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7年1月，黄苗子在镜子面前微笑留影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作者：李 辉
一、人在漩涡中
春节一过，进入戊子年，黄苗子先生就该九十五岁高龄了。我所熟悉的老人中，年过九十的不算少，但像他这样身体硬朗，神清气爽且笔耕不辍者，实为凤毛麟角。
开始熟悉他，是在一九八八年。那一年冬天，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领导蓝翎、舒展先生，计划在一九八九年创办一个多人专栏，约请七位名家联袂出场，名称定为“七味书谭”。七位先生分别是：杨绛、冯亦代、金克木、杨宪益、黄苗子、董乐山、宗璞。曾请七位先生聚会过一次，确定题目。不过，专栏开张不久，就遇上历史大动荡，七位先生有的漂洋过海，有的搁笔，所谓“七味”还不等读者品出味道就烟消云散了，不然，该有多少篇精粹小品文问世？如今，冯、金、董三位老人已仙逝，健在者中最年轻的宗璞女士也已八十初度，每每思之，惆怅不已。
七人中漂洋过海者即苗子先生。一九八九年六月，他和夫人郁风一起去了澳大利亚，与移民澳洲的儿子一同生活。这一去，就是好几年。一九九五年，他们第一次归国举办大型画展，我们又见面了。正是这一次的阔别重逢，我开始萌生为他们夫妇撰写传记的念头。
他们是富有人生传奇的一对夫妇。从三十年代初投身于艺术创作，一直到九十年代，哪怕经历战争，哪怕身处历史漩涡，甚至蒙受过多年牢狱之灾，他们却一直未曾泯灭过艺术信念。艺术让他们走过一次次磨难，艺术让他们活得踏实，活得有滋有味。最令人们叹服的是，“文革”后期当他们双双走出被关押七年的秦城监狱时，他们的性情居然依旧未改，还是如过去一样爽朗、乐观。人们很少听到他们叹息、哀怨。
历时三年，我完成了《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我拿出一本，请他们两位在扉页上题词。苗子先生写道：“如果没有漩涡，一潭死水，那么，生命、诗、文艺，一切都完蛋了。感谢李辉把我们投入漩涡。苗子，1998年11月3日”郁风先生写道：“八十多年的历史，怎么说得清楚？两年多的交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们重新认识在漩涡中的自己。郁风。”
这是苗子先生第一次为我题词。
二○○三年，苗子先生走进九十。这一年，他又经受了一生中的另一次考验。春夏之交，SARS（非典）肆虐北京，“五一”期间，我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去，到处空空荡荡，整座城市在大白天也如同过去午夜一般冷寂。大家自觉地不再串门，不再聚餐。即便自己并不在乎，但也不方便去打搅别人，谁知对方是否敢接触你？我打电话问候，他大呼一声：“你是汉子，你就来！”我这才如同往常一样坦然地走进他们的家门。
他们依然如平时一样平静，一样微笑，仿佛弥漫全城的恐惧与他们毫无关联。八十七岁的郁风说得更是爽快：“怕什么？只要小心，没事儿。这跟买彩票一样，哪儿那么容易中彩？”说完，大笑起来，似是为找到一个有意思的比喻而高兴。永远乐观的人。他们爽朗的笑声，他们沉着、乐观、毫不在乎的样子，就像阴霾天空下的一束灿烂的阳光。
对于我来说，有这样的老人在身边，时时感受他们的乐观，实在是令人欣慰的事。
就在这一年，我为他编选的《黄苗子自述》出版。他兴致颇高，在扉页上题写打油诗相赠：“我不述自述，李辉代我述。果然陈芝麻，茴香有妙术。今是而昨非，两间余一卒。二○○三年五月此书问世，纯出于李辉炒作之功，为了压韵，末句偷自鲁迅，不敢大言不惭。李辉以为如何？苗子个人力抗非典，幸乃无恙。时年九十。”
同年深秋，我编写的画传《黄苗子与郁风：微笑着面对》出版，他再写打油诗相赠：“往事不堪回首哎，下辈子重头奋威。这本书出乖露丑，微笑着面对李辉。李辉兄编此出书，要写几句话，不好表扬，也不好骂，只好打几句油。二○○三年十月廿四 苗子”
有这些题跋，我所收藏的与他们夫妇有关的书，在我眼里就多了另外一层亲切与灵动。
二、《小说》上的作家与美女
我非藏书家，所爱好搜集的对象，主要是我所写过的传记主人公的相关著作和史料。搜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与情感有关。尤其是那些时间久远的书刊信札，一旦能寻觅到手，轻轻抚摩，细细翻阅，其感觉之美妙惟有自己知道。
这几年，我很少再逛北京著名的旧书市场潘家园，孔夫子旧书网就成为我时常徜徉的“淘宝”世界。它更便利，更能让人有目的地寻找，运气不错的话，偶尔也会有意外收获。二○○六年，淘到四本苗子先生一九三四年编辑的《小说》半月刊，即令我颇感满足。尽管从版本价值上说，它们也许难入藏书家的法眼，但是对于我，因为与苗子先生的多年往来，且撰写过他的传记，寻觅到手，其意义就不同了。
《小说》半月刊出版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之间，八开特大本，扉页上标明：主编梁得所，编辑丽尼、黄苗子，大众出版社，发行人黄式匡。我所买到的是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七期。拿到刊物，我当即送去请苗子先生一阅。见到六十年多前自己编辑的刊物，他喜出望外，随即在《小说》第八期（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扉页上写下一段话相赠：
时间爱跟人开玩笑，李辉居然找到了六十一年前我在上海和丽尼（郭安仁，一位杰出的作家和翻译家）合编的这本杂志。这原是以主编《良友》杂志著名当代的梁得所的计划，是他主持的大众出版社的期刊之一。我当年糊里糊涂混入上海文艺界，啥事也不懂，居然混出这本出了二十四期（恰好一年的）刊物出来。现在想来实在荒唐。这本刊物丽尼除了选译几篇他喜欢的国外小说外，所有装帧选图，和个别文章都交我（其后还有一位包天笑的儿子包可华）来负责，编辑思想混乱，所以成为一本“四不像”的东西。老板是日本回国的商人，还一再叮嘱梁得所要“通俗”，要“追求销路”。怪胎也就因此产生。李辉兄留下来，也是一份因缘，也保留了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一种面目。李辉所得共四期，或许将来能得到全份，那就更好了。二○○七年七月七日，苗子九十四。
苗子先生的题词颇为自谦，其实，从作家队伍看，《小说》虽非名家云集，文学倾向也不太明确，但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作者的作品。从我手中的四本看，作者即有奚如、靳以、李辉英、穆时英、祝秀侠、罗洪、马国亮、鲁少飞等。为走流行之路，每期都安排有两三篇根据好莱坞电影编写的故事，并配有电影剧照，在同时期的小说刊物中恐怕是别出心裁之处。
因苗子先生之故，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小说》的美术编排。
早在香港念中学时，少年苗子就非常喜欢由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熟悉了当时漫画界的几位中坚人物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人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十六岁那年，苗子参加中学的绘画比赛，创作一幅漫画《魔》，受到好评，被列入香港学生展览之中展出。第六十七期《上海漫画》（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发表了他的《魔》。这是他与上海文艺界最早的亲密接触，从此他与叶浅予建立了联系。对上海文艺界的向往，导致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九岁时瞒着父母离家出走，独自一人离开香港到上海闯荡天下。接手编辑《小说》时，苗子只有二十一岁，但在叶浅予等人的引荐与帮助下，他与文艺界已有了不错的人脉，这大概也是梁得所选中他的一个原因。
四期《小说》的封面，均是苗子创作的大幅彩色绘图。这些封面的构图、色彩都很大胆别致，看得出是根据办刊宗旨欲走时尚之路，故特别侧重于仕女肖像，试图在结合传统美女形象与现代气息的风格上摸索一条新路。今天来看，这种尝试还是很有特色的，既有视觉冲击力，也有韵味，哪怕放在当今林林总总的杂志中仍未过时。巧的是，读美国新近出版的《纽约客》，发现其中一期的封面也是突出美女画像，在视觉效果与风格上与《小说》有相通之妙。
图：文中所提《纽约客》封面
除绘制封面外，苗子还发表有作家肖像漫画分别为丰子恺、孙福熙、冰心、丁玲、庐隐。每幅肖像，均配以苗子自己所写点评文字，活泼有趣地概括一个作家的特点。
如写丰子恺：“人很淡远，读他的小品文，仿佛读陶渊明的诗。喜欢佛理，但不劝人拜佛，和发起念经救国之类。爱孩子。爱在乡下地方居住；生活像一个隐士，但常常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观念流露在文字中。文章做得好之外，音乐、美术都有很深的研究，子恺漫画在五六年前尤足以风动一时。关于西洋美术和音乐的介绍很有功绩，是中学生们一个蔼然可亲的师长。有人说他的一生，受其师李叔同的影响不少。”
如写丁玲：“丁玲是近年女作家的一个星，这颗星的照耀，其光芒之四射，不亚于她的‘姐姐’们。永远是‘在黑暗中’的挣扎。所以不全是母亲，家庭的温情；不全是爱情的追逐。一生的遭遇，倒真是尝够了味儿，惊人的消息传来，说是她的失踪，一会儿死，一会儿又是生，这作家的运命，就像是谜样的谣。但不论她是死，或是生，所可惜的，是今后我们也许不会再见到她的作品。”
说是《小说》，其实更像一个综合性的文学刊物。譬如，第四期（七月十五日出版），适值夏日，编辑特地开辟“消暑谈座”，约请老舍、叶灵凤、孙福熙、崔万秋等人写来随笔，并配发黄苗子漫画一组。
《小说》的扉页可算刊物的另一精彩之处，几乎每期发表一位名家的手迹。苗子先生告诉我，这些手迹主要是由梁得所分别写信约稿。有的直接寄来，有的则是苗子亲自登门领取。如鲁迅等人的手稿，就是他去鲁迅家中取来，这也是他唯一一次走进鲁迅的家。可惜鲁迅的题词手迹，不在我获得的四期之中。
第四期为老舍手迹，是他的一封信，苗子回忆，应该是摘自老舍写给梁得所的回信：“您要我写字，又是打鸭上树，但鸭子仍须努力，那么，就写了几个，您爱要不要。我的字，如我的‘人’，没劲！”
第八期为邵询美手迹：“有了充分的经验，一粒谷里可以窥见宇宙；热闹里有人生，静寂里也有人生；石头会说话，草会有感觉。录自《一个人的谈话》”。
第九期，为顾颉刚书写的一首诗。第十七期，无。
我珍爱这几本老期刊。要是在撰写《人在漩涡》时就得到它们，那该多好！
三、《美术欣赏》在人生转折点
苗子先生第一本结集出版的书是《美术欣赏》，初版于一九五五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搜集到的则是《美术欣赏》修订本，由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对于他来说，这个修订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几乎就在修订本问世的同时，来势凶猛的“反右斗争”将他抛进了政治漩涡，早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就受到隔离审查的他，这一次终于难逃厄运。
《美术欣赏》修订本成了他陷入逆境前的绝唱。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为我这样题写道：
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结集。第一版记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的。五六年底，人民美术出版社开会讨论五七年出版计划，会后力群对我说：他在会上推荐了此书，于是邵宇决定出版。我正在沾沾自喜的时候，来了个反右，此书虽则畅销，可是社里决定不再发行，已发的不再退回。于是，我垂头丧气了。李辉兄居然在四十七年后，在电脑拍卖中拍得此书。区区一本小书，居然也经历了沧海桑田，对此不禁一笑。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苗子记于北京兴华公寓
《美术欣赏》（修订本）封面，选用五代顾闳中（传）所作《韩熙载夜宴图》的局部为装饰。收入苗子先生多年来所写关于吴道子、齐白石等人的鉴赏和研究文章，这是他出版系列美术论著的开始，也奠定其美术史论专家的地位。近年来他在大陆和台湾相继出版《画坛师友录》和《艺林一枝——古美术文编》，广获嘉评，即是当年工作的延续与丰富。
图：黄苗子五十年代拜访齐白石
我寻觅到的这本《美术欣赏》。在封二上，有这样几行字：
南京军区空军第三届文艺作品评奖，美术作品奖，奖给旅迈同志。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一九五八年五月。
原来，这本书当年是作为奖品颁发的。不过，颁奖者和获奖者都无从得知，当他们拿起这本书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已经从北京被发配到北大荒，开始了在深山老林的伐木生活。美术欣赏与研究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残留在他的记忆与憧憬中。
四、夭折的“中国美术论著丛刊”
六十年代初，身在北大荒的苗子先生，因饥饿浮肿而回到了北京，与家人团聚。这也算不幸中之万幸。
他被安排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料室工作，其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的出版工作。这正是黄苗子多年的愿望。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在阿英的建议下，开始搜集大量古代美术论著，撰写一系列美术史论文，如今，在经历一段梦魇似的日子之后，能够重操旧业，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最为满足的事。
这套丛书有一个宏大计划，准备出书近千种，几乎囊括所有中国古典美术论著。由于黄苗子尚属“摘帽右派”，不可能被公开委以重任。因此，尽管他担当了全套丛书的重要编选工作，起初还一度被指定为执行主编，但后来又取消。于是，在有关图书的版权页上，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列为编辑出现。足矣！毕竟又回到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领域，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署上名字，与另外一些同时蒙冤的朋友不得不用笔名相比，他显然更为幸运。
也是在孔夫子网上，我买到了 “中国美术论著丛刊”中的一种——《画继?画继补遗》（《画继》为宋代邓椿著，《画继补遗》为元代庄肃著）。版权页印着：点校者黄苗子，责任编辑郑询、黄苗子。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八月第一版。
为这套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有一出版说明，其中写道：“我社为较广泛地提供研究参考资料，以适应我国今天的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的需要起见，特选辑《中国美术论著丛刊》，和一九五六年起陆续出版的标点注释本《中国画论丛书》相辅并行。……本丛刊采辑历代美术论著，内容包括绘画、书法、工艺等方面的理论述评、技法研究、源流探讨及美术史料、传记、掌故等。对这些著作，每种均附以简介或提要。并尽可能根据善本进行校勘，加以断句。”由此可见，如果全套丛书能够出齐，一定颇为壮观，功德无量。
苗子先生在我买到的这本《画继补遗》上题词：“李辉兄于网上购此书，为余四十年前辑校之作。丛刊原拟出版六七百种，惜仅出七种后，工作停止，思之惘然。二○○六一月三日，九十三老人苗子记之”。
可以理解他的惘然。他说，为编选这套丛书，他曾根据阿英的建议，到琉璃厂搜集到一千多种与美术史有关的专著、笔记、野史等，其中大多为明清刻本，有些还是国家图书馆都难以找到的孤本、抄本。未曾想到，刚出几种，“文革”爆发，丛书计划化为泡影。一九六六年“破四旧”高潮来临时，他们家正与王世襄先生一家住在一起。王先生害怕自己的藏品被红卫兵砸坏，便主动用车运走，上缴单位。这启发了苗子先生。他也雇来七辆三轮车，将所有藏书连同书橱一起送到单位，其中包括自己多年来摘录的美术史读书卡片两万多张。
面对这样的现实，黄苗子的心情极为复杂。在一封信中他对我说：
眼看大批的线装书和自己告别，眼看五十年代初，由郭沫若指示我到旧书摊以贱价买得的二十四史，在出版社的屋中被串连来住的红卫兵逐本拉出来焚烧取暖，我的心是酸的。过不久，眼看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照片中，背景是满架书香的线装书，我的心是迷惘的!(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六日致李辉)
后来证明，他主动上缴藏品的决定是明智的。一九七五年，黄苗子出狱后去领回这些藏书时，书已捆成若干捆，上面都写着“黄苗子逆产，某某机关查封”的字样。他询问单位人士，答复说：这些书是决定分给有关单位的。只是后来上头有话，指示暂时不动，才保存下来的。尽管他送去的藏品没有悉数回到手里，但在“文革”后，毕竟拉回来成千册书，美术史读书卡片也收回近万张。
夭折的“中国美术论著丛刊”已不可能重起炉灶了。看到近千种明清刻本劫后又回到身边，难说是喜还是悲。前几年，苗子先生把这些书悉数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二○○七年年初，我陪他去香港拍摄《回家》专题片。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里，管理人员取出他捐赠的图书。坐在桌前，低下头，慢慢抚摩自己收藏过的那些插图精美的刻本，抚摩他在上面用朱笔书写的题跋。
他也在抚摩一个时代文人的心痛。缓缓抬起头，面对摄像机，久久无语。
五、沈从文的书法
沈从文先生的最后一次故乡凤凰行，是在一九八二年。这一年，他八十岁，在黄永玉先生的催促和安排下才得以成行。除黄永玉外，另一位陪同前往的是黄苗子。
图：黄苗子、郁风先生新婚时节
因为二叔郁达夫之故，郁风、苗子夫妇自五十年代起与沈从文就一直有着密切往来。沈从文不止一次向他们讲述当年郁达夫对他的帮助。
一九二三年，独自漂泊北京开始闯荡文坛的沈从文，在生存艰难之际给郁达夫写信吁请关注和帮助。此时，来到北京的郁达夫就住在哥哥郁华——即郁风父亲——的家中。沈从文没有想到，郁达夫收到信之后，居然很快就来到他所寄寓湖南会馆看望他。见他又饿又冻， 郁达夫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披在沈从文的身上。接着，又请他去吃饭。事情没有结束。郁达夫回到郁华家中，脑子里一直无法抹去所看到的沈从文的景况。他当即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予以发表。沈从文的命运也由此开始改变。
沈从文说那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八十岁那年，他又一次这样告诉郁风。说着，说着，沈从文的眼睛湿润了，接着又笑了，笑得十分天真。
有这种情感的渊源，加上沈从文研究服饰史，对工艺美术和绘画颇有见地，他与苗子之间也就有了不少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些都成了他们彼此的文字往来和交谈的内容，而苗子也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初起时，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曾针对范曾的揭发为自己辩护，其中即涉及到了黄苗子：“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芬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表态之一》，载《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有意思的是，身为苗族的沈从文，对“苗子”这个名字颇有异议。他说，在湘西，“苗子”是过去汉人对苗族的贬称。于是，在写信或题跋时，他把“苗子”均写为“苗滋”。
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沈从文再次提醒一同前往的苗子先生：“这是苗区，你不能用‘苗子’这个名字。不然，苗族人会觉得不舒服。”于是，如今在沈从文母校文星阁小学那个著名泉水旁，有苗子当年题写的“一瓢饮”石碑，落款就写为“苗滋”。
沈从文与黄苗子时有书信往来。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周恩来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门外塞进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沈从文写的一封长信，有十多页。谈古代服饰史研究，谈局势，谈对未来的担忧，言辞坦率而激烈。信后特地注上一句“阅后一定烧去”。此时，苗子与郁风从秦城监狱回家还不到一年，自然不敢留下，阅后当即将信烧掉。
“真是太遗憾了。要是不烧，留下来该多好。多有价值的一封信呀！”每次提到此事，苗子都要连声叹息。
好在他还留下了一些沈从文的来信和书法。几年前，他将其中一幅草书赠送给我和应红作为新年礼物。沈从文当时喜欢书写古诗十九首，苗子所赠即为草书《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诗后，沈从文另写两行题跋，简述自己练习书法的体会：“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可见性格之迂腐，实近乎不可救药，终难摆脱。‘习书生’庸俗书体，真正行家必一望而知其做作处也。再书奉苗滋郁风两位一笑。弟从文乙卯国庆节后之五日，时同住北京大城中。”尚未在别处见到过沈从文谈论自己的书法，故此题跋有特殊的意义。
苗子在转赠这一珍品时，特地另写一题跋，简述沈从文的书法艺术如下：
七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经常写古诗十九首以赠亲友，其书法功力至深，予曾获观其早年在行伍时为所书其军校碑，豪健潇洒，近李北海。晚年恭以章草，自成一家，而益纵肆，其书顺笔所之，有时且加以涂抹勾改，如颜真祭侄稿，一扫常规而纯任天然，为历代书法所未见。此幅乃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赠予及郁风者，其跋云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等语，盖谦辞也。予以所藏先生墨迹数幅之多，因以此赠李辉应红并记数言。苗子羊年元旦。
此题跋书写俊秀雅致，与沈从文的龙飞凤舞相互辉映。苗子既是书法家又是美术史论专家，他的评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与欣赏沈从文的书法。我曾先后写过沈、黄两位先生的传记，如今，有他们的联袂之作悬挂于我的“看云斋”中，每日与之相对，实在是一大快事。 有论者曾以水作为沈从文的性格象征。其实，黄苗子先生以及更多的走过沧桑的那一代文化老人，无不是水中一分子。水可圆可方，或柔或刚，似软却硬，跌宕起伏，姿态万千。无论遭遇何种阻隔，水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执著地向前流淌，直至渐成大观。在二十世纪动荡不已的时代，此乃文人个人之幸，更是中国文化之幸。
题跋如珠，人似水。
完稿于二○○八年二月一日，时值戊子新春来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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