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5年12月8日《读书》同仁合影，后排右一为吴彬，右二为李学军，右三为陈四益，前排左一为丁聪
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作者：黄裳
最初我是怎么会给《读书》写稿的，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冯亦代的关系，因为《读书》初期的班子里，我只认识一位冯亦代。
我当时本来写得多的是杂文，《读书》初办时我记得也写过两篇杂文。一篇是响应“读书无禁区”的，另一篇是赞成鲁迅的打落水狗论，同意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因为当时拨乱反正、清扫战场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不宜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当时管《读书》的是董秀玉，她接过文稿，看了一遍，“哦”了一声，说这是与“时论”唱反调的，但还是宽容地发表了。还有一次是评沈从文的巨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她拿着手稿沉吟了好一会，好像怀疑以我的学力能否为这样一本大书写书评，但终于宽容地过了关。
右图：董秀玉
从这里可以看出董秀玉的作风，她掌管《读书》的本领远不止于此。她爱写信，写长信，每月总有两三封。像说故事似的闲话书店、杂志的种种琐事；随时通报《读书》碰上的大小困难，最后是经过哪位高层人物保护才化险为夷，说得有声有色，使作者的心与刊物贴得更近，有己饥己溺之感。也商量一些编辑上的事务，她催稿另有一功，只闲闲地说一句，“你的存稿只有一篇了”，不加催促，但使你不得不赶稿。当然，随时将书店的新书相赠，这是常规。我几次上京，返沪时她总到车站相送，使人不安，在北京我借住在人民日报在东单的招待所，条件差些。记得一位广东出版界的头头也曾被介绍到这里，他进门一望房间，立马就走掉了。这就是我写《东单日记》的住处。《读书》的连载要断档了，就在这里赶写了一篇《琉璃厂》应急。当时为《读书》写稿是我的首要任务。
范用当时不只是《读书》也是三联的老板。我拜访过他的办公室，吃过他的速溶咖啡，一起吃过书店的食堂，参加过他举行的大宴会，说是顺便为我接风的。在这次宴会上我第一次遇到沈昌文。范用怕我旅居寂寞，还派人送来一大堆杂志供我消闲；他为《读书》要我“出题做文”，他为我印了《榆下说书》等四本书，多半是在《读书》上发表过的文章。他介绍我在香港三联印了几本漂亮的小书。他对我说过，“你在三联出书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我没有应声。当时我的兴趣所在是文章一篇篇地发表，书一本本地印出，没有订过一份合同，更不问稿酬、印数，这些细节，一切按书店的规矩办。我对三联是充满感谢之情的。对叶圣老、吕淑湘这些老人的鼓励更是感谢不尽。此外都是“余事”，我常说我与三联是“道义之交”，就是这个意思。从而造成我为三联《读书》敬陪末座、长期打工的局面，同时挂出了一面“书林一枝”的小招牌。
以上所说是一九八五年五月《珠还记幸》初版本问世之前的故事。此后董沈诸位各各升迁，情势大变，一切成为过去了。董秀玉本来是爱写信的，此后即无一信来，只赠过我一册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附印成的卡片一纸，曰“某某致意”。她还记得我对陈寅恪的事是有兴趣的。此后又曾在巴金处见过一面，她劝我把藏书捐献了，我没有作声，心想与其送进藏书楼关禁闭，还不如放在手边读读，多长些知识的好。
有一次在巴金家，只见巴老手执一册《读书》摇摇地向我走来，说，“怎么你写的文章我读不懂！”使我大为尴尬。自从《读书》版式初步定型以来，谈西方哲学文学的份量较重，作者也多；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文字少嫌寂寞，我就主动退居末座，拾遗补缺，多谈些古籍之类的小题目。而巴老对此是少兴趣甚至反感的。他的质问也正是理所当然。可以说是“读不懂”论的最早出现。
沈昌文主编《读书》，他是饱学西方文哲的名家，对“书林一枝”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策略，十年中间给我的信多不过两三通，既无指示也少建议批评。这个小专栏久居化外，有点“特区”的味道。幸而尚有读者，未遭淘汰。同时，刊物上介绍西方文史哲的新知（其实是陈货）的文字渐多，也许是牛刀小试，难免“食洋未化”的原故，一时“新名辞”“新术语”扑面而来，“新理论”也一时难于理解，读者中也颇有“读不懂”的嘀咕。不妨称之为“读不懂”的第二阶段。到了一年前的第三阶段，情况近一步恶化，已不是“不化”的问题了。这是“近事”，不必多说。
后来，又发生了些小问题。如因《饯梅兰芳》一文，引起的争论，也用不着详说了。《读书》编者中与我联系的是扬之水女史，现已成为中国古文献研究名家，她善写蝇头小楷，当时为此一纠纷给我的几通长信仍在。可为纪念。
另一起小争论是因张中行的文字引起的。他在《读书》上发表一文，宣扬他的“顺生论”（此书我没有拜读过）。主张“好死不如赖活”，在国破家亡之际，主张宁当顺民，不做义民；表章钱牧斋而贬斥陈子龙。我看这种意见是极危险的。如果全国人民都加以信奉，“多难兴邦”是可以转化为“多难丧邦”的。人们是会从“求为奴隶而不可得”转化为以“做稳了奴隶”为无上幸福的境界的。我是彻底反对这种杀人的软刀子的。近来有人喜欢说我是“极左”或是“代表某一集体发言”，可以此例证之。
说起张中行曾在南开中学教国文，是确然无疑的，而其时我正在南开读书。在南开教书的还有何其芳、毕焕午等。可惜南开同班分组，我是甲组，老师是孟志孙先生，因此不能夸说是张、何等的“受业”。张的文字，我不大喜欢。他说一件事，往往一二三四地逐件陈述，有如中学教书上课。读来兴味索然。
郑勇来信，命做“我与三联”文，本拟敬谢，实因后期三联情况所知极少，没有插嘴的资格。及沈昌文新作叠出，读来读去，只有越读越胡涂。三联虽仅一出版企业，其内涵实深不可测，岂敢冒险说三道四，如只说些好听的套话，又非所愿。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新版修订本《珠还记幸》。此书之得以重印，起因还是范用老板的一封信。他来信见询，那些名家写的小笺，是否还在？怕是怀疑我早已卖掉了。幸而原件劫遗尚存少许，于是才有重印之说。
对这些残存的小笺，我自己是看重的。想不印则已，要印就必印得像个样儿。作者自己参加设计，不全权交出版社处理，有两位前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傅雷。他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巴尔扎克的译品，自己设计版式、封面，连装帧也全仿法国版原型，开本不大，并不豪华，而狭长毛边，雅趣昂然。自跑印刷厂，自订行格，必满意而后已。曾见他自印圣经纸、皮面精装本，美妙异常。堪称书林尤物。
另一位是近方逝世的王元化。他的书的装帧、封面、行款、天地头，无一不亲自过问，封面制作，必与画家亲自商量，一书推出，封面必简素而触目，雅韵欲流，在书展群籍中，一望而知为王元化书。他又喜欢印线装本小至戋戋小册，大至汇编全集，无不一精心制做，有独特书品。每承见惠，悦目赏心，叹为绝品。
典型在前，虽不能似，也想仿效一二。于是和郑勇函扎往还，论辩不已。举凡旧作之删留，新增之次第，行款、开本之确定，无一不经过反复讨论。总之，关于插图书之品位，散文集之规范，都为争论之焦点。郑勇的意见未必都出自个人，因此讨论是热烈的。今日回想，岂非全是无补费精神之无效劳动？讨论之余，由我写成一文，作为前序，置于书首，是又不能不佩服三联之有此雅量矣。
图：范用、仲秋元、倪子明、曹健飞……等三联老工作者2007年参加纪念生活书店75周年座谈会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三联上世纪后期曾有一新决策，举凡书店已出各书之未订出版合同者将全部补订。我接到通知后立即签好寄还，以为事属常规，不足为异，连合约文本也未细看。后来听说夏公（衍）对此颇有意见，才找出原约细读，发现克刻不合理处颇异常规，夏公的意见不为元据，后来此事并无下文不了了之了。这是一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记。
昨夜从电视中观中美女排之战，中国队惜败。满场中国观众给以郎平为主教练的美国队以非常热烈的掌声，并不以胜负为意。这给了我以非常巨大的震撼。我感到中国人民真正高大起来了。人们识大体，念旧情，对曾为祖国争得至高无上荣誉的功勋运动员的好感历数十年而不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祖国真正强大壮盛起来了。我失悔在新本《珠还记幸》中删去了那篇为中国女排喝采的文字，虽然那只不过是一篇平常的小文章。
二○○八.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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