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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作者:阿城


  一九八七年三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象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心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象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做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谁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做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一九七八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一九七九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一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代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代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领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代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代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代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词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把。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三月二十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转自《二闲堂》网站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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