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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  

----作者:北岛 

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0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风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二十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灰色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曾出现在某部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衣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比我们大八九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儿们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这口号很快就被改编成《红卫兵战歌》,由我们班长刘辉宣作词作曲,一举成名。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每次合唱都会不断重复“滚他妈的蛋”,如空谷回声。

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运动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车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唐吉坷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回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显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急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

6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放在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带回学校,在操场上打得半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C生性腼腆。他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象,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C被划为反动学生,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公布出来的呢?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掂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是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北蠡县口音点名“赵—振—开—”,把“开”还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舍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竟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八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刘源,他父亲已成为前国家主席。他住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诈,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的是刘源,为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遭到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1966年9月上旬,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六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11月初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由此可见,在派系斗争的混乱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插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锷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撮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二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1967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指挥是张育海和我们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阵——史康成、郎放和吴伟国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护,吴伟国骑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三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做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1969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你转身走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

很多年,一直有个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亲家。她告诉老人,她在等着张育海回来。

 十

1965年,我刚进校门,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点,那里出了个反动学生牟志京。这一心理伤害有如巨大的阴影,催人早熟,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从这阴影中跨出来。他生性乐观,思路敏捷且与众不同。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从不说套话的人。他高颧骨,宽鼻梁,专心倾听别人说话。我去过他家。那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亲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他有个可爱的妹妹。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怎么不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后自杀……”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几个在场的四中同学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杀气腾腾的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18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1968年年底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 “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1975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18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一个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由于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惊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18岁的哲学家。”

 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79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一凡和我在家练习气枪打靶,靶纸是冲洗报废的照片,包括我们自己的头像,背后垫着《红旗》杂志,为了回收气枪子弹。正赶上赵京兴托我们为陶洛诵放大标准照,顺手把一张废照片当靶纸。这事不知怎地传了出去。有一天,赵京兴来借书时说:“陶洛诵让我问问,你们是不是特别恨她?”                      

1968年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

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拢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1970年2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十二

    从1966年10月起,北京中学造反派逐渐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简称老兵),成为主流,但很快就出现了分裂。1967年春,由于中央首长4月3日和4月4日的两个讲话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或称“四三点五派”。


1967年4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柳絮飞扬。“北京老兵合唱团”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练《长征组歌》,由刘辉宣指挥,当“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的乐句爬升到高潮处,总是被他的咆哮打断。中间休息,一帮合唱团男生聚在校门口晒太阳。

当时我正和同学在传达室抄大字报——那年头用不着看大门的,传达室被征用了。隔窗传来阵阵闲聊,继而起哄架秧子,骤然转向叫骂与追打。只见他们从校门外拖进一人,拳打脚踢,拽四肢用头撞树。据说是两个追赶游行队伍的外校男生,骑车路过,与合唱团的人发生口角,一逃脱一生擒。

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对手是北京建工学校“飞虎队”——铁杆“四三派”,以英勇善战而威名远扬。因武斗有人阵亡,他们全副武装抬尸到北京卫戍区抗议示威。有人报信,“飞虎队”掉头杀将过来。
那是原始版“闪电战”:先狂轰滥炸——无数石块飞进校园,擂动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紧接着“飞虎队”队员冲进校门,兵分两路,迅速占领制高点,院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校园。他们头戴柳条帽加防护罩,手持钢管式长矛。先锋部队开路后,主力列方阵层层涌入,杀声震天,由一口棺材压阵。

“老兵合唱团”纷纷逃向校园尽西头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与“飞虎队”是一家人,在我们劝阻下,减缓了大军的推进速度。

突然从宿舍小院斜冲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骂,拦住大军去路。他就是刘辉宣。顿时他被十几个“飞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长矛从四面八方指向他,矛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班主任田佣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一拥而上,用身体护住他,一边为他求情,一边连拖带拽,把他护送到宿舍小院,他还是骂不绝口。

大军如潮,棺材如舟,绕过这漩涡继续向前。刘辉宣又出现在食堂,在他带领下,合唱团的散兵游勇高呼口号,但一见大军压境,长矛林立,刘辉宣只好下令:“放下武器,撤!”合唱团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着,乱成一团。我们竭力把双方隔开,劝合唱团的脱掉军装——这“老兵”的身份标志,混进人群中。少数躲进食堂与院墙的夹道中,最后翻墙逃跑。由于我们介入调停,这场血腥的武斗只造成少数轻伤。老兵最大的损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围的锰钢自行车被砸得稀烂。

因写中篇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出名的刘辉宣回顾说:“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的对立面。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叫杨小青,和我们积怨甚深,见了面就怒目而视。后来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进了我们学校,混战中我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命将我救了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管这叫‘坚持原则’。但我心里却尊重他,当时就敬重他……”

  十三

    1968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高考落榜后,父亲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要说人生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师共同酿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有钱元凯参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 “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

1968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红卫兵6514部队”在行动——并不是和一个名叫李钟奇的将军过不去,而是为了在官史中留下潜台词,让本来顺理成章的叙述出现漏洞。我们白天刻蜡板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

僵持几分钟,如同世纪般漫长。我们后退一步,在对骂中走开。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来到长安街上。秋风乍起,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敢于挑战任何权威。而在刚刚拉开序幕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中,所有原则必须修正、变更或延伸。

  十五

1968年冬,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田佣老师,到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地区进行“教育革命考察”。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就是教育革命的对象。这旅行多少带有那时代的疯狂印记。

我们正赶上武斗高潮,由省军区和38军分别支持的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战火波及白洋淀——那是抗日根据地,农民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刚住进县委招待所,就接到讣告及追悼会通知。在县城攻防战中,控制县城的一方七人阵亡。在人家地界别无选择,我们除了献花圈,还把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抄成巨幅挽联,横挂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我们走进停尸帐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头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肤蜡黄,在阳光反衬下呈半透明状,让人想起皮影戏。更可怕的是那股恶臭,要尽力屏住呼吸。

作为来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造反派头头和死者家属一再挽留我们作流水席上宾。婉言谢绝,我们回到县委招待所,一阵干呕,省了顿晚饭,在昏暗的灯下长吁短叹。

为安全起见,调查先从城关中学开始。那些农村孩子读书之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贪黑,伴着油灯熬夜,没有娱乐,居住伙食条件极差。他们的心愿就是进城读大学,彻底改变绑在土地上的命运。由于名额有限,要远远超过北京人的标准线才有录取的可能。这让我们震惊,按这个标准,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学。这种社会的不公平,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烽烟再起,对方开始攻打县城。枪炮声不断,特别是晚上,子弹呼啸声让人难以入睡。县城随时都会失守,而县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田佣老师腰扎草绳,蹿出招待所大门侦查火力。只见他猫腰躲避,继而匍匐前进。招待所看门的老头细听枪声后打哈欠说,敌人还很远着呢,不耽误睡觉。
龟缩在县委招待所十来天,除各种传闻,对外界一无所知。在背后军方的压力下,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我们乘头一班去保定的长途汽车,逃出围城。

回北京不久赶上过春节。在同学聚会上,杯盘狼藉,醉后高歌痛哭。写旧体诗词成了时尚,互相唱和,一时多少离愁别绪!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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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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