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分类:

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作者:朱寨

“晴转阴”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的记者乔福山同志到文学所收集反映。当时我在学术办公室接待他。因为他经常来文学所了解情况或组稿,与文学所的一些学者专家也都熟,所以就任他自己去采访。采访后来到办公室,大致谈了谈采访的情况,普遍反映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如此硬性联系,都认为勉强,对文章那种不讲道理的气势派头,一致反感。他以个人身份对此也表赞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背后的政治阴谋。
   
这时文学所按照上面的布置,派出未参加上一期安徽“四清”的人,去江西参加“四清”。其时,比“四清”更浩大严峻的政治运动,正在来临。在驶向江西的火车上,我们在广播中突然听到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的文章。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一向是主席安全保卫的负责人,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令人震惊,同时预感到政治风云的不测。

同行的张白山同志,是《文学评论》的编辑部主任,有长期做编辑的政治经验,与作为主编的何其芳同志有较多的接触,关于这方面他有所了解。听了广播,我们一起琢磨,悄悄议论,担心留在家的其芳同志对此缺乏应有的警觉,应该提醒他。写信已来不及,只有打电报。电报上又不能明说,临时想出句词:“请注意天气变化,晴转阴。”电报没有打。打了又怎样?天意叵测。不过说明当时的一点心意而已。

一张无名的大字报

《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后,刘少奇同志从排名第二猛降到六七位。虽然名义上还是领导人,而“四人帮”(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其实是这样)操纵造反派,在群众大会上竟公开喊出“打倒”的口号。出席大会的周总理马上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背转脸,表示反对。他当众宣告:“我还准备与少奇同志共事。”学部的造反派,也正在蠢蠢欲动。这时在文学所六楼后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用传抄的形式,将周总理的这一态度公布出来,大字报没有标题,也没有落款,更没有署名,用无声表达了心声,吸引了许多人来阅读,并默默共鸣。可能至今人们还不知道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何许人。但我却无意中窥见,张贴大字报的是文学所的陈骏涛。我一直记着那悄悄贴完大字报,匆匆离开的身影。

当时只能那样
   
三顶吓死人的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三本罪证材料,发到每个人。栽赃诬陷越多,漏洞越多。在当时那种逼人的形势下,岂容人质疑反问。当时我“靠边站”,临时在图书馆资料室里给我指定了一个桌位,桌上也摆了一份指定人人必读的“材料”。隗甦是图书资料室的负责人,革命群众,但为人正派耿直,又都是从东北调来的老熟人,对我依旧如故,不另眼相看,每经过我身边,有意无意做出慰藉的表情。这次她从我身边经过,望望那材料,不屑一顾,鄙弃地扭头仰脸而去。当时还有些拿不准,是我的过敏,还是她的本意。当时还不便核实,一直存疑在心。“文革”后,一起回忆起“文革”的种种,我便趁机当面向她核问。她嘿嘿一笑,自嘲地说:“咱们都不是张志新,当时只能那样。”

隗甦这位耿直正派的女同志,不幸过早地去世。而她那嘿嘿一笑的自嘲,我永远不会忘记。

瘪茄子
   
现在记不得当时的具体年月,是江青(当时大家私下都叫她“三点水”)大搞篡党窃国政治阴谋,横行称霸的时候,女皇宝座似乎虚位以待,等待劝进。她以毛主席的名义从有关单位调集了一些人,注释古典诗词,供她消遣。文学所被调去的是古代文学组的刘世德等人。有一天刘世德同志回所,拿着两个茄子交给我,说:“这是江青同志从自称的菜园里摘下来,让我转给文学所。另外还有萝卜、南瓜,分送给其他单位。”当时我是所的总支书记,所谓的“一把手”。我听明白了,但我装糊涂说:“这是江青同志奖励你们参加注释工作个人的,我们不能无功受禄。”他一再肯定说明是让他送交单位的,我一再说明单位收受不起。互相推卸都很坚决,却并非认真僵持。互相都笑着说,笑里似乎有什么不便明说的话。最后,为了不使他为难,我说:“好吧。”就把茄子接下来,顺手放在了办公室卷柜顶上。总支副书记张宝坤同志可能出于稳妥的考虑,建议报告请示学部领导。她向学部领导汇报请示后,学部没有说别的意见,也是让我们收下放起来算了。
   
据说,其他有的单位收到后,受宠若惊,举行仪式,敲锣打鼓,欢呼迎接。新华社收到的是两根萝卜,因为无法分享,便煮了一大锅萝卜汤,好像琼浆玉汤,每人分得一羹。不久以前,我在报刊上读到陈四益同志的一篇文章(很遗憾,报刊名称和文章题目都忘记了),其中还说到当年新华社的这件事。当时他在新华社,可见不是编造误传。

我们收到的那两根茄子,一直搁在那里无人过问,任其抽缩,最后成了瘪茄子,扔进了垃圾箱。当然,如果当时学部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单位;如果当时的学部领导不是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那样的领导;如果刘世德同志或其他知情人向江青那里反馈小报告,事情的结果都不会如此平安。

“默哀”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恐怕没有比这更朴素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人民与周总理间的深情。
   
在“造反有理”的一片喧嚣中,除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有机关都陷于瘫痪,所有大小“走资派”的“狗头”都被 “砸烂”。国将不国,全靠周总理奋力支撑,才使国家大厦未塌。当造反派冲击人民大会堂,要揪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时候,周总理挺身而出,迎立劝阻。劝说无效,他便大义凛然地说:“那么,你们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国家不能没有这样的栋梁,人民不能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
  
钟惦棐同志生前关于周总理说过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周总理把共产主义精神人格化了。”
   
周总理有病,已不是秘密。虽然他依然衣着整齐,精神矍铄,儒雅慈和地出现在大会主席台和电视屏幕,但已难掩他身体的瘦弱,两颊的斑点憔悴,人们已暗暗担心。但是一旦噩耗传出,如雷轰顶,令人震惊。
   
噩耗传出后,我不知道学部大院里其他单位怎样,文学所的同志们不待任何通知布置,立即自发地集合起来,举行悼念。
   
当时运动虽然还没有宣告结束,但已不像从前,人人必须天天到所集中,挨整或整人。老先生们提前结束干校生活返京,已不必来所上班。所以当时自发集合起来悼念周总理的不是文学所的全体,但也有大半个会议室。已不能详记。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有蔡仪同志。因为他是唯一的老先生。我想可能因为他住在建外宿舍,离得近,听到噩耗就匆匆来所,正好赶上悼念。

也许人们难以想象,悼念会上只有肃静,没有啼泣。一是因为人们还未从突来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二是马上想到的是总理的死与“四人帮”的迫害有关。如果说批周公旦、批宋江还是鬼蜮伎俩,含沙射影,那么趁总理病重,“四人帮”在他们把持下的“大参考”上,竟公然转载香港报刊上国民党特务写的文章,诬陷伍豪(即周恩来)曾经叛变。丧心病狂,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就在得到总理病逝噩耗之前,人们还在咬牙切齿地纷纷议论。人们的哀痛被悲愤、愤恨所梗阻。人们的悲痛闸门彻底打开,是在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时候。人们望着驶向八宝山的灵车,欲挽不能,挥泪哭喊。那悲痛欲绝的场面情景,真是惊天动地。我不知道文学所哪些同志曾亲临现场;但我可以肯定,从那些现场悲痛者身上,也就看到了文学所同志们的悲痛。

升旗
   
那样的一个简单的仪式,当然不足以表达人们对总理的哀思。仪式之后,人们便商议筹划怎样举行正式的悼念。不常来所的人,也来所了。一直到下班回家吃晚饭的时间,人们还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筹划未散。就在这时,学部打来关于总理逝世的紧急电话通知:“不准开追悼会,不准佩戴黑纱、白花。特别提示:各机关单位不得降半旗。”真是岂有此理。等于在群众悲愤怒火上浇油。激愤沸腾,但又无可奈何。一声“快出来看!”把人们呼唤出楼外。只见大院正面大楼顶的旗杆下,正有人在升国旗。国旗升到旗杆顶部,又缓缓降至志哀的半旗位置停住。

这时已是夜色朦胧,只能望见升旗人的模糊身影,认不出是什么人。不一会儿,那消失的人影从正楼门洞里走出来,并朝着文学所的方向走来。本来人们要像迎接一位把手榴弹塞进敌人碉堡、把人们心中的旌旗高高升起的英雄那样热情迎接他,但走近一看,那人却是还戴着“5?16”分子帽子的本所的王春元。此刻,人们一时难免迟疑了。王春元此刻仍怒气未消,有所指地唾骂了一句十分粗野却很能解气的脏话,自己知趣地走过人群,独自走进楼去。本来大家还想知道他是怎样地找到国旗,又怎样摸索着爬上楼顶,也一时就语塞了。都还有些尴尬,但不长久。很快,在共同的悲痛和哀思中,在集体悼念活动中,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在群众之间制造的对立、猜忌、怨恨隔阂,都被涤荡消除干净。

“留心!”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群众自发的悼念被强行制止。官方举行的追悼会,草草了事。追悼会上,年迈的朱德元帅,拄着拐杖亲临现场,在总理遗体前深深鞠躬……“四人帮”压制造成的沉默,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沉默在酝酿着爆发。
   
4月5日是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祭奠的传统节日。总理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墓碑。天安门广场上无名的革命英雄纪念碑,正是最好的寄托。早在清明节前,纪念碑下就有了花圈,碑座四周张贴出了悼词挽联。“四人帮”也就随之放出风声,说什么幕后有黑手操纵,坏人在煽动。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高高挂上纪念碑之顶。这消息不胫而走,这火炬也点燃了群众心头怒火,人们纷纷拥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

我闻讯后,主要出于好奇,便悄悄骑上自行车前往。不料中途遇上了熟人哲学所的邢贲思(当时还没有现在的身份名望),也骑着自行车前往。我们并排边走边议论。他指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感慨而气愤地说:“谁有本事能煽动起这么多的群众!”我被纪念碑四壁、栏杆上的悼念诗词感动,更为那些拥挤传抄的人群感动,我也抄了一些回来。谁能想到“四人帮”已安排了公安机关的便衣,混在其中。更没有料到,我的身后就有人跟踪。此人出示证件,问在办公室外间办公的康公镛同志,那走进屋里的我是什么人。她替我应对打发走以后方才告诉我。她悄悄提醒我要留神警惕。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到过天安门广场,那真是花海人潮。广场周围的树上和柏树篱笆上都缀满白落,如大雪后的覆盖。令人不由得默诵起艾青的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人群中我遇到过戈宝权同志,但我们都互相故作不相识。遇到过作家雷加,他倒是胆大,高声对我说:“我可没有在这里看到过你!”我回应说:“我也是。”那场面,那群情,怎能无动于衷!

花圈.挽联
   
清明节前夕,学部召集各所领导人会议,传达上面的紧急通知,一律不准到天安门广场,更不用说送挽联花圈。文学所是总支委员唐棣华同志出席会议的,回来照章作了传达。而人们自发的悼念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更加积极地进行。办公室的张朝范同志,为大家采购了扎花圈、写挽联用的纸张,足够佩戴的黑纱,抓紧时间,日夜进行准备。我头一次看到文学所的女同志们如此齐全,不分彼此。什么这派那派,什么你是我非,在共同的大是大非面前,在共同的大悲大痛中,都已烟消云散。一面坐在一起扎白花,一面相对涕泣共诉悲愤。
   
花圈扎好后,意犹未尽。除了悼念敬挽的飘带,似乎还缺什么。又在花圈中间添上了“冻死苍蝇未足奇”字句。
   
当时的总支宣传委员何文轩同志,张罗挽联。为了写出更好的挽联,特意请长于此道的胡念贻同志操笔,并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解除胡的顾虑。一共写了两首,都制成长幅幛联。后来都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因为“诗抄”是按体裁互相打乱混编,都没有作者姓名,不知是其中的哪两首。胡念贻同志当然知道,但他已去世,我请何文轩同志辨认,他只能确认其中的一首《西江月》,现抄录如下:
   
五十余年心血,四千万里山河。
谁知天下起悲歌,忽地巨星陨落。
矢志忠于领袖,赤心力战群魔。
一番栽获一番多,遍地花红似火。
   
从不久前,即2002年1月出版的乔象钟著《蔡仪传》中才知道,她和蔡仪同志在丙辰清明节也写了悼念总理的诗,蔡仪三首,她一首,一起冒着风险,到天安门广场去张贴。书中写道:
   
夜章,我俩把这四首诗用大字抄在一张宣纸上,装在背包里,装了一瓶糨糊,亲手贴到天安门前。
   
他们的四首诗也被收入《天安门诗抄》。他们张贴时,“似乎”也“看见有人影朝我们走来”,“甩开了那个黑影,平安地回到家里”。他们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遗业艰难谁予负?烟波浩渺实堪嗟。”“抢天呼地无答应,更谁重镇此乾坤?”“空有如涛伤心泪,神鹰高逝永不还。”
   
最近我又知道,邓绍基同志写过一首《菩萨蛮》,其中有“丰碑百尺瞻雄伟,中华多少工农泪”、“浮雕昭信史,热血平生事”等句,由刘士杰同志到天安门去张贴。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文选》(续编275页)上收录了这首词。但有误植。当时文学所是否还有这样的匿名者,现在尚不知。
   
清明节那天,文学所的男女,排成双行长队,佩戴黑纱白花,跟随在自制花圈联幛之后,走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抬花圈、挑联幛领头在先的是文学所的两位壮汉和硬汉,王春元和杜书瀛。整齐的行列,悲壮的阵容,又是一些书生,格外引人注目。
   
沿途我没有看到学部其他单位的队伍,却遇到了不少分散在人群中学部的人。面遇外国文学所的一位熟人,他半开玩笑地威吓我说:“好你的,居然带头!”我说:“我不是作为总支书记,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确实,我不过是跟随行进在队伍中,然而也分享了身在其中的悲壮激动。
   
文学所的故事多,这不过是我临时想到的点点滴滴。
   
    
2002年12月初

 

文章版权归《随笔》所有,转载请与《随笔》编辑部联系
(Email:
suibi2005@163.com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