育家所具有的凝聚力和人格魅力。

        暮年读信,是与历史对话,是与友人另外一种形式的倾谈。岁月苍老,梁漱溟深知,他和同时代人——无论友人或学生——已不大可能重新相聚,如早年那样闲谈切磋了。

        我还清晰记得,当年读《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时,梁漱溟所描绘他与学生的“朝会”场景,令人神往不已。一九二四年他到曹州主持高中部仅仅半年,回到北京,却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而来,足见他天然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之后,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他这样说道:“在什刹海居住期间举行朝会,特别是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特别使人感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仿佛世人都在睡梦中,唯我独清醒,更感到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此时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亦不在多,主要的是反省自己,利用这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锻炼心志。”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师生之间,难道还有比这更为美妙、更加令人神往的境界吗?

        显而易见,梁漱溟一直珍爱着他与友人、与学生之间的美好情感。这一点,在他暮年与叶石荪(麐)的通信中表现得最为感人。

        一九七六年开始重读并批注旧札时,梁漱溟找出叶石荪的三封来信,他留下一封,其余两封寄回与他同龄的叶石荪。他在留下的一封信的信封上注明“此叶石荪自欧洲来信。”另外又单附一页写道:

        此五十年前叶石荪(麐)游学欧洲时与我通信之一件。最近捡出三件,以其二寄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付还之。一九二一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北京初出一版,书页前有我与石荪、朱谦之、黄庆四人同拍一照片,可见当时相交之雅。石荪与我同年生,生日略晚于我,于今俱是八十四老人矣。惜久未得相见谈学。(名章)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附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所有的书籍信札手稿等件,举被红卫兵小将抄走无存。迟至一九七○年乃经全国政协会为我寻得付还一部分信札手稿等件,至于书籍则没有了。

         叶石荪收到梁漱溟寄还的两封信,极为感动,当即复信。虽是同龄人,他仍视梁漱溟为师:“麐生较师仅晚一年,然师弟名分早定,不可改矣。师何以‘兄’呼我?”叶石荪一生坎坷,道起往事,感慨万千,尤其是把学生与恩师的真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堪可将之视为梁漱溟与诸多弟子之间六十多年交往史的缩影。兹全文转录如下:

        漱师道鉴:

        日前得见涤玄兄,后复奉手示,藉知北京地震时师安全无恙,深为庆幸。

        自五七年晦迹以来,心怀惭恧,不便与外间旧日师友通问。故虽亲厚者如师,亦不作例外。(但师之消息不时从此间之知师者探得之。)敬祈宽恕。

        承寄还往昔发自法国三信,重读数过,诚不胜今昔之感。当时心情颇颓废,但理欲之争尚存,向上之志未泯,对于学业犹图有所建树。倘归国后,善自为谋,坚其趋向,努力以赴,未必遂终无所成。行年八十有三(麐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师似生于一八九二年。麐生较师仅晚一年,然师弟名分早定,不可改矣。师何以“兄”呼我?)精力已衰,无补世用。回顾过去,瞻念前途,可谓于悠悠忽忽中了此一生,良可哀也。遵嘱谨寄还所指其中一信。

        往日承师青眼相看,多方惠助,永志不忘。惟每一念及深负师之期许,愧悔何可言说!

        大著《人心与人生》惜不得一读。

        再聆教言之日恐不可复得矣。言之黯然。敬颂

著祺。

        弟子麐谨启

        一九七六年九月四日

        为之黯然的何止叶石荪一人?梁漱溟收到此信时,正继续着翻阅友人旧札的工作。我想象着,在暮色茫茫的秋日余晖下,他以复杂心情细读这封新札。往事不再,来日不多,弟子的真诚与感伤想必同样让他激动不已。

        一位饱经风霜的哲人,暮年融入此情此景,真乃不幸中之万幸。其生命因此而愈加丰满厚重,漫溢出美丽诗意。

                                  完稿于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初冬时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李辉编选,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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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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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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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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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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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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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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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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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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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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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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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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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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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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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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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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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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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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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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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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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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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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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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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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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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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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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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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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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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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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