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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作者:醴文 邵欣摄影
  
高牧坤:北京京剧团演员、导演。1971年,26岁的高牧坤被选中参演新排的《杜鹃山》。


在中国京剧院工作不到一个月,院长把高牧坤叫到了办公室,“现在北京京剧团正在创建江青同志的实验田,需要补充青年骨干人才,希望你服从安排。”

“江青同志的实验田”、“青年骨干人才”,院长的这两个说法在高牧坤心里反复掂量了几遍。20岁的高牧坤还体会不到,这句话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

转到了北京京剧团,这是个名角荟萃的剧院,高牧坤有些不适应。剧团和学校不一样,学校里,他的绰号是“练不死的高牧坤”,总是在早上5点就钻进练功房,而在剧团,他发现“有些像旧社会的戏班子”,跑龙套的要给角儿捶腿、点烟。在高牧坤看来,“这似乎不是太平等”。

自1965年进入京剧团,他在学校练了9年的传统戏就一天也没有派上过用场。在样板戏《沙家浜》里,高牧坤演了一个站岗的小战士,就是“日本鬼子后边站着的那一个”,《红岩》里,他也演了一个小角色。几年下来,高牧坤感觉他梦想的“成名”,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演现代戏的风潮来了,突然之间,过去的名角、头牌全部重新开始排序。在高牧坤看来,这似乎成为了剧团“平等化”的机会。

1965年,裘盛荣、赵燕侠等名角排演现代戏《杜泉山》,这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样板戏《杜鹃山》的前身。他发现,为了演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像马连良这样的宗师也要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个没什么台词的郑老万,马连良也是演得战战兢兢。

“他们是懂京剧的”

1971年,高牧坤被选中参演新排的《杜鹃山》,“江青同志的实验田“开始播种了。和裘盛荣、马连良等主演的旧版比,准备新排的《杜鹃山》一开始就带着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

原先的女代表“贺湘”被改成了“柯湘”,改名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江青很忌讳这个姓,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贺龙正在被批斗,这个姓也必须改。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修改意见直接来自江青。除此以外,党代表由二号人物变为一号人物,“党指挥枪”,这是当时大多数样板戏的主题。

当时全面负责《杜鹃山》排演的是余会泳,他原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被江青挑中,成为国务院文化组组长。

新版《杜鹃山》弃用了所有的名角,形象英武的高牧坤原本被余会泳挑中出演男一号“雷刚”,但是由于高的本行是武生,而雷刚是“花脸”,于是高牧坤改演田大江。这个角色是贫下中农,不堪地主压迫,参加了革命。

高牧坤在剧组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担任动作导演。这个任务,比出演田大江更被他看重。

一天余会泳叫住了他,希望他对《杜鹃山》里人物的动作做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柯湘能不能动起来,能不能像《林冲夜奔》那样载歌载舞的?”余说,这是来自江青的启发。高牧坤感到茅塞顿开,“他们是懂京剧的!”在这样的启发下,高牧坤尝试着把武松的屈步、横搓步用到柯湘身上,尝试用舞蹈的动作表现砸链子等,载歌载舞。

与舞台上的荣光相比,高牧坤的现实生活则有些暗淡。他每个月42.5元的工资,妻子是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工资40元。1975年,妻子又怀孕了,高牧坤犹豫再三,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了。“就是养不起”,他说。

独特的“小政治”

进了《杜鹃山》剧组后,生活就好像画上了一条红线,线里线外有着明显的区别。

吃有“样板饭”,食堂里开的是小灶,穿有样板服,一种特制的灰色制服,文化生活也特殊些,像日本歌舞团在中南海小礼堂的表演,高牧坤都去看过几回。

最不一样的是,不用下乡劳动、接受改造。“我们也劳动,只不过每周一天。”所谓的劳动就是在北京郊区收麦子、运送东西。

北京京剧团里大多数演员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老《杜鹃山》剧组的马连良、赵燕侠都没有机会再登台,一会儿军宣队来了,一会儿轮到了工宣队。不过这些变化与高牧坤关系不大,他们需要应付的是江青那喜怒无常的脾气。第一次样板戏团出国访问演出,说好接下来还要去突尼斯等国,但是“说取消就取消了”,江青说担心大家的安全,然后出访时衣服也是由她亲自定的,女同志必须穿古式的对襟款衣服。

被涂改的照片

在高牧坤家里,每一面空白的墙上都有他的巨幅剧照,最大的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不过都是传统戏里的扮相。而在书柜一个不起眼的小相框里,夹着一张被剪下来的头像,大小不过一两寸,这本来是一张三个人的合影—还有余会泳、杨春霞(《杜鹃山》女主角)。

“四人帮”一粉碎,高牧坤的妻子赶紧把照片中的另外两个人剪开了。“女人胆小,怕有什么牵连啊,万一抄到家里,那就是保留反革命证据”。杨春霞被剪下来的照片,高牧坤还能翻出来,而余会泳的,则彻底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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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杜鹃山》剧组出国访问前拍的一张纪念照,周恩来、邓小平站在队伍边上,中间一个人脸被高牧坤孩子涂得漆黑的是江青。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另外一张收进抽屉里的照片,是剧组出访阿尔及利亚前拍的一张纪念照。周恩来、邓小平以及高牧坤站在队伍的边上。中间一个人脸被涂得漆黑、严严实实的,完全看不出是谁。“这个人是江青”,高牧坤着说,这是孩子涂的。

“文革”结束后,停演十多年的传统戏又开锣了。全北京急急忙忙地挑选京剧演员,准备新排一出《雁荡山》出访美国。业务依然精良的高牧坤被选上了,名单里有他,可他心里却没法高兴起来,对于自己能否出访,他很清楚,“评判人的标准又变了”。

正像那些被涂改和剪裁的照片一样,在“文革”结束后,《杜鹃山》的光荣史结束了。经历了“文革”十年,经验告诉高牧坤,“自己肯定是要受牵连的”。

一天,高牧坤心事重重地到食堂吃饭,一张贴在食堂门口的大字报,让他一口饭也没有咽下。大字报上写着:“高牧坤是‘四人帮’的亲信,余会泳的忠实走狗。”

习惯了风云变幻的高牧坤,这次也有些吃不消。让他略微松一口气的是,他被列为“讲清楚对象”,这意味着“还算人民内部矛盾”。院长说,“你们这批人将来还是要唱戏的,只不过运动来了,你不要对抗运动。”一直耷拉着脑袋的高牧坤一喜,“原来我以后还是可以唱戏的!”“一些话,要十年后再说”

1977年8月,余会泳自杀身亡。

在为期三个月的检查中,高牧坤始终没有交代余会泳什么反革命证据。在他心目中,《杜鹃山》是京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之作。余是创造了这个经典的人,“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贝多芬是什么主义者,莫扎特是什么主义者,他们的一生就那么圣洁吗?他们给人类留下了什么了呢?”对于样板戏的历史地位,60多岁的高牧坤始终觉得不公平。

北京戏剧研究所所长在电视上讲戏曲史,把样板戏的十年直接排除了,而一本《导演概论》的书中,通篇写满对京剧现代戏的谴责。这些都让高牧坤寝食难安。

“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公正,不是说否认我们当时是佼佼者,是‘四人帮’的宠儿,但不能因此忽视十年现代戏对这种古老剧种的贡献,这不是否定某一个人,而是否定京剧这个古老剧种的前景。”距离《杜鹃山》首演35年了,无论是当时的男女主角,或者是被伤害的老艺术家,大家对于样板戏这段历史,大都保持沉默,而高牧坤则不愿意样板戏因为与“四人帮”的牵连而被误读。

原始剧本、会议记录,编剧留给他的创作记录,厚厚的几大本,高牧坤都细心保留着,等着他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将来拍一部很翔实的纪录片,“一些话,要十年后再说。”

转自《南都周刊》356期,2009年9月29日。
文章版权归《南都周刊》所有,转载请与编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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