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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作者:郭晶

在生的压力与死的威胁面前,为了在历史的书写中留下自己的清白,需要莫大的勇气。

1973年7月11日,八十岁的顾颉刚表达了这样的勇气。

顾颉刚的后半生中,备受责问的两个“重大案情”,一个是与胡适的师徒关系,一个是与鲁迅的“恩怨”。50年代中期,与胡适的师徒关系是他最大的负担,他花费了最主要的精力来澄清,“自己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而后,疯狂的十年中,他与鲁迅的“过节”几乎再次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推向“反动文人”的行列。

身陷“四面楚歌”的顾先生自顾不暇,对于毕生庋藏的珍贵书籍更是毫无保护之方,“革命青年之仍屡次来搜索,揭去封条而入,恣意取其所需而去,余不自知所失者为何种图书,然一生搜集之地图全被携走则可知也”,甚至担任批判顾颉刚小组的组长在将近三十年后的1999年宣称“我有特别的机会把顾先生的日记差不多整个读过一遍”。就在“千夫所指”的危险中,1973年7月11日,八十岁的顾先生毅然在自己的一本民国时期日记的最后之空白处,留下了关于与鲁迅交恶的“个人意见”。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有很深的历史感。台湾学者蔡登山在阅读《顾颉刚日记》中发现,“《顾颉刚日记》有别于其他的日记,在于顾氏在晚年重看日记后,常常在该页的空白处,再补记对某事的看法或感想。如此一来,前后数十年的不同观点并存于该日记中。而这后来的观点有的是补充说明当时的看法的;而有的却是经政治的扭曲,而作的违心之言。” 再如1978年9月6日,顾颉刚“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就是因为当天重温1924年的日记,五十多年前与友人谭慕愚同游颐和园之景沥沥在目,因此在原日记旁加注上了一首感怀诗“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与那些修改自己著作、日记的方式不同,顾颉刚对于日记只是补充,而不是修改,暗中正与他毕生心力所在的“层层累积”的历史观不谋而合。

1973年7月11日补写的日记,是在该册日记最后的部分空白纸上写的,因此,补记内容前面有1926年12月31日的日记内容,而后面有通常日记本附录的朋友通讯录详细地址等。

1926年12月31号 星期五 (十一月廿七)

……

元胎 夫妇来谈。看《山海经》及《奇觚室吉金文》。

孙伏园去广州,此厦大风潮之导火线也。先是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中任佥事,自民元蔡元培任部长时所委任,教育为当时闲散部门,尽有闲暇,遂参加北大教授所编之《新青年》,作〈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颇负时誉。自后遂兼北大几女高师课。许广平是时肄业女高师,常至鲁迅家,两人发生恋爱,此本常事。鲁迅所娶徐氏,向无感情,是时益厌倦,留以侍母,而别建新屋于阜成门内,居之。许毕业后回粤,任中学教师。及张作霖入关,通缉新文化名人,鲁迅在黑名单内,不得不走。会厦大设国学研究院,文科主任林玉堂延沈兼士主其事,沈因介鲁迅、张星烺为研究教授,而林以予出《古史辨》突负盛名,亦廁予于中,我乃与沈、鲁、张同室办公,同桌进食,惟卧室不在一处耳。予以鲁迅长我十二岁,尊位前辈,而彼以予为《现在评论》派,今乃同坐一条凳,踧踖不安。闽、粤路近,遂遣其旧徒孙伏园到广州,是时中山大学组校务委员会,委员为顾孟余、郭沫若、李汉俊、周佛海等。孙到校访各委员,具道鲁迅愿至粤意,彼等示欢迎,且言:“我校既欲请鲁迅先生,亦欲请顾颉刚先生”,以聘书两份交之。渠返厦门,与鲁迅商,毁我聘书,不令我与他人知有此事。厦大校长林文庆者,校董陈嘉庚之好友,然其人娴英文而不识汉文,往来文牍皆秘书刘楚青(树杞)读与彼听,决定可否,请其签名。渠居然练得“林文庆”三字草书,不知者固不识其不娴汉文,然其书年月日字,便歪斜如小学生所写者矣。鲁迅既得粤校聘书,便急切欲离厦校,而苦于无名,乃专骂林文庆与顾颉刚,谓厦大中胡适派攻击鲁迅派,使鲁迅不安于位,又谓校长克扣经费,使沈兼士无法负研究院责任,逼使回京云云,于是我与林遂为鲁派(旧徒孙伏园、章廷谦,新生谢玉生等)攻击之对象,不徒流言蜚语时时传播,又贴出大字报,为全校及厦门人士所周知,我与林遂均成反革命分子矣。是时林欲拉拢予合作,抵抗风潮,一日宴全校教员,予既至,便邀入一小室谈话,予与彼本无共同语言,渠乃拉杂说琐细事以拖延时间,约一刻钟乃开门同出,使其他座客疑为会谈机密,而鲁派之攻击予乃益甚,谓是勾结校长以排挤鲁迅也。某夕,文科教职员开会欢送鲁迅,予未出席,而陈万里在会上云:“鲁迅先生此行,不但为了中山大学规模大,可以发展长才,亦以为有爱情对象在彼,可得情感上之满足也。”于是鲁迅以陈万里揭穿渠与许广平之间关系出于我之授意,恨予益深。是年陈嘉庚在新加坡经营之橡皮歉收,校中经费不足,而国学研究院之设立消费孔多,厦门富商不少拥巨资者,林校长宴之,期其有所捐赠,席间起立,谓:“诸公如愿厦门高等教育发展,不论捐多少,即一角一仙(分),亦所感谢”。富商尚未答,鲁迅即从怀中取出两角,云:“我捐二十仙”。席中人相顾骇愕,林亦无法下场,曰:“先生,请你收起了罢!”于是众客尽散,捐款之事不复谈矣。林到新加坡,与陈嘉庚谈决停办国学院,以研究教授改任文科教授,而鲁迅之离校为对林文庆与顾颉刚之革命行为,更振振有辞矣。

然中山大学之当局对鲁迅固有关系,而对予则关系更深,顾孟余,予肄业北大时之教务主任也,傅斯年,予十余年之密友也,校中既同时聘鲁迅与予,乃鲁迅至而予不至,遂函电交驰,促予赴粤。予视时间至重,知每易一地即有半年左右之不安定生活,不克从事读书写作,故厦门环境虽不合理想,亦不愿未及一年而即去,且鲁迅已到粤,彼既视我为大敌,我亦不欲重投此矛盾重重之漩涡,故去函辞谢。鲁迅在彼,闻彼等议论,即谓“顾某与林文庆交情好,他是不肯来的”,一面又使章廷谦在厦大内宣传:“鲁迅是主张党同伐异的,看顾颉刚去得成去不成。”如此,我当然更不想去。可是傅斯年常来信督促,且说:“兄如果不来,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了,将何以答对千秋万世人的谴责?”两面夹攻,实使我走投无路,不得已去厦就广。鲁迅知我将去,又说:“他没有聘书,怎么来?”朱家骅(是时任副校长)、傅斯年(文学院张)都对他说:“我们是发给他聘书的,有档案可查。”及我到粤,校中照旧样发给我一张。偏偏我不晓事,把孙伏园扣发及现今补发的事对鲁迅请去的江绍原(新潮社员、语丝社员)说了,于是鲁迅偕许寿裳(亦彼所邀)、江绍原一块辞职。学生挽留,贴出大字报,傅斯年亦贴出大字报,云:“如不让顾某入校,我亦辞职。”两方均为校中重要负责人,鲁为教育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傅为文学院长,学生汹汹,停课数天。朱家骅出作调人,一方面许鲁迅等请假离校,一方面派我到江浙一带为校中图书馆购书。以此我与鲁迅竟未在中大见面。自鲁迅到粤,即聘许广平为中文系助教,离校后正式同居矣。

是时北伐军东破沪、宁,西破武汉,国民党内部分裂,蒋介石在宁组织“国民政府”,即杀共产党员及左倾分子,号为“清党”。汪精卫在武汉亦组织“国民政府”,标榜“容共”。孙伏园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鲁迅离校后寄与一函,云:“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其徒谢玉生亦与函,同是对我破口大骂,而伏园加以按语,增其力量。此信于四月某日刊出,如我在武汉者(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

我诚不知我如何“反对民党”?亦不知我如何使兼士为我愤愤?血口喷人,至此而极,览此大愤,适于杭州道遇江绍原,询得鲁迅粤市居址,即去一函,欲与彼在法庭相见,质此曲直。秋间予到广州,闻人言,鲁迅接信后颇为恐慌,迁居别地,其后挈眷迁沪,亦甚秘其踪迹。自此之后,即无大学请其任教,盖惧其以学校为闹风潮之凭借也。惟蔡元培笃于旧谊,畀以中央研究院特别编辑员之名义,月薪三百元。

鲁迅居沪,十年而卒。予每闻人言,鲁迅所最恨之人,非胡适与陈源,亦非杨荫榆与章士钊,乃是顾颉刚一人耳。予每自诧讶,我有何罪而使彼痛恨至于此极?年来读《鲁迅全集》,乃知彼之所以恨我,其故有在彼者,亦有在我者。彼与徐氏结婚,出于父母之命,远在清末,尚无反抗之觉悟,仅为无感情之同居而已。然性欲者,人类与一切生物所同,感情者,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既两不相协,名为同居而实无衾枕之好,其痛苦何如?闻孙伏园言,鲁迅晨起未理床,徐氏为之叠被,彼乃取而投诸地,其感情恶化如此,故绝未生育。鲁迅作文诋杨荫榆,谓其独身生活使之陷于猜疑、暴躁之心理状态,故以残酷手段施诸学生,虽非寡妇而有寡妇之实,故名之曰“准寡妇”。以此语观鲁迅,则虽非鳏夫而有鳏夫之实,名之曰“准鳏夫”可也。何以明之?鲁迅虽任教北大,且为《新青年》作文,而与北大诸教授不相往来,不赴宴会,虽曰高傲,而心理之沉郁可知。当孙伏园发起《雨丝》,征文于鲁迅,乃首写一《假杨树达的袭来》,载于第二期。当时予颇疑之,以为如此私人间小事,安有大张旗鼓以耸动读者之理。其后知此人为北师大学生,神经不正常,欲见鲁迅而虑其拒绝,乃讬于杨树达之名以入其家,说话离奇,鲁迅遂疑其为侦探,为刺客,而暴露之于报刊,当作一回政治迫害事件,此正其“准鳏夫”心理之表现也。及其与许广平同居,生子海婴,有正常之家庭生活,乃能安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辩证法观察社会现象,得到毛主席之高度评价,而《假杨树达》一文遂为编全集者所删去。猜其在闽、粤时对我之百般挑剔,亦犹此类,故其致伏园詈我之函亦不收于此集。此其故在彼者也。至在我之故,首发见于一九二一年冬之《阿Q正传》,渠谓“阿Q”之名为“桂”为“贵”,只有待于“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定,按是年春胡适始作《红楼梦考证》,而我为之搜罗曹雪芹家庭事实及高鹗之登第岁月,此等事亦彼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不废,足证此类考据亦适合于彼之需要,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自后数年,我发表之古史、故事、歌谣、风俗论文日多,渠虽未加贬斥,亦暗地眼中出火,故于初到粤时便说“顾颉刚是胡适的书记”,当时傅斯年驳之,谓“外国大学者中尽多是由作人书记起家,何况颉刚只做北大助教,并非胡适私人书记”,彼于此驳不能答也。总之,我助胡适作文,只此搜集《红楼梦》资料一事,而彼之妒我忌我则即由此一事而来。加上他反对杨荫榆而陈源驳之,陈源与我为友而孙伏园又加以挑拨,于是彼之恨我乃益深。我虽纯搞学术,不参加政治活动,而彼竟诬我为参加反动政治之一员,用心险恶,良可慨叹。

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颉刚记。      

顾颉刚在翻阅自己的日记以后,冒险将上述多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形诸笔端,尤其文中“我诚不知我如何‘反对民党’?”之类语句,在当时真可谓不敢想象。顾颉刚终身不脱文人气质,在“文革”之初,曾经把与王国维的通信藏于线装本日记的封底予以保存,直到去世之后,顾先生的女儿顾潮女士整理旧物时才偶然发现这些顾颉刚“生命史的记录” 。

因为“文革”期间能够“安全”阅读的书为数不多,而《鲁迅全集》乃是“红色经典”。顾颉刚在读《鲁迅全集》的时候,一方面对于热心的研究内容时刻挂怀,对《全集》中“辄取有关古史者录之” ;另外一方面,对于刃悬项上的“鲁顾矛盾”,心中更是急切还自己以清白。顾颉刚恳切地指出“乃知彼之所以恨我,其故有在彼者,亦有在我者”,在回顾了两人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两段交往之后,顾认为归于鲁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准鳏夫”的精神紧张状态,而在顾颉刚的主要原因就是与胡适的密切关系。

把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在顾颉刚十卷厚厚的日记中,对于与鲁迅的交恶实际上有多次分析。根据顾颉刚1927年的日记,“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1)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而《顾颉刚年谱》中引用的1926年8月25日顾氏日记,还提到了他1975年、1973年补记的另外两节内容,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

这三处最为直接的讨论“鲁顾矛盾”,主要的原因也都不尽相同,分别可以概括为“胡适党徒”、“揭秘《小说史略》”、“潘家洵流言”,而顾颉刚所预言的“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确切显示出历史学家的洞察秋毫,迄今为止,不少学者参与了对“鲁顾矛盾”的探讨。

对于顾颉刚日记中出现多处不同的解释,台湾学者蔡登山认为:(在1973年7月11日的日记中,对于)他当年诬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始终没有认错,甚至提都不提。我们从日记得知当年是他把这错误的消息告诉陈西滢,陈西滢也不察就把它公布报上,造成鲁迅的痛骂陈西滢。据推论鲁迅当时可能不知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否则以鲁迅的脾气绝对不会放过顾颉刚的。后来顾颉刚的女儿顾潮仍认为“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恐是不确的。因为他们两人刚到厦门大学时,还“同室办公,同桌进餐”。而鲁迅还“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热心地为顾颉刚找资料,假使在这之前鲁迅就得知陈西滢之说是顾颉刚造的谣,则断无此举。因此结怨是在这以后的事,而另有原因的。 因此,蔡登山的解释很有力的把“揭秘《小说史略》”这个原因给否定了。

而“潘家洵流言”一说,在鲁迅的书信中也找到了一条相左的证据:“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既然鲁迅把顾颉刚和潘家洵称为“此辈”,那么潘家洵向鲁迅蜚语流长就不太可能了。

难以驳斥的只有“胡适党徒”一说。但是就这个说法而言,也有四种不同的解释路数。首先是针对胡适顾颉刚的师生关系,持这样观点的学者,如北京学者张耀杰认为,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师的胡适大有关系。 由于胡适所代表的学者集团人数众多,因此,“胡适党徒”的表述也有多种形式,比如房向东认为“鲁迅对顾颉刚的反感,原因之一,是因为顾颉刚‘是陈源之流’,事实上,顾颉刚与胡适等现代评论派的人们,有着精神上的契合之处,他是属于‘学者们’的‘集团’的”,到底是因为胡适而迁怒于“学者集团”,还是由于“学者集团”而迁怒于“胡适党徒”,斯人已作古,无可考矣。

也有一些学者,虽然也认为鲁迅与顾颉刚之间有矛盾,却不是简单的鲁迅对胡适的争风吃醋,而是学术上的立场之争,如日本学者子安加余子就认为,“鲁迅与顾颉刚不合的原因也许不只在人际关系。例如,鲁迅认为科学也是想像力的产物的看法(参照伊藤虎丸《初期鲁迅的宗教观》)和顾颉刚的对科学的理解(《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始刊词》,《史迹俗辨》等)也不能等同。” 另外还有一种则为持平之说,如何满子认为“基本上属于私人恩怨,略涉及治学的路数” 。

顾颉刚对于“胡适党徒”的说法,也丝毫没有过避嫌,1927年,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甚至直言:“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指胡适)负谤亦以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吧。” 由此可见,顾颉刚为胡适代罪之说,确无疑问是重要之一因。

大量证据表明,1971年,七十九岁的顾颉刚受命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后,他的学术生活一度“枯木逢春”。该年4月以后,“书库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恢复了(自1968年以来父亲仅领生活费,最少时仅以一人二十元计),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能享受这种待遇者真是屈指可数),并着手将插队的子女调回身边以事照料” ;1973年初,经过顾颉刚主动的要求,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刘导生的干预下,一批“文革”之初被抄家带走的书稿、日记得以归还;再如汪宁生回忆在“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五年),我经中央民族学院闻宥教授的介绍和顾先生开始通信”,开始探讨对于当时而言“太‘不合时宜’”的古史问题。 由此可见,顾颉刚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于1973年两次、1975年再一次补充自己的日记,正是在一丝缝隙之中,把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最后的心声留给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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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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