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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焦菊隐

戏梦人生

--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作者:蔡登山

一九二六年的九月四日,在一艘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轮上,热恋中的许广平正在给她的恋人鲁迅写信:“My dear teacher:……我被挤得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了,也看不下去,勉强的看了《骆驼》;又看《炭画》,是文言的,没有终卷。继看《夜哭》,字句既欠修饰,命意也很无聊,糟透了。”这本糟透了的诗集,是两个月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的,作者是焦菊隐,名字很陌生。当时的许广平并不知道,当年焦菊隐写《夜哭》的时候,还是天津汇文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刚刚十八岁。而在次年,也就是一九二四年,由于焦菊隐学习成绩优异,汇文中学决定让他提前毕业,并把他保送到燕京大学。但是他的父亲根本无法支付他的大学费用。在邮局工作的大哥资助了他。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一九○五年生于天津。曾祖父焦佑瀛曾是清朝咸丰皇帝托孤的八位顾命大臣之一,后因冒犯慈禧太后而遭罢黜,蛰居天津。到父亲时家境已趋贫困了。因此进入燕京大学后,为维持生活,他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写稿和译稿。后来又在邵飘萍的帮助下,主编《京报》副刊第六版《文艺周刊》。

一九二八年夏天,焦菊隐自燕京大学毕业,他很想出国留学,想起李石曾答应过要送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于是他写信给在上海的李石曾,要求出国留学。李石曾是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五公子。李鸿藻历任清朝工部、兵部、户部、礼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李石曾三岁时曾随父亲入宫觐见慈禧太后,跪拜进退,礼仪得体,慈禧大悦,抚摸他的头顶说:“此子将来定成大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李石曾二十二岁时,作为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前往法国任职,并先后入巴斯德学院、巴黎大学深造,从此奠定了他一生在海外创业的基础,并由此成为著名的国际活动家。一九一五年,他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他和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蔚为风潮,例如周恩来、钱三强、张竞生、李健吾、潘玉良、林风眠等人都是勤工俭学的响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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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00年前后李石曾(右第一人)与英文老师李佳白(中坐者)及同学合影。

焦菊隐的女儿焦世宏在谈到他们两人的交往时,说:“据我所知,父亲是在上大学后期才和李石曾有所往来的,当时他管李石曾叫二舅,但李石曾并不是父亲的亲舅舅。李石曾的夫人是天津姚家姑奶奶,而焦佑瀛的夫人也是姚家的姑奶奶,但可能辈分不同。李石曾的父亲李鸿藻与焦佑瀛在清末同朝为官,他俩既是姻亲、挚友,又同为汉官,所以交往极深。有人说,焦佑瀛先被充军新疆而后留在天津,是因为李鸿藻在慈禧面前说了好话,这也不无可能。所以,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能关注焦家后代,也在情理之中。”

而焦菊隐想要出国留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摆脱他和林素珊的婚事。林素珊原本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在一九二五或二六年转入女师大。据焦世宏的文章说:“当时女师大的学生都对她印象很深,因为她打扮得非常漂亮,很神气,英文又好,看上去很娇贵,很有外国派头,在女师大一群清贫的学生中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而当她得知焦菊隐想借留法与她分手,她四处找人劝阻焦菊隐。先前她因焦菊隐的关系得识李石曾,并在李家常有走动。于是她找到李石曾夫人姚同宜。姚同宜原是李石曾的表姐,姚家是天津“盐商八大家”之一,并承包了首都京盐公柜,富甲一方。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李石曾十七岁时,与姚表姐结婚,当时正是李姚两家的鼎盛时期。大喜前李家派出两艘大船。一艘官船去天津迎亲,先将全副妆奁、衣服、家具以及工匠、轿夫等运到北京,第二天再将新人和眷属、陪房丫鬟、婆子、跟班等人乘船进京,浩浩荡荡,轰动一时。婚后姚夫人长期住在北京绳匠胡同老宅,有时也随同李石曾去法国暂住。

林素珊对姚夫人谈了自己的苦衷,求李石曾帮焦菊隐在北京安排工作,不要让他出国。李石曾于是给当时的北京市长何其巩发了电报,推荐焦菊隐做市立二中校长。焦世宏的文章说到:“父亲当然不愿做中学校长,也不愿结婚,可是留法已经不可能了,一时也想不出其他的出路,他一拖再拖,林素珊却等不及了。他们已经订婚数年,如果男方单方面解约,对女方会是极大的难堪,即使新潮如林素珊也是不能承受的。她先找了李石曾,又去找了祖父,要求他们敦促父亲完成结婚仪式。”一九二八年冬,焦菊隐与林素珊在北京饭店正式结婚。婚礼场面盛大,宾客有几百人,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证婚。19-PC080058.jpg

右图:刊载在《北洋画报》上的:文学家焦菊隐夫人林素珊女士新婚倩影。

一九三○年,李石曾回到北京,找焦菊隐谈话,要他筹办一个戏曲学校。次年,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在北京崇文门外木厂胡同五十二号成立了。李石曾任董事长,焦菊隐任校长,林素珊任副校长。焦菊隐聘请京剧名家来任教,重视继承京剧科班优良传统和基本功训练,同时采用现代教育制度和方法,除京剧各种必修课目外,增设了国文、历史、外文等课目,并破除了戏曲教育中的一些陈规陋习。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夏,在焦菊隐主持下,培养了德、和、金、玉四班学生。

焦世宏谈到:“林素珊在二中和戏校期间都任副校长。父亲的精力都放在教学上,所有的行政事物都由林素珊一手打理。虽然因此引起一些教职员的不满,认为林跋扈,大权独揽,事事都要她说了算;但平心而论,在那混乱的社会中,没有林素珊圆滑的社交手腕和运作能力,光靠书生气十足的焦菊隐是办不成事的。尤其是中华戏校的筹建过程,困难重重,资金的筹措,人事的纠纷,全靠林素珊与官场应酬,与董事会斡旋。戏校创立初期,由银行界每月出资六百元,大约十个月后,就停止了。在学生能够公演有收入之前,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是林素珊变卖了娘家陪嫁的首饰,加上用父亲在北平研究院的工资作担保,向银行借了一笔钱才撑过去的。”后来因金融界的政客不重视戏剧艺术,旧的传统势力也对戏校的改革措施提出指责,并勾结官方对学校施加压力,董事会又从中作梗,从经费上给焦菊隐制造困难,给学校经营管理造成许多阻碍,于是焦菊隐在一九三五年被迫辞职。

李石曾为了安抚焦菊隐,拿出费用,送他到法国留学,并同意林素珊同行。一九三五年九月焦菊隐赴法国,他考入巴黎大学当研究生,攻读文科博士学位。而当时巴黎的生活费用较高,焦菊隐在征得老师的同意后,到比利时去学法文和拉丁文。布鲁塞尔到巴黎的距离并不很远,交通也算便利,他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作业送到巴黎即可,而布鲁塞尔的物价便宜,焦菊隐在此学习到他学业的最后一年(一九三七年),才返回巴黎,而这期间林素珊也在比利时留学。

焦菊隐以一年多的时间写下了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今日之中国戏剧》,这是焦菊隐早期戏剧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论著。该论文由巴黎埃·德罗兹书店列入《世界戏剧丛书》出版。他成为第一个将中国戏曲理论较完整而有系统地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抗战爆发前夕,林素珊离开比利时,赴香港定居。而一九三八年焦菊隐结束在巴黎学业后,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他先到达香港,但两人却在香港因感情破裂而分手。林素珊与焦菊隐婚后育有二子,长子毛毛(焦世缨)在赴法前便已夭折;而次子贝贝(焦世绥)在香港出生,后也幼年早逝。

一九三八年焦菊隐到桂林,受广西大学之聘,任文法学院文史专修科教授,并兼任青年剧社辅导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焦菊隐离开桂林前往四川江安,他应聘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国立剧专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戏剧教育学府,不少知名的戏剧家如曹禺、章泯、马彦祥、张骏祥等都先后在这里任教。焦菊隐任话剧科主任,教授导演、表演、舞台美术、剧本选读等课程。次年为第五届毕业生的毕业演出,导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轰动了江安及附近县城,后又赴重庆公演。在剧专不到一年,焦菊隐因不善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而辞去教职,到了重庆。

在重庆后的一段较长的时期,焦菊隐找不到正式的工作,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中,贫病交加,生活困苦,衣物书籍典当一空,濒于绝境。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他仍继续翻译苏联著名戏剧家聂米洛维奇·丹钦科的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及契诃夫的戏剧集。女学生秦瑾曾在此时陪着焦菊隐共度逆境的时光,她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一天,焦菊隐手提几包中药来看我,告诉我说:‘戈宝权病了,《丹钦科回忆录》只校订了一部分。他的病不知哪天好,我准备取回来先出版,以后第二版再请他继续校。’”秦瑾细心听着,并未插话。焦菊隐便滔滔不绝的说着丹钦科与斯坦尼体系,谈到俄国作家契诃夫和他的妹妹,谈到高尔基……焦菊隐把丹钦科喻为不但是“艺术剧院的母亲,而且是新的戏剧教育制度的母亲,新的表演与导演体系的母亲,全世界新的戏剧运动的母亲”。秦瑾说直到她看了焦菊隐写的《译后记》时,才渐渐明白,这本书中深深蕴含着焦菊隐多少的理想与希冀。

在这段一生中最穷困、最失意的时光里,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因为这时他遇上了一生中第二个影响他命运的人,那就是年仅二十二岁的流亡学生秦瑾。她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后来曾经是人艺总导演焦菊隐的办公室秘书张定华女士的女儿辛夷楣(笔名)在《记忆深处的“老人艺”》一文中,这么说:“据说焦先生解放前在重庆的大学教书时,秦瑾是他的学生。秦瑾长得相当漂亮,一双凤眼,一下就吸引了焦先生,他俩恋爱九年才结婚。我见到秦瑾阿姨时,她大概三十几岁,仍相当漂亮,不仅眼睛美,嘴唇形状也美。她常盘个大大的发髻,且穿旗袍。他们的两个女儿巨集(世宏)、安安(世安),那时在上幼儿园。秦瑾阿姨常来看女儿,她风度优雅和蔼可亲,我很喜欢她。听妈说,秦瑾阿姨在北方昆曲院搞文字工作。”

秦瑾在回忆录中还提到:“有一天,焦菊隐带我去市里看杨村彬写的《清宫秘史》,这个戏轰动了山城。散戏后,夜雾茫茫,已经没有一个行人,远山朦胧重叠,我感到很恐怖,一路上焦菊隐有声有色的谈《清宫秘史》,谈这个戏应该怎么排会更好些,他一幕一幕地谈得那么仔细,那么投入,两只手在湿漉漉的夜空里不断的比划着。他好像在给我驱逐恐怖感,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一路上他似乎把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梦幻全部展现出来了。当时我心中泛起阵阵他怀才落难的酸楚。现在回想起来,他脑中孕育的许多想法已经膨胀了,就是苦于没有实践的机会。”秦瑾的这段描写真实细腻地反映焦菊隐的导演梦。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焦菊隐回到北平,任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兼西语系主任。这年他和林素珊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人和平地分手了。次年二月二日林素珊嫁给了李石曾。在抗战开始时,李石曾夫人姚同宜离开北平到了上海,因患半身不遂,乃于一九三八年赴法国医治,一九四一年病逝于法国里昂,葬于里昂洛牙斯公墓。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李石曾在纽约主持召开第一次世界国际社会大会,与美籍犹太人茹素(Rosenberg)萍水相逢,坠入情网,次年一月,两人便赋同居。结婚时双方订有婚约,规定的条件是:一、双方经济各自独立,互相不得干预;二、一方如欲离婚,只须提出即可成立,无须取得对方同意。两人在婚约上签字,并由张静江为之作证。李茹两人都是社会活动家,各有各的事业,婚后在一起的时间不太多。抗战胜利后,李石曾回国出任北平研究院院长。一九四六年五月,又到上海组织“世界书局”董事会,创办《世界》月刊;而茹素一直居住在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李石曾在上海和林素珊要结婚前,曾致电纽约给茹素夫人,解除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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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世界社三位创办人: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左起)

据《申报》报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下午,两人在上海林森中路一八五六号世界社会所举行婚礼。小小礼堂中,道贺的宾客挤得水泄不通,门口挂着程中行的一副贺联:“白首盟心共拯世界,赤诚永爱重建家庭。”礼堂正中壁上写着“互助”两字。新郎陪同新娘,于四时三十分乘花车到达,在进门石阶处即被摄影记者给包围了。新郎长袍马褂,精神矍铄,新娘红花旗袍,发上插红花朵,体态健美,笑口常开。婚礼旋即举行,由吴稚老证婚。后来李石曾在给亲友的书面文字有这么一段话:“林素珊女士,早年伉俪,均为煜(案:李石曾本名煜瀛)多年同事,去岁其家庭发生变化,煜为调楚无效,而得知女士较深,颇增敬佩,于其解除家庭关系与名谊后,煜与共同工作《世界》刊物,研究人群哲理,志同道合,洵为贤助;因求与之续成正式家庭,期与社会革新相辅而行,尤非林君莫任。以我将近七旬之高龄,不为所弃,于其屡示逊谢忠虑之后,而卒允我请,并极谦挚言曰:‘视我为师他非所计’,此均煜至深纫感者。社会友朋以‘林先生’视之,吾亦以先生视之,不仅在英文教课而已。总之吾人之互敬、互助、互爱,同誓永久,敢布至诚。”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焦菊隐与秦瑾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婚礼。次年八月,焦菊隐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钊之邀,导演名作家老舍的话剧《龙须沟》。焦菊隐闭门谢客,花了七个昼夜,理出《龙须沟》的舞台演出草本。他首先要参加排演的全体演员到故事真实发生地--北京龙须沟金鱼池附近,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他并发给每人两个笔记本,记下所观察和体验的心得和收获。他要求演员不仅要摸到剧本的“底”,而且还要摸到人物的“底”,从而理解这出戏的底蕴和内涵,抓住了剧本的纲,就能抓住了戏剧中人物的灵魂。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龙须沟》演出盛况空前,老舍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而戏剧界咸认为该剧是“五四以来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最高成就之一”。

一九五二年曹禺任北京人艺院长,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副院长还有欧阳山尊、赵起扬。一九五六年人艺排演郭沫若的话剧《虎符》,焦菊隐任总导演,梅阡任导演。辛夷楣在文章中写出她当年看彩排的情景:“……导演焦菊隐一遍遍地给他们说戏。演魏王的戴崖嗓音沙哑,又黑又胖,在我眼中太适合演这个坏蛋了。于是之演的信陵君风度翩翩,声音特别优美,又充满忧郁。朱琳演魏王的妻子如姬,但她似乎又爱魏王的弟弟信陵君。她将画着虎的兵符偷出来,披着黑色披风,飘飘曳曳地来到郊外小桥边,把它偷偷交给了信陵君。信陵君深深作揖,依依告别,拿着虎符去前线调兵救赵……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高水平的话剧,郭老不愧是诗人,全剧充满诗情画意。焦菊隐不愧是大导演,整个演出气势磅、高潮迭起。我听大人们说,人艺第一个高水平的戏,就是五二年焦菊隐执导的老舍先生的《龙须沟》。但可惜我没看过,虽然后来看了电影,但印象不深。《虎符》却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话剧是如此深刻炫丽的一种艺术。”

一九五七年冬,焦菊隐和夏淳合作导演老舍的新作《茶馆》。后来人们评论这出戏,无论从剧本、从演出都可称是精品,是旷世之作,是焦菊隐导演艺术的一个高峰,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典范,是中国当代话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辛夷楣说妈妈当时担任该戏的场记,她对焦先生十分敬佩,多次说:“你不知道老舍先生的这个剧本多么散,多么难排!那么多人物,没有贯穿情节,没有中心故事。特别是第一幕一开始,焦先生把几十个人物分组安排在茶馆的不同位置,让他们一组组表演,让灯光一组组地突出他们,真是太绝了。”

一九五九年焦菊隐导演了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再度受到好评。辛夷楣说:“当我家与焦菊隐为邻之时,他正在导郭沫若的《蔡文姬》……此剧本到了别人手里,我就不知会排成什么样子,但到了焦菊隐这样的大家手里,则真是美得超凡脱俗了。焦先生请北方昆曲剧院的女主角李淑君来演唱《胡笳十八拍》,此曲配合剧情多次出现。而蔡文姬在回归半路,夜不能寐,抚琴演唱此曲时,则由扮演蔡文姬的朱琳自己演唱。朱琳音域宽广圆润又有唱戏的功底,你可以想象她披着黑斗篷,坐在月下饱含忧伤地弹唱,周围树影婆娑,真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呀……焦菊隐对此剧的布景和灯光也别有构思。他充分运用幛幔,运用虚景和灯光,来营造氛围。”

从《龙须沟》《虎符》《茶馆》到《蔡文姬》,标志着焦菊隐导演艺术的臻于成熟。在艺术的殿堂,焦菊隐一步步地走向高峰;但在人生的旅程中,尤其是感情上,他却无法那么顺遂,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和秦瑾,这个在婚后一直为他做资料整理和文稿抄写工作的女性,离婚了。一九六四年,他和潘小丽结婚,婚后虽育有一子焦世宁,但他们的婚姻也只维持了两三年,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不久,便又告仳离了。

焦世宏在回忆的文章说:“一九六六年初,父亲的第三次婚姻又出现危机,再一次面临妻离子散的命运。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报纸上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连篇累牍,他仿佛已经感觉到大难即将临头,风雨欲来,厄运将至,家宅不宁,他的心里非常凄苦。这时,他想起了林素珊。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深夜的日记中,他写道:‘近来经常思念亡父,也思念文采与振华,每逢生活苦恼,特别思念素珊,比起群魔,彼实忠厚百倍,虽有缺点,但绝非流氓之辈。结发之情,终生引以为歉。地下有知,必为我唏嘘。’”

此时的林素珊是已故去十余年了,林素珊自从再嫁李石曾,旋即到了台湾,后拟周游世界,抵南美乌拉圭首都孟德维的亚(Montevideo),却羁留下来,并应其教育当局之请,筹办中国国际图书馆。李石曾并在那里度过七十大寿,好友吴稚晖从台北寄来贺诗有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喜有艳妻方与齐,画眉举案并相祝,百岁巍坊可预题。”李石曾夫妇在乌拉圭居住数载,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不意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林素珊因脑血栓突然病逝,李石曾悲痛至极,亲视含殓,葬于孟德维的亚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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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58年春李石曾与夫人田宝田。

一九五六年李石曾从乌拉圭返抵台北,经旧友齐如山的介绍,于次年七月二十六日与山东籍的田宝田女士结婚,那是李石曾的第四次婚姻。田女士辅仁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系“外交部亚东司”帮办田宝岱之胞妹,她的丈夫是原籍福建的一位空中飞虎,不幸在一次空战中殉职,留有一双儿女。结婚之日,七十八岁高龄的李石曾和时年四十二岁的田宝田,可谓“忘年伴侣”,一时传为佳话。喜堂设在齐如山大师的客厅内,由齐如山、马寿华为证婚人,徐永昌、徐培根为介绍人,李氏四嫂符曾夫人、田宝岱为主婚人。在场观礼的有李立柏、李鸿球、王壮为等三数人,婚礼历时仅有几十分钟。婚礼毕一对新人复在马寿华寓所宴请少数亲友。李石曾从此定居于台湾,老夫少妻共同生活了数载后,一九六二年田宝田率其子女前往美国纽约,夫妻始分隔两地。李石曾利用经常出国的机会,曾数次转道纽约,与妻子团聚。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李石曾以急性消化道出血不治,病逝于台北,享年九十三岁。

而在大陆的彼岸,文化大革命开始,焦菊隐被造反派诬指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批判,身心备受摧残。一九七四年八月,他住进医院,被诊断出患了肺癌。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他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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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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