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话说扒车

话说扒车

--作者:维一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下乡”。这倒并不是说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初就有了什么学理上的批判,而是因为它搅了我玩“无线电”的兴致。自“复课闹革命”1)以后,除了偶尔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窗户蒙上床单遮住光,冲洗放大几张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有两级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上。

六八年一开始分配下乡,头批到北大荒的名单下来,其中就有我。我没搭理学校军宣队给我发的通知,再说我那么忙,也没有功夫解释。

因为自己没去,所以去北大荒的同学动身出发我也就不好到火车站送行,否则像是陪了法场又转身回来一样,对不住朋友。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我平素最要好的,他们理解我,我也就不用把那些话非拿到火车站去说。事先找了个地方,大家吃一顿。人互相明白,话其实不用多,两句就得。

他们走后第二天,有几个送行回来的同学说起头天车站里的月台上人山人海,车一动,车上车下哭作一团。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气,也不知道是对谁发那么大的火,竟高声叫喊起来:“哭就不要去!去就不要哭!”

这样黑头黑脸的话一出口,我也觉得不合适,可既然说了,嘴上就不能软,扭头回家了。再说,我刚装好的那个收音机这几天短波老收不到《美国之音》的信号,几天来茶饭无心,我不能在学校里再多耽误功夫。

接着又分了一次内蒙古插队,名单上还有我,我仍旧没去。军宣队问我理由,我说我从来不吃羊肉,太羶。人家说,不一定非去牧区,这次也有农区的名额。我说农区也养羊,一回事,以后再说罢。

紧跟着是到山西雁北,就是宋代杨家将跟辽国契丹人打仗的那个雁门关以北的地方。这时候大概到了六八年的年底,学校里的军宣队撤了,换成广安门火车站搬运站工人组成的工宣队,由他们管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山西插队的名单下来了,里面居然还有我!工人可不象张家口口外来的解放军,到底是地头蛇,又是搬运工,走街串巷的,大街胡同的地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也不跟你多费话,截直找到管你们家的居民委员会,让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跟你磨。可我还是没有搭理他们。

不过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前些时候打电话回去找我四中时候的老学长,大我四届的傅同华先生聊天,当初他去的就是山西。我不免又提起这段旧话,他不以为然地说:“不是这话,你搭理过他们。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仗着自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跑到工宣队进驻的教研组小院,冲着工宣队大胖子耿师傅的面就说:‘两丁抽一!两丁抽一’!他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我翻来复去地想了半天,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不过这话倒象是我说的。

山西我也没去。可形势比人强,给我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父亲让机关的造反派给抓到专案组去了。起先说是什么“权威”,我知道那是瞎说,他算什么权威。要是权威,文化革命一开始早都给打倒了,哪还用等到这会儿?果然不久就改口说是“特务”,其实这也是瞎说。不过后来,等父亲死在专案组的大牢里面好多年,父亲的好朋友,在大学里当教授的许伯伯找到我们,对我说,父亲的问题是牵涉到朱学范2)的案子里。文革里面说这是蒋介石搞的苦肉计,特意留在大陆的钉子。那个年月,如果跟朱学范的案子有瓜葛,都不用专案组出手,无论什么人闭上眼睛就能判我父亲是特务。许伯伯说他自己也是受这个案子牵连,吃了不少苦头。

权威也罢,特务也罢,总之是没钱,父亲的工资给冻结了。那个时候,家里的大人如果出了事,孩子说话就不能那么硬气,否则动不动就可以往“阶级斗争”上扯。我人再傻,这点上还算识相。所以山西那拨人走后,我也开始打主意找落脚的地方了。

山西的那几个朋友特别和我说得来,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过了几天,看见母亲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话多了两句,我就瞅个机会对她说:“妈妈,过两天我到山西去会个朋友。”母亲大概也没有心思理我,待答不理地冷笑着说:“山西?还会个朋友?多大的口气!”她看来并没有当真。

有了她这句并无反对意见的回答,我开始自己准备行装,过了几天就和同住在一条街上的小学学长阿城一起奔赴雁北找朋友去了。

过了一个月,我们从山西铩羽而归,回到京城。听母亲说起我们走后的情形,倒确实觉得闯了祸,有些后悔。

母亲在我走后几天才发现我不见了。她在单位里也要整天政治学习,虽然大家都是口是心非,但钟点够了才能回家,一般要耗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我走前留了个字条给她,说是与阿城一道走的。母亲看见字条大约是慌了,因为她知道我身上平常最多只有几块钱,父亲的工资一冻结,就更没有多少零用钱给我了,于是她赶紧去找阿城的母亲打听。

人家的母亲到底见过世面,并不慌张,说:“噢,是去了。阿城说是扒车去。”

“扒车去?什么叫扒车?扒什么车?”我的母亲普通话不好,一些俗语不能确切领会,只得再深问一句。

“扒火车呗。《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不就是扒火车搞机枪么?”阿城的母亲笑着说。她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多年,对电影故事早已都烂熟于胸。

我母亲慌了,忙问:“怎么扒?象刘洪那样双手抓门,把自己的身子吊在车厢外面?”那个时代,象《铁道游击队》这样的革命电影人人必看,所以母亲对大队长刘洪扒火车时的身手理解得丝丝入扣,一点偏差都没有。

我听阿城说过,她母亲原先是在河北白洋淀一带搞革命,大概对山东微山湖畔的铁路沿线斗争方式并不熟悉。她竟也没有想到这一层,经我母亲一问,两家的母亲面面相觑,都慌了。

我回家之后,母亲还心有余悸地说:“不过人家的母亲是见过大阵仗的,慌是慌,话头倒是一直不断。”

为了稳住母亲的心,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解释我们是怎么扒车去山西的细节。

其实这还是我的学长大伟兄在临别之际传授的锦囊妙计,嘱咐我今后若是投奔他们,可用此法前去。他原先也是到山西雁北的山阴县插队,几年之后到缅甸投共,不久战死在乱军之中。

按照计划,我们先到永定门火车站,一人买好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然后跟在几个肩挑手提行李的旅客身后,不时地好像还帮他们托上一把。上了开到大同的车,先不急着拣座位,眼睛要四周多看,直到火车开了,确实是没人的空位子再坐下。因为是坐夜车,只检一回票,是过了阳高,从餐车开始,往硬座这边来。卧铺车厢另有人管,不检票。见到检票的列车长和乘警过来,“敌进我退”,一直往后走。差不多快退到头,人也就松懈了。趁他们不注意,端杯热茶冲着他们就过去,要是不跟你要票,你正好过去;要是跟你要票,就手指前方说:我刚过这边锅炉房打水,是前边那个车厢的,你不是刚检过吗?这么快就忘啦?态度一定要从容镇定,他们不会跟你过不去,因为返身再跟你过去对证,口子一开,前功尽弃,全乱了。

不过最后这一手,我们并没用上。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检票的还没走到头,火车突然就停了下来,说是临时停车。我们赶紧开了车门跳下去,飞跑到已经检过票的车厢,又从窗户里钻进来。喘息未定,车又开了。定下神来,我们觉得大伟传授的这招还是太玄,以后要是在这条路上常来常往,恐怕还得另想办法。

到了县城车站倒是好办,不出检票口,顺着铁道走,小站的围墙没有多长,走不上多远就是旷野,绕过去再回头就进了大街。

我讲得轻描淡写,母亲可是听得神情紧张:“这就是你们的‘扒车’?天下再乱也轮不到你们这样胡来呀!”

但是母亲却没有办法阻止我的再次行动,因为他们单位撤消了,要下“五·七干校”到安徽凤阳去。至今我都认为,象我当年这样胆小如鼠的人如今却敢于横行天下,政府把母亲赶进干校这步棋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此后我们没有重新到山西雁北去,而是改道内蒙的阿荣旗,原因是听说那里挣钱多,一天的工分有九毛多钱。我甚至幻想,等我们干好了,扎下根,就把山西的那群朋友接过来,同享富贵快活。

到阿荣旗,首先要从北京坐火车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坐夜车要走一天,差不多凌晨到达那里。然后坐短途火车到小站扎兰屯,再从那里转汽车到阿荣旗。事情是麻烦点,但好在有个先行者替我们铺垫好了,可以坐享其成。这个不期而遇的朋友是通过邻居介绍认识的李兄。

李兄说他为了寻找理想的插队地方,已经只身一人去过内蒙阿荣旗一趟。路上早就打定了主意,非要认识个铁路上的列车员不能保证今后的来往畅通。结果还就真让他“认识”了那趟列车上的一个乘务员。如今我实在是忘记了那个列车员的姓名,姑且就叫他小王。现在想来,这位列车员得七十出头了吧,或许正在含饴弄孙,早就忘记了这段往事。即便今后从朋友那里打听出来他的真实姓名,我也不好直言,这是人家的隐私。

李兄是个外场人,几句话过后就和小王心照不宣。小王懂得来意之後就开诚布公地告诉李兄,今后可以不用买票,就坐他这趟车,只要每次给他捎上几斤猪肉,再给十几斤北京粮票即可。李兄有了这个底,刚到乡下应了个卯,转身就搭小王的车回了北京。李兄告诉我们,他不但可以介绍专跑从北京到齐齐哈尔这条线上的列车员小王,而且上次路经扎兰屯回北京时,还认识了一个从天津分在当地车站行李房锻炼的大学生,如果我愿意,他也可以居中引见。

这可真是“穷则思变,变则通”,我听了,顿开茅塞,不禁对李兄肃然起敬。

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番打算告诉了几个朋友,说我准备这两天就到阿荣旗去。众人听了都说且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此计或许可行,并且表示愿意凑钱资助我们的盘川。我当然表示无功不可受禄,事成之后再来庆贺不迟。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动身了。仍然是一人一张五分钱站台票的手段。见到李兄介绍的小王之后,我们先是互道仰慕,然后按照要求送上猪肉和粮票。小王也是个痛快人,立刻就将我们安排到车厢里留好的座位上。车开动时,我和送行的朋友挥手告别,颇有壮士临危受命时的感觉。

小王为人很四海,表示极度同情我们知识青年的境遇,有他值班,定不会为难,只是到检票的时候也要给列车长一个面子,就躲在小王的列车员室里面不要出来。我们当然依计而行。

一路无话,到了齐齐哈尔之后,小王只用一个眼色就将我们顺利地送出检票口。我们勉强在关东烟浓雾缭绕的候车室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小王果不食言,又来到车站,将我们托咐给列车员同事,送我们到扎兰屯去。从齐齐哈尔到扎兰屯只有两三个小时的光景,一会儿就到了。当然,我们免不了也送了十几斤全国粮票给小王的同事,作为投桃报李的人情。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到了阿荣旗。虽然说“穷则变,变则通”,可是下面还有一句“通则久”,我们却没有做到。情况并非全象李兄讲的那般美好,办理起来也并不简单,而且我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和人打过交道,人家旁敲侧击的暗示重复了好几遍,我竟还是不得要领,所以李兄原先交代过的几个关系竟让我一一得罪了。象我这种初出茅庐,十几岁的学生哪里见识过什么世面,所以一来二去的就大感挫折。十几天后,带来的盘缠早已用完,心里就更加慌乱,不免渐渐萌生了退意。

想到打道回府,可又不甘心,但总要在我回去之前尽快先给北京那些等待佳音的朋友一个交代。临来之前,我们曾经约法三章,无论成与不成尽快回信,免得他们抵挡工宣队的压力太大。问题是千头万绪,几句话难以说清,而且囊中羞涩,电文不可太长,免得破费太多,于是斟酌再三,突然想起《三国演义》里杨修用鸡肋的典故,终于决定就用这两个字,发一封电报回京算是交差。

阿荣旗邮电局的女营业员或许从来没有收过这样的电文,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还嚣张得很,只见她抬起头,十分疑惑地看着我说:“‘鸡肋’算个什么意思?”

我一时慌张而语塞,怕答错话又节外生枝,惹出其它的麻烦,下意识地将一只手放到另外一侧手臂的腋下,表示“肋”是指这个地方。正在迟疑之间,女营业员到底聪明,反倒替我解了围:“噢,明白了。鸡翅膀,鸡翅膀。两个字代替三个字,为了省钱,是不是?”

听了这话,我连忙点头。她于是俯下头去翻检电报字码,口中自言自语道:“这还是头回有人电报上用‘肋’字,新鲜,新鲜。”说罢摇头不止。这段用典的旧事其实我也已经忘记,是如今以研究明清两季历史闻名京城的学长宝臣兄前年赠我新作时提醒我的。他说,大家接到电报,明白了我的难处,只是说:这小子到了这个时候还在那里掉书袋,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怕事久生变,赶紧交钱离开了邮局,搭车经扎兰屯赶到齐齐哈尔。到齐齐哈尔后,先在车站大厅里忍了一夜,第二天,小王如约来到站前的广场接应我们。有他作“交通”,我们又顺利地爬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这次回京似乎没有来的时候那样顺利,不过倒也只是一场虚惊。火车不久进了吉林境内,车过白城,就照例要检票了。小王于是又让我们躲进他的列车员室,他出去之后将门反锁上。

少顷,外面人声嘈杂,知道是检票的来了,我们赶紧屏住呼吸,仔细辨认着外面的动静。这时突然听见门锁响,紧接着有人敲门,而且不等我们反应,门就打开了。进来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从袖章上看得出就是列车长。

我们面面相觑,知道大事不好,心头就是一紧,不由得站了起来,喉咙里象是有一团粘痰咽不下去。不想列车长人还和气,将房门从身后关上,和颜悦色地说:小王的朋友吧?知识青年?没有买票,是不是?

果然是列车长,好一付眼力。我们不打自招,赶紧承认了。列车长说,小王带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他这个人还算机灵,可不跟我通气,几次事后问他,还都不承认,所以今天我索性问问你们算了。

听到这里,我不免担心害了小王,砸了他的饭碗,赶紧解释说,是我们主动求小王带人“扒车”的,肉和全国粮票也都是我们心甘情愿“孝敬”给他,他并没有主动索要。

列车长听罢,“哦”了一声说:“原来还送了东西给他,”然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从嘴里吐了口气,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这时才后悔多说了话,竟将交易的底牌也端了出去。心想这回要倒霉,可能会把我们交给乘警,到下一站将我们轰下火车,罚到铁路的采石场去劳动,挣够了钱才会放人。这些都是原先听说过的,弄不好直接解送专政机关处理都很难说。

我正在脑子里飞快地设想各种前途,不想列车长却眉开眼笑地说:“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很同情,你们哪里有什么钱,扒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今后不如直接来找我,省得这么躲躲藏藏,担惊受怕。今天就算交个朋友,留个北京的地址给我,说不定到时候我还有什么事情求到你们头上呢。”

我们这时如梦初醒,知道找到了真佛,小王无非是座“小雷音寺”。不过这时我倒是留了个心眼儿,没有把真实的地址写给他,只是胡乱给了他一个假地址。我担心万一他是在套我们的口供,然后到了北京再交给那边的派出所处理,麻烦可就大了。我告诉他,其实不必到我们家找,有事我们会到火车站来找他。

列车长临走的时候还说,你们要是在这里呆着不舒服就跟我到卧铺车厢去,那里还能躺着睡觉。

看见列车长这样热情,我就又有些后悔,觉得给他一个假地址有些对不住他,连忙摆手说不用麻烦,我们后会有期。

列车长走后,我们心里踏实许多,很快进入梦乡。时间也过得飞快,睁眼已经是车过杨村,马上就到北京。这时小王看见我们醒了,大约也多少知道我们和列车长之间地谈话,讪讪着脸,大不似原先那样热情。我看小王独自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只字未提这次旅途的最后一关:如何送我们出站,心里便打起鼓来。后来看见火车已经闪过东便门的城楼,说话就要进站,我只好鼓起勇气问问他的计划。没想到他听了之后说:“这都到了北京,出站应该是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咱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北京站这么严,我咋能有办法送你出站呢?其实你们应该事先打个电报,托咐好你们的同学,多买两张站台票进站接你们不就得了,下回留神吧。”小王说得振振有词,我们听了面面相觑,一时语塞,心中不免埋怨他这些话为何不早告诉我们。可是事到如今也是悔之晚矣。我也责怪自己:这样简单易行的办法怎么我就想不出来呢?

小王见我不开心,也没有多说,跟我们一同下了车,嘴里还满应满许地说:“如果你们下次还要‘扒’车去东北,就来找我。要是你们够意思,别忘了下礼拜四接车,再给我送五斤猪肉来,外面一定抹上四环素,最好四指以上的膘,另外全国粮票也别忘了。”

见小王毫无帮我们度过难关的意思,就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旅客向外走,连向他告辞的话都忘记了。

其实检票口的大门我十分清楚,只有两条窄窄的通道,几个人严加防守,而且旁边就是协助执勤的警察,三句话不对,立刻就可以将人押去车站的派出所。那个时候,政府唯恐外地来京上访申冤的民众惹事生非,早都通知各地火车站没有证明不许卖给来京的火车票,所以如若抓到没有车票“蹭”车的,首先就要怀疑是否是来京上访的“坏人”,而警察最烦的就是这些上访的民众,象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治安出现问题,完全都是因为他们,所以手下也是最不留情面的。

心里知道其中的厉害,我便觉得此事不能强夺,只能智取。只是小王悬崖撒手,事到临头我竟一时没有了办法,只好跟在出站的队伍后面慢慢磨蹭,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起来。这时我突然瞥见从站台西面开来一列运送行李的电瓶车。顺着他们的来路,我发现那些行李都是从车站西侧的行李房运过来的。而行李房那边有一张通向外面的大门,那是大宗货物的出入口,门前还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工人正在指挥着行李的进出。

看到这里,我计上心来,撒腿离开等待出门的队伍,靠着行李车的掩护,躬身向西跑去,很快就到了行李房附近。当我们看到几个正在装卸行李的工人时立刻就放慢了脚步,装作若无其事地到处张望。我们的行迹果然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警觉地过来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要乘车到上海,不知道候车室在哪里,正好向诸位打听一下。他们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听我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就问我们是从哪里走进车站里来的。我指着通向外面的大门答道,就是从这张门进来的。没有想到这里到处都是行李,连个落脚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那几个工人听了立刻就不耐烦起来,说这里是行李房重地,怎么可以允许闲人乱走,从东面正厅里面进去才是候车室,听口音好象还是北京人,怎么连上火车的规矩都不懂。你们赶快出去,出去!说罢不由分说,连推带搡地将我们轰出了运货的大门。

转身看见那几个货运工人走掉,我们不免哈哈大笑起来。但恐怕他们醒悟之后来追赶,又赶紧收住笑,三步并作两步,融进车站外面喧嚣的人群之中。

车站外的广场上是一片红旗飞舞的海洋。一辆辆的卡车正在把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行李运进车站。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车站塔楼上扯起的大红横幅上分明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这时我才在惊恐之余感到疲惫不堪,根本无心伫足久看,于是拖着发麻的两腿一步一步走向汽车站,准备回学校。我知道朋友们肯定还在那里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归来,希望得知除“鸡肋”二字之外的更多消息。

从此之後,心里有了底,想想“扒车”也无非就这么两手,此后插队的分配地点一蟹不如一蟹,居然还有每次上工要交几分钱放在地头的笸箩里买救济粮的地方,相比之下,觉得阿荣旗到底还是不错,又有轻车熟路的经验,于是此后在京城与阿荣旗之间常来常往,大约大半年之内,竟有七八次之多。认识的内线人物渐渐多起来,办法也就融汇贯通了。有次我们竟有十四个人一同“扒车”的经历。只是我们的户口一直都没有动,因为还不死心,总想再找找更好的地方去落草。尤其是渐渐感到,今后要靠自己挣日子,这回大概是一辈子最后的选择了,不能对不住自己。

又是半年过去,看看就到了六九年的年尾上。我们终于决定金盆洗手,投奔云南农场。原因之一是贪图富贵,听说那里一个月可以实发二十八元的工资,这比阿荣旗的年终分成又保险了许多;二是一桩偶发的事件终于促成我们下了决心。

那是朋友立凡兄卷入一桩“反革命”案件,他在我们两人那次从阿荣旗回京之后很快被捕了。我是因为父亲刚刚死在劳改队,正在交涉后事的处理,实在无暇分身;二来这种事凑趣不得,否则就像白扇面上画梅花、美人和张飞,最后什么都画不成只好涂个黑扇面一样。

原本那次我是受朋友之托,将立凡顺便带去阿荣旗,还有一封代交的信件。事情过去了,也就都放到了脑后,听说立凡被抓,也不以为意。因为那个时候抓个人是太稀松平常的事,几个带红袖章的,或者几个警察到院子里来,指着你的鼻子说,就是你,跟我们走一趟,你就非去不可。有的时候回得来,有的时候回不来。有的时候三天两天,有的时候一年半载。见得多了也就惯了。

大约是立凡被抓起来一两个月之后的光景,我们去云南的打算也多少有了眉目,这天我又转到阿城家,想商量一下细节。可我前脚还没有进院子,就看见门口挤了一大群人在看热闹。我分开众人一看,正见几个警察和一个年岁比我小一些的家伙在撕扯,阿城的弟弟大陆在中间劝架。这位看来显然是大陆的朋友,还真是不软,竟敢大声对警察呵斥:你要敢动个试试,我跟你没完!接着就是看热闹人群里迸发出来的几声喝彩。警察看来还真有点弹压不住,正在叫跟来的街道积极份子帮忙轰散人群。

站在当院里的阿城看见我冒出人群,就用眼神示意我赶紧离开。我当时一急,却没有生智,脱口对他说:阿城,你们这里正忙,我先走了。

正要转身,就听见身后的警察一声喝止:呃,我说这位,先别走,你叫什么?

我只好回过头去报出姓名。

这时只见正在拉扯的警察都放下了手,眼光全扑到我的身上。为首的一位如释重负地说,好了,不用再说什么了,这些人都跟我们走,说着手指了指屋门口的这些人,又点了我一下。我正想分辨:这里头没有我什么事。可是不由分说,警察簇拥着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离开了院子,其中除了我和阿城,就是大陆和他的“哥儿们”。刚才那个和警察撕扯的家伙甩着肩膀,嘴里还不依不饶地嘟囔:这理走到哪儿我都讲得出去!

到了派出所,我们一人分进一间审讯室。我和问话的警察你来我往地交了几十个回合才闹明白,敢情他们是到阿城家找他,我因为已经家破人亡,暂时借住在舅舅家,没有找到,这下真是踏破铁鞋,一起“捉拿归案”了。警察去阿城家的时候,大陆和他的朋友正在听唱机,放的是苏联民歌。那时候听外国歌曲虽不一定犯法,但也都是需要规劝:年轻人么,总归要学好。警察上前一教训,却和他们纠缠上了。

到了晚上,一天没有吃饭。警察叫大陆过来问我吃什么,叫他去街上给我去买。少顷,大陆回来,手里托着几个包子,很不过意地说,真不好意思,我的几个朋友听歌,却让你和我哥在这里蹲着。後来才知道,我们进了派出所,没过一个钟头就把那几个刺儿头给放了,一直把我和阿城扣了一夜。大陆之所以没放,是让他管给我们买吃的。我到底没有研究过公安条例,象我们那晚没有逮捕,也没有收监的人,饭费到底是应该自理,还是应该由派出所提供。不过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饭和夜宵确实都是大陆自己出钱买回来的。

审讯的中心是立凡,问我代交信件的内容,我只能说,信口是封上的,当然不知道。到了夜里,或许他们原本就知道我们与立凡的案子不相干,不过是想搂草打兔子,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渐渐说得无趣,就说些“如果不老实,罪加一等”的空话,放人了事。当然,事过两年之后,又有两个北京的警察沿着我们当初插队来的路线,走了几千里的路程,到西双版纳找到我们,重新询问有关立凡的案子,临走的时候再次说起“如果不老实,罪加一等”的老话。当然那都是废话。

事后我想:这事如果放在文革前,我会吓死;可放在如今,半夜从派出所出来,走在西单大街空旷的人行道上,我却能若无其事。原先看见身边的一些朋友遇事能够处变不惊,大为佩服,现在终于多少有些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过想想也是灰心,这些日子以来,左突右冲,无非是在半斤与八两之间抉择,与我们原先的盘算实在也是大异其趣。加上京城这块是非之地,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旧日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去,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便不免生出不如就此出走他乡的念头。云南一来招人,其中还有朋友的斡旋,我们决定不再虚与委蛇,立刻准备动身。有此曾经沧海的心结,动身那天自然也就没有旁人那份悲悲戚戚的感觉,反倒是添了几分豪气。多少年后,阿城大约也是想起当年,把它用到《棋王》的开头里面。我读过,便想起往事,觉得确是丝丝入扣。

这回去云南,我们用不上过去的法子。因为是正式插队,户口转了,档案调了,一人一张火车票,大大方方地上车,火车行走四天五夜到达昆明。记得当晚我开玩笑似地和同行的学长兆京兄说起,还有几日便是我的二十岁生日。他听了,认真请我到南门外吃了一碗当地有名的“四喜汤圆”,算是暖了寿。二天我们就此别过,他要回缅甸,汇报死在那里的朋友育海在北京的后事是个如何处置,而我再坐带布篷的卡车,昼行夜伏,走五天山路到西双版纳的农场,开始了正式的插队生活。

七二年初,我趁探亲假回到京城便没有回到西双版纳去。虽然户口是很久以后才转回北京,但插队经历却从此结束,开始了我长达五年在京城闭门读书的生活,直到七七年走进研究所,“扒车”的本事再也没有机会施展。很久以后,言路多少开放了一些,关于插队生活的种种细节在民间谈论中稍见端倪,这时候我陆续听说,许多插队知识青年当年都用过类似的法子,用很少的钱,走很长的路,与远方的家人团聚。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惺惺相惜的念头油然而生。可惜缘分未到,至今还没有遇上个中之人,我想这些高人大士可能早已小隐于野了罢。

※       ※       ※

多少年过去,这时已经是一九八三年,我从研究所毕业,留在所里上班。不久,碰上个机会到德国去继续读书,临走的时候单位上还发了“置装费”。用这笔钱,我到王府井街上路东,上海迁京的“蓝天”服装店做了一套象模象样的正经毛料西服。虽说这回是人家德国人给的奖学金,可还是属于公派留学生。我也想好了,从今往后要象个正人君子似的,学点儿真本事,然后“毅然回国”,不论场合大小,只要是时机恰到好处,就漫不经心地抛出一句:“兄弟在德国的时候”。

说来凑巧,还真是“兄弟在德国的时候”,这回我和岁数小我一大截的朋友小林一同坐市郊火车到科隆城里去上学。德国的公共交通进站并不查票,偶然有交通公司的人上车验票,一般全凭自觉。这时候我当然早已做了正人君子,也当然照章买了票。居然正巧遇见验票的,我心里十分坦然,彬彬有礼地递上车票,人家验过之后,把票还给我,顺便道声谢,我也还了一声谢。可验票的人刚一走,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的,我心里有一股不吐不快的感觉,忍不住绘声绘色地将我十多年前“扒车”的经历说给身边的小林听。小林没有经过文革,高中毕业就赶上改革开放,大学一录取,转身又送到德国来了,不但没有受过那份罪,而且学业一点儿也没耽误。可小林人聪明,又爱看书,什么事一点就透,他理解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被逼无奈干的那些荒唐事。小林心存幽默,听了之後狡黠地对我一笑说:不想把你当年的全套功夫在德国这儿再练上一回么?

他这话直插我的心头,让我有些许英雄末路的感觉。这时,一股中气从丹田兀自升起,逼上喉咙。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车厢扶手,腾出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小林肩上,然后长吁了一口气,真是有些动了感情,对他说道:“小林,你听着:这可是时势造英雄,半点不由人呐!”


注释:

1)“复课闹革命”是文化革命里

2)朱学范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