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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丁玲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

     ——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作者:李向东

一、於梨华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出了补选的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丁玲居首。陈明后来说:“广播播出她的名字时,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平反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怎么就当上政协委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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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於梨华及其著作《梦回青河》

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丁玲重又出现,海内外人士极为关注,他们很想知道,这二十多年里她是怎么度过的。海外人士里,第一位来访的是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时间是一九七九年七月间。於梨华那时在纽约一所州立大学工作,已出版了《梦回青河》、《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等长篇小说,有了些名气。2-2.jpg

那时丁玲还没有分到自己的房子,寓居北京西郊友谊宾馆。接待於梨华,本来只安排一个下午,但於梨华没有听够,甚至想要放弃当天的晚宴继续谈下去。丁玲对她印象也很好:“穿着朴素,举止言谈很亲切随便……坦率、热情,虽是中年妇女,但还显得年轻”,(《 於梨华》)丁玲说如果你愿意我们明天上午再接着谈。於梨华如约而来,却不能多谈,因为她要赶中午的飞机。两次采访,於梨华都录了音。

丁玲第一次向一个海外人士,详细讲述了这二十年间在北大荒劳动,“文革”中间挨批斗蹲牛棚的经过。於梨华被丁玲的遭遇深深打动,泪流满面,哽咽不已,更为丁玲微笑着讲述这些遭遇时表现出的那种乐观豁达所冲击,极为钦佩,一回到美国她就写信来说:“我七七年回来也访问过作家,但却没有那么样振荡我……”“我要把你的事用心的报导给海外的人,但我始终不敢去听那两次的录音,我怕自己不够坚强。”她并且说“希望你不要让别人来访问你,我觉得没人,除了我,配写你!”九月下旬她告诉丁玲,稿子已经写完,是用英文写的,准备给美国第一流的杂志。同时,她在信中邀请丁玲访问美国:“我还是热切的希望你能出来看看,这次我们邀了卞之琳及冯亦代两位,但春天时想请你出来看看,时间不会太长,两个月,我全力担保,我会好好照顾你,并做你的翻译。……这次我们列出的名单上是请你的,现在想春季班请你出来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呢?一切费用都是由我们这边负担的。”一九八○年元旦,於梨华再次写信说到访美一事:“更希望今年秋天来时,我们能设法请你到美国来参观一个月,并且到那个大学来参加座谈会,我们在这边会设法进行。”

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邀请丁玲访美。当时她很难回答,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得到批准。

但是后来真正邀请丁玲成行的,却是主持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

二、聂华苓

聂华苓与丁玲的初次联系,是一封越洋电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新的中国作协领导机构,丁玲当选为副主席。不久,她收到发自美国的电报:“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丁玲,非常高兴得知您在那么多年以后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希望四月里见到您。聂华苓、保罗.安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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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聂华苓

那时丁玲还不认识聂华苓。

次年三月,丁玲在协和医院做了乳腺癌手术。四月,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如约访华,听说丁玲正在住院,便向中国作家协会提出要去探视她。四月十五日,作协党组副书记冯牧致信丁玲说:“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夫妇希望来看您,如果您身体允许,我们希望您能见见他们,时间由您来决定。”丁玲当天就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聂华苓女士,安格尔先生:春风从太平洋那边吹来,北京的花儿都开了。蛰居在医院中小小的心也在蓝天翱翔,想望着愉快的会见。我今天即去信给黎辛同志(按,当时中国作协外事部门负责人),等着他们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安排,可惜我一时还不能回家,不能在我的新居中接待你们。时间呵,你快些飞逝吧!紧紧握你们的手!”

很快,聂华苓夫妇就带着一个十分漂亮的特大花篮来到协和医院。双方都是热情直爽的人,一见如故,只恨时间太短,意犹未尽。五月中旬,丁玲出院,六月四日,她在家里准备了一顿丰盛晚宴,招待聂华苓夫妇。后来聂华苓写信说:“在您家那顿晚餐,是今生难忘的,Paul  Engle和我都要特别谢谢您和陈明先生。那顿晚餐代表的意义太多太大了!”就在这次访问期间,聂华苓夫妇向丁玲夫妇发出访美的邀请。

聂华苓回到美国后,七月十八日给丁玲写信说:这次回国,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见到您又是这件“大”事中的“大”事。多少年来,读您的小说,关注您的处境——为您悲哀、气愤、不平……终于见到您后,您自己却是那么平静、恬淡,这就叫人更感动了。只可惜没机会和您面对面、心对心长谈,这是此次回国最叫我遗憾的事。活动很多,只是自己的时间太少了,而且总是一大伙人,就不是谈“心”那种气氛了。陈明先生的《三访汤原》,我读得直流泪,不仅是为您的遭遇而哭,也为陈明先生对您的那一份情爱而哭。

丁玲的一些见解,也给聂华苓留下深刻印象:丁玲说,中国要现代化,一定要先在思想上和作风上开明、开放,否则没有办法!青年人出国现在正是时候,出国学学新东西,呼吸新空气,回来以后对于国家很好,现在国内有一股空气,大家都不愿谈子女出国,仿佛出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是不正常的。聂华苓在信中说:您讲的这一番话,我和Paul都非常佩服,我还没有听别人那样说过。国内仍然有些现象,叫我这样忠心耿耿的爱国的海外人很耽心,很着急。

在信中,聂华苓再次向丁玲发出邀请:我们回来后,海外的朋友都问到您,都十分关心您的健康。您最好的回答是明年秋天和陈明先生一同到爱荷华来!若来,就来四个月,可以在这个安静的小城(但也热闹。因为有世界上各种不同地区的作家、艺术家到这儿来)休息、写作、换换空气。我总觉得国内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半个世纪的国家兴衰、社会变动纠缠得太久了!出来换换不同的空气,是很健康的。

不久,纽约《华侨日报》开始连载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聂华苓一期不漏地仔细读了,更加了解了丁玲的历史和性情,增加了对她的敬佩与好感。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在一九六七年共同创办的,每年邀请一些世界各地的作家来写作、讨论、旅行。从一九七九年起,开始接待中国大陆作家。一九七九年邀请了英语很好的萧乾和毕朔望,一九八○年邀请了艾青夫妇和王蒙,一九八一年,聂华苓计划邀请丁玲夫妇和刘宾雁夫妇,后来刘宾雁夫妇没有成行。

一九八○年十一月中旬,聂华苓又给丁玲写信说:在京时曾谈到您到爱荷华城来的事,不知您现在是否还有兴趣?您若来,我们也希望陈明先生同行,并将负担他的来回机票。艾青夫妇在这儿很愉快,他们都喜欢爱荷华城,说简直就是个公园!你若和陈明先生一道来,也是过那样的日子!一共四个月,两个多月住在爱荷华,然后到美国东部几个大城市逛逛,再去西部看看,从那儿回国。若是不想旅行,也可以在爱荷华静静住四个月,写作。总之,这不是一般出国访问团的生活——那不是生活,简直就是赶场!我们见到来美访问的好几个团体,最近还见到一个省长团体,他们说什么也没看到,连美国超级市场也没去过,天天赶着参加酒会、宴会开会,还累得要死!艾青、高瑛在这儿可是在“过日子”,过美式生活的日子。爱荷华中国人也不少,也有中国食物卖,艾青他们仍然天天吃中国饭,高瑛乐得很,常请我们吃饺子,或是山西削面。我有时去他们公寓聊天,有时请他们来喝酒,聊天。

聂华苓希望丁玲能够尽快告知是否愿意来爱荷华,因为“我们必须早日决定一九八一年的作家人选”,“您决定之后,我们才好决定另一位作家是谁。您知道,作家来爱荷华的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国内要经过一段长时间才能决定。”

丁玲很快就复信答复说,愿意去爱荷华。

一九八一年一月,聂华苓正式发出邀请函。中国作协复函表示同意。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一月十日日记:“晚露菲来,周扬同志要她送来聂华苓来信,邀请丁玲、刘宾雁访美(9—12月),拟同意。”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上午8时朱子奇来,出示外联部以作协名义复聂华苓函(为丁玲夫妇、刘宾雁夫妇被邀出国事)。”

丁玲去美国,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趁还能走动时,走走也好”,再一个,“我还希望我能使聂华苓能理解中国些”,“想为中国去做一点工作。”(1981年3月18日致友人信)推动国外与中国人民亲近友好“这个潮流更加前进”。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丁玲与陈明持公务护照乘飞机离京,第一站是旧金山,在中国领事馆住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转机再飞。聂华苓因为各国作家陆续到达,又要筹划各种活动,实在无法分身,便写信来说明情况,并委托给中国作家聘请的翻译叶凯蒂,和台湾作家蒋勋,从旧金山坐同一班飞机,陪同丁玲夫妇来爱荷华。

丁玲终于看到了美国,与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美国。这不是一个垂死没落的美国,而是富足发达生机盎然的美国。她实在喜欢“满眼都是绿树、青草、流水、美丽的小屋”的爱荷华,喜欢方便舒适的五月花公寓,喜欢推着小车在无所不有的巨大超级市场里购物。她更喜欢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五月花公寓与聂华苓家虽然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但是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她和陈明常常在晚饭后突然出现在聂华苓家的楼梯上,于是四个人就坐在临河的窗前,大声说笑,喝茶聊天。后来作为《访美散记》封面的那张照片,形象地展示出他们之间其乐融融的亲密关系。从此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

后来丁玲常常怀念那些日子,一九八四年二月致聂华苓信中说:“爱荷华今年冷吗?我常常想到你在冰天雪地中驾着你们那部大车下山,真为你担心。但一想到你们两个人可以独自占领那所小楼,凭窗观赏,奋笔直书,偎在炉边,喁喁私语,真也够使人羡慕。最好是客人少点,只来好朋友,谈谈文学,艺术,翻翻好诗,吃点苞米花,喝点好茶。真舒服呵!”同年十一月又致聂华苓信说:“北京到了看红叶的时候,人们都向香山去。我为办刊物忙得很,没有去,只放在心里想一想。同时也想到爱荷华的红叶,想到那一角可爱的走廊。”她把从湖北买的礼物送给他们,说买了一套昭君餐具,送给在美国的昭君,买了一套太白醉酒的酒具,送给美国的太白诗人。

三、《访美散记》
    
丁玲一共写了二十五篇访美散文,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起,陆续在《新观察》、《文汇月刊》等报刊登出,后来结集为《访美散记》,一九八四年一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444.jpg

丁玲在美国期间,只写了其中的三篇,《向昨天的飞行——寄自爱荷华之一》和《二十九日又一页——寄自爱荷华之二》,写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初,初到爱荷华之时,刊载于十一月出版的《新观察》第二十一期。第三篇《安娜——旅美琐记之一》,写于同年十二月,刊载于次年一月出版的《文汇月刊》第一期,文章的副标题已经由“寄自爱荷华”改为“旅美琐记”,丁玲明白,她在爱荷华没有多少写文章的时间了。

在所有去过爱荷华的中国作家中,丁玲大概是访美文章写得最多的一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向她约稿,说要在刊物上连载,多多益善。有了这块阵地,丁玲就索性写个够!一九八二年夏天她在大连棒槌岛写了七篇,从九月开始,这些文章就以“我看到的美国”为副标题,在《文汇月刊》上连载。第二个集中写作期是一九八三年的二三月间,丁玲在昆明温泉疗养期间写完最后八篇。三月十九日,中国作协外联部从北京打电话通知丁玲:国务院已批准她访法。当日下午法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马腾专程从北京飞来昆明,向她介绍访法的活动安排。鉴于此,丁玲嘱咐秘书,给《文汇月刊》编辑谢蔚明寄去最后的两篇,并转达丁玲的意见:访美文章就此结束,时间隔得久,有些印象淡漠了,读者对这组文章有什么意见望告。

丁玲看到的美国,与过去多年来听到的“帝国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等宣传大不相同,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极其方便、充满生气的美国,她很有兴致地观察它,分析它,在这组文章里详细讲述了她四个月的观察、感受和思考,讲述了美国人生活上的新鲜事,诸如包罗万象眼花缭乱的超级市场,诸如抵押贷款分期偿还的购房方式,诸如“做的是今天的工作,花的是明天的钱,还的是昨天的债”的消费习惯,诸如汽车多了带来的停车难和修车烦,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二十年后的中国全都出现了,而且与丁玲当年描述的美国情形极其吻合,如果老太太在世,不知会作何感想!

但是她丝毫没有放弃对于美国的警惕和对立。丁玲在本质上和美国是物我两隔、格格不入的,她用几十年来所受的传统教育,严格地搜寻着严厉地批判着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合理性。她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纽约曼哈顿街头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徜徉在这热闹的街头四顾,灿烂似锦,似花,但我却看不出它的美丽。……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但又像一切都没有,唯独只有我。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好像我有缘,才走在这里;但我们中间仍是缺少一丝缘分,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这就是丁玲对于美国的感受。

四、尼姆.威尔士

丁玲对于美国的批判的扛鼎之作,是她回国后写的第一篇访美散文《海伦的镜子——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丁玲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回到北京,二月一日完成此文, 二月二十五日刊于《新观察》半月刊第四期上,立即引起广泛注意。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打来电话,提出要转载此文,一周后便刊登出来,同时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尼姆.威尔士是美国著名女作家,早在青年时期就来到中国。她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一九三七年曾不避艰险,越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访问延安,以后写成《续西行漫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象。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两次应邀来访。中国人民对这位老朋友一直是怀念的,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曾设法给予帮助,但她婉辞了。今年二月十五日斯诺逝世十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拟邀请她重访我国,惜因她的健康状况不宜作长途旅行,以致未能如愿。丁玲同志访美归来发表在《新观察》今年第四期上的这篇文章,既反映了我国人民对尼姆?威尔士的深厚情谊,也使关心她的广大读者了解到这位美国女作家的境况,特转载于此。”

尼姆.威尔士,原名海伦.福斯特,一九○七年出生,小丁玲三岁。一九三一年来到中国,在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当秘书,后与斯诺结婚,一九三七年四月去延安,五月与丁玲长谈四次,做了详尽的采访,那时的海伦,年轻活跃漂亮,来延安的外国女记者只有史沫特莱和她,十分惹人注意。一九三九年她出版了《红色中国内幕》,后来被译为《续西行漫记》,其中专门写了一节《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一九四九年海伦与斯诺离异。

一九七九年十月,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萧乾专门去看望了海伦,他们一九三○年代就在北平相识。回国后萧乾写了一篇访谈录,刊登在《花城》一九八○年第六期上。他说,海伦住在一所一七五二年建成的老古董木屋子里,房子年久失修,物品堆放杂乱,落满灰尘,一架电动打字机是“小木屋的神经枢纽”。这位曾经被斯诺描述为“走到哪里,都为人们所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两者罕见的结晶”的“希腊女神”,如今是一位风烛残年生活贫困的老妇人,但身上仍然保留着斯诺赞许的那种“活力”、“创造力”。她告诉萧乾:“我打起字来飞快,可是我不喜欢去推敲,剪裁。这对我很有害。” 一九五○年代麦卡锡时期以后,她就再也不能出版她的书了。

可能丁玲正是从萧乾那里得知尼姆.威尔士的情况,因此决定去看她。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丁玲、陈明乘车去麦迪逊,会面的时间很匆促,几乎完全被尼姆.威尔士的健谈所垄断,难得有人来看她,何况又是远道来的老朋友。丁玲细细打量这位老人,打量着她的日子,不由悲从中来: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七十五岁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偏僻乡下一幢破旧的老房子里,写了三十几部书稿都不能出版,每月只有二百多元生活费,却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极富震撼力的典型形象,一个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人物,“三个多月来的许多豪华场面,许多悲苦寂寞的场面,一下都同时萦绕在眼前,这就是美国,这个美国的影子,笼罩着我。美国有许多好处,我应该对她说些好话;可是,她却以她许多浓重的阴影压迫着我,我喘不过气来。”相比于中国那些住在高楼里,按月领取工资,受到尊敬,衣食无忧地过日子写文章的中国作家,“我以为我们大家都能在这一面‘海伦的镜子’中照出我们的幸福,照出我们光明的祖国。”

年底,离开美国前,丁玲在旧金山将五百美元讲课费作为圣诞礼物寄赠尼姆.威尔士,并写信说:“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旧金山,或者可能已经在返国的途中了。离你虽然越来越远,但我对你思念之情,却越来越深。”回国后,丁玲又给萧乾写信,请他也写文章表示对于海伦的同情与支持,萧乾回信说,最好让海伦自己写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日报》上,这样更有力量,他已经给《中国日报》社长刘尊棋写信,“建议他们去信约海伦写文谈谈她近年的生活实况,这比我们写文有力量。刘在燕京时也认识海伦。”(1982年10月17日信)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萧乾又写信来说,接到海伦一封信,其中附有给丁玲的信称:“收到了你的贺年片,你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我的回忆录《在中国的岁月》将于四月在纽约出版。”萧乾说,他已经为这本回忆录“赶写了一篇书评,将刊在二月十日出版的《读书》上,中译本也在物色人选中”。

丁玲批评了美国社会对于一位善良老人近似残酷的冷漠。但是聂华苓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四日,她给丁玲的信中说:您那篇斯诺夫人的文章,我也读了,她的处境当然可叹,这不仅是美国社会对老人的冷漠,也还有其他原因:(一)她在美国并不是“作家”,这和她在中国的名望不同,她在中国有名,主要还是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也因为斯诺本人。美国是不管这些的。(二)她自己一直也没固定职业,这个她自己也得负点责任。更何况海伦还是斯诺已离婚的妻子!那就更惨了!就是在中国,一个已离婚的名人的妻子,也不会受到特殊待遇。(三)斯诺在美国汉学界很有名望,在某些美国知识分子之中也有名望。但他在中国的形象比在美国大许多倍,这也有历史的原因。

在此之前,还在丁玲访美期间,保罗.安格尔就已经同丁玲谈到过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在美国,她已经离婚的丈夫,和她毫不相干。甚至斯诺多有名,也不相干,美国政府也不能特别照顾斯诺,他有他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海伦只有一百五十块钱社会保险金,因为她自己没有工作过。社会保险金是你工作每月收入按比例抽出存下来的。人人得有工作。没有工作过的人,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社会保险金了。”那个晚上,他和丁玲曾经有过争辩。(见《三生三世》)

丁玲在四个月里,不可能完整准确地认识美国,她自己也承认,只是“浮光掠影地感受了美国的生活。”(《国际写作中心》)

二○○三年,聂华苓写完了长篇回忆录《三生三世》,次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辟专节写到的中国大陆作家,只有一个丁玲。足见丁玲在聂华苓心中的地位,足见她们之间非同寻常的交情。聂华苓写道:“一九八六年,丁玲去世了。一九九一年,Paul也走了。丁玲和Paul两人,彼此好奇,彼此喜欢,彼此尊重。他们两人都饱经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两人都有灵敏的感性和率真的性情。他们甚至同一天生日,十月十二日。他们都有非常坚定的使命感,所不同的是丁玲对共产党的使命感,Paul对美国梦的使命感。丁玲和Paul两人在一起,一本现代史的大书就在我眼前摊开了。”

 二○○八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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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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