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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作者:张耀杰

背后风景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北京大学一度面临被整顿甚至于被解散的命运。上海方面的蒋梦麟、黄炎培(任之)、沈恩孚等人,曾经设想过一个把北京大学南迁上海的秘密计划。这个并没有付诸实施的秘密计划,经过马叙伦、沈尹默张冠李戴地借题发挥,却变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以讹传讹的学术悬案。

北大南迁的历史真相

五四运动爆发时,北大教授胡适正在上海陪同他的博士学位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杜威及其夫人;并且在老同学蒋梦麟的陪同下,前往莫利哀路拜访了国民党党魁孙中山。1919年5月7日,胡适与蔡元培(孑民)早年的弟子、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对于北京方面的学生运动表示声援。

同样是在5月7日,已经被北大校长蔡元培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书信中介绍说:“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这封书信还没有寄到上海,胡适就于5月8日陪同杜威夫妇启程北上,最早读到信中内容的,是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胡适回到北京时,蔡元培已经于5月9日递交辞呈离开北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立即投入护校活动。

5月13日晚上,胡适参加由已经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的前理科学长秦汾出面主持的评议会与教授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法科学长王建祖及张大椿、胡适、黄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共同组成委员会,协助工科学长温宗禹代行校务。

在北大同人努力维持校务的同时,上海方面的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也在考虑另一种备选方案。5月22日,蒋梦麟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说:“如北京大学不幸解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其经费当以捐募集之(炎、麟当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请兄及诸君代编)。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总而言之,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大学情形请时时告我,当转达孑公。诸君万勿抱消极主义,全国人心正在此时复活,后来希望正大也。诸乞密告同志。”

这封信中夹有黄炎培的眉批:“此亦是一句话,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也。炎。”沈恩孚的眉批:“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孚。”蒋梦麟所说的“密告同志”,就是把拟议中的北大南迁计划,由胡适转告给共同主持北大校务的温宗禹、王建祖、张大椿、黄右昌、俞同奎、沈尹默等北大同事。

5月24日,蒋梦麟在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写道:“照你看来,大学究竟能否保全?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终以保全为是。”

随着五四运动的升级演变,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于6月3日再一次走上街头举行爱国演讲,其中有176名学生被军警逮捕,关押在位于北河沿的北大三院。到了6月5日,被捕学生已经达到一千多人,北大理科楼房也被征用为第二监狱。大总统徐世昌还于当天下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6月11日,陈独秀又因为散发传单遭到逮捕。6月13日,蒋梦麟给胡适来信,并附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致罗家伦(志希)信:“志希先生:学潮至此已告一段落。沪上因工人相继罢工,危险之极,幸而免。此后吾人但抱定宗旨,信仰惟学可以为人,惟学足以救国,毁誉成败等浮云耳。”

由此可见,上海方面的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提出把北大“南迁上海”的备选方案,完全是为了维护蔡元培的学界地位,以及全中国的教育事业。随着蒋梦麟受恩师蔡元培的委托来到北大代理校务,这个备选方案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北大内部的派系斗争

1919年6月22日,胡适给蔡元培写了一封长信:“大学中有几件事,使我很为难,故不能不向先生一谈,又值尹默先生在南中,可以用面谈补我笔谈的缺点,故不得不趁此时同先生一说。”

这封长信中主要介绍了胡适所经手的聘任契约,涉及到美国教授克拉克、杜威,以及中国留学生赵元任、秉农山、颜任光、陈衡哲、林语堂等十多人。6月23日,沈尹默以北大教员代表身份南下杭州挽留蔡元培,胡适在连夜写给沈尹默的委托信中写道:“尹默兄:附上信一封,请面交孑丈,此信务请交去,因这里面有许多事,不但关系我个人的行动自由,并且与大学的信用有关,故不得不郑重奉托。弟适,二十二夜二时。”

7月5日,蔡元培委托沈尹默给胡适带来回信,其中写道:“林玉堂君如到京,请与订定,照约帮助。……先生说:‘因任杜威君演讲的译述,将离去大学。’弟觉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运动’,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这是弟最所盼望的!余请尹默先生面达。”

林玉堂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林语堂,他当时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因为交不起学费通过胡适向北大求助。蔡元培答应“照约帮助”,事实上却没有实现,最后只好由胡适假借北大的名义,动用自己的私人财产资助林语堂完成学业,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乐于助人的传世佳话。

7月21日,蒋梦麟以蔡元培私人代表的身份,随浙江同乡、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抵达北京。7月23日上午,北大师生召开大会对蒋梦麟表示欢迎。7月26日,汤尔和在日记中记录了沈尹默对于蒋梦麟的抵触表现:

“沈君谓梦兄之来纯由某所主持,其故则为江苏省教育会出力。……昨谈此节,裴子断定沈素来利用鹤公,今见梦兄负重命来此,陡生吃醋之意,又恃部中奥援,故敢放肆。人心龌龊,可胜慨哉!”

这里的“鹤公”即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的蔡元培。“梦兄”即蒋梦麟。“裴子”即时任财政部佥事兼法政大学英文教授的浙江杭州人邵长光,他与汤尔和、马叙伦关系密切,而与北大内部的另一派浙江人沈尹默、马幼渔、朱希祖、沈兼士等人相对疏远。被汤尔和认定为“素来利用鹤公”的沈尹默,晚年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说: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蒋梦麟不放,他以为我们这一伙人是一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

与此相印证,与沈尹默同属“某籍某系”的钱玄同,在1920年8月8日致周作人信中写道:“成均甲舍三层楼上上楼梯朝南之室中诸位办事的先生们,终日领石屋公的雅教,觉得此人是成均中第一流人物。甚至办注音字母报,又要加入此人。……我总不信《庄子义证》有得比《中国哲学史大纲》好,做骈体文的人的见识有得比偏重英文的人的见识高。”

在8月16日写给周作人的另一封书信中,钱玄同进一步表示说:“我这个人,生平有一点僻见:就是取人重知识与思想。所以我总不赞成‘连络石屋山人而排斥独枯秃路’的主张。我对于独公,自然也有不满意他的地方,而且很多。但是,他这点治学的条例,看书的眼光,却不能不佩服他。若说美国派,纯粹美国派固亦不甚好,但总比中国派好些。专读英文,固然大偏,然比起八股骈文的修辞学来,毕竟有用些。”

这里的“石屋公”、“石屋山人”,指的是马叙伦。“独枯秃路”和“独公”,是英语“博士”即doctor的音译,指的是在美国攻读过博士学位的胡适。“成均甲舍三层楼上上楼梯朝南之室”,指的是位于北大红楼三层楼梯口的文科教员休息室,浙江籍北大教授马叙伦、马寅初、马幼渔、朱希祖、陈大齐、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人,经常在这里聚会议事。联络同为浙江籍的马叙伦共同抵制安徽籍的陈独秀、胡适、王星拱、高一涵、刘文典、程演生,以及与胡适一样从欧美各国留学归来的蒋梦麟、陶孟和、张慰慈等人,是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大教授的共同立场。派别意识较为淡薄的钱玄同,当时倾向于支持提倡用白话文并且用世界性眼光整理国故的《新青年》同人胡适,而不看好用文言文写作《庄子义证》的马叙伦。

单就马叙伦来说,他与胡适及傅斯年、罗家伦之间的私怨,主要根源于傅斯年在1919年1月创刊的《新潮》杂志1卷1号中,所发表的《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一文。其中尖锐揭发了马叙伦的《庄子札记》一书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明显抄袭。

马叙伦与沈尹默的北大南迁

1947年,62岁的马叙伦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的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其中谈到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插曲”:时任北大教职员会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的北大教授马叙伦,每天从早晨8时到晚上6时,都坚守在北大第一院三楼中间的教员休息室里。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吃晚饭的马叙伦,突然接到休息室的工友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到学校开会。等他来到教员休息室,工友告诉他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他来到东屋,看到“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

随后,马叙伦在教员休息室里见到陈独秀早年的学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刘文典。于是,他向刘文典表明态度:“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刘文典听了之后转身便走。第二天,刘文典告诉马叙伦说:“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

关于这个历史“插曲”,马叙伦给出的结论是:“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但是,在沈尹默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却出现了更加离奇的旧事重提:“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当时,我的思想是,学生的态度是激烈的,教师的态度实质上应当和学生一致,但态度要稳重,才能真正维护学生运动,使政府无懈可击,不会解散北大。”

同样是沈尹默,此前在1951年12月2日上海《大公报》组织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上,公开发表有标题为《胡适这个人》的发言稿,其中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说法:

“‘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

1952年1月5日,流亡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

应该说,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把上海方面的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并没有付诸实施的北大南迁计划,借题发挥地转嫁在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头上,以坐实两个人没有勇气留在“黑暗里”奋斗,只是相对含蓄地报复傅斯年所揭发的抄袭丑闻。同样的一件事情,到了沈尹默“全篇扯谎”的《我和北大》中,又被变本加厉地虚构夸大为胡适、罗家伦、傅斯年三个人,对于北大的拆台破坏。从马叙伦和沈尹默借题发挥、嫁祸于人的历史回忆中,不难看出当年一部分北大教授并不十分美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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