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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作者:沈昌文  口述,张冠生  整理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里,要教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对我来说,新鲜得很!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课。

顾执中老师治理这所学校的办法挺好,实行学分制。按规定的选课要求,学够九十个分就毕业。学校有白天的课,也有晚上的课,分别适应于全日制学习和业余学习两种学生。我白天要做工,想选的课晚上都有,所以我基本上选的是晚上的课。跟全日制的学生分两拨。白天上课的学生,大多是编辑系的。我是采访系。这样,我就算是上了大学了。

能当大学生,是我非常意外的事情。

我进这所学校不久,我的老板把银楼改成了米店。我就又变成了米店的伙计。我这次的地位高了一点,叫会计了,而且我给他立了一套西式的会计制度,什么“借方”、“贷方”都出来了,连老板都看不懂了。可是他相信我。那些先前来店里的赌钱的人已经不怎么来了,其中的共产党人很多已经做官了。国民党的官僚也去了台湾了。我伺候人的事情也少了,此外就是念书。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还有个好处,顾执中老先生的弟弟叫顾用中,是个俄语教授。他也热衷于开补习学校。他的俄语很好,在塔斯社待过,当时的工作是在时代出版社。他教我们俄语。我有一点儿俄语基础,顾老师又请了一些俄国人来教我们。这位俄国教师大名鼎鼎,后来去了南美。他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大概很有地位,肯为我们启蒙,很难得。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些,是后来读有关的书才知道的。我学得不错,在班上名列前茅。第一我以前就念过俄语。第二我比较用功,第三我别的功课实在是坏,凡是需要高中底子的功课,我都不会念。

在第一个学期里,教我采访学的是一位很有名的民主人士,叫陆诒,他是上海民盟的。他给我的采访学的成绩批了五十分。六十分及格,我才五十分!而我们这样的学校,是不正规的大学,用上海话里难听的话说叫“野鸡大学”。(这个称呼我不大讲,因为怕我的同学要生气,毕竟不是什么复旦大学嘛!)

我们这种“野鸡大学”里,一般都会及格的,陆先生给我是五十分呀,我真是丢人之至啊!班里边就属我最差了。这当然不能怨陆先生,是我不会写呀!我直到1951年到北京来做校对,才知道标点符号是随写随点,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标点符号是写完了文章再点。我没有见过嘛!

我的俄语学得最好,其次是摄影。我们的摄影老师是非常有名的,叫颜鹤鸣。他是做电影的,是上海的高级民主人士,很有地位。学校里还开了一门课,叫新闻电影。教我们电影的一位老师叫潘孑农,是一位老资格的电影导演。潘先生在课堂上爱讲电影掌故,以至我被吸引去当了几次临时演员。

我的摄影课、电影课成绩都很好,可是正经的新闻课却没有学好,简直一塌糊涂。我实在是没有学好过语文,最多只是把《古文观止》背得很熟,至今我还能背很多。不是有个刘硕甫先生指点过我学《古文观止》吗?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要求我必须念熟《郑伯克段于鄢》,还说《左传》和《春秋》要好好念,后面的就不用念了,尤其是最后一篇,好像是叫《五人墓碑记》的,最不能念。所以,我背得最熟的就是《郑伯克段于鄢》,“郑武公娶于申”啦,等等,可是这跟我的新闻写作一点没有联系,没有用啊。写作要白话文哪。可是我不会写白话文。

我最多看过上海小报。我不是一直深得老板信任吗?除了做账房以外,我还给他做师爷。他的信都是我写的。上海的商界书信来往,必须是半文不白的,不能写大白话。写了大白话,人家要瞧不起的。我得研究文言文这些东西,所以我的工夫都花在这个方面了。

旁白:此后不久,沈先生到北京工作,进入人民出版社。因其勤奋好学,学有所成,被该社领导誉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日后在出版界有了长足发展。如果他在此前考取“革大”,很可能会走另一条路了。

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有一份11号文件,提到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开办的多所革命大学,其中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文件说:这些学校系“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革命大学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含建国前入校,建国后分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当时已经解放了。我因为向往革命,念了一段新闻以后,中间想去考“革大”考什么的,以便离革命事业近一点。可是,我妈妈常年当保姆,太劳累,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不能一辈子老是当保姆呀,你要想着养活我的事了。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再去报考“革大”,而是去考了“三联”。我非常喜欢“三联”。

就在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近,有邹韬奋先生的家,现在是韬奋纪念馆了。就在他家对面的地方,是生活书店。后来成了三联书店。我老去那个地方买书,很喜欢这家书店,我特别喜欢的青年自学读物,适合我的要求的,很多就是这家书店出版的。我非常有好感。他们表示,报考的人要有大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当时已经算是大学一年级的了。

大概是1949年底到1950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他们当时有个《生活日记》,上面登了广告,要招考。我就报名去了。可是他们没有要我,给我一封信婉拒,连见面、应试都没有。我估计可能是我太诚恳了,写了真实心情,讲了我是个学徒,如何向往这家书店,想去工作。这次求职失败,对我打击很大。我觉得,尽管我一心向往出版,可是出版社要招的毕竟是知识分子,并不是我这类工人。

一直到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一个是跟我一样的职业青年。还有一个是卖文具的,我们一起去报考。这次报考,我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不再说真话,完全弄虚作假,完全变成大学生了。

负责招收校对员的那些人事干部,大概都是从延安或者是新四军来的,根本不了解上海的情况。所以,我有可能弄虚作假。我大概伪造了一个证件,伪造了一份介绍信。我们不是学新闻吗?几个同学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叫《学习报》。因为有这份报纸,又刻了枚《学习报》的图章,印了《学习报》的信笺。我们就用这些弄出来了介绍信,“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往应考”。我居然就这样考取了。当时我对考试已经挺能应付了,把“社会发展史”这一套背熟了,就没问题了。

考取之后,有人事干部找我谈话,说:你要到北京去,我们有十个名额是为北京代招的。这样,1951年3月24号,我就到了北京。这个“代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弄不懂。是程度好的到北京去呢,还是程度差的去北京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来了。我们十个人一起到了北京。十个人里边,其他九个都是正规大学出来的,就我一个是冒牌的,不正规的,勉强算是个大学生。

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按照非常正规的样子生活。我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做校对,同时我还在继续自学俄语。为此,我又进了北京的中苏友协的俄语夜校。那里跟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张治中的女儿,叫张素端,跟我非常熟。他们家在新开路,那儿有一座小洋楼,是他们家的住宅。她会组织很多活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她就组织一些学习俄语的活动。当时人民出版社年轻人不少,其中不少人是我学习的榜样。一位叫马福音的同志,比我大几岁,是天主教徒。他不善言词,但极有才学,我常请教他。不过组织上不大喜欢他,过些年给“下放”了。

接下来,就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了。在运动里,我比较积极,有点过于积极,第一个投入政治运动,很努力地参加。就这样,我的地位似乎不错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打击,又是一个运动。杨绛叫“洗澡”,我们叫“忠诚老实运动”。

既然讲忠诚老实,就要交代历史。我又忠诚,又老实,我是全部交代,把我过去的历史全都交代了,包括为了付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学费而替一家玻璃厂造假账的事情,也全部都交代了。于是,人民出版社人事部门的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再留在北京,要让他回到上海去。等于要辞退我了。那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悲哀,等于以往全部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时候,我的小聪明又起了一点作用。我俄语已经学得不错了,开始翻译一点俄语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到1954年,我又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搞出版的人不会俄语,会俄语的人谁也不懂那些出版的行话。我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嘛,我懂嘛!我又学了俄语,又学过会计,又在出版界工作,就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了。于是,我们的老领导,王子野,包括范用,特别欣赏我,说:这个人不能走,他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下子我的地位就高了。

王子野不断地把我的东西推荐发表,而且在1954年8月份把我调去,做了他的秘书。我的地位更是高得不得了了。接着,我又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以后,就一帆风顺,没有再受过大的挫折。当然,被人批判是“白专道路”啦,去干校劳动改造啦,等等,那是有的。但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了,就没有被打成问题特别严重的人物。

这样,我在出版界里就开始慢慢站住了。开头站住,全靠俄语。我在俄语上真正下了很大功夫,很用功。还有上海人的习惯,在课堂上敢讲外国话,肯开口而且模仿老师的语调模仿得很到位。那时候,我又是发表文章,又是出书,我也翻译出东西来了,我也成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了,而且我还有点小聪明,从此我就进入了坦境。

旁白:沈先生说到“坦境”两字,出现了十分特别的语气,味道非常类似乔臻或是濮存昕朗诵演出时的效果。可见回忆至此时的心情之好。

这个“坦境”是怎么走上去的?往下走的过程中怎么个走法?沈先生谈出了自己借助“急用先学”一法所得的获益。

有过一个时候,批判林彪的“急用先学”。我跟人说过,其实我是最早“急用先学”的。我通过“急用先学”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有底子呀,全靠这个帮我忙呀。

我是当秘书的,领导明天要讨论什么问题,我头一天晚上要在图书馆里下工夫。这样,到了第二天,我就有所准备了。比如说,会上讨论某个问题,领导同志问:哎呀,那个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那段话是怎么说的呀?我就告诉他,是怎么说怎么说的。他们说:你连这都看过呀!我这边以微笑作答。其实,他是因为在延安的时候看的,时间长了,已经淡忘了。我是头天晚上才看的,因为他们要讨论嘛!我在图书馆里边下了工夫了。

这样,我在人民出版社就站住了,算个骨干。这就开始了我的所谓出版生涯。过去是到了出版社工作,可是出版生涯还没有开始。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范用。因为他是总编室主任,我的编制是在总编室。我的业务是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开头的时候,按编制来说,在我的领导中,社长是胡绳,副社长是叶籁士,第三位是王子野。以后叶籁士调到了“文改会”,领导文字改革了。出版社的领导工作要加强,就从广东调来了一位大人物,叫曾彦修。开头胡绳还挂名,他名义上是社长,但是很少见他,我一共只见过他两三次。主要负责的就是曾彦修了,第二把手是王子野。

曾彦修来了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于是,又调了好多人来。我的领导里边又增加了一些人,我的服务对象阵容强大。应该说,有了这些著名人物的加入,我认为,50年代里边,共产党最优秀的出版家当时都集中在社里了。社里有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后来又有一位史枚,就是后来当《读书》杂志主编的先生。他的资格很老,据说他是胡绳的入党介绍人,或胡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说不清楚。总之他和胡绳是同学,都是苏州人,是苏州中学的地下党。他当过上海的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在上海被逮捕,逮捕后脱了党。以后他又到过新疆盛世才那里,资格非常老。这位老先生虽然是非党员,却是一位永远对很多事情都不买账的人物。

顺便先说一句,我后来之所以到《读书》杂志,跟这位老先生也有关系。因为老先生们主编了一段时间的《读书》,发现他很倔,对谁都不买账。中宣部那些部长们他也根本没有看在眼里。后来要找一个人,能够跟他协调的人,发现我跟他比较协调。不是他买我的账,是我听他的话。我50年代就做他的小助手。到“文革”时期去干校,我们两家又在一起,处得很好。他也一直认为我是“孺子可教也”。

当时还有几位大人物。一个是冯宾符,一个是张明养,再一个是梁纯夫,等等,都是国际问题专家。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大人物?是因为三家出版社合在一起了。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一共三家。冯、张、梁三位都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陈原也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也是三联书店的。合并以后,三联书店倒是没有来什么新的人。因为要另外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多人都到这个社里去了。

另外,也是一个后话。我后来读三联书店的历史才发现,解放前的三联书店,并不是最以编辑工作见长的,而是一个党的地下机构。很大一部分活动是做反蒋工作,经常是把延安的东西拿来、翻印,大量的人员在做地下工作,以支持党的活动。

我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说是秘书,实际上什么事都做。比如说,领导的太太生孩子,我就负责联系医院,然后把太太和他们的小女儿接出院。这类事情也是要做的。我忙得非常愉快,真是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那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呀!因为他们整天谈论的都是学问,这是一帮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的出版界里边最有学问的人。他们集合在一起,我为他们服务,整天在他们身边,听他们高谈阔论,那是多好的感觉!

1954年开始,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里边当然首先强调,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书,可是也提出了很多新的工作思路。比如有一条,对人民出版社的人来说,是全新的,就是人民出版社可以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不全用马列主义观点撰写而有丰富资料的书籍,以及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而并不纯熟的著作。这后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样一来,我发觉,从这以后,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经过“文革”,到现在,我敢说一句话,能站得住的书籍,大多是那些虽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而并不纯熟的著作。现在这些书还时常被人提到,那些运用得很纯熟的书,恐怕就很少有人再提了。

为了这些书籍的出版,社领导经常要开会讨论。我每天伺候这些老人家(其实不老,都不过四十几岁,但在我看,实在是“老人家”了)开会,在旁边听他们讲很多话。这是我在出版方面的很重要的启蒙教育。比如,他们学习中央的文件后,要研究怎样领会,怎样贯彻落实。尤其是曾彦修,他一向思想解放,讲话声震屋瓦,而且直率得很,脾气非常之大。一次有一个编辑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两句,不高兴了,就对那个编辑说:你说话不清楚,叫你的主任来跟我说话。曾先生就是这样,不高兴的时候甚至要摔茶杯摔什么东西的。可是他做工作非常有眼光,有魄力。

当时,社里成立了一些新的部门。有一个国际问题的编辑室,叫第四编辑室。有一个地理编辑室。陈原先生是一位地理学专家,所以特别成立了地理编辑室。还有一个三联编辑室,等等。三联编辑室就是陈原当主任,戴文葆当副主任。陈原不在的时候,就是“戴文葆代”。

戴文葆原来在第四编辑室,国际问题编辑室。他是从《大公报》来的。他先到第四编辑室,管国际问题。到1954年,中央文件来了以后,成立了三联编辑室,他就来当副主任。

这一下,出版社真是兴旺啊。三块牌子,六个编辑室(包括一些杂志的编辑室)对外活动。原来编《新华时事丛刊》的那些人的地位降低了,一批有学问的老共产党员出来主持工作了。当时我也看不出,从延安来的人和从白区来的人有什么矛盾。延安来的几位,例如王子野、曾彦修等等,学问不比白区来的人少,讲话也是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我们这里的编辑部很特别,大家的外国话都很好。我在他们身边做秘书,非常之高兴。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研究生时期。从1954年到1960年,这六年里我等于念了六年的研究生。我很努力,几乎把三联书店资料室的书看了一遍。

我记得很清楚,曾彦修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把三联书店的资料室开架。资料室的主任是一位民盟的先生,叫金敏之,副主任是郑曼,臧克家的夫人。曾彦修做事雷厉风行,说到必须做到,悍然宣布开架。这一下,我们这些小青年高兴了。没有事儿我就泡在资料室里,当时书不是很多,几万册吧。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大概把资料室里边的书大部分翻了一遍。我那不叫看,只能叫“翻”,就是要知道都有点什么书。领导要是问,要是说什么事儿,我马上就要找出来。

没有多久,就开始肃反了。肃反的时候,戴文葆“落马”了。在这之前,戴公很受重用。他能说呀,他非常能说,而且古今中外都通。当时的出版社里,一个陈原,一个戴公,都很能说。他当然还说不过陈原,可是已经是非常有能耐的了。别的编辑室编出来的书,他经常发表评论,得到领导上的首肯。他在肃反中是属于“够线”的,所以处分得很严厉,搞得很凶,撤销了行政职务,不能再当领导了。不过,不当领导,他实际上还是领导。审稿要签字,要领导签字,所有的稿子还是他签字,“陈原,戴文葆代”。连发稿都是这样签,“陈原,戴文葆代”。

说起肃反,我当时也是很积极的。只有一点想不通。就是当时采取了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像私拆信件,跟踪,等等。这事我同一位老领导谈过。这位老领导很同情我,但是毅然决然地说:“你不知道,我们共产党做事是只要目的正当,用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这句话对我起了很大作用。应当说,我后半辈子中,犯错误是因为这句话,有觉悟也从对这句话的认识开始。

那是三联正处于兴旺状态的时候。三联重新对外打出招牌,而且出外组稿。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了三个选题计划,三联的计划影响最大。陈原带队,到全国去,叫做“翻箱倒柜”。要老学者把东西拿出来,给三联书店出版。

曾彦修在稿子问题上亲自示范,说明应该怎么取舍。有一个稿子我印象最深,就是《美国侵华史》。这本书,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刘大年先生写的。当时是抗美援朝以后,当然啦,大年同志那当然是权威了。他写的《美国侵华史》,没话好讲啦。他骂得最凶了。后来,三联书店收到了一部书稿,也叫《美国侵华史》,作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叫卿汝楫,他也写出来了《美国侵华史》。他寄来的是第一卷。曾彦修一看,认为水平不低。哎呀,争论起来了!不断开会讨论。我作记录,哎呀,我太受教育了!这等于在很高层次上学编辑工作,听他们讲各自的道理。

我从那时才知道,曾彦修英语也不错。他的确下工夫,看了很多史料,条分缕析地讲道理,认为卿先生这部《美国侵华史》的价值是比较实事求是。可是,在当年那个时候,你还敢在刘大年之外再出一本《美国侵华史》吗?书名都一样啊。一般人是不敢的。可是曾彦修悍然不顾,讲出充分的道理,证明这本书的水平很高,说明出版这部书的重要性。最后,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了这本书。这是第一炮,打响了。从此,大家就知道了,就是中央文件里那一条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而不够纯熟的著作。

以后,还有一些这类著作出版。比如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完全是他的笔记呀。现在是中华书局出了,当年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原听说有这稿子,亲自跑到西安,找到陈教授,拿来了书稿。那是他读旧书做出的摘录,旧闻嘛。像这样的书,当年还出了一些,一下子打响了。

我看到过一个作者后来写的书,可能就是陈登原出的。他是前言里写了一句话:某某稿子成,有书贾来,乃付之去。他写的书贾就是陈原。我赶紧问他:能这样提你们吗?你们可都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哪!陈原说,没关系,当时的共产党人表现出一种大度的气概。我有幸的就是,我到了大概十来位全国最优秀的共产党的编辑和出版家的身边,做他们的助手,每天听他们高谈阔论,为他们做记录。我拼命地学习。我从他们身上学了好多东西。这是我做校对、做编辑工作之初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事情。这实在是我的幸运。

从1954年到1957年,名义是人民出版社,实际上做事情的都是三联书店,都用三联书店的名字出,因为三块牌子里边最方便用的就是三联书店这块牌子。

这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的翻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我想不是胡乔木就是周扬了,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们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跟后来出的“灰皮书”、“黄皮书”不一样。“灰皮书”、“黄皮书”的封面就是灰的或是黄的。这个计划现在还在,一亿两千万字,那真是很大的规模。出的第一本就是《小逻辑》。

当然,陈原是非常稳重的。他再三地告诉我们,要从马恩著作中去找题目,马恩列斯提到的,包括批判过的,我们先出,便于大家研究马列主义。马恩肯定过的,批判过的,都可以出。我当时只能做做最小的助手。老头儿不断在教那些编辑们怎样做编辑工作。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包括怎么改稿子,包括怎么写信,包括怎么判别水平,等等。说起来,一个一个故事总有几十个之多了,今天表过不提,以后把有关材料找出来,再作分解。

这些老编辑们都是哪里来的呢?当时的出版总署下面有个翻译局,局长是沈至远。这个局出了一个杂志,叫《翻译通报》。当时的出版总署跟我们合署办公。这个楼的前面是人民出版社,后面就是出版总署。他们是走北总布胡同那个门,我们是走东总布胡同那个门。出版总署的这些人物,我们也经常见面。后来翻译局撤销了,那些翻译就都到了三联书店。三联编辑部这些搞翻译的老底子,就是这么来的。

当年合署办公的时候,总署里的一些人我非常熟悉,而且我非常景仰啊。这里边的一位大人物就是当年新华书店的副总经理储安平。我在上海就看见过他。那时我不是帮助那些地下党员买杂志嘛?其中的一份主要杂志就是《观察》。他们就告诉我,那个个子高高的,就是储安平。

说到这里,我插一段1949年以前的事情。这段故事实在是太应该讲了。

我在做学徒的时候,除了地下党员对我很好以外,老板对我也很宽容,可是他不是搞文化的,他是做黄金买卖的。他的一个弟弟,对我非常好。他的这个弟弟在光华大学,念化学的,毕业后一直做商业,在大后方。1945年以后,他从重庆来了。这位老先生叫赵振尧,笔名叫赵白,经常在外边写东西。他大概当过於梨华的家庭教师,后来跟着於梨华的父亲到了台湾,所以他了解“二二八”,写有关于“二二八”的剧本。

他到上海后,因为我是店里唯一有兴趣看书的人,他就很乐意跟我谈话。经常跟我谈很多文化上的事情,对我很器重,再三告诉我,鼓励我,人不要怕自己出身低,跟我举例子,某某人、某某人出身就低,但是有成就。我在当时受他的影响很深。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些来往。前几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要我帮助做一些出版的事情,包括找人翻译名著。我带上英文稿子去找他。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在家里没什么事儿,就交给他翻译。像《尼罗河传》等等,都是他翻译的。

这位赵先生,他有一个表弟,叫贺尚华,他经常来店里。他来店里并不打牌,他喜欢文化,开了一家书店兼出版社,叫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简称“上联”,在上海福州路。他来店里的时候,老是叫我做一件事情,就是由解放区寄给他的东西,不写书报发行所,要写店里的地址、店的名字,但是不写他的名字,让我帮他收存,也帮他拆包,然后就转给他。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小二黑结婚》之类的书了。

至于他拿去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知道他至少是倾向进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生活书店出身的,是邹韬奋他们的学生。在三联来说,是“生活系统”出来的。解放后,他就担任了新华书店总店的计划财务司的司长。

我到北京来的时候,赵振尧先生专门为我写了信,意思是让这位贺先生关照我,栽培我。我到了北京后,首先找的是他。他当时大概是个司长,以后不知怎么不提起他了。他给我介绍了很多人,让我认识,包括储安平,也是他介绍认识的。当时他属于“后院儿”的,我是“前院儿”的。他还领着我去 “后院儿” 看过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的办公室,还有很多师长辈的人物。

这里应该补叙一笔的,还有一段故事,就是我做校对的事儿。我是分配在期刊校对科。范用是期刊出版部的主任,我是期刊校对科的科员。当时我负责校对的是几个杂志,我校对得非常精心。期刊校对科的科长叫严俊,跟电影明星严俊的名字一样。他是个老干部,跟我特别好。我分工做校对的杂志,一个是《新观察》,一个《翻译通报》,还有一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后一个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报。前两个杂志,就是《新观察》和《翻译通报》,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就是在那上边看到的吕叔湘的文章,而且我专门买了吕老的中英文著作,来对照学习,也从中学习翻译经验。从《翻译通报》的校对工作中,还认识了不少《翻译通报》的编辑,他们后来就成了三联编辑部的编辑了。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一大堆,一大堆呀!都是我的老师,至少是师友之间吧。他们认为我这个小孩儿还比较爱学,愿意跟我谈。所以,我跟三联编辑部的这些搞翻译的先生们特别熟。其中一位郭从周先生,是俄语专家,在中央社工作过。因这缘故,他在肃反中没少吃苦头。但我一直向他请教俄语,不仅难懂的话要向他求解,不少译稿也要他校订。还有一位石宝嫦先生,他常爱同我说一句话:俄语有什么难的,一本语法书不到一寸厚,你背也背过来了。

搞著作的先生,有一位我非常熟,他叫朱南铣。这位朱先生是研究逻辑学的,清华毕业。当年的清华真了不起!那时出来的学生真厉害!研究数理逻辑的,在古文方面也非常之好。他对《红楼梦》入了迷,我们出《红楼梦》资料都是他编的。他的笔名叫“一粟”,文章好,学问好。我们当年有问题就去找他。黑格尔的德文去找他,他能解答。古文有疑问去找他,《春秋》、《左传》也能解答,总之是什么都懂。

那位老先生爱喝酒,特别愿意跟我一起,因为我非常虚心地跟他学习。我们一起在隆福寺的饭馆里吃饭,听他高谈阔论。有时候,吃完了,喝完了,我该走了,他还要喝。喝到最后,醉得躺在马路上,被人抬回去。第二天开大会,王子野批判他:没有规矩!自由化!他是当年我们三联里边典型的自由化人物。

当时的三联编辑部是知识的大本营,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这六年“研究生”学习期间,除了“肃反”,还有一次更大的运动,就是“反右”。1957年的“反右”,搞得比1954年更凶了。曾彦修中箭落马。戴文葆对1954年的处理不满意,发表了很多意见,于是就被当作最严重的右派言行,被送去劳改。“陈原,戴文葆代”的模式,到那时候正式结束了。史枚呢,是直到“反右”,每一天都要发表不同意见,写大字报,所以也被打成了老右派。

1957年以后,就这样来了一个大变化。刚才说的那些工作,就全都停顿了。从1958年开始,就大跃进了,完全是另一套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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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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