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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周作人

--作者:余  斌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给《亦报》等报纸写文章的周作人,都可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栏作家。
 
        周作人给报纸杂志写文章,由来已久,从《新青年》时期算起,除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老虎桥蹲大狱的那一段,几乎就没断过。不仅写,而且写得极勤。像《语丝》、《骆驼草》这样的同仁杂志不必说,另如三十年代的《论语》、《人间世》、沦陷时期的《古今》,上面都频频见到周作人的文章。不过彼时周作人算不得专栏作家:其一,尽管有时几乎每期有他的文章,但他显然不受什么限制,不管是内容,还是篇幅。其二,周作人并不以此谋生,周作人的职业身份,在二三十年代,首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沦陷时期,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长,还有伪华北政府教育督办之类的头衔,稿费从来不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五十年代初情况就大不一样,此时周作人虽已出狱,但还是戴罪之身,教职自然是没有了,也不可能有哪个“单位”接纳他,要找事做,只有笔耕一途。虽说他还未回到上海以前即上书最高当局,为己辩解之余,也是请求安排活路之意,但这是没准的,事实上也是多次上书之后,一九五五年才得批复,给人民文学译书,预支稿费。
 
        对周作人而言,笔耕并非苦事,他曾在文中不止一次对友人将写作比作母鸡下蛋,生而后快的说法表示欣赏(虽说也抱怨写文章是无中生有,比下蛋难),写作于他也确乎有近于生理行为的一面。即使在老虎桥监狱里,他的笔也没停过,或译书,或写打油诗,写作竟像是他的日课。他有隔段时间将所写文章编辑出书的习惯(这一点也像鲁迅),狱中几年也没留下空白,译作之外,还有《儿童杂事诗》,只是出不了。出不了就不能“变现”。他后来一直是强调“道义事功化”的,写作在他固然有“道义”的一面,却也有“事功”的一面,窘境之中,这一面尤不可少。一九四九年月十月他邀其时已成忘年交的徐滏住八道湾(徐后来也是《亦报》的撰稿人,当时在北京谋职),言明自己生计尚无着落,一日三餐须其自理。这显然不是八道湾主人一贯的作风,也就见得他当时的窘迫。这时候《亦报》唐云旌邀他给报纸写稿,对他而言,实有雪中送炭的意义。

        周作人的文章过去是各家报刊争着要的,通常都是大报,或大牌杂志,用今天的话说,都是“主流媒体”,或同仁刊物。他虽曾自号“京兆布衣”,却从来未有意识地面向市民写作。林语堂一系的《论语》、《宇宙风》之类,可以算作商业性杂志了,对象却是读书人,也还是雅人深致。《亦报》就不同,从主事者到一众写手,市民化得多。像郑逸梅、张慧剑、唐云旌这些人,都属广义的鸳鸯蝴蝶派,若称为报人,也是小报的干将,放在过去,周作人肯定不屑为伍。即如后来被称作《亦报》“三绝”中的另二人,张爱玲和丰子恺,他也未必放在眼里。张爱玲的《十八春》,他曾在文中提到,态度毋宁说是俯就的;丰子恺的画不入他法眼,文章也未必入眼,他在一九六四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审读丰子恺《源氏物语》中译本时,日记中颇多贬语,如三月五日有谓:“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这里说的是译文,倘对丰氏文章看得顺眼,断不会做此“酷评”(丰子恺其实和他在《亦报》上也有一段因缘的,他在《亦报》上的部分画作即是应报社之约,为他的《儿童杂事诗》配的图)。

        他会有屈就之感吗?然而事关稻粱谋,舍此恐怕也很难找到更好的机会,所以周作人对与《亦报》的关系很是珍惜。这可以从他的勤勉上看得出来。他给《亦报》开的专栏,起初是隔日一篇,很快就天天有作,几乎从不间断,而且很多时候,一天有两篇,一九五○年二月八日这天,居然有三篇同时发表,一为《航船与埠船》,一为《行孝的故事》,一为《护生的意见》。除《亦报》之外,他有时还给《大报》写稿。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周作人发表的文字竟达九百篇之多(《亦报》这年11月并入《新民晚报》副刊,不知何故,3月10日起便不再见到他的文字),考虑到他已是望七的老人,如此高产,确实令人惊讶。
 
        当然,在周作人,这也算不得什么难事:读书多,腹笥广,且原本就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我们仅从一篇篇文章看,他写来真是浑不费力。随便抓过一个题目,便即娓娓道来,不疾不徐,意到笔随,起落无迹,收放自如。他从来做的都是冲淡文章,《亦报》随笔虽然与此前文章有所不同,但老手颓唐之类,倒也说不上。
 
        因此之故,不少论者都不无理由地认定,该时期周作人散文写作的又进入一个高潮。然而这话也要看怎么说。从数量上看,不消说得,此前周作人似从未在两三年间保持这样的频度;从质量上看,他亦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准。不过,他这时的写作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谓限制,大的方面,如意识形态的命令,自不必说,另一方面,却是他现在的专栏作家身份。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借他的术语,不论“载道”还是“言志”,多多少少,都打了折扣。
 
        关于“写什么”,报纸本身并未提出特别的限制,周作人可以任意而谈,“饭后随笔”传达的信息,闲适而已。以当时意识形态氛围,“闲适”尚有存身的余地,而周作人在很多人的眼中,恰是善做闲适文章。
 
        但是小报专栏,又自有它的限制。其一是字数的要求。上海小型报有一传统,即一篇文章通常只有数百字,一个版面要容纳尽可能多的文章,这是出于版面美学的考虑,更是维系读者注意力的招数。周作人自二十年代声称文学店关张之后,即在“自己的园地”里经营小品文,长篇大论是不做了(沦陷时期写《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是例外),所写文章,自然有长有短,通常在两三千字上下,从给《雨天的书》所写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写短文绝对是高手,翻看他的文集,也可看到一些文章,长短与为《亦报》所写相仿佛。但那是一个“随物赋形”,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问题,他似乎并未刻意求短,尤其没有受到如小报副刊这般的严格的字数限制。
 
        《亦报》如何规定专栏作者的字数,我们也许从周作人《文章的包袱》里看出些端倪:“我很想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这个标准看来容容易易,做去却是烦烦难难,努力好久,才从六百缩到五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内,这比较预定的三百字还差得远呢。”想把文章写得短些,恐怕是真的,只是短到什么程度,他恐怕不会有一定之规。同文中还说,“我最佩服小学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讲规定的一课书书使得小孩满足了解……小学教员的讲书,此外还有艺人的说书,大概都可以为写文章的模范,问题是这很需要学习,一时也急不得。”对手艺人,对手艺人“进乎技”的羡慕,在周作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问题是他不大可能有近乎游戏的心境,悬三百字为鹄的,来做文字实验。倘若稿件是按字数计酬的话,他就更不可能没事找事,自减稿费。所以“预定的三百字”肯定不是他自我设限,乃是报纸方面提出的希望。上引文章中的话我们固然可以看作是真心话,当作曲里拐弯的抱怨去听,也未尝不可。
 
        当然,不论从稻粮谋的角度,还是从发表欲的角度去说,他都乐于就范。
 
        如此这般,螺丝壳里做道场,对郑逸梅这样的“补白大王”,当然是驾轻就熟,熟极而流,而周作人虽文章写了无数,也还需要“努力好久”的过程。他在《亦报》上发表的文章,起初大都在六百字以上,往后越来越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篇当真就在三百字上下。只是不知为何,在给《亦报》撰文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的文章又长回去了。这倒让我越发相信,报纸编者对他有相当严格的规定,而此时大约是松动了一些,否则就不能解释,他好不容易在三百字上修成了“正果”之后,何以又自废武功,回到起点。
 
        排日做五六百字的短文,已属不易,要将五六百字减至三百字,又还不损其意,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大难。一般人写起来,不免于字数上损之又损,如同较长文章的压缩版。周作人调理文字的功夫绝对是大师级的,不仅完成了他的减法,不仅不损其意,而且丝毫不显局促,仍有从容不迫、左顾右盼的风致。较早时候那些五六百字的文章,多分为两三节,三百字上下的文章则大多不分节,读起来的感觉,就像读旧时尺牍高手做八行书,成竹在胸,一笔到底,不加点窜,写满一纸,恰是八行。笔记体的文字,当然也短,几十字的都有,但札记、笔记之类是片断化的,论条,论则,不论篇。周作人的《亦报》文章尽管不拘格套,随意挥洒,却还是要论篇,还是他所谓的“文章”。笔记与短篇文章之间的区别,此处未便详论,只要将《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中的文字与他为《亦报》所写做一对照,当即了然。笔记是留待读书人的,对于《亦报》面向的读者大众,当然不宜。

        单是字数限制这一项,已经让我们见出周作人的不能从心所欲,但他的“烦烦难难”其实还不在这里。他面对的读者群变了,或者说,报纸拟想的不是原来他的那些读者。这就要求他写得简单明白。周作人为文,固然追求简单平易的境界,这却不是通常小报副刊文字要求的那种明白畅晓。当年他谈二三十年代的美文,称胡适、冰心的文字是明畅一路,好固然好,却还不是他最欣赏的文章,他所欣赏的,是文章于“简单味”之外,还有“涩味”,照他的标准,这才有回味。所谓“涩味”,至少对周作人而言,根底里乃是源于他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些都已是不合时宜的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怀疑,哪一意义上的悲观,政治的,历史的,即使是人生观上的也不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国的天当然更加明朗,也就要求一切的书写都是明朗的。周作人的文章以“寄沉痛于悠闲”为特征,此时“悠闲”暂时还有存身之地,“沉痛”则是断断不可的。所以周作人也要让他的文章明朗化。不能说《亦报》随笔因此就没有一点回味,不过“苦雨”、“苦茶”之苦显然被尽可能地过滤掉了。
 
        情调上的苦涩之外,文字上的涩也在尽量过滤。“为工农兵服务”的导向尚未贯彻到《亦报》这样的都市小报,可报纸拟想的读者群的要求在悄然改变周作人的文风——我指的是他纡曲的文风,令其遣词造句趋于通俗化。文字上的明朗化,说来也简单,便是有话直说,周作人的文章恰恰是径一周三,言近旨远的。《亦报》随笔可能是周作人散文中写得最明白如话的文章。将文章写得近于说话,是周作人欣赏的一种境界,但他的“话”里其实颇多句式的周折和文言成份的化用,这些此时都大为收敛,显然他不能继续“不佞”下去了。
 
        如此看来,为《亦报》撰文的周作人,是,也不是那个原来的周作人了。说是,是因为资深一点的读者一看便知,这仍然是知堂文字,别人写不出来;说不是,盖因这个周作人是打了折扣的,此前他的文章没有这么写,以后有了机会,比如在境外发表《知堂回想录》,他也不会这么写。是故《亦报》随笔是周作人对周作人的一次偏离,倘若不是为稻粱谋,顺乎自然地写下去,周作人的文章会是怎样的面目呢?时势没给他这个机会,不过要想象一下也不难——大约是曾被林语堂等人诟病,也为很多人激赏的“文抄公体”吧?说他此时进入了写作的又一高潮期,若不按量化的标准,那就唯有在一个意义上成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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