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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故宫锡庆门,二十多年前我曾驻守这里

 

锡庆门行走

--作者:维一

 

消息二则:

其一,前些日子在国际网路上瞧见有人在说,三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
命”中吆喝那付对联的谭力夫如今当上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挺糙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可不知道当年怎么就把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和丫头们糊弄得那么五迷三道的。

其二,也是在网上知道的,最近美国最大的电脑晶片公司“因特尔”因为没有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首肯,擅自利用故宫的文史资料来炫耀公司产品的优势,被故宫告了一状。后来通过协商,又达成友好协议,携手共同开发宣扬故宫的文化遗产云云。

两则消息,一条结论:故宫还真是个五百年不衰的风水宝地。无论是过了气的革命小将,还是洋人开的大公司,都惦记著它。

这就不由得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故宫的那段经历,虽说平淡无奇,但对我本人来讲还颇为重要。要不是那段经历,说不定如今我也会在国内裹进“下岗”的人流,抓耳挠腮了。

话说那年我从云南插队回到北京,惊魂未定。住在东城沙滩老北大的西斋,每日煞有介事地看两眼外文,心里头可是为著没个事由上下打鼓。

有时候,晚上扒过了两口饭,信步走到故宫神武门边,看著护城河边老树枯藤上的昏鸦,免不了也叹上一回。

不想这日故宫的两条大汉上门造访,口称是警卫队的正付队长,要来招人。那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多天前,所以我记得清楚。来人说不但有工资,每月人民票四十块,发放大衣、皮靴,一年两季还有的确良外衣换洗。工作是在故宫里各处巡逻,算是警卫。而我的工作则不需走动,就是站在大门洞里头往外瞧。我突然想起了名演员石挥在电影《我这一辈子》里面演的那个警察说的话:“这叫‘看宅门儿的’,别的不说,头一样儿,先省鞋”。听到来人这么一说,心想世上果真有这等好
事,哪里还会有不愿意的,我便痛痛快快地一口应承下来。转念道还是政府惦记咱们,不免心头又是一热。

话说回来了,我能得著这份差事,说实话还得谢谢当初招我去云南的农场干事老陈。我到云南插队时候,因为档案里头个人及家庭的缺点实在太多,别人说不定会怪罪老陈,为何把这样的人招到反美援越的边境地区?老陈为人很四海,不过也怕回去不好交待,便将我和另外几个人的档案索性一把火烧掉了。回去见到农场的人事干部,只说是路上遇上了大雨,都浇湿了,再重填一份新的吧。好在农场里的农工大多是“大跃进”时险些饿死,从湖南、四川逃荒来的贫下中农,所以人事干部也不在意。有了全新的档案,自然把我们象同志一般地对待,倒也数年无事。

档案如影形随,我回到北京,档案也跟著到了北京。因此故宫警卫队的队长也看不出毛病,还和我叹了一回他女儿在乡下插队的种种苦处。队长说这里都是自己人,说说倒也无妨。可以想见,要不是当年云南农场的老陈当断则断,警卫队长是不会收留我的,我以后的生活轨迹也许就会大大不同。后来到了北美,因缘既会和一位如今在海外颇有名气的中国政治评论家做了两年邻居。他对中国大陆政治运作如数家珍,很惊奇像我这样一个人,在那个政治气候下,居然得以加入故宫警卫队,觉得不可思议:“你要知道,那是要有警级的呀!”儿子也以我那段经历为荣:“我爸爸当过警察!”

不过我这个警卫只是替早已走了人的皇上看家护院。我的任务是在珍宝馆外墙的大门巡夜。大门叫做锡庆门,斜对过是通往后三宫的景运门,隔壁大墙内是太子读书的毓庆宫。文化革命中,故宫被红卫兵小将改成“血泪宫”的时候,在里面办了个“收租院”的展览,放了些瘦骨嶙峋的泥人,赚了大家不少眼泪。后来美国的总统尼克松一来故宫参观,又都赶紧搬走了,仍然还叫毓庆宫。先前给皇太子教书的太师太傅们都有个“毓庆宫行走”的头衔,就像是如今,美国的中文日报上时常登出中国大陆来了个什么代表团,其中的作家、演员的姓名前头,也往往冠上个“国家一级”之类的,为的就是透著豁亮。

后来结识了研究明清家具的专家汪老先生,他说我这个警卫的活儿,要是在原先就叫“司阍”,由于地理位置,还可以加上个“锡庆门行走”的头衔。从此之后,我对外不大愿意说是当警卫,因为那时候抓人太随便,其实也不都是警察抓的,但还是怕把人家吓住,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于是别人问起来,我就半开玩笑地说是在皇宫里听差,正式名称是“锡庆门行走”。

自从在锡庆门当上巡查的警卫之后,每天除了政治学习那两个钟头大家装一会儿洋蒜之外,多日无话。我也乐得这般闲暇,待游人走后,在锡庆门外放一张椅子,随意读些故宫图书馆里平素常人读不到的书,洋装的,线装的,有的还有傅斯年、罗振玉等大家当年读书的短笺或是借书条,仿佛手泽还在,怀古之情便油然而生。随眼望出去,存放周代石鼓的箭亭那厢,落日渐渐收去琉璃瓦上最后的一抹余辉,此时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在“锡庆门行走”任上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开了眼。原来常人哪儿能瞧见那么多皇上家用的东西哇?珍宝馆、绘画馆,钟表馆,还有内东路里头的各个展室,由著你随便瞧。后来在西欧和北美,我也走了大小不少个博物馆,看了人家搜罗的中国文物,尽管也算是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但总觉得不是一个味儿,赶不上我当年在故宫加杂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看得过瘾。这还不算,游人到不了的地方,什么慈宁宫里的万佛楼,御花园里的小戏台,“推出午门斩首”之前拖著犯人走过的“断魂桥”,还包括太监入宫的必修功课“净身”用的“刀儿房”,尽管真实性大有可疑,但我都借警卫巡查之便看了个够。

别说看见了文物,到故宫上班没多久,居然还让我赶上一回故宫分文物的好事:全院的大小员工人人分到一份宫里八旗仪仗队的披挂。据说是这种服装宫里太多,又是纺织品,不好保存,就索性分给大家拿回去改个椅垫子什么的吧,算是作了废的“过期文物”。我排了半天队,好容易领回来一个包袱皮儿,打开一看,黄、白、蓝、红,颜色鲜明,手工做得可真精细,绝对在今日阿曼尼、皮尔卡丹之流这些洋人的玩艺儿之上。而且,上面一颗颗铜卯钉上据说还都镀著金。我不忍心把这么好的衣服拆了,想带回家去保存起来,以后也算是个念想。可是上头规定了,必须把衣服上的铜卯钉砸下来,交给国家去炼铜(当然是先把上面的金子回收了之后)。

费了半天劲,总算把铜卯钉给砸下来了,可是那些绸子、缎子做的衣服哪儿禁得住这一通儿糟贱,也都成了要不得的碎布头了。我的太太对服装裁剪情有独锺,听我一个劲儿地夸奖大清国裁缝的好手艺,不免想学上两招。等我拿回家去这些麻袋片子似的碎布头,她不禁大失所望。倒是我的朋友雅曼佛医生见了连声称好,尤其见到不少布料上还依稀可见“乾隆XX年,江宁织造”的印记,便不免想跟我讨上一块,说是带回他们德国去,可以丰富他自己古代纺织品的收藏。我知道八十年以上就
算文物,怕犯法,没敢答应他。

后来,这些故宫过期文物有一大块挂在我家厕所的窗户上挡太阳,还有几块象点儿样的做成自行车的座垫子。其余小块的,等我儿子出生之后,就让照看他的王妈做成了屁股帘子,挂在儿子身后,冬天挡风。

在“锡庆门行走”的任上,我不但见著了故宫的好东西,还结识了一群故宫的好心人。

比如就说老牛吧,四十好几,识几个字,小时候从京东某县来北京混事由。早先在隆福寺庙会上给人看过车。原来我还以为当初就有自行车的存车处,觉得那时候也挺有秩序的。

他说:“不介,那时候哪有这么多自行车哇,我是只看一辆车。要是哪个阔家主儿的少爷骑车来买东西,看我闲著,就吆喝一声:‘过来,看著我的车,我回头给你钱。’我就守著这辆车,等少爷回来了,给我两钱儿,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

我说:“那你要是把车推走了呢?”

“那不能够,”他很肯定地说,“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再说,你看我象是有那三枪、凤头车的主儿吗?”说完还憨憨一笑。

老牛解放前不干缺德事儿,解放后也不干缺德事儿。有件事我还真得谢谢他。

记得毛泽东过世的当天,原本我约好同队的小苗在下午清场关门的时候上御花园的假山上转转,那时正在重阳前后,我建议登高望望落日。

刚好下午我不值班,就先回家看一趟。看了两眼街上的禁书,正在打盹,突然听到大院里头人声鼎沸,象是出了什么大事。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毛过世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我想,这回故宫大概会关门,下午御花园登高的雅兴算是泡汤了,心里懊丧的很,也就没有按时回故宫去会小苗。

谁知小苗在巡查值班,并没有人通知他毛的死讯。他按时到了假山上,左右等我不至,看著徐徐落下的日头,不禁兴头大发,放声高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唱到高兴处还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警卫队中一帮得知毛死讯的人一拥而上,将他按倒,拖回警卫队。小苗一路上不知就里,还在嘻皮笑脸地高叫。

晚上小苗到锡庆门的宿舍来,好一通数落我,怨我为什么也不来通知一声,要不是警卫队的弟兄们仗义,他险些遇害。后来又扯了一回老王的儿子今天从乡下来看他,老王心里特高兴,晚饭吃了七个窝头的趣闻,说罢我们就抚掌大笑。谁知隔墙有耳,门外有故宫过路的人汇报到领导上,说是锡庆门警卫队有人在治丧期间大笑,并且有门外警卫队值班者可以作证。值班的就是老牛,他一听说要他作证,就连忙找到我们俩,说这可不是闹著玩的。那晚天黑,他也没有瞅清楚那人的眉眼。既然事
已至此,要我们就一口咬定,那晚我们是在哭,而不是在笑。可能过于悲痛,声音有些反常。大概领导上也是悲痛已极,另外也根本不相信在这个时候会有人大笑,就放过了我们一马。时至今日,尽管现在我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但每每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脑袋后头还不禁冒起阵阵凉风。也不知道如今老牛“下岗”了没有,不过像他这样的人,玄!

再说锡庆门外这排房的北头上是珍宝馆的售票处,售票处的兰大姐也是个好心肠,待人热情,直来直去。有时候他们的火炉子灭了,没法子烧开水,就到我们宿舍来讨碗开水沏茶,一来二去也就熟了。她见我爱读个书,就主动要帮我介绍文物专家汪老先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我得告诉你,汪老先生现在还没落实政策。可你别瞧,人家是大专家,大伙儿不是都说,臭豆腐,闻著臭,吃著香吗?”

兰大姐见众人低头无语,便转了话头对我道:“有句话可得说在头里,你小子今后要是成了专家,可别忘了你兰大姐!”

“哪儿能呢,那不成了白眼狼了么!”我赶紧接过话头。锡庆门警卫队的众弟兄也赶紧打圆场儿,说我不是那号人。

从兰大姐嘴里知道了点儿汪老先生的经历。

以往洛克菲勒基金是每年拨款资助给故宫修缮古建筑,到了临解放的前两年,洛克菲勒基金也看出来政府要玩儿完,修得再好也白搭,于是就建议马衡院长改用这项费用派人到美国学习博物馆管理。汪老先生当年是马衡院长一手挑来的青年才俊,燕京大学毕业,英文流利,文物是家学,功底深厚。汪老先生也吃得苦,后来他本人跟我说过,说那时候年轻,身体也好,每天早上不用等看库房的人开大门,身上拴上条麻绳就能翻过宫里的院墙,每天一干就是十几个钟头。此项计划马衡院长派遣汪老先生去,当然是不作第二人想。

等到汪老先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到美国去考察文物管理,这边厢傅作义将军就献了城,北平改回了名字叫北京。汪老先生惦记著故宫的文物,怕有个闪失,在美国一完了事就赶紧回中国。在天津口岸一上岸就让他发现了美国人罗弗尔趁乱要偷出境外的几箱文物,到底给截了回来。不承想,文物是截回来了,新政府却怀疑他是和罗弗尔一伙的,要不然怎么那么清楚?又是刚从美国回来,抓起来审一审再说。于是就先暂时定了个文物走私罪,关了起来。罗弗尔倒给放了,后来这个家伙仗著已经运出去的文物,成了中国文物专家,还出了几大本书,不管是故宫、历史博物馆,还是考古所,都象是宝贝似地供著他的书,奉为圭臬。这是后话。

当然后来搞清楚汪老先生是清白的。但是到了“反右”,政府一个劲儿地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汪老先生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碍著面子,就提了一句当初他的遭遇,说是如果能搞清楚再关人比先关人再搞清楚要好一点儿。政府正等著这句话,赶紧把汪老先生定了个“右派”。

后来我问过汪老先生:“您不觉著冤吗?”

“我不在乎,我就是惦记著故宫里的文物呢!”说的时候他还挺认真。

他确实是这么个人。家里的好些文物都捐给了故宫,可是到他要研究文物,希望借出来看一看的时候,人家的脸色就跟听说这回长工资没份儿了似的,甭提多难看。他也不在意,说是只要东西管好了,不给看就不给看吧。

听说在文化部干校的时候,别人正在批判他,正说到兴头上,他忽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言的人不乐意了。

“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那盆糖拌西红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说。

兰大姐跟我说到这儿,免不得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这个!”

知道汪老先生是这么个人物之后,我就心悦诚服地跟著汪老先生学文物,他还介绍了好几个老人给我。有时候,礼拜天看著他这么大岁数的人跟我一起骑车,从东城到南城几十里地的奔,为的就是给我找个师傅,真是于心不忍。

这么著也就过了一阵子。毛泽东咽了气,政府里头的头头脑脑们折腾了一辰子也就都消停了。亏政府还惦记著咱们这一拨人,就让大家伙考大学,省得老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街。于是我就进了考古研究所去读书。警卫队的队长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说是早就看出来我是个苗子,算是警卫队培养出来的吧。我笑说,要是您早就看出我来,那可就坏了。队长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还以为我在开玩笑。这事儿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离开故宫之后,我还经常回去瞧瞧。后来到德国学习,呆了几年,回国之后,换到天安门边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都属国家文物局,与故宫算是“兄弟单位”,这就更方便了。特别是沿著锡庆门外的那一溜平房,是我当年住过的地方,每次到故宫,那是一定要去看看的。记得有一回,我顺道路过锡庆门,便到宿舍去串个门。警卫队新来的人还真知道我,说是听队长说起过。说罢便把洗澡票硬塞过来,一定要我去新盖好的热力洗澡房洗个澡。我洗完了,他一脸期待地望著我说:“怎么样?不亚于你在西德的水平吧?”

也别说,故宫这二年真是建设得不错,也懂得文物值钱了。知道不能成天烧煤球炉子,那样对古建筑太危险,于是就从东郊热电厂铺进来热力管道。这样,人也沾了文物的光,大家不用一个礼拜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而且领导上还做了规定,各个宫殿里,不是有头有脸的人,一般都不让进去细瞅,怕把地面给踩坏了。更要紧的是,搞文物的专家也跟文物似的,一个个地被政府出了土。别瞧全都灰头土脸的,可人家专家见过世面,从来也不多说那没用的话,就知道埋头干活。不像那些小一辈儿的年轻人,成天老有不顺眼的事儿。

这样一来二去也就到了“风波”那年。说也巧,我的办公室的窗户正对著天安门广场,居高临下。戒严部队一进驻博物馆,就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安营扎寨。走道上,楼梯边全是铺盖,满楼道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听说后来还走了两回火。我偷偷地跟当兵的打听了一回,知道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和他们在一块儿呆著,什么活儿也干不成。闲著也是闲著,我就琢磨著出国看看,好在基金会的奖学金倒是现成的。

出国到北美之前,我还最后参加了一次文物局的专家组会议。记得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好些农民看了《河殇》,都要蓝色文明,不要黄色文明,把长城上的砖刨走垒猪圈去了。我这人还算有自知之明,在组里我是岁数最小的,轮不到我插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别的,是想再来看看那几位一辈子和中国文物打交道的老人们,也算是辞个行。汪老先生听说我要走,知道这次我拿的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机构的钱,便说:“这个基金不错,出去再学学也好。完了事还是赶紧回来,这儿还有多少事等著人做呐!”听到这儿,我不禁眼眶一热,倒了多少年的霉,受了多么大的委屈,从来都不报怨一声,真是好人呐!

行前,还特意到故宫张院长家中辞行。因为他在“风波”中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而被罢了官,我这一走,也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后来到了美国,有友人给我捎来他的信,一向穷忙,也没有回他。见网路上有人说谭先生顶了他的缺,赶忙托人去打探他的下落,知道他仍然在读书做学问,不问政事。我倒是觉得这比什么都强。

快十年没有回国了,多少人劝我回去瞧瞧,我可怎么也打不起这份精神。直到前些日子,听说北京城里又开始大卸八块地拆房,我这才动起心思来了,断断续续想起上面这些拉拉杂杂的往事,想起当初汪老先生送给我“锡庆门行走”的头衔,觉著无论如何应该再去故宫瞧一回,看看护城河,看看乾清宫、太和殿,看看锡庆门。真是风水宝地哇,怨不得那么多的人都惦记著它!

珍宝馆售票处的兰大姐没准儿还在报怨我:“那年在锡庆门站岗当巡查的那小子,要不是我给他介绍的汪老先生,他哪儿会有这么出息!也不说来看看我,整个一个白眼狼!”

说走就走,要不然明天怎么样?

转载自《二闲堂》网站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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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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