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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阿姨 
 
--作者:北岛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落脚到我家当保姆。那时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体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搞卫生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经满地跑了。

(一)

1957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她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不和,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涨过,每月总共239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16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蹦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早就像弹簧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逃离。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驾的言外之意。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扬州来信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可候选人不是农村户口,就是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二)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43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三)

1969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还有老年斑,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作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作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在家闲得无事,她心里不踏实,花了120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阴错阳差,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出闲话,正监督劳动的父亲陈述难言之隐。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我们家最终未实现给她养老送终的承诺。

(四)

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的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70元)。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转自《财经》杂志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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