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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5年12月8日《读书》同仁合影,后排右一为吴彬,右二为李学军,右三为陈四益,前排左一为丁聪

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作者:黄裳

最初我是怎么会给《读书》写稿的,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冯亦代的关系,因为《读书》初期的班子里,我只认识一位冯亦代。

我当时本来写得多的是杂文,《读书》初办时我记得也写过两篇杂文。一篇是响应“读书无禁区”的,另一篇是赞成鲁迅的打落水狗论,同意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因为当时拨乱反正、清扫战场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不宜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当时管《读书》的是董秀玉,她接过文稿,看了一遍,“哦”了一声,说这是与“时论”唱反调的,但还是宽容地发表了。还有一次是评沈从文的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她拿着手稿沉吟了好一会,好像怀疑以我的学力能否为这样一本大书写书评,但终于宽容地过了关。1.jpg

右图:董秀玉

从这里可以看出董秀玉的作风,她掌管《读书》的本领远不止于此。她爱写信,写长信,每月总有两三封。像说故事似的闲话书店、杂志的种种琐事;随时通报《读书》碰上的大小困难,最后是经过哪位高层人物保护才化险为夷,说得有声有色,使作者的心与刊物贴得更近,有己饥己溺之感。也商量一些编辑上的事务,她催稿另有一功,只闲闲地说一句,“你的存稿只有一篇了”,不加催促,但使你不得不赶稿。当然,随时将书店的新书相赠,这是常规。我几次上京,返沪时她总到车站相送,使人不安,在北京我借住在人民日报在东单的招待所,条件差些。记得一位广东出版界的头头也曾被介绍到这里,他进门一望房间,立马就走掉了。这就是我写《东单日记》的住处。《读书》的连载要断档了,就在这里赶写了一篇《琉璃厂》应急。当时为《读书》写稿是我的首要任务。

范用当时不只是《读书》也是三联的老板。我拜访过他的办公室,吃过他的速溶咖啡,一起吃过书店的食堂,参加过他举行的大宴会,说是顺便为我接风的。在这次宴会上我第一次遇到沈昌文。范用怕我旅居寂寞,还派人送来一大堆杂志供我消闲;他为《读书》要我“出题做文”,他为我印了《榆下说书》等四本书,多半是在《读书》上发表过的文章。他介绍我在香港三联印了几本漂亮的小书。他对我说过,“你在三联出书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我没有应声。当时我的兴趣所在是文章一篇篇地发表,书一本本地印出,没有订过一份合同,更不问稿酬、印数,这些细节,一切按书店的规矩办。我对三联是充满感谢之情的。对叶圣老、吕淑湘这些老人的鼓励更是感谢不尽。此外都是“余事”,我常说我与三联是“道义之交”,就是这个意思。从而造成我为三联《读书》敬陪末座、长期打工的局面,同时挂出了一面“书林一枝”的小招牌。

以上所说是一九八五年五月《珠还记幸》初版本问世之前的故事。此后董沈诸位各各升迁,情势大变,一切成为过去了。董秀玉本来是爱写信的,此后即无一信来,只赠过我一册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附印成的卡片一纸,曰“某某致意”。她还记得我对陈寅恪的事是有兴趣的。此后又曾在巴金处见过一面,她劝我把藏书捐献了,我没有作声,心想与其送进藏书楼关禁闭,还不如放在手边读读,多长些知识的好。

有一次在巴金家,只见巴老手执一册《读书》摇摇地向我走来,说,“怎么你写的文章我读不懂!”使我大为尴尬。自从《读书》版式初步定型以来,谈西方哲学文学的份量较重,作者也多;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文字少嫌寂寞,我就主动退居末座,拾遗补缺,多谈些古籍之类的小题目。而巴老对此是少兴趣甚至反感的。他的质问也正是理所当然。可以说是“读不懂”论的最早出现。

沈昌文主编《读书》,他是饱学西方文哲的名家,对“书林一枝”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策略,十年中间给我的信多不过两三通,既无指示也少建议批评。这个小专栏久居化外,有点“特区”的味道。幸而尚有读者,未遭淘汰。同时,刊物上介绍西方文史哲的新知(其实是陈货)的文字渐多,也许是牛刀小试,难免“食洋未化”的原故,一时“新名辞”“新术语”扑面而来,“新理论”也一时难于理解,读者中也颇有“读不懂”的嘀咕。不妨称之为“读不懂”的第二阶段。到了一年前的第三阶段,情况近一步恶化,已不是“不化”的问题了。这是“近事”,不必多说。

后来,又发生了些小问题。如因《饯梅兰芳》一文,引起的争论,也用不着详说了。《读书》编者中与我联系的是扬之水女史,现已成为中国古文献研究名家,她善写蝇头小楷,当时为此一纠纷给我的几通长信仍在。可为纪念。

另一起小争论是因张中行的文字引起的。他在《读书》上发表一文,宣扬他的“顺生论”(此书我没有拜读过)。主张“好死不如赖活”,在国破家亡之际,主张宁当顺民,不做义民;表章钱牧斋而贬斥陈子龙。我看这种意见是极危险的。如果全国人民都加以信奉,“多难兴邦”是可以转化为“多难丧邦”的。人们是会从“求为奴隶而不可得”转化为以“做稳了奴隶”为无上幸福的境界的。我是彻底反对这种杀人的软刀子的。近来有人喜欢说我是“极左”或是“代表某一集体发言”,可以此例证之。

说起张中行曾在南开中学教国文,是确然无疑的,而其时我正在南开读书。在南开教书的还有何其芳、毕焕午等。可惜南开同班分组,我是甲组,老师是孟志孙先生,因此不能夸说是张、何等的“受业”。张的文字,我不大喜欢。他说一件事,往往一二三四地逐件陈述,有如中学教书上课。读来兴味索然。

郑勇来信,命做“我与三联”文,本拟敬谢,实因后期三联情况所知极少,没有插嘴的资格。及沈昌文新作叠出,读来读去,只有越读越胡涂。三联虽仅一出版企业,其内涵实深不可测,岂敢冒险说三道四,如只说些好听的套话,又非所愿。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新版修订本《珠还记幸》。此书之得以重印,起因还是范用老板的一封信。他来信见询,那些名家写的小笺,是否还在?怕是怀疑我早已卖掉了。幸而原件劫遗尚存少许,于是才有重印之说。

对这些残存的小笺,我自己是看重的。想不印则已,要印就必印得像个样儿。作者自己参加设计,不全权交出版社处理,有两位前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傅雷。他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巴尔扎克的译品,自己设计版式、封面,连装帧也全仿法国版原型,开本不大,并不豪华,而狭长毛边,雅趣昂然。自跑印刷厂,自订行格,必满意而后已。曾见他自印圣经纸、皮面精装本,美妙异常。堪称书林尤物。

另一位是近方逝世的王元化。他的书的装帧、封面、行款、天地头,无一不亲自过问,封面制作,必与画家亲自商量,一书推出,封面必简素而触目,雅韵欲流,在书展群籍中,一望而知为王元化书。他又喜欢印线装本小至戋戋小册,大至汇编全集,无不一精心制做,有独特书品。每承见惠,悦目赏心,叹为绝品。

典型在前,虽不能似,也想仿效一二。于是和郑勇函扎往还,论辩不已。举凡旧作之删留,新增之次第,行款、开本之确定,无一不经过反复讨论。总之,关于插图书之品位,散文集之规范,都为争论之焦点。郑勇的意见未必都出自个人,因此讨论是热烈的。今日回想,岂非全是无补费精神之无效劳动?讨论之余,由我写成一文,作为前序,置于书首,是又不能不佩服三联之有此雅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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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范用、仲秋元、倪子明、曹健飞……等三联老工作者2007年参加纪念生活书店75周年座谈会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三联上世纪后期曾有一新决策,举凡书店已出各书之未订出版合同者将全部补订。我接到通知后立即签好寄还,以为事属常规,不足为异,连合约文本也未细看。后来听说夏公(衍)对此颇有意见,才找出原约细读,发现克刻不合理处颇异常规,夏公的意见不为元据,后来此事并无下文不了了之了。这是一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记。

昨夜从电视中观中美女排之战,中国队惜败。满场中国观众给以郎平为主教练的美国队以非常热烈的掌声,并不以胜负为意。这给了我以非常巨大的震撼。我感到中国人民真正高大起来了。人们识大体,念旧情,对曾为祖国争得至高无上荣誉的功勋运动员的好感历数十年而不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祖国真正强大壮盛起来了。我失悔在新本《珠还记幸》中删去了那篇为中国女排喝采的文字,虽然那只不过是一篇平常的小文章。

二○○八.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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