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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片碧绿
    
            --怀念父亲绿原
   
作者:若琴
   
1
   
父亲终于走了,结束了病痛的折磨,也结束了多难的一生。回忆他生前的境遇,我不能不惊异,在人的柔弱的胸腔里如何能盛装那么多的苦难,而在一个又一个的逆境中,不知他又是如何挺过来的。
   
父亲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旧中国,那时中国是贫困的。父亲祖上是读书人,原籍在江西,明代迁到湖北。湖北的始祖有“忠厚传家、诗书抚国”的遗训。但到祖父一代已不能单纯做读书人了,而要靠照相、雕刻等手艺为生。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孩子,两三岁时,祖父病逝。祖母是农村妇女,没有生存手段,只能带着幼儿幼女,靠在邮局工作的大儿子接济。家庭生活艰难地维持着。父亲说过:那时邻居家里煮肉汤,香气飘过来,总让他感觉肚子咕咕地叫。
   
但这样贫困的童年生活也未能继续下去,父亲13岁时,祖母又病逝了,从此再也没有谁能呵护疼爱他了,父亲沦为真正的孤儿。
   
依附长兄过了两年,日本鬼子逼近了家乡,初中毕业的父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抗战文学打开了父亲的眼界,他爱上了新文学,特别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高中阶段他开始文学习作。在重庆他结识了“诗垦地”的一群朋友--邹荻帆、曾卓、冀、阿垅、冯白鲁等。“诗垦地”的朋友和刊物,对父亲的诗歌创作有过较大的帮助,他的第一本诗集《童话》里的诗,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诗垦地”的朋友中有《七月》杂志的作者,通过邹荻帆和阿垅,父亲后来认识了创办《七月》刊物的胡风先生,194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一年,胡风先生通过邹荻帆邀请他参加《七月诗丛》,为他出版了诗集《童话》,与胡风先生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关系较长时间内十分单纯:投稿和发稿,虽然有时胡风先生对父亲的诗作也提些意见,但并不与他谈什么文艺理论问题,也未曾向他谈过该如何写诗。民族的苦难,转变了父亲的诗风,他写出大量的政治抒情诗,被胡风先生及时发表在《希望》刊物上或编入丛书。
   
胡风先生的刊物解放前在国统区有相当的影响,刊物作者多是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尊敬追随过鲁迅先生的胡风先生,对解放前夕胡风先生在进步文化界受到孤立以及解放初受到冷遇有同情心理。看到与胡风先生有交往的朋友先后受到粗暴的批判,他们自然也会赞成请中央来评判是非。父亲1953年从湖北调到北京工作,其后两年,在胡风先生写“三十万言”上书的过程中,自然也就参与了意见。
   
胡风先生和他的青年朋友绝没想到,在他们期待中央答复之际,一座五行山压下来,迅雷不及掩耳,上书变成“反革命罪行”,文化人变成了“反革命集团”。而从胡风先生家中抄家提取的一封11年前父亲写的旧信,被先入为主地判断为父亲到过“中美合作所”,因而铁定是“中美合作所特务”。这顶虚构的帽子,反过来又成为坐实“胡风集团反革命性质”的三大证据之一。
   
父亲当年不到33岁,遭此政治厄运,感到客观情况越来越糟,浑身有嘴都说不清。开始时他想到自杀,但自杀常常被解释成“畏罪”,他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希望还能看到最后的结果。但活下去常常比死亡更痛苦,要从现实的厄运中走出去,必定得忍受奇耻大辱。对于自尊的文化人来说,否定自己本身就是精神的酷刑,对于父亲这样敏感的诗人来说,自我否定更是痛苦万分。在封闭的环境中,在政治结论铁定的条件下,父亲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心里滴着血,走过常人永远不会经历的道路,并在内心留下永难愈合的创伤。
   
被囚禁期间,为了不让意识流向癫狂,也为了在看不见的将来还能为社会服务,他选择了自学德语这块硬骨头来啃。
   
七年后,他回到社会上,头上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还有另外一顶人人皆知的“帽子”--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这是全国报刊1955年刊载的,虽然公安部经过内查外调已经否定是事实。在人们的怀疑眼光下,父亲开始了“重新为人”的艰难历程。
   
“文革”十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常规都颠倒了,父亲面临永世不得翻身的厄运,但更让他痛心的是“胡风案件”及血统论祸及家里三代人。所谓出身问题纠缠着每一个子女,当父亲知晓二女儿为此遭遇离婚丧子时,他的头撞向了墙,痛哭“是我害了她”!
   
在历史新时期,长达25年的政治冤案平反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明的误解、公开的责难,仍然常使父亲感到内心孤寂。晚年,命运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在二儿子遭遇不幸后,父亲的耳朵听不见了。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被查出患了难治性贫血病,虽然该病有缓解的希望,但由于住院困难,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后来合并了肺部感染。疾病使他失去了体力、脑力,最后四个月基本靠输血和打抗生素维持。临终,在重症监护室,父亲孤独地走完人生之路。
   
2
    
父亲离世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回顾他的一生,难免要思索:父亲究竟应该属于哪种秉性的人?
   
心告诉我: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勤奋的人,也是一个坚韧的人。
   
他爱家人、爱朋友,也爱自己的祖国。
   
他与母亲65年相濡以沫,对母亲从没有高声讲过话。结婚10年时,他为她写过一首诗,其中这样写道:
   
没有你,我会失落生命的钥匙
没有我,你哪儿都会感到孤单
但我们只是人类的一个细胞
我们应当永远甘于平凡
   
别让花香鸟语迷住我们
别让小桥流水绊住我们
别让贫贱的风霜打蔫了我们
别让苦难的雷电拆散了我们
   
父亲高龄时,平日仍然帮着母亲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在内心,他深深感谢母亲,在狂风巨浪的年月,她为他保留了一个小小的港湾。
   
对孩子,他有着深沉的父爱。小时候过生日,常常收到父亲题签的新书。在监狱里,他惦着四个儿女。家里至今保留一本他的手抄书,题名《九姊妹》,封面贴有一朵类似剪纸的花,但那花实际上不是剪出来的,而是他自己用手撕出来的;书里有36篇小文,都是他被囚时精心挑选的有意义或有趣的儿童故事,有的还是他亲自改写的,全部文字被他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地抄出来。
   
诗人曾卓是父亲交往了60年的朋友,从40年代的“诗垦地”开始,他们的友谊到老都未褪色,两人几乎无话不谈。曾卓伯伯生前,父亲为他写过一首长诗记述他们的友谊,题名《人淡如菊》:
   
……你终于从黑暗中
浮现出来,如几亿光年以远
越远越暗越恒久的
一颗重新被发现的彗星
恍如隔世又
风采依然
……
   
曾卓伯伯离世后五年,父亲还为他写过纪念组诗《假如你还在》,深情回忆这位挚友。
   
路翎叔叔是位极有才华的小说家,在胡风冤案中遭受摧残,1994年71岁时不幸去世,他的逝世使父亲异常难过,他曾希望我在可能的条件下,多去看看路翎夫人余明英阿姨。
   
200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胡风先生的三十万言书,其家属请父亲写一篇关于三十万言的背景文章放入该书。之前不久,父亲因消化道大出血,住过重症监护室,出院后身体较虚弱,家里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着急动笔,但他却很快拿起笔,全然不管自己的健康。这篇背景文章的题目叫《试叩命运之门》,该书出版后,有读者打电话向父亲致谢,说胡风一案当年让人感觉恐怖,但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读这篇背景文章才明了了当时的情形。
   
2009年5月底他病情加重,在X医院急诊室坚持了十余日,经多方托人后住进一间多人病房,但两周后即被劝出院。因需要频繁输血,父亲又住进M总医院,但该院中途也将他推出。在反复辗转中,他的病走向危重。得知9月1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同志要来M总医院探望,之前一天他用虚弱的手握笔写了几个字,要我第二天一定要在场,以免失礼。第二天,管士光同志来时,他努力坐了起来。9月23日潘凯雄社长到J医院看望时,他既不能听,也不能说,更坐不起了,但仍然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祖国”这个字眼,对父亲并不抽象。1947年他就写过传诵甚广的诗歌,题名就是《我的祖国》:
   
暴戾的苦海
用饥饿的指爪
撕裂着中国的堤岸,
中国呀,我的祖国,
在苦海的怒沫的闪射里,
我们永远记住
你用牙齿咬住头发的影子。
   
1998年,父亲在马其顿接受了第37届斯特鲁加诗歌节金环奖。4月21日,马其顿驻华使馆召开了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新闻发布会,父亲在会上说:“斯特鲁加诗歌节举行到第37届,我在本届被授予‘金环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使我认识到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一致性。……我将从斯特鲁加诗歌节捧回来的‘金环奖’,同时也是属于中国诗歌界的全体同仁的。”2007年父亲将金环奖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完成了他将荣誉带回祖国的心愿。

3
    
父亲从小爱读书。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书,他就在书摊上看。长大,就在书店里看。在重庆复旦大学念书时,宿舍里住七八个人,他在床的上铺,晚间常常点上油灯,在床上看书,早上起床时,同学看见油烟熏黑了他的两个鼻孔。
   
1955年因胡风案件被监禁后,他在狱中也不间断读书。他被允许看报后,报上一些文章,他还剪下来,没有通常的纸张可以粘贴,他就贴在黄黄的粗糙的马粪纸上。
   
为了不被时间的洪水淹没,不让精神出现不可控的异常,父亲在监狱里自学了六年德语。德语在语言学中被视为“黑森林”,它的名词、形容词的变格,动词的时态,都不是短时间能掌握的,任何单词一经大写开头就名词化,还有所谓框形结构。在语风方面,同英、法语相距甚远。关键性的否定词(nicht)往往摆在句子的最后面,不读到最后一个词,一般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父亲仅靠家里送来的德汉词典、德英词典,英语版、俄语版德语语法作工具书,用当时能够买到的德语版、英语版马恩两卷集,和多语版《和平民主报》作读物;采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俄语版的《列宁回忆录》中提到的列宁在监狱里自学外语的方法,开始了艰苦的自学历程。他先靠工具书把读物的意义弄明白,再把它逐字逐句译成中文;然后把读物移开,再把中译文回译成德文--通过回译,来寻找拼写上、词法上或句法上与原文的差异。这种学习是极其枯燥的,但从1956年到1962年,父亲在囚室里坚持了六年之久,后来能用词典攻读较为艰深的德语原著,例如《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离开监狱,父亲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在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后,他接触到德语稿件:一部比较艰深的名著《拉奥孔》,西方文论史上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作者是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莱辛,译者是中国美学专家朱光潜。父亲为了检验自己在狱中学习德语的水平,将整本《拉奥孔》从头到尾、一字一字翻译校对了一遍,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也对这部名著名译提出了中肯而具体的修改意见。意见返回到当时的书稿推荐单位--文研所时,外国文学老专家冯至先生十分惊讶,他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去是没有德语编辑的,不知现在这位德语编辑何许人也。了解到父亲在狱中自学德语并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形,冯至先生多年后说起仍然十分感动。
   
80年代后期父亲离开了出版社的工作岗位,但他并没有休息,他读书,写作,还从事翻译。他说让他放弃创作是不可能的,让他不再搞翻译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离休老人写点诗、搞点短篇翻译也说得过去,但父亲在年近70岁时,仍然向自己提出了挑战--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准备重新翻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冯至先生曾说:“人们一旦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那时,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不只是对于他自己的民族)还不失为是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歌德的《浮士德》博大精深,写作该书花费了作者60年的心血,不是一读就懂的。其中涉及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形式上还包含着多种手法、多种风格,翻译绝非易事。

为了在中国的精神水土上,进一步介绍能够鼓舞人类的浮士德精神,父亲埋头工作了近两年,他常常坐在书桌前,一干就是几小时,比上班的时间还要长。到该吃饭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笔。他的文稿,永远是一笔一画的,清楚而端正,他认为写出的字是给人看的,把字写清楚是对读者或编辑的尊重。1998年父亲翻译的《浮士德》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1999年,在父亲77岁的时候,他决心换笔--学习掌握电脑。虽然他有英文打字的经验,但学用电脑中还是付出了时间的代价,例如忘记及时存盘或者受到不明命令的误导按错了键,将长时间辛辛苦苦敲打出的文字都丢失了。但在实践中,他体会到使用电脑的快乐,可以不断地修改稿件,他本来就是个对文字精益求精的人,这下对了胃口。
   
父亲还有一个爱查字典的习惯。每当我问他一个什么字、什么人事时,我通常希望他随口告诉我,但他几乎每次都要把字典或辞海搬出来,让我看到他回答的根据,而且不厌其烦地提醒说应该习惯使用工具书。

《浮士德》出版后,父亲又翻译出版了《里尔克诗选》、《日安课本--雷丁儿童诗选》、《顽童捣蛋记》、《叔本华散文》、《爱德华三世?两位贵亲戚》等译作,以及写作出版了《苜蓿与葡萄》、《未烧书》、《绕指集》、《再谈幽默》、《寻芳草集》、《绿原说诗》、《半九别集》、《绿原文集》等文集,而诗歌创作在他生病前一直未中断。离休后的21年间,他总是不停地写、不停地翻,故而母亲说他是:“活了一辈子,却做了两辈子的事。”

4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多种苦难:民族的、家族的、个人的……政治的、精神的、肉体的……从小家庭的贫困、整个民族的灾难、政治冤案的打击、社会多年的误解、子女遭遇的不幸、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对于袭来的横逆,父亲没有壮语豪言,只是一次一次在困境中抬起头,向前走着。
   
在胡风案件平反前,他有一个“刘半九”的笔名,因为那时他不能公开使用“绿原”这个名字。笔名来自一个古老的成语--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说,对于一百里来说,走了九十里,还只是走了一半。他用这个笔名激励自己,体现了来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动力。
   
在新文学中他吸取过鲁迅先生的坚韧精神,他视鲁迅先生为伟大的战士兼诗人。80年代在介绍自己的《我们走向海》和《高速夜行车》两首诗时曾说:“它们试图表现的正是我毕生景仰的、鲁迅在《过客》中以特异笔触表现过的那种排除万难、一往无前的精神……”
   
在涉猎德语文学的多年中,父亲发现歌德精神和鲁迅精神是一致的,二者可以相互补充。老专家冯至先生说过:“从绝望中不断地产生积极的努力,是歌德最伟大的力量。”这一见解引起父亲深深的共鸣。歌德针对人的绝望提出过断念(die Entsagung)这样一种高级修养手段,父亲的理解是:所谓“断念”决不是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而是自愿地主动地、虽然不无痛苦地承受客观现实加于自身的种种艰辛和矛盾,并且自愿地作为人类整体的一分子,安于自己的痛苦地位,达到忘我境界,隐约感到美与光明缓缓从自己内心流出。歌德有一条著名箴言:“在一切德行之上的是:永远努力向上,与自己搏斗,永不满足地追求更伟大的纯洁,智慧,善和爱。”这箴言不仅曾经长期压在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更是他时常鼓励自己的座右铭。
   
新时期,父亲写过许多诗,在《高速夜行车》和《他走着……》这两首长诗中,父亲对克服人生逆境,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精神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
   
父亲没有强壮的体魄,也没有谈笑风生的性格,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更乐于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想着,他用微笑与人点头,用心与世界交流沟通,他的内心柔软而又坚韧,我记得他90年代的一首诗:
   
我的记忆

--人老了,期待渐渐变成了回忆。但是--
   
我的记忆是羞涩的
它总躲在遗忘的身后
   
我的记忆有时是冒失的
它忽然当众揭下了面具
   
我的记忆是懂事的
它从不抓挠灵魂的赤肉
   
我的记忆有时是疯狂的
它像一柄利剑向失眠之夜猛扑
   
我的记忆是刚烈的
它能咬牙忍泪刮骨疗毒
   
我的记忆有时是随和的
它常用微笑抹掉血迹斑斑
   
我的记忆是丑陋的
它是雀鸟不屑一顾的一株朽木
   
我的记忆永远是浪漫的
它是荒岛上一缕顽强的炊烟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国诗人,在不平凡的时代走过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他用诗歌记述了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感悟,以翻译为路径将世界文学中的真善美介绍到国内,他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也做到老”。但是对于他,需要的不是赞誉,而是理解,是人对人的真诚的善意的理解。
   
父亲像生长在大地上的野草:狂风肆虐时,匍匐于地,但狂风拔不起它深埋于地下的根;野火显威时,野草身躯焦烂,但内心仍然存留着生命的希望,春风吹来,又是一片碧绿。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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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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