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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中的潇洒

      ——缅怀作人先生

作者:黄永玉

作人先生我是一九四七年认识的。严格地说,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记得我。

我那时才二十出头,在上海虹口庞薰琹先生家的一个例行餐会上。为什么叫“例行”餐会呢?用现在的行话说,“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是党领导的一个进步的美术杂合集体。其中包括漫画、木刻、油画、国画、水彩画、雕塑、舞台电影美术设计、书法、金石……凡是心里或口头上倾向进步,反对国民党的这方面的艺术家,都一个拉一个地一定时间到庞薰琹先生家去吃那么一次自助餐。“上海美术作家协会”这个牌子里头为什么有“作家”这两个字呢?我至今还弄不明白;在印象中,没有一个我知道的作家参加这个聚会。

聚会就是讲白话,吃自助餐,也没听到什么引人关注的政治内容。有一点我是明确的,里头没有一个国民党张道藩系统的艺术家在内。其中也有微妙的地方,刘海粟先生当然跟“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毫无关系,而他老先生的学生到会的倒是比重不少,比如朱金楼,甚至刘先生的侄儿刘狮……上海滩是甚么地方?哪能少得了刘海粟先生的门生?何况,在延安的黄镇,蔡若虹不都是海粟先生的学生吗?所以刘海粟先生之不参加或不要他参加,是有另外一些我这个年青人不懂的原因。

我之第一次参加盛会,是李桦先生还是章西厓老兄带去的。里头坐的、站的起码有五六十个人。漫画界的米谷、丁聪、张正宇、张文元、沈同衡……(我忘记了当时上海有没有漫画家协会)木刻界的陈烟桥、野夫,有时王琦兄也从南京赶来参加,还有麦秆、余白墅、阿杨、邵克萍……国画界陈秋草、水彩画家潘思同、雕塑家刘开渠、陆地,其他行当的画家还有钱辛稻、戴英浪……

说句寒心的话,当我第一次被介绍给饭局主人薰琹先生认识的时候,也是我认识他,他的脑子恐怕也只是按例地一晃而过的。交际场合,年轻人原本就是在这种方式中冶炼成长起来的。我在以前一篇文章提到过这个节场,我正坐在一个角落端着重重一盘佳肴大快朵颐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先生扬声问询:“听说刻木刻的黄永玉到上海来了!”是野夫还是陈烟桥先生指着我说:“哪!不就是他!”文章中我还作了一些发挥,这里就从简了。

说这么多与作人先生认识无关的话,只是想介绍一下那个生动、天真无邪、可爱的历史片断。

就在这么一次餐会中,薰琹先生介绍刚从英国访问回来、路经上海的吴作人先生。

记得那个时候还不作兴鼓掌,只听得人们“呵!呵!呵!”了一阵,接着杯盘响动,并不等于不鼓掌就是喝倒采。

作人先生样子是记得的,特别的印象倒没有。

直到六年后的一九五三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做了他的部下。

院长徐悲鸿先生那时还在世。逝世后遗体安置在美院大礼堂,几个年青老师李斛、戴泽、韦启美、梁玉龙和我都在晚上轮班为徐先生守灵。我心里很失落,素描上得到他一点点珍贵的教诲,连感谢一声都没有机会。

后来作人先生做了院长。

李斛、戴泽、梁玉龙、韦启美……都称作人先生做“吴先生”,我也跟着称“吴先生”。我自立一个主张:有的同事直呼真名;有的“老贵”“小李”;一直客气下去的叫“同志”。

作人先生温和,亲切,留学比利时画的素描雄强威武,丝丝入扣;一幅风景,展延起伏的草地绿得出油。只是可惜以后他画得那么少,发挥得很拘谨,只画牦牛、骆驼和熊猫,一身本事搁在哪里去了?前几年我才读到他的诗词,学养深厚,情感细腻,思维渊博,大才人一个!在文学上,竟然忍得住那么无边的寂寥。

五十多年来,吴作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副褪色的毛蓝布干部上衣和带喉音的低沉嗓门。他的学生刘勃舒在晚会上摹仿的笑疼了我的肚子,现在想来还觉好笑。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他接触不多。只有一两次晚上约了李斛几个人去他家画模特儿,“运动”中被人揭发的“裴多菲俱乐部”。后来也没见恶果。

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被关在一起。版画系一排房子两头一堵,凑成我们几年成为同窗缘份,并从而开始了我们忘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在牛棚里他一点也不活跃。他曾经有次想活跃一下思想,跟王逊、李亦然给常任侠各写了张大字报,常任侠从容不迫地在各人的大字报底下贴了张巴掌大的“小字报”,于是,全哑了。他根本不善于给人提意见,他没有写大字报的才情和胆略,从此,我再不见他给谁谁提过意见。

他纯真,从学校到学校而成年,在艺术圈圈里生活半世纪有多,“几曾识干戈”?是个正正式式的学院派。我不同,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不在乎劳役和侮辱。外头一位相当权威的长辈不晓得怎么知道我在牛棚的世界观现状,便要我的家属转告我:“不要不在乎,要表现出有压力,有包袱才行……”这怎么行呢,我已经谎称我有传染性肝炎而被单独一室了。一谎既出,驷马难追了怎么办?若一坦白、肯定从严,何况这种优雅的享受已过了一载有多。煤炉一座,煤球充分供应。床底小砂锅既可炖红枣,又可熬“清补凉”!□托管的美协干部钟灵建议是否可以尝试炖点牛肉和猪脚?我认为这说法不可取;因为香味四溢,无疑自取灭亡。他忘了红枣和“清补凉”都是药剂啊!

这当口作人先生冒着传染肝炎的危险找我来了。

“永玉,最近天天晚上,他们拉我到附中地下室打我。要我全身平扒在水泥地上,用棍子打。我怕我会死,要是我死了,你要给我证明有这件事,以后告诉我的家属……”

“为甚么打你?你跟谁闹过意见?”

他摊开两只手,耸耸肩匆匆走了。

他怎么这么相信我?连“不要告诉别人”的招呼都不打。

我除了清早大伙去全院各处扫地之外,还跟干洋铁活的工人刘仲池学习修补全院无穷无尽的破脸盆的手艺,这种机遇不是凡间人能遇得上的,何况刘仲池把我当人看。利用这种间隙,还改良笨重的竹扫帚适于老人使用,并呕心精制无数枚挖耳匙赠送同窗友好人士。

“四人帮”伏法后我们一次在餐会上,作人先生从皮箧子里取出一枚油亮腊黄的挖耳勺问我认不认得它,我回答不出。

“你在牛棚做给我的。”

牛棚生活结束之后有一段时候,中央美术学院全体人马被送到河北磁县军队农场劳动,其后又转到获鹿县的前东毗村,头尾三年。其间,林彪完蛋,部队很紧张了一阵。

有一天,连队领导派吴作人先生、王同志、宗其香、小姚和我五个人到军部去搞美术特殊布置。到了石家庄报到,原来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广场尽头的空营房里画宣传画,写墙头标语,画主席像。规定某日开工,某日某刻准时离开工作场所。军队是这样的,说一是一,不适应商量商量的余地。

大约是十天左右罢!工作忙,紧张的像打仗。这期间,王同志每天训一个人。第一天是小姚。小姚是年青人嘛!大约工作哪个地方出了闪失,自己默默接受了。第二天训宗其香兄,唉?怪了!一天轮一个;看看第三天,果然训了吴作人先生!年龄差不多嘛!都是长者嘛!大家在这里都是接受改造锻炼嘛!应该互相尊重嘛!何况部队领导没有交待必须完成接受王同志批评的任务。事后也没见作人先生有甚么情绪波动。三个人挨王同志的批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小姚晚上在大操场刷大标语时悄悄告诉我前因后果,并幸灾乐祸地说:“哈!明天到你了!”

第二天果然不到九点的时候,王同志当着他们三位面前叫我了:

“黄永玉你过来一下!”

“你看看你,你自己看看,你是甚么精神状态?”

我真不敢相信王同志是这样“叫板”的。我回答说:

“你说说看,我是甚么精神状态?你怎么这么来劲?一天批一个人,你这个批人计划是甚么精神状态?他们三位思想觉悟高,有涵养,虚心接受你的批评。我觉悟低,老实告诉你,我不买你的账,你来吧!别的我不行,说几句让你开心的话还是办得到的……”

王同志敛容收兵回朝,我也敛容收兵回朝。

接着是星期天,作人先生邀我进城喝啤酒,叫了小菜,叫了啤酒。我不会喝酒,光吃菜,他和我谈巴黎、比利时。菜几乎让我吃光了,两三个钟头,他简直是拿往事下酒。这是他对我最漫长的温暖的谈话。他对人无恨根,却怀着宽原的、幽默的原宥。时空错过,我没福赶上他的时代成为挚友,却深深欣赏他一生的潇洒,即使在痛苦和屈辱之中。

在巴黎,有人向他借了笔钱(这人我也认识),一直没还给他,好长日子街上遇见了说:“那笔钱我早还给你了啊,对吗?”

作人先生说:“喔!好像是罢!”

说一件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人先生和萧淑芳夫人及戴泽、陆鸿年……诸兄上麦积山考察,回来时住宿在一座隔着板墙的大统炕铺上,臭虫太多,咬得人睡不着。淑芳夫人连连推着熟睡的作人先生:

“作人!作人!这么多臭虫,你叫我怎么睡?作人!作人!你醒醒!”

这一叫,闹醒睡在隔壁的戴泽兄和陆鸿年兄。戴泽兄昏昏不耐地说:

“别别捉人啰!还是赶紧捉臭虫罢!”

再说一件事。

我们大伙关在牛棚的时候,监管我们牛鬼蛇神的一位首钢工人石师傅找作人先生谈话,语重心长地劝他:

“你要重新做人!不要无作人!”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谁能解答那位石师傅劝善的含义?别说作人先生了;刘少奇、彭德怀以及好多革命前辈都因为解答不出妙义才死得没话说。

稽康临刑前叹曰:“‘广陵散’从此绝无!”

他不懂,你这个人都不要了,“广陵散”算个甚么东西!到底是个不识大体的书呆子!


二○○八年五月卅一日
于凤凰玉氏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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