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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判》琐记

--作者:王尧
  
  当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相干的不相干的人说了许许多多北大的旧事,因为要说的事太多了,必然有漏掉的。漏掉的当中有值得说的,也有不必说的,我觉得《文艺批判》这个刊物不妨一说。

  1967年6月,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问世,创刊号除了照例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和《发刊词》外,有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的滔天罪行》等。这个刊物充当什么角色?《发刊词》说:“《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姿态”呢?“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12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

  以这样的“标准”看,《文艺批判》确实把“修正主义文艺”杀了个“人仰马翻”。我列举一些文章的标题,大家多少可以感受到它是如何“呼啸着”、“奔腾着”:《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连根拔起》,《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在文艺中的流毒》;《大阴谋家彭德怀是怎样利用文艺为其篡军篡党制造舆论的》,《彻底清算邵荃麟在〈人民文学〉的罪行》,《揭发周扬在北京大学的罪恶活动》、《陶铸的“创作自由”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等。据我所知,编辑这份刊物的部分人士以及一些参与写作批判文章的一些作者,在“文革”后有不少人仍然从事文学工作,和他们当初编辑这本刊物时对文艺的理解大不相同了。这几年学术界喜欢重返“八十年代”,倘若真的返回,我觉得是要清理一下知识分子是怎样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这正是当代思想研究的一个空白。

  不到一年,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版,编辑者自然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由“文艺”到“文化”,仍以文艺批判为主,但逐渐兼及别样,“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改刊后的《文化批判》批判得比较多的是“旧北大”,“新北大”是在批“旧北大”中实践“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刊致读者”一文说:“旧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顽固的反动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顽强,它统治全校,流毒全国。”“为了摧毁旧北大,建设新北大,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巩固发展红色政权,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北大的黑干将的反动立场,对他们所鼓吹、宣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彻底的批判。”第2期的《文化批判》发表《剥下反共老手、蒋贼御用哲学家冯友兰的画皮》,第5期发表了《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翦伯赞是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朱光潜是蒋介石的乏走狗》和《“四开党”季羡林的罪恶史》等。这几篇檄文的作者分别是“新北大公社红十团”、“新北大公社红二团”的“灭资兴无”,“新北大公社红六团”的“橘子洲”,“新北大公社红十团”的“长江横渡”和“新北大公社红九团”的“报春”与“追穷寇”。除了当事人明白,谁也无法考证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是谁了。

  点到名的人都是“旧北大”的教授,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还有则是“当权派”。这些已经被定性的知识分子,此前、此时和此后的状态颇令人寻思。校务委员会中被点名的“王八”有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翦伯赞、汤用彤、侯仁之、王学珍等。批判文章在汤用彤佛学专家的名头上加了引号,并说“已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熟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人现在已经不多,去年年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长篇传记《侯仁之》,述其生平与治学。我查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一九八九———一九九七)》,未见《文艺批判》改刊一事,不过,1968年的条目中记叙了部分被批判者的行踪。如“上半年,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及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还有一段史实,也是治当代史者熟悉的内容: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到外文楼北面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从‘牛棚’回家居住,同时将翦伯赞释放回家,并决定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到了第二年的1月,宣传队指挥部对遭监改的原校领导的生活费做出如下决定:陆平每月暂发生活费40元,在家子女每月15元;戈华每月暂发100元;黄一然每月暂发100元;史梦兰暂由自己的存款中每月提取80元;彭佩云每月暂发40元。

  领到生活费120元的翦伯赞夫妇在当年的12月18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那种高压下,能够挺得住的知识分子好像也不多。冯友兰在“牛棚”中的情形,曾经有人记述道:“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排队,晚汇报排队,背语录排队,出去劳动排队,每天三顿饭排队。每顿饭排队是到外文楼北边的‘黑帮劳改大院’去打饭。每排队时必要报数,在报数的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先生在里面要算是个子较高的几位之一,总是叫他排在头一个,并叫他说:‘报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先生便改口说:‘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也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先生吓得连忙改口说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先生在自我报名为‘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是就写过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设身处地想想,冯友兰先生后来由尊孔到反孔,不是没有情由的。1972年一位旅美的清华哲学系校友回国访问,向冯先生询问其学术思想变化的经过,先生以诗回答:“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旧北大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所以毛主席将“浅”改为“深”。运动初期,季羡年先生也曾经想“革命”,但两派中哪一派都把他当作敌人,面临如此局面,他在《牛棚杂忆》中说他多么想逃避,但天地茫茫,往哪里逃呢?一次押着他从未名湖走过,他有了想变成“王八”的愿望:“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季羡年这样想当然不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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