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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 作者:王智量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开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自己和我的这项心爱的工作,在我国政治气候的冷冷暖暖中沉浮,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到1982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累次重印,并收入各种不同的文集和选集中。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 这个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出书,并很快重印。看来读者是喜欢我的译本的。我为它写的一篇《译本修订校改后记》也受到读者的青睐,已经在一些文集和报刊上几次转载。主要由于我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的翻译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做的其他翻译工作,我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感到欣慰。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他的这部诗体小说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读者喜爱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翻译只是起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桥梁作用。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或者我的或其他同志们的译本的短长,而是想要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一下这五十多年来,与我翻译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细节。虽然其中许多都只是些个人的体验或感受。但是我觉得,您能从中察觉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某些侧影。这篇文字可以说是我那篇《后记》的扩大和增补,那里只是谈到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很少涉及其他。而有些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关心我们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尤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的年青一代的朋友,知道一点也许是有益处的。

现在且让我慢慢道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我在陕西城固县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一本30年代上海出版的,韦丛芜翻译的托斯退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了我,使我从很小年纪就爱上了俄国文学,那时我就很想学会俄语,想在将来成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后来,到40年代末,我读到了戈宝权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让我更增加了学习俄国文学的渴望。现在大学里俄语系的学生很难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想学俄文和俄国文学是多么地艰难。1948年,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下,我和几个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里,悄悄地自学俄语,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俄语是和俄国(当时是苏联)和共产党当然联系在一起的,学俄语的人被认为就是共产党,抓着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

1949年二月北京刚一解放,一切都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由于十分缺少俄语人才,当时还没公开的地下党组织立刻组织一批北大学生,到老解放区哈尔滨的俄语干部学校去学习,那个学校当时名叫“哈尔滨外国语学校”,是从延安搬过去的,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节没有窗子的铁皮闷罐车里,躺在一堆稻草上,两天两夜到达哈尔滨。记得路过沈阳的时候,看见车站上用俄文字母拼写的站名,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让我们非常兴奋,也让我们感到迷茫。同行的同学中,大多数像我一样,对于共产党和中国的未来都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具体的想法,不过,作为年轻学生,大家投身新时代的要求都是很强烈的,我们都为自己能够在解放后第一批去老区学习俄语而骄傲。刚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们几个人,身穿解放前大学生都习惯穿着的长棉袍子,走在哈尔滨道里商业区的大街上,那里的店员竟指点着我们相互说,这些人一定是从关内抓来改造的。后来我们就不敢再穿长袍了,出门都穿学校发给的一寸多厚的军用草绿色棉大衣。从一个生活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学生,忽然变成为一个吃供给制饭穿解放军军衣的“革命干部”,一时还很难习惯。

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读了六个月,掌握了俄语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幸在秋林公司买到一套三大本的,1947年莫斯科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和一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插图单行本。《别林斯基选集》是用粗糙的淡黄色木造新闻纸印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三本书一共三、四千页,有好几斤重,字体也不是很美观。《奥涅金》单行本的插图也不很清晰。这说明当时的“苏联老大哥”的印刷工业水平并不高。不过,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出版古典作品,也说明他们是重视文化事业的。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很低,不能读这些书,但是我坚信自己以后一定能读,也一定要读。所以我才用身边仅有的钱不顾一切地把它们买下来。

到49年七月,由于关节炎病发,我不得已重又回到北京再读北大。而幸运的是,当时,为了适应整个国家迫切的政治需要,从49年九月起,北大在西语系内开办了俄语组,我就转系过去(我原来读的是法律系),成为北大俄语组(后来成为俄语系)的第一届学生,也是系里的团支部书记。

解放初期的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养着的。而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那时我们吃的是玉米粉窝窝头和小米粉加黄豆粉做的丝糕,十天半个月难得有一点肉味;穿的大多是家长的旧衣,冬天大家都是一件长棉袍子。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热烈气氛中,我们班的每个同学都充满热情、活力和理想。艰苦的生活大家都不在乎,一心只要努力地学习,恨不能狼吞虎咽地把俄语在最短时间里学到手,马上就可以去参加工作。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每天清晨,无论春夏秋冬,都在沙滩北大红楼和灰楼之间的民主广场上高声地朗读俄语,好象自己多背一页书,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多一份力量似的。应该说,当时大学生的思想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单纯得多。或者说简单得多。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后来又开始背诵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用的就是我从秋林公司买到的那个本子。起初是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一个很不错的英译本一句句读,看不懂的和觉得他们译错的地方,就去请教老师,我的几位俄文启蒙老师都是名家,是我国俄语和俄国文学界的老前辈,如刘泽荣先生、曹靖华先生和余振(李毓珍)先生。那时我们不仅没有收音机、录音机、复读机等等,就连俄汉字典也没有。实在不懂了,就去查一本日本人八杉真利编的《露和词典》(即俄日词典),通过日本的通用汉字去猜测词义。就这样,我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小说中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这使我的俄语学习得到很大的进步。到1950年冬天,我已经开始为报刊和出版机构翻译一些俄文材料,挣钱改善生活,但是对于心中几乎奉为神圣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虽然一再在反复背诵中品味,却一直不敢想到自己来翻译它。

1951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是北大校本部“打老虎”队的一个小队长,带领一批学生调查当时的总务科,让那位姓袁的科长吃了不少苦头,而即使这时,我还是没有放下我的《奥涅金》,一有空就默读它,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我为此被批评过,说我没有全心全意为革命。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点也没有影响工作,仍旧“我行我素”。

1952年,读到三年级时,我提前毕业,成为北大的俄语教师。这时,俄语组已经成为俄语系,由于教师紧缺,聘请了许多原来住在北京城里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白俄”(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来的俄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这时苏联政府已接受他们为苏联公民。),让他们担任教学工作,我曾经拿一些《奥涅金》中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的诗句去请教他们,我发现,这些人都熟悉这本书,这说明普希金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奥涅金》对俄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过一涉及书中包含较深哲理的地方,或是有关俄国和世界文化历史背景的地方,这些人就讲不清了。
1953年,我国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北大也来了许多。他们当时在学校和系里的权力很大,样样事都要听他们的指示。不过他们对我很有好处。我从俄语系调到中文系给文艺理论专家皮达可夫做课堂口译,这位先生和俄语系的卡普斯金教授夫妇对我进一步理解《奥涅金》有很多帮助。他们当时对于我这个中国年轻人如此熟悉这本书感到惊讶,他们向我讲述普希金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讲《奥涅金》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鼓励我钻研下去。虽然他们的指导中带有很大成分的俄罗斯民族的主观意识,态度上也多少有一点居高临下,但毕竟使我得到许多新的知识和启发,至少,作为俄罗斯人,他们比我更知道普希金和俄国文学。他们的帮助使得我更加喜爱《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增加了我继续研读普希金的动力。

大约是在1953年,我国文艺界从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批判所谓“反革命分子”胡风和他的“小集团”的运动,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恰在这时我把吕荧翻译的《奥涅金》成天拿着,他和“胡风集团“是有牵连的,他的那个译本中,还有一节诗是胡风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他把胡风的译文用在了自己的译本里,是为了对胡风表示敬意。他并且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而我也欣赏胡风的这节翻译,还一再拿它给别人看。另外,我在1950到1952年间,曾是北大学生文艺团体“新文艺社”的负责人,我请胡风到社里和学生座谈过;胡风最要好的朋友路翎恰好是我的好友的哥哥,我曾因为这个关系几次到路翎那里去,听他谈些有关文艺创作的事;再加上,我那时使用着“泥土”这个笔名,而胡风他们的出版社就叫“泥土社”,我还把我从俄文翻译的一部土耳其作家希克梅特的诗集邮寄到那里打算出书。这些事凑在一起,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我真怕自己受到株连。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大概因为有些事人家并不知道。)而在那个时候,“宁左勿右”的做法是很普遍的。我被株连是完全有可能的。

1954年.我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初在理论组,奉命精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的原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人的著作在当时是被我国文艺理论界奉为经典的。这时我使用的就是为我49年在哈尔滨买到的那套《别林斯基选集》。我细读了他的那一组论普希金的名文,尤其是两篇专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章,让我对普希金和这本经典名著的理解和鉴赏力提高一步。后来我转到戈宝权先生领导的苏联文学组,接触到许多苏联新出的研究普希金和《奥涅金》的文章和材料。就在这时,我还买到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普希金十卷全集,真是如获至宝,因为它有详细的注释、别稿和附录。我后来长时期中这个本子一直在我的身边。那时苏联出版的俄文书在我国卖得很便宜,一套精装十本的全集才十来块钱。这被西方人称之为“文化侵略”,而对于当时亲密结盟的中国和苏联来说,当然是一种援助。

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国发展科学与学术事业和繁荣艺术事业的方针,就是要求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和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同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一重要方针做了详细的阐述。这是解放后我国发布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可惜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认真贯彻,反而在1957年由“大鸣大放”一变而为一场为害深远的反右派运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各界的知识分子都意气风发,跃跃欲试。比如北京大学就立刻恢复开设了康德研究和黑格尔研究这样的课程(后来不久又都停开了)。中国作家协会也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酝酿创办两个刊物,一个搞散文,一个搞诗歌。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是交给何其芳先生的。他当时是我所在的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是他手下的一个青年研究人员。他把办这份刊物的具体工作交给所里三个年青人来做,我是其中的一个,他叫我负责,因为我是去怀仁堂听过陆定一的报告的。但是没过多久,形势便陡生变化,好像不能像大家开始时向往的那样“齐放”和“争鸣”了,那个散文刊物也不要搞了,只办了个诗歌刊物(就是后来的《诗刊》)。何其芳先生和我们几个人都白忙活了一阵。然而恰是在这个不曾问世的刊物从筹办到终止的过程中,出乎意料地萌生了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的开端。

那段时间里,我经常要拿着组到的散文稿件到北大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里去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一天,在谈论一篇文章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其芳先生随意地说起,说他最喜欢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说他在读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读过这部书的英译本,他说有些诗行他还记得,说着他就立即背出了几行。这时,我也按捺不住,便顺口用俄语把他背的几句也背了出来。其芳先生听了很是高兴,而且显得兴奋。这时我告诉其芳先生,我几年前就会背这本书的全文了,我的俄文主要就是通过读这本书学出来的。他表示非常惊异和赞赏。我立刻也就再为他背诵了一些段落。他听得很是陶醉,有几行诗他要我再重背一次(记得是七章36节末尾的几行:“莫斯科……对一颗俄国人的心说来,有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交融,多少东西回响在这声呼唤中!”)。尽管我的俄语发音并不完美,他还是对诗句原文中铿锵和谐的音韵赞叹不已,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本美得多!”

这时,其芳先生放下手中的稿件和我聊了起来。他谈到他对当时已经有的两个《奥涅金》中译本的看法。他说,老早的一个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本子离原文大概太远了,很难让人从中体味原作的美。但是译者是有贡献的,他至少是让中国读者接近了俄国文学,并知道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存在。这个本子我当时还没见到过。但是他这时所谈到的,俄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很有启发。对于吕荧的译本,其芳先生断然地表示,译诗不能这样译。要嘛你干脆像有些人翻译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剧本那样,不必分行,就用散文写出来,要嘛你就把诗还翻成诗,读起来必须有诗的味道。

谈到这里,我就势向他请教有关中国新诗和诗歌翻译的问题。当时好像正有一场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讨论,我知道他是主张诗歌应该有格律的,他曾经提出汉语诗行中的节奏应该通过一个个相连的“义群”(即一组表达一个完整含义的词)来体现,也提出过诗行押韵的问题,这启发我想到,是否可以这样来翻译西方诗歌:用汉字的“义群”来传达西方拼音文字(包括俄语)诗歌中的音步,而同时再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押韵规律。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他很同意我的想法,他说,翻译工作就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架设一个尽可能宽阔的桥梁。我们谈得很投机,都认为翻译工作应该不仅是向我国读者介绍外国原作的内容,而且也应该介绍原作的艺术形式,诗歌翻译尤其应该如此.只有这样,读者才能通过你的译文领略到诗歌原著作为一种特殊种类的文艺作品的特点.在其芳先生的帮助下,这时, 在我心中已经在形成一个如何着手翻译《奥涅金》的打算。也恰在这个时候,其芳先生忽然满怀诚挚的热情对我说 :
   “你把它,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

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多岁,虽然由于时代大潮的方向和自己的兴趣志向非常地吻合,又有了恰当其时的条件,我也已经走上了俄国文学专业道路,但是在我的学术事业的道路上,还仅仅处于学习和积累的阶段,我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曾译出任何一部大的俄国作品来。《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我怎么敢初出茅庐就去触摸它?我虽然心中暗自冲动,但我还是没有把其芳先生的话认真地听,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我并且把我的这种心思如实地告诉了其芳先生。没想到他却又对我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翻嘛!你能翻!”
    我被他的认真鼓舞了,抬眼凝望着他。这时其芳先生又说:
   “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
   
听他这样说话,我真是非常地感动。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会读和会背这本书是一回事,而把它翻译成汉语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更何况还要把这部世界名诗既传神又传形地翻译出来,这,我能做到吗?……我在犹豫。而这时,其芳先生又充满着诗人的热情和长辈对后辈的期望之情对我说:
   “胆子放大,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接着他再强调地说,离开了艺术形式上的独特性,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了,要我务必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他并且说,这样的翻译工作对于我们新诗格律的创立很有好处,能给我们的诗人们提供外国诗歌格律形式的有益参考和借鉴。只有这样的翻译工作才算是尽到了应尽的“桥梁”责任。其芳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和鼓励给我的启发很大,于是,从此便开始了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漫长的历程。

从这天起,我潜心思考、认真对待这件事。我首先做的是,从书中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中选出十节,用它们当作试验,来确定我翻译这部书的方法和原则。我所采取的,就是其芳先生和我在那次谈话中所定下的,保持原诗押韵规律和用汉语的义群词组来表示原作每一诗行中的音步节奏的做法。而在西方诗歌中,每一音步中重音位置是固定的,从而形成不同的格律,但是在我们汉语的义群词组中,重读音的位置不可能保持一致,我在再三实验后,决定放弃了让每一个义群词组保持同一重读音位置的努力.我用了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按照这种方法,悄悄地把这十节诗经过反复修改翻译了出来。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在做这件事,也没给任何人看我的试译稿。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把这十节译诗抄清,送去给其芳先生,请他过目。可想而知,他对我的这十节试验性译文的肯定或否定对我非常地重要。我每天都在期待着听他的意见,又不敢去找他。
   
过了大约两个月,一天,北大中关村宿舍区的门房叫我去接电话(那时整个这个宿舍区只有这一个电话。)。是其芳先生打来的。我一拿起听筒,只听他高兴地对我说:
    “和尚!你译的《奥涅金》发表咯!”
    “和尚”是我年青时的绰号,也是师友们对我的亲切称呼(我那时留着平头)。我正在对他的话莫名其妙时,他又说了:
    “你看见今天的报纸没有,我的文章?”
     我还在莫名其妙。他继续说:
    “你快去看看!”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马上跑进北大校园,跑到哲学楼的二楼(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在北大里边,在新建的哲学楼占一层楼面)。去资料室找到当天的报纸(大约是光明日报,也许是人民日报,记不清了。),看见了全文发表的他那篇《论红楼梦》的长篇名文。
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进行大规模批判是五十年代我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这次批判运动在很多方面长时期影响了我国后来的文学研究工作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时这个运动大概正在尾声阶段。何其芳先生的这篇文章带有对这一次文艺批判的总结性质,当然是一篇重要文章。至于他在这篇文章中以及他在那次俞平伯批判运动中的所表示的观点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我把文章读到中间,竟发现他把我翻译的那十节《奥涅金》当中的一节作为引文放入了他的这篇重要文章里。那是第八章的第46节(“对于我,奥涅金,这豪华富丽,这令人厌恶的生活的光辉………”),他用普希金在这节诗中出色表达的达吉雅娜的浓郁情感,来阐释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描绘,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来之笔。他并且在文章中说,这节诗是“诗中之诗”,是最美的诗。而我读到这里,立刻领会到,这是其芳先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方式,对我做出莫大的鼓励,也表示了亲切的关怀。
   
从这天起,我更是满怀信心地,按照其芳先生的指示,“大胆地,老实地,下工夫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几个月以后,我已经翻到第二章的中间,大约译出六十几个十四行诗节的时候,大难临头了。对我国解放以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长时间里,直到现在,都起着不利影响的“反右派”运动,这时突然间如狂风暴雨般降临到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也降临到我的头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要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突然间,由于有少数人在对党的工作和个别党员提意见时,说了一些不恰当或者甚至是错误的话,马上把许许多多提过意见的人,全都扣上一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据说有好几十万。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我是那几十万个命运不济的人当中的一个。这几十万个知识分子以及无数遭受株连的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中,不明原因死掉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妻离子散者为数不少,家破人亡者累见不鲜,而作为“右派分子”普遍的遭遇是失去工作,失去或大大降低工资收入,家人生活陷入相当的困境,本人则大多被送到农村和其他艰苦地方去劳动改造,也有因为有不服的表现而被送去坐牢或劳动教养的。二十年后,到七十年代末,有了一个承认这次运动有错并加以改正的决定,但这几十万“右派”和他们的为数更大的家属与遭到连坐的亲友,二十年来所遭遇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和他们所受到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却不可能因为这一纸决定就从此消除。而且,这一次针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有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恶劣影响,直到今日也未能尽除,其损失更是无可估量的。我被扣上“右派”帽子跟这本《叶甫盖尼·奥涅金》不无关系,所以我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说到这些看似题外的话。

我是在“反右”过后的第二年,1958年春天,当上右派的。我所在的单位本来已经定出并上报的“右派分子”被认为人数不够,“比例不足”,于是又把我增补进去了。“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我在研究任务以外自己悄悄进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是群众批判揭发中指出的我的一个具体的罪证。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的迷惘。面对妻离子散家破和身败名裂的处境,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顾不得了,我被划为仅次于极右分子的三类右派分子。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的生活费,去劳动改造。我因此离了婚,孩子离散了,后来我的父母亲也陆续因生活困难而死去。

我在心底里很难承认自己有错。比如,我说我同意“教授治校”,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一个大学由大学教授来管有什么不好?管理学校的教授完全可以同时是一个共产党员呀,我并不主张管理学校的教授必须不是共产党员。我好象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道过我对此前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意见,我并不反对镇压反革命,但是当时很有些抓错和批错的人,我们那个单位就有批了半天把人整得够戗但最后说人家不是“反革命”的。当时的一个解释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算不了了之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我说,既然查无实据,那么前面认定的那个“因”就是错的,那就应该对人家赔礼道歉,而不能用这样的所谓解释来推卸责任。但是,人家非要说我错了,而且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那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话,据说是绝对不能反对的。我一时间不知所措了。万般无奈中,我只能这样想:既然党和同志们都说我错了,整个社会都说我错了,那我一定是错了。再说,不认错又怎么办?当时谁知道,这一“错”,就“错”了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人一生岁月的三、四分之一。没有当过“右派分子”或是当年那些批斗右派的积极分子可能不知道,一连二十多年被整个环境和社会视为异类和恶人的处境是多么地难以承受。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还记得,58年春天我被正式宣布戴上那顶“帽子”以后,到我被送下乡改造以前的那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肯理睬我。一天早上,我对门住的人家的那个平时跟我很要好的小男孩在过道里遇见我,他悄悄地、低声地喊了我一声“右派叔叔!”马上逃回他家里,怕被他父母亲看见或听见。这是我那几个月里得到的唯一一句亲切的问候。后来,到80年代中,已经“改革开放”了,人们对我的称呼已经发生了从“右派”到“摘帽右派”到“改正右派”的变化,我已经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而在我所任教的学校里,还有人在我背后指着我的脊梁说:“这是一个老右派!”当时我连头都不敢回。我的子女,在他们相继决定出国学习和定居时,都曾这样对我说:“我们不愿意像你那样活一辈子。更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将来受到我们所受过的那样的歧视。”顺便提到,他们在弃国而去之前,还都帮我抄过《奥涅金》的译稿。

1958年的5月里,就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午,天气炎热,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这时文学所已经搬到科学院里)第三层里安静极了,好像除了我这个等待放逐的坏人以外,一个好人也没有。我坐在原归我使用的研究室办公桌前,桌上和抽屉里已经一无所有,我面前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记不得是哪位革命左派同志写的,勒令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大字报。这张桌子和这张大字报在告诉我,我从此将永远不能再和我心爱的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任何关系。《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当然不得不忍痛丢开,不敢再去碰它。我心中苦不堪言,感到万念俱灰。
  
我独自坐在那里,坐得实在无聊。我到厕所去小便。我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在面壁发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走进厕所来。原来这层楼里还有别的人。他也是来小便的。两个小便池并排贴着一面墙,这人和我也并排站立。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偷觑人家,只盼着他赶快结束走掉,我好把身体上难受的紧张放松。
  
忽然我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他不是别人,正是何其芳先生。
  
我心中的苦味突然陡增,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因为我明天就要下乡去劳动改造了。可是我不敢对他说话。他是所长,是所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组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好人们和我之间的界线是划得分明的,连楼里的勤杂工对我都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他。我动也不敢动,两只手僵持在一个位置上。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而同时又真希望他不要马上走掉。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十分紧张难受的状态。
  
他先结束。转身走开。我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听见身后他的皮带扣发出的声音。但是一段时过去了,还没有向外走去的脚步声。
  
我有些奇怪了,没有再继续僵立,我转过身去。我发现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这时,我和他面对着面。我不敢对他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而先开口说话的是他。我万万料想不到,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说完这样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尽意的话以后,他立刻昂起头,作出似乎并不曾理睬我的样子,转身走出厕所去。在他临出厕所门的那一顷刻间,我见他先是探头向外,看看走廊里有人没有,然后才大步地走开。他的这个动作说明了许许多多主观的和客观的问题,值得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去分析研究。
  
我在听到所长室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以后,身体才恢复动作。听了他的这句话,我好像忽然感觉到,我的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有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等于已经死掉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我应该做好的工作。当时我觉得,其芳先生的这一句话是世界上最亲切感人的话。其实,在那个年代,那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阶段,对于千千万万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的声音。只可惜当时敢于说出或是有良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这句话提醒我想到,我并不是像那些在大会上口吐白沫声嘶力竭痛斥和批判我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从此“盖棺论定”。(那时,有人还给我画了一幅漫画,我躺在棺材里,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几个字。)不!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并没有错!其芳先生不是已经对我说了吗:“《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他的这句话在当时对我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让我重新直立起来、勇敢做人,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事业的精神的支柱。我过后越来越理解到,在当时,对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在其芳先生又是多么地大胆,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啊。他不正是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吗?我不正是一个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吗?我觉得,其芳先生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忠诚,他为人处世的一颗善良之心,他对当时反右运动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也就是当时的政策)在内心深处的判断和评价,在他对我所悄悄说出的这一句话中,全都坦率无遗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年里,我在国内国外,读到过不少专门研究何其芳先生的文章,而却很少有人探入他心灵和思想深处的这一个矛盾的方面。我觉得,不如此深探,便不能研究出一个真实的何其芳来。
   
这个发生在厕所中故事,自从我把它写在我的译后记中,已经在读者和朋友中间广为流传。现在,在这篇文字中,再次回忆起那一天生动的经历,想到我这个人的一生,竟然是在那一间厕所里,从迷茫、昏乱中重又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那间厕所应该是我的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圣地”。我要永远记住它才是。
  
心头的激动催出我眼中汹涌的热泪,我从那个厕所里奔回研究室,俯在那张空无所有的写字桌上痛哭一场。哭过以后,我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我那本已经翻破的《奥涅金》单行本和苏联科学院出版的那套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奥涅金》的那一卷)和我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我下乡要带的行李中。……

第二天,我就作为一个“五类分子”,由中国科学院下放干部大军的许多好人押带着,去河北省建屏县(现在叫平山县)去劳动改造了。我被分配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落户在老党员王良大伯家里。和他的儿子海兵同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土炕上。一住下来,我就每晚在煤油灯下继续一节节细读《奥涅金》。心中琢磨着如何翻译出来。海兵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他好奇地问我这本书的内容,还问我,是不是一英文书。因为他的老师说过,英文书都是反动的。我告诉他是俄文书,是世界文学名著。这才消除他的怀疑。后来王良大伯知道了,又再三询问过我。他是一位好心肠的老人,也知道我下来以前是一个搞外国文学的干部,他没有阻止我,并且说:“你以后还是要回去工作的。温习一下你的书也是应该的。但是,他又说:“不要影响了改造啊。可要好好改造呢!”
在建屏县的那段日子仍是很不好过。劳动我不怕,老乡们和我关系也非常好,只是一次两次没完没了的检讨批判和思想汇报等等让人难以承受,而且看不见个出头的日子。有时真有过不想活下去的心思。那次我坐在滹沱河边,差一点跳下去而没有跳,我对俄国文学研究和《奥涅金》翻译的留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太行山麓小米峪山村外,有一天,在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为了把土踩实),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按照我给自己定下的方法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也要它和着我脚下的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那时我每天都这样做,不管干什么农活,一边干,一边心里在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反正也没人跟我这个五类分子聊天说话。到夜晚,等海兵弟弟睡着以后,我就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是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这时,我往往会想起人家给我贴的那张大字报和那张漫画上我的棺材盖上放着的《奥涅金》。
  
后来,1982年当《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时,我在初版的“译后记”中诚心诚意地写下这样一段:
  
   “……然而,在这件工作上,我首先应该衷心、诚挚地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尊敬的长者,何其芳同志。是他在二十六年前鼓励我译这部作品的。他还曾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红楼梦》中引用了一节我的译文。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从农村回来,从一片片香烟盒、包装纸和卫生纸上把译稿最初凑成一个整体时,我还能抄一部寄去呈在他的面前,而现在,这本书又经过上十次的重译、重抄,终于排印出来的时候,已不可能请他亲自过目了。……安息吧,敬爱的其芳同志!请允许我以这份极不完满的成绩,奉献在你您的灵前,希望您能知道,您为培育后来人所用的心血,并没有白费。我,以及所有经过您教育培养的后来人,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学着您的榜样,永远忠实地为祖国人民工作。”       
  
   
这应该是后话。我的回忆还只到1958年。
   
在1958 和1959这两年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高举“三面红旗”的日子里,我一边服从监督、老实劳动、认真改造,一边仍在悄悄译我的《奥涅金》。记得那一天,我从平山县西边一处小山坡上把一块据说是含有铁矿的石头(大约有一百来斤重)背往县委所在地洪子店的炼钢场地的途中,我一直在心中反复推敲,寻找一节诗的韵脚,于是也忘记了脊背上的重负。
  
1959年底,有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第一个政策,我回到北京,这时我曾经见到过其芳先生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也没主动找他,一来避嫌,二来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还没有做完,不能向他交代。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揭发我改造的决心不够,例证之一便是我在农村仍然“念念不忘”《奥涅金》的翻译,再加上其他原因,这次我的帽子没有能摘掉。我再次被发配甘肃,继续改造,还是带上我的那个《奥涅金》单行本(那上面有许许多多我随时涂写下的字迹,实际上是我几十年中痛苦心声的记录。)和那本普希金全集第五卷,还有我的没完成的译稿。

到兰州以后,我被分配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叫做《工农文艺》的编辑室里做勤杂工,每天夜晚打扫完办公室,给每一位编辑先生整理过桌子,我就利用那里的灯光和纸张,继续翻译我的《奥涅金》。是悄悄地译,不敢让那位对右派分子非常严厉的编辑部主任知道。但是不久后他还是知道了,是一位平时对我看来很不错的先生向他汇报的,他们在例行的批判会上质问我,每天晚上下班以后,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鬼鬼祟祟地干些什么。但是编辑部里也有好心的同志存心维护我,让我能继续做下去。“
  
1960年春天,在那个大饥饿的年代里,我被派到甘肃省定西县重灾区去支援春耕,在吃着野菜树皮去拉犁种地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其芳先生的嘱咐,继续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有些当时的情况和体会我把它作为创作素材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里。那位曾经听我对她朗读过《奥涅金》中一些诗节的大嫂(我小说中秋眉嫂的原型)不知是否还健在,我仅在此祝她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也曾因为翻译这本书受到过批判。下放领导小组不知怎的知道了我每天晚上都在做翻译的事,把我叫到牛庄镇上去开了一次批斗会。一位“左”得可敬又可爱的女同志把我狗血喷头似地大骂一顿,她在发言中还说,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她的话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那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早期版本。其实,我哪里是个大知识分子啊。那时不是,现在就是当了几十年教授也还不是。而在我们中国,这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过于动荡,培养出来的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和尖端人才不是实在太少了吗?所以我们在许多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里至今落后于人。我们的国家实在太需要发展,太需要稳定,太需要“以人为本”了!
  
1960年底,我失去了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等等,只剩下头上一顶右派帽子来到上海,我的哥哥嫂嫂冒着巨大的压力收留了我,给我了一条生路,也给了我继续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条件。我从兰州出发,睡在人家硬座车座位底下来到上海,我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和几个小本本的手提包,那些纸片和小本本就是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

我到上海后遇见的第一个顶头上司是我哥哥家所在地段的户籍警察。我作为一个“五类分子”,是要受他监管的。我是否能在上海待下去,也完全决定于他。我到达的第二天清早他就来了。仔细询问过我的情况后,他要我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给他看看。当他看见我那个手提包里的纸片和小本本,他诧异了,见他沉思着久久不出声音,我不知怎的想起在牛庄镇上的那次批斗会。我真害怕他会和那位可爱的女同志一样也臭骂我一顿。骂一顿事小,他若是不让我留在上海,要赶我走,那我怎么办?我无处可去啊。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陈文俊(这是他的名字)同志在查看过我那一堆纸片的《奥涅金》译稿,又沉思良久之后,长叹一口气,对我说:“这件工作,你应该继续做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啊。”

就是在这位正直的人的关照下,我得以留在上海,报上了户口,摘掉了右派帽子,并继续进行我的《奥涅金》翻译,直到初稿完成。这位同志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里千千万万的淳朴的普通人的一个代表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凭他做人的本分和良知,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而他自己为帮助我又不知承担了多少风险!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正是最伟大的中国人。我母亲在我到达上海的当天,悄悄找一个瞎子给我算了一个命,那个瞎子说,我命中会遇见“贵人”。母亲后来一再说,这“贵人”就是陈文俊。

贵人陈文俊同志后来在他艰苦的人生奔波中早早病逝了。愿他善良的灵魂安息!

这以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躺在病床上把已经全部译出的《奥涅金》整理抄清。记得我用的是一种像土制卫生纸似的非常粗糙的黄色的稻草纸,当时我只买得起这样的纸。我抄了两份,一份寄给其芳先生,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我当时的右派身份和没有“单位”的无业游民身份,我的译稿当然是不会出版的。不过当时人文社外国部负责人,我国译界前辈之一的孙绳武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说稿子收到了,但暂时不能考虑出版。谁也想不到,将近二十年后,这部稿子重又回到我的手里,就是用它再修改成了出书的定稿。

其芳先生收到译稿后,让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平凡先生给我一封回信,说他很忙,以后会看的,等等。而后来,接着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刚结束不久,其芳先生便离我们而去了。到1982年,我才能在那篇译后记里,写下上面引出的那段怀念他的话。

                        2

1961年,我们国家据说是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供应困难,社会生活紧张,急需调整各方面关系,力求社会稳定。这时相应地有了一个为“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的机会。也是在陈文俊同志的多方努力下,并且在他亲自主持下,我在上海我所住的弄堂的居民小组中被表决通过,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带有幽默意味的是,陈文俊谈到我应该摘帽的理由时,举例说,我在农村劳动和在上海生病失业期间,还“念念不忘”(他也用了这四个字)翻译《奥涅金》,说明我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忠诚。那天会上。听他说出这四个字,我真是感慨万分。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语言真是妙极了,针对同一件事情的同样这四个字,当年可以把我打入地狱,让我身败名裂,而现在又能让我走出地狱,重见天日。
  
这年冬天,出乎意料地有人来看望我。居然是我的恩师,北大俄国文学教授余振(李毓珍)先生。从1950年,李先生便指导我阅读《奥涅金》。1956 和57年间,我又参与了他主持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的翻译。由于这项工作,我在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曾多次到他家去。没想到我每一次去他家,都有人暗中跟随,后来便成为我们“反党串联”的罪证。再加上其他罪证(我和他各自在本单位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上的“鸣放”发言等等),我们两人都被划为右派。他在被划右派以后调离北京大学,来到上海,做《辞海》编辑工作。这时他也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他说,他早知道我到上海,知道我又失业又生病,很想来看望我,但是直等到我头上的帽子也摘掉了,他才敢来见我。否则,他害怕再有牵连。
  
余振先生见到我全部译出的《奥涅金》,非常高兴。我也给他看了王平凡先生替何其芳先生给我的回信和孙绳武先生的来信。他说:“现在要出版你的译本是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要忘了我们头上曾经有过的那顶帽子啊。再说,我们头上现在还是有一顶帽子的,人家现在叫我们是‘摘帽右派’。”(“摘帽”,意味着“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不再是“右派”。这是中国共产党明白表述的政策。“摘帽右派”这个名称显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既然摘了帽子,就不再是右派。但是余振先生和我作为曾是右派分子的人,在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却是另一回事。。)
这时我们两人都黯然无语。片刻以后,他又说:
“也好,再多改几遍,好好磨磨,铁棒磨成绣花针嘛。”

他喜欢用“磨”这个字来表示认真下工夫的意思。和其芳先生当年的指示的“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是一样的。没想到这一磨就又磨了二十多年,直到1982年书才印出来。而且现在我还在遵照他们的教导,继续“磨”下去。
   
余振先生要我首先把原作再仔细阅读,为了鼓励和鞭策我,他给我看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亲手抄写的全本《奥涅金》原文,并且说:“我当时虽然这样用功,仍是不敢译它,还是你大胆,做的好!再磨它几年,做得会更好的!”他的手抄本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教育,老师曾经如此潜心地钻研这本书,我当然应该继续他的意愿,努力工作下去。余振先生见我一家五口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他心爱的藏书,
《四部备要》的第二编送去福州路卖掉,把几百块钱拿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和工作。

从这时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几年间,我每个星期都要到余振先生家里去一两次,在他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的参考书,不停地对我的《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后来又有一个“摘帽右派”参加进来,他是杜嘉蓁,北大俄语系57年的毕业生,在他一年级时我给他上过俄语讲读课,他也是一个普希金的热爱者,我们师生三辈爱好一致,命运相同,我们相聚时唯一的话题便是普希金和《奥涅金》。那时我们曾经说,如果能给我们一间屋子,挂上个“普希金研究翻译室”的牌子,我们愿意进去坐一辈子,不给工资也行。那时,他们两人(主要是余振先生)帮我修改《奥涅金》,我们一同对俄诗韵律与节奏如何在汉译中表现的问题做过许多探讨。我的《奥涅金》的译稿在这几年里大约至少重译、重抄过上十遍。反正我还在失业,有得是时间。
   
这段时间里,我在上海几家中学做代课教师,同时以每千字两块钱的代价,给上海科技情报所翻译外文资料,以此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风暴雨般来到,我这个“摘帽右派”,知识分子和没有“单位”的无业游民日子更难过了。我的代课工作和翻译工作都没有了。连续五年间,我们五口人只能吃母亲从菜场拾来的菜皮和低价买来的鸡饲料碎米充饥。因为我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出卖全家人的衣物和哥嫂的一些接济过活。当时我每天主要的时间是被叫去批斗、扫弄堂、烧砖头、挖防空洞。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天必读俄国文学,必读普希金和《奥涅金》。记得一个阴历年的大年初一,外面下着雪,我正在被窝里考虑着一节《奥涅金》的诗韵。那位矮矮胖胖的里弄小组长女士在我的窗下大喊:“XXX,你下来扫弄堂!”喊完这一句,还意犹未尽地再补充两句:“你们这种人还配过年?臭右派分子!”我只得乖乖地从床上爬起来,下楼去扫弄堂。其实,这位女士的话还是说错了一些,她应该说:“臭摘帽右派”,而不应该说“臭右派分子”,因为当时我已经光荣地摘掉那顶可怕的帽子五六年了,虽是同样的“臭”,但她毕竟还是应该至少在嘴上贯彻一下党的政策。(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可以提供: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1966年被逼自杀后,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在同年九月三日所写的“尸体报告”中写道:死者成分—右派。而当时傅雷先生早已经“摘帽”了。可
见当时许多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人都和这位里弄大姐同样水平,都是把摘了帽子的右派仍当作右派看待。)
那时抄家之风已过,但是还不时地要“刮台风”,就是半夜三更出其不意地来你家搜查。搜查我倒不怕,因为我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抄家高峰时期,我把我的许多文章手稿,我家多年来收藏的古旧字画,甚至我父亲的许多张珍贵的清朝大龙邮票全都一把火烧掉了。但是考虑到我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和资料,尤其是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我舍不得丢失。但是这些东西是很容易被人家认为是“封资修”的“余孽”而被拿去毁掉的。一旦如此,那就损失巨大了。我考虑再三,想出一个办法:我把那些我视为至宝的东西(书籍资料和文稿)中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包括我的《奥涅金》译稿,放进一个大书橱里锁上,而在橱门上贴一幅我自己抄写的对联: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果然,不出几天,一群人就在半夜里由那位小组长女士带领闯进我家来。正要搜查的时候,其中一位看见那幅对联,立刻大吼一声,问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骂谁?!”

我因为早有准备,便不慌不忙地回答他:
“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写了贴在我房间里的。”
“你放屁!毛主席?叫你?写这个?!你胆大包天啦!你是不是在咒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你不想活啦?!”

于是我从书桌上拿来《毛泽东选集》的第三卷,翻到《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一篇,把一段话读给他们听。毛主席在那篇著名文章里,在引用了我抄写的这幅对联以后说:“我奉劝那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把这幅对联抄出来,贴在自家的墙上…………”。

他们一伙人全都哑口无言了。过一会,便灰溜溜地走掉。临走时那个当头头的还对我恶狠狠地说一句:“让你扎一记台型!”(上海方言,意思是让你出一次风头或占一次上风。)他们到底还是害怕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而我的《奥涅金》译稿终于逃过了这次劫难保存下来。

我继续早起晚睡地修改我的译稿,并在几年中把俄文普希金全集中《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有关别稿也全部译出。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有重要意义。又把别林斯基论《奥涅金》的那两篇名文,和普希金的继承人莱蒙托夫用“奥涅金诗节”的格律写出的长诗《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也翻译出来,想为我国读者、学生和教师尽可能多提供一些有关《奥涅金》的参考材料。这些译文现在全都发表了,起到了我所期望的作用。
   
1970年夏天以后,文革的大浪潮已经过去,余振先生,杜嘉蓁和我这三个被称作“牛鬼”的人又悄悄聚会了。第一次,我记得,是在上海复兴路嘉善路口一家小面馆里。余振先生见我面的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而是:“你把《奥涅金》磨好没有?”从这以后,直到文革结束,我又在余振先生帮助下把译稿修改了几次。我的《奥涅金》翻译中其实包含了许多余振先生的心血。二十年之后,余振先生逝世的前几天,他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对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把普希金全都翻出来了,印了一百万本!”他老人家就是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离开人世的。余振先生去世了,而他留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梦想还在,不仅在,而且早以成为现实。我国现在已经有两种《普希金全集》出版,参与翻译工作的不仅是我们三个人,而且又增加了许多有才华的译者,在我国的俄国文学和普希金著作的翻译园地里,现在真正是“百花齐放”了。

                           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国家又需要文化了。大约在1976年前后,有关方面研究重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在考虑《叶甫盖尼·奥涅金》采用哪个译本时,我国研究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前辈专家,一向关心后来人的戈宝权先生为我力争,我的这个译本才得到其他同志的“那就拿来看一看”的允诺。据说当时有人想到我的“右派”身份,因而有所犹豫(这不怪人家,只是反映当时的时代和历史特点),戈宝权先生则坚持说,“既然有这个译本,就应该考虑进去,人家花了那么大力气。”他的这番热心话救了我的《奥涅金》译稿一条命。当时他们开会的情况和这些对话,我是后来听戈宝权先生自己对我说的。
   
1977年,人家要我把译稿拿出来提供挑选,而我却拿不出来。当年抄写的两份中,寄给其芳先生的那一份早已在文革动乱中不知去向;我写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询问我当年寄去的一份,他们说,找不到了。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已经没有人能够为此负责了。这我也能够理解。只能自认晦气。那时我在参加《英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不经意间,我对邻座的姚奔先生说起这件事。说时我很伤心,几乎是在哭。热心而善良的姚奔立刻写信给他在人文社的好朋友,法国文学专家赵先生,请他帮忙再为我找一找。谁会想到,这位赵先生居然从一堆破烂垃圾和废纸中帮我把稿子找见了,而且一页不缺!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蒋路先生,把这份劫后余生的稿子,我当年投寄给他们的《奥涅金》译稿的全文,带来上海。他在余振先生家里约见我,把稿子交给我,请我修改后再给他们。他当时的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请你重校和修改,这是你二十年前译的,就是当初出版了,现在也应该重校和修订了。”现在,又一个二十年以后,我再重新校改这部译稿,其实也还是按照他的这个意见在做的。
   
这时中央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正从《英汉大辞典》编辑部的临时工转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我已经多次修改的译稿再做加工,先把全书中的一章(第七章)仔细校改过,由我的家属子女分头抄写,抄出五份,其中一份是我的大嫂帮我抄的。我把这五份稿子分别请上海、北京和外地的老师朋友们和青年学生们提出意见,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全书。当时给过我帮助的有翻译家方平先生,前辈诗人辛笛先生,故世的诗人姚奔先生,余振先生,杜嘉蓁先生,故世的翻译家力冈先生和几位爱好诗歌的大学生。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两位大学生毛世桢和王际平(现在他们已经是教授了)还曾热心地把全部译稿朗读录音,帮助我从听觉上去发现译文的缺点。
   
译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又得到当时该社外国部主任卢永福先生许多帮助。他亲自来当责任编辑,对稿子做了许多加工。卢永福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俄国文学研究家和出版家,他怀着满腔对俄国文学的热情和对我的厚爱,帮助我让这个多灾多难的译本出版问世了。从1950年我在余振先生,还有曹靖华先生,刘泽荣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算起,到这时,已经整整三十年。
   
从1982年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这是我们国家新生的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真正繁荣昌盛的二十多年。我的这个译本在这二十年间,曾在人文社的《普希金选集》,《普希金小说戏剧选》和《普希金文集》中以不同版式出现过,曾多次在电台播放,录制过录音带,并曾按照余振先生的意愿,由他参与执笔,改成每行十个字的整齐版本,以另一形式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普希金全集》中。二十多年来,国内大多数文学选本和教材中,都采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普希金的论著中都提到或引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展览会上、纪念馆和图书馆中,都陈列这个译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展,这个译本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台湾省也买去了版权,印出当地的版本。
  
1999年,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俄国驻华大使在他的发言中因为这个译本和我的《上尉的女儿》译本,以及我在普希金教学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把我的名字列在其他几位先生的名字一起,表示感谢,俄国政府文化部并且向我颁发了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俄国曾几次邀请我去参加有关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学术讨论会,虽然因为经费问题未能成行,但我也很高兴。

新世纪开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出这本书的新版,而这时,我国书肆上已经有不下十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本了。当然应该做一番认真的选择。据我所知,有不止一两个新的译本送到他们手中。也有译者本人出面参与竞争的。最终的决定是,仍然采用我的译本,由我自己对五十年前着手翻译、二十几年前出版的译文再做修改、加工和提高。时过境迁,读者的要求和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必须与时俱进,努力使译本能够满足今日的要求。好在,随着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大发展,客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已大大改变和提高,我本人也在这五十多年里业务水平有所进步,生活和工作条件也早已“鸟枪换炮”了。这些主客观条件使我能够把这次的修订工作做好。比如说,现在我能买得起和用得起电脑,能使用打印机、复印机、扫描机,这是五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我所不敢想象的,也没有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那时敢于如此想象。我自己当然也不偷懒。接受修订任务后,我即使是在美国和澳洲探亲访问,也每天夜晚打开笔记本电脑做这件工作。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部的负责人刘开华先生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现在,书已经印出来很久了,已经得到许多读者和同行朋友们的鼓励性意见和反应。我感到欣慰。但同时我心头也涌起无限的遗憾。遗憾的是,许多五十年来曾经在这件工作上帮助过我的老师、长辈、和朋友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尤其是给我最大帮助的,我所敬爱的何其芳先生,余振先生和戈宝权先生。他们都看不见包含着他们宝贵心血的这件工作成果了。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希望这个修订新版本能够配得上我们伟大祖国今天欣欣向荣的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并且满足我国广大读者日益提高和增长的需要。
   
我所写下的这些回忆,不仅是记录了一本翻译书的诞生和成长过程,似乎也同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侧面上,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分!但愿我们伟大的国家从此不要再走从前的那许多弯路,让我们的人民从此一天天过上真正幸福平安稳定的生活!

2002年2月至2005年12月写于上海华东师大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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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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