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583风波

--作者:赵永翔

1963年底,顾德欢所长与向主任决定让我负责一个S- 波段的速调管(注译1),这时我编写的“速调管群聚理论”一书已经完成。对速调管理论钻研了两年多,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搞点“真刀真枪”的工作,不能老是纸 上谈兵。于是立即进行了初步的总体设计。那时是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地大干一场。

在1964 年元旦,当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时,一时心血来潮,写下了一首自勉诗:

我不想用华丽的词句 来祝贺这新年元旦;
也不想用动人的誓言 在上帝面前许愿。
我深知 如果不让这宝贵的年华虚度;
有成就的一年 也将是艰苦的一年。
我不想用轻快的字眼 来描绘愉快的一天;
也不想用华尔滋的舞曲 来象征新年的脚步。
不要以为 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要记住 我们的任务是战斗。

新年刚过不久,从国防科委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代号583。这是一个先进的雷达,要求电子所做一个宽频带速调管。这是雷达的心脏,是关键部件之一。 所里立即把它定为头号国防重点任务,放弃原先考虑的S-波段的速调管。并决定任命我为583速调管的题目负责人。它的指标与我正在设计的相近,但是多了一 个要求是“宽频带”。

由于这一个指标,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这与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不远,何况中国还从来没有作出过可以实用的大功率速调管。第一次就做这么难度的器件,我一方面心里打鼓,一方面也雄心勃勃,准备做点有水平的成果来。

紧接着,第一个回合就遇到性能指标上艰苦的讨价还价。南京雷达研究所派了五个年轻的军官来考察电子所的情况,同时也来商谈指标。最困难的是频宽和效 率这两项指标,而这两项是有矛盾的,要宽频带就很难实现高效率。前者是雷达性能要求,没有松动的余地,因此我要求在效率上放宽。我说这么宽频带很难做到高 效率,只答应百分之二十五。几番讨论他们仍坚持要百分之三十。后来他们找出一篇外国文献,报导了一个试验的宽频带速调管,效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八。他们说:

“你看国外已经做到百分之三十八,我们现在已经从百分之三十五降到百分之三十,这个要求绝对不算过分。”

这一下给我“将了一军”,我只得说“我们再研究研究。”

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手头的文献资料很少,只有个人的笔记,每次阅读文献后,记下要点。这篇文献我也读过,不过记不住所有细节,心里很纳闷。晚上我拿 着他们带来的杂志仔细琢磨,忽然发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差别,因为不同频率点的效率并不相等,百分之三十八是指最佳点的效率,而在其他点并非如此,通常最高点 与最低点相差一倍。第二天我对他们说:

“你们看,它的最高效率是百分之三十八,可是整个频带内的最低效率只有百分之十九。而你们要求我们的是最低效率,我们已经答应了百分之二十五,已经超过了国外的百分之十九。”

他们仔细看文献上给出的曲线,发现我说的没有错。频带当中是百分之三十八,而边上只有百分之十九。这一下他们无话可说,于是双方妥协。任务指标确定下来,完成期限是3年。同时他们承诺要提供我们一套微波测试设备。

其实,当时所有的指标都心中无底。我们自己毫无经验,只是从文献中了解到国外的大致水平。唯一的根据是:“既然外国人做到了,那么是可以做得到的。”

紧接着,进行了总体设计。在确定了各主要参数和整体的轮廓之后,将关键的技术问题分解为六七个专题,或者说是分课题,而将整管的制造放到下一步。这样分步骤,从现在的观点看是理所当然的,部件如果不能正确设计,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的整体设计呢?

但是这在当时并非没有分歧。从“大跃进”,“解放思想”以来,许多工作就是一哄而上,缺乏科学的细致的工作。当时,张劲夫在科学院提出“以任务带学 科” 的口号,但是还有人把任务与学科看成是对立的两方面。似乎搞专题就是搞学科,而做整管才是搞任务。有的人认为时间紧应该赶快做整管。幸好,那时全国整体的 政治空气还比较正常。从1962年以来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工业六十条,以及科学工作的七十二条,总的精神是强调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工作有序。

南京雷达所的583雷达的总体技术负责人王总来考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校级军官,为人和蔼。与我交谈,了解我的部署以后,他表示理解和赞同。他说:

“对,如果分部件的问题没搞清楚,整管出了问题那就不好找。”

这样,虽然有过一些分歧,还是比较顺利通过了专题研究。不幸的是,认识上的差距仍然成为后来冲突的隐患。

明确了各专题的指标要求之后,通过所的计划处将阴极专题和电子枪专题分给六室和八室负责。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六十年代初,在微波管的科研工作中,曾出现一股“空心束”热。从理论上,它具有较大的潜力实现扩宽频带,而扩宽频带正是当时发 展雷达的一个重要方向。既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宽频带速调管以配合雷达,就应该抓住这个方向。向主任首先从文献上看到这股“热”,并极力主张上“空心束 ”。我那时血气方刚,也很赞成。但作为负责人,我又担心万一做不出来怎么办?当时有人说,在国外一项新任务,其中的新技术不应该超过百分之三十。为了实现 583要求的指标,所有专题差不多都是国内首创,都是新技术。为了保险,我想不能孤注一掷,要有两种准备。于是我向向主任提出另开一个专题“实心束电子枪 ”,作为备份方案。如果空心束电子抢不成功,就上实心束。向主任开始认为同时上两种没有必要,但我了解八室人员情况,我说同时上两种,从人力上来说没有问 题。向主任同意了(注译2)。

因此,我在总体设计时,仔细调整各个参数,兼顾两种方案,以便一旦要用备份方案时,其它部件和参数尽量不变动,否则改动太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导流系数”。我与李声沛讨论,他认为实心束导流系数最高做到2.3是可能的。这样高的指标在当时也算打破纪录了。虽然从空心束方案说,还可以取得更 高一点才能显出它的优势,但是为了兼顾,于是我决定选取2.3,以迁就实心束的可能性。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为以后的争论埋下种子。

除以上与外室合作的项目之外,由我直接领导的微波方面的工作也分成四个专题。由解文宏负责“输出窗”,申而悟负责“谐振腔”,向主任的研究生薛颐颜 负责“参差调谐”。还有一项“输出滤波器”无人负责,我要求计划处给一个学无线电电路专业的人。计划处答应从十四室借一个人来,后来萧世奖来了。

至此我有了一个精干的班子。当时除我二十九岁以外,其它几位都是毕业不到两三年的大学生。几个年轻人个个都很优秀,思想作风正派。虽然有几个专题都 是国内首次,但大家团结一致,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尤其是输出窗和输出滤波器,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摸索出一整套设计方法,并且 通过模型测试,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严负责的参差调谐,利用当时计算所刚做成的电子计算机,进行了一千多种方案比较。利用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在1964 年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之一。

与此同时,我强调一定要有严谨的科研作风。从一开始我就要求,每做完一个阶段就要有书面的技术报告。为了说服大家,我常用一句口头禅,我说;

“我不相信记忆,只相信白纸黑字。”

我自己以身作则,把总体设计报告誊写成清清楚楚的一本,让大家看。而且效仿国外的季度报告,每几个月我就写一个阶段小结,概括取得的结果和下一步的部署。

写报告是很费劲的事,要把工作整理出来,而且要让别人看,就必须要加以说明,很费脑筋。尤其对于不习惯写报告的人来说确实很难。那时写报告的风气很 差,但这恰恰是研究工作必须具备的能力,越难越需要锻炼。而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许多工作不随时整理清楚,事后根本记不住,再整理时,事倍功半。

开始萧世奖很不愿写。他说:“我整个做完再写嘛。”但是我觉得对萧世奖更加重要,因为他是借来的。我说:

“不行,每算完一阶段都得整理清楚,书面写出来交给我。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无法判断你的计算,逻辑是否正确,仅仅口头讨论是不够的。”

经不住我一再坚持,他同意了。事实证明这非常重要。我们每一步都作了认真深入的讨论,检查,使下一步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因此没有因为偶然的失误而走弯路,浪费时间。

这样,在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组就积累了一大摞技术报告。到1964年秋天,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都取得了突破,部件模型测试都获得成功。这一阶段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是工作最出色,近展最快的时候。掌握了一套大功率速调管的设计方法。

有一次,高能所的彭梦古碰到我,问起我的工作情况和手下有什么人,我很兴奋地告诉他:

“我手下有四个干将,一个个都很精明能干,干得很出色。……”

他开玩笑地笑道:“那你手下有四大金刚啦。”

我会心地笑了。由心里感到舒畅。的确,这是我有生以来领导过的最精干的小分队。

但是我没有想到,摆在前面的困难却远远超出意料,而且远远超出我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工作进展得很好,不过全部模型都是在十公分波段(注译3)做的,因为我们只有十公分波段的测试设备。然而,最终任务要求十三公分波段,而我们却没有十三公分的设备。十四所虽然答应做好的第一部十三公分的设备就提供给我们,却一再推迟,说要等明年一季度才能做出来。

这时,我们各个部件的测试模型都取得基本成功,已经掌握了设计方法。我知道必须做整管才能考验各部件总装起来是否仍然成功。此外,还有很多问题,如高压问题,结构问题,都只有在整管中才能暴露出来。而到目前,整管的经验还一点都没有。

我于是提出一个方案:先做一个十公分的管子,这样在已有的模型的基础上立即着手整管的设计制造,摸索经验。如果十公分管子成功,等十三公分测试设备来了,我们再做十三公分的管子就容易多了。

我提出后,手下几个人都赞同。金伯恩和申忧国也都表示支持,但向主任坚决反对。他说没有必要作两个管子,认为我把测试设备的困难看得太严重了。我与他争辩,但是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最后把问题提到顾德欢所长面前,要所长来做决断。

一天晚上,顾德欢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还有几个领导参加,听取两方面的观点。我心想支持我的是绝对多数,应该被采纳。为了使问题说得鲜明通俗,我事 先画了一个形象的战略部署图,每一个需要攻克的技术难关画上一个圈,表示一个据点。最后围攻的战略目标是合格的整管。我照图讲解,我说:

“我们必须先扫清外围。这样分两步走的部署,看起来似乎是把战线拉长了,实际上是把困难分解开来。现在先做十公分管,回避测试设备的矛盾,通过制管,可以摸索经验,扫除一些其他障碍,总的看不是慢,而是快。”

向主任说:“用不着分两步,我们可以作十三公分管。”

我说:“我没有测试设备怎么做?”

“不要把测试设备估计得那么困难嘛!”向主任说。

“我们国家现在连波导管都还不能生产,谈何容易。”我有点激动。

向主任走到黑板边,在上面画了一个长方形,情绪激动:

“波导管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管子,这么简单的形状,难道我们国家都作不出来?”

这一下触动了顾德欢的神经。顾德欢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表现“右倾”,但是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上是十足的“左倾”。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右倾”体 现了他的政策水平,和宽阔的胸襟。而对待事业上的“左倾”是体现了他的火一般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么简单的波导管,难道我们国家都作不出来?” 这在他的感情上就不能接受。在会上又只有向主任是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也不会轻易地否决他。最后顾德欢拍板,同意向主任的意见。我失败了,完全出乎意料。

散场后,我和申忧国、金伯恩三个室里的青年业务骨干一起往回走。我心中忿忿不平:

“向主任总是把问题估计得简单。他从美国回来,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我否定了也没有用,还是一样,没有十三公分的设备,我还是没法做管子,无非是等,浪费时间。”

申忧国劝慰我:“算了,顾德欢已经拍板,你再说也没有用。”

无独有偶,二十四年后我在巴西时,波导管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我建议巴西人到中国去买几段波导管。我说这并不贵,如果自己做,既花钱又花时间。他 们也是说;“这么简单的形状,我们无法说服政府要进口。”于是他们在圣保罗一个很大的铜加工厂试制了几个月,要我去看样品。我一看表面有许多砂眼,和我们 中国经历过的失败一模一样。我说质量不行。这是后话。

我失败了,心中懊丧。但其实我也错了。并不是两步走的战略想法不对,也不是对困难的估计太高,而是恰恰相反,我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我只看到微波 设备阻碍了我的前进,使我无法做整管。其实做整管更大的困难却在工艺上。我们的工艺基础太差。如果做十公分的管子,微波部分的困难是减少了,但是工艺上的 困难却丝毫未减。那时,工艺并非我的职权范围,我了解得不多。
1964年冬天,顾德欢所长亲自带领了一大帮人到安徽农村去搞四清。申忧国也去了。工艺和结构一直由申忧国管,这就使工艺组和整个技术状况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对于四清这样的政治运动,我当然知道凭我这个小人物哪有力量去阻拦。我对583的前途深感忧虑。

我问向主任:“申忧国走了谁负责结构呢?”

黄说:“我来负责。”

我是题目负责人,名义上对整个题目(即任务,或称课题)负责,但又是在主任的领导之下,我当然无法领导他。当时没有人,我无可奈何。现在看这种组织 形式也许不太合理,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任何职务的称谓都不完全反映它的真实职权。做一个速调管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电气设计,二是工艺制造。我这个题目负 责人,只管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无权控制。

这时,向主任在设计一个半长管。所谓“半长管”,顾名思义,它不是一个整管,而只包括了一半的部件,即只包括阴极,电子枪,而不包括微波部件。本来 应该是陶瓷金属结构,因为当时工艺条件太差,向主任转而求助于北京电子管厂。该厂只有玻璃工艺。于是向主任设计了一个玻璃金属的半长管,委托电子管厂制造。

以后,当我有了美国的工作经验之后,才理解向主任的工作方式是美国式的。美国科研只作出模型,如果成功就可以转给工厂生产。然而中国国情不同,给我 们的任务虽说是科研项目,实际要求的是真正能够使用的东西。583速调管是要用到583雷达上去的,而且要求小批量生产。那时中国根本不存在可以生产的工 厂。所以当时我认为让电子管厂去做,自己不解决制管条件,不是长远之计。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听任向主任安排。

此后,我常常到工艺组去了解情况。申忧国四清去后,组长是兰爱礼。工艺组又分成好几个小组,大多是中技校毕业的女孩。我越深入了解,越觉得问题严 重。钎焊,封接(注译4)的成品率极低,多数失败,技术还没有掌握。其他各个工艺环节也都很薄弱。要组装这么一个大型的速调管,根本没有把握。

我对工艺并不熟悉,常常晚上去找兰爱礼,听听她的看法,研究到底怎样才能保证质量。她反映现在人手太少,设备也不行,领导又不重视。我觉得确实如 此,整个工艺组既没有有经验的技术指导,又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钎焊是最基本的工艺,可是只有几个年轻女孩在干。他们工作很认真,感到极大的压力。

1965年3月,14所终于把十三公分的测试设备完成了。我于是立即出差南京,希望尽快把这套设备搞来。当我躺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脑子里不断思考 着,工艺要怎么才能改进呢?工艺有许多环节,质量环环相扣,少数几个人重视根本没有用。必须全体人员,尤其是党支部,一起都来重视才行。我在卧铺上辗转难 眠,心想我要大声疾呼,让大家都来重视。我要写一篇稿登在黑板报上,好让大家都看到。于是我打好腹稿,第二天早晨到南京以后,立即写了一篇黑板报稿寄给郭 少海,当时他是代理支书。标题和第一节是:

“工艺不过硬,寸步难行”

工艺不过硬寸步难行,这句话是夸张吗?不是。试看,如果事先都认为“应该能行”,“应该没有问题”,而结果却每次都出问题。那么质量的可靠性在哪里?进度的保证在哪里?密封管的根据在哪里?

否!工艺不过关,一切都是空话。

我们不是想责怪工艺组同志不努力。(特别是钎焊组的穆桂英们白天黑夜地干,是够辛苦的。)我们更不应该袖手旁观,评头品足,尽道他人之短。我们要把 问题摆出来,还要向盲目乐观和漠不关心的人大喝一声,使他们清醒过来。大家都来关心工艺,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坚决抛掉一切侥幸心理。

我们不能只限于重视,更不要因困难而惊慌。要沉着,要冷静。大家都来分析原因,寻找方法,克服缺点。

接着我分析概括了工艺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当我从南京携带三木箱微波测试设备回到电子所时,我才知道根本没有登出来。韩少国对我说:

“我们没有把你的稿子登出来,因为我们觉得其中有些话影射金伯恩。”

我大吃一惊。心想我并没有特指或批评那一个人,但是事实上却影射了很多人,尤其是影射了支部。我的确很不满支部袖手旁观。我那时对人情世故真是太不懂了。我用了尖锐的语调,其实这与我平时温文尔雅的作风极不相称。我也从来不主动写黑板报稿,一生只有过两次,只是在情绪冲动时才会这样做。事情已经过去 了许多天,我的冲动也已经过去了。既然他不愿意登,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但是工艺的困难仍然困扰着我。

那时正好报上在宣传上海“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成功经验,其中提到“设计人员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作风。我于是在组内要求大家不但搞设计,而且深入 到工艺当中去。我的意图原本是希望可以加强一点工艺组的力量,不料我们组的人一到他们旁边,他们从心理上就觉得我们是瞧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是给他们施 加压力,从而增加了两个组之间的矛盾,我却没有意识到。

我找解文宏商量,那时她是我的得力助手。工艺这么薄弱,松散,怎么办?应该成立一个核心,好好进行组织,和研究对策。我说是不是找工艺组的两个技术骨干,兰爱礼和林梅麓,四个人一齐来开个会。她说开会是好的,但是这事无论如何应该争取党支部的支持。

我想她说得对,索性请支部的一起来开会。于是一天晚上,我以题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了支部的韩少国和贺东,工艺组的兰爱礼和林梅麓,加上解文宏和我,一共三方六个人开了一个会,讨论如何加强工艺的问题。我说支部应该管,不要放弃领导权。韩少国立即提醒我说:

“赵永翔同志,你不要忘了七十二条。”

“七十二条讲什么?”

“主任负责制!这是主任的事,不是支部管的事。”

“我记不清七十二条。”我说,“不过我相信怎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利,怎样做就是对的。”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那时我只想到任务,因为明摆着,向主任管不了,支部却推诿。这次会议开得很不轻松。贺东始终没精打彩,有时在打瞌睡。会后我和解文宏都很气愤。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幼稚可笑,而且简直是愚蠢。几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郭全强谈起此事,他哈哈大笑,摇着头笑我说:

“你怎么这么傻?”

我犯了中国政治的大忌。我是一个非党员,居然主持有支委参加的会,岂不是把自己放在支部之上。这次会的确没有收到任何好效果。

那次会议以后,韩少国就去听工艺组的意见。因为工艺屡次失败,工艺组感到很大压力,就把满肚子怨气推卸到我的身上。可是韩并没有同样到我们组听取意见。虽然我多次与兰爱礼讨论,每次都是心平气和。她对我说:

“你很关心工艺,我理解。有的人任务搞了几年,对工艺从来不过问。” 可是,她却对韩少国说:

“赵永翔跑到工艺组,指手划脚,想批评就批评,想指责就指责。”

韩认为我们两个组之间矛盾很深,于是他主持召开了两个组的联席会议。这时我才发现,我提倡“设计人员一竿子插到底”,原本希望与他们一起工作,帮助 工艺组提高。工艺组多是中技生,而我们组都是大学生。我本无意歧视他们,效果却适得其反。会上,他们说我们对他们,瞧不起,不信任,施加压力,瞎指挥,等 等。虽然有不少意见我并不同意,为了不让矛盾更加激化,我没有分辩,还是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说我的工作方法不好。

可是不久,室里的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那时我还不清楚,顾德欢去四清其实是党内斗争的后果。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只是在党内不同派系或不同群体之间,制造并且激化 了对立和仇恨。1959年的“反右倾,鼓干劲”,顾德欢为首的地方干部派,击败了以张炎国为首的部队转业干部派。到1962年搞“甄别”,为1959年被 打成右倾的人平反,于是这一批人就对顾德欢反扑,而且决不善罢干休。张劲夫采取分所的措施,试图缓和矛盾。从电子所分出“声学所”。可是干部内部之间的错 综复杂的关系就象一堆乱麻,越理越乱,搞得电子所天无宁日。顾德欢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应付党内矛盾上。583任务因为是所内头号国防重点,才偶尔问津。

顾德欢所长四清去了,由邓嘉扬副所长代理所长。所里的矛盾也悄悄地带到我们所在的四室(第四研究室)来了。

因为583是全所的重点任务,邓副所长也很重视。他要求四室把101任务停下来,集中力量搞583,受到室党支部的抵制,所领导及计划处与室支部之 间产生矛盾。原支部书记陈塔因病在家半年未上班。计划处告诉我,邓副所长打算派一个政治主任来,我很高兴,却不知道支部并不高兴。开始说要从14所调来,后 来又说那人身体不好不来了。到1965年夏,突然不知从那个单位调来ZL担任党支部书记,撤销原陈支书的职务,并强制停止101任务。又从计划处派了夏郁秋来协助抓583工作。在宣布时,称她是代表所里来协助工作,于是大家就称她为“所长代表”。这样党支部内部形成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 化。583是关注的焦点,我是负责人却又不是党员,处在一种特殊位置,不可避免地卷到矛盾当中。

ZL管政治,从来不与我打交道。夏郁秋管业务,却经常找我研究和讨论问题。

这时四清工作队已经去了半年多。忽然传闻顾德欢被狗咬伤,紧接着又听说顾德欢将提前回所。我正为工艺的状况一筹莫展,闻讯后立即给顾德欢写了一封信,谈了583的困难,希望他把申忧国提前一起带回来。

不久顾所长回所,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把申忧国带回来了。”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申忧国是党员,与贺东同是室里的业务秘书。他一回来就发现支部内部两派的对立。我在党外,不了解内情。在一次谈话以后,我开始明白了。那次我找申忧国说:

“我们两个人共同作题目负责人好吗?我负责高频,你负责工艺结构。小管突击队时,我们两人共同负责,那时配合得很好。我实在是没有能力管工艺这一摊。”

申说:“工作我可以做,题目负责人还是你一个人当。现在的问题并不光是工艺。”

那次谈话我们两人心情都很沉重,只是侧重点不同。申忧国说:

“你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四清工作组到了生产队,把一切都包下来,把原来地方上的干部当作被整的对象,地方干部会怎么想?”

我才意识到支部内部的对立。难怪夏郁秋老是找我,而原支部的从来不找我。于是有一次我对夏郁秋说:

“我向你介绍介绍我们室的历史发展情况,你不了解历史就不能团结好干部。”我告诉她室里内阁变了许多次,特别是在内阁处于真空的一段时间,申忧国曾经把室里的工作顶了起来。夏郁秋说:

“那么说,申忧国是室里的功臣咯?”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说完以后,她没有吭气。她虽然只和我谈业务,绝不谈支部内部的事务,但看得出她在支部中,完全是单枪匹马,一点得不到支持。

我又多了一份忧虑。我知道如果支部在打内战,那就更没有人管工艺。申忧国回来了也不可能全心投入。

情况很快又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转折。原来,支部书记ZL藉与一个女孩“谈话”的机会,就想占她的便宜。这事立刻通过团组织报告给党支部。原支部抓住这个把柄,开始猛烈地批判ZL。他当了两个月的支书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我自然不会也不可能介入其中的斗争。那段时间我正忙于半长管的高压测试。向主任设计的玻璃的空心束半长管终于在北京电子管厂加工好了,拿回来准备进行测试。

设计的高压是七十多千伏。我们谁也没有操作这么高压的经验,更没有高压真空器件的经验。为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和小心翼翼的部 署。考虑在黑夜中比较易于观察,第一次是在晚上进行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所有有关人员都参加了,我担任指挥。这是一个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喊着“开机”,“升压”,“关机”等等口令,摒息着呼吸,盯着放在测试台上的玻璃管。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整个玻璃管泛着一层白光,接着在玻璃金属封接的边缘上出现一个红光点。偶尔打一次火(闪光一下)。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电压继续升高,红色的光点越来越多,颜色也不一致,有的偏红,有的偏白。整个玻璃管像一个灯龙,还伴随着高压电晕的丝丝声。可是电压越高,越频繁地打火。我们反复地 把电压降了又升,升了又降。但最高也不过20千伏,比设计的差得远,始终无法把电压升得更高。

电压都加不上,阴极和电子束就根本没法测试。实验失败了,比预想的更糟。不过也带来了宝贵的经验,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主要是工艺和结构质量太差。我们做的是真空器件,应该有高质量的真空。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烘烤出气等工艺过程的重要性。

不料这次失败却引起轩然大波。支部把ZL赶走以后,贺东精神大振。过去从来不过问工作,这时却积极来“抓工作”。他问我:

“第一号半长管失败了,第二号有把握吗?”

“第二号也有可能失败,甚至可能有第三次,第四次。”我回答说。

“那么干脆,赶快更改方案,改上备份方案。”

“这次失败主要暴露出工艺和结构的问题,”我反驳说,“根本不是方案问题。”

他也许听腻味了我半年多来不断呼吁加强工艺,也许认为我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工艺组,也许以为我偏爱学术,偏爱空心束方案,也许他要表现他抓住了大方向,也许他本来就对我怀着深刻的不满,总之他对我表示愤慨,要求在室内展开辩论。支部找了一些人来开辩论会。

出乎我的意料,向主任本来极力主张上空心束,现在竟然同意放弃。我却坚持认为:

“这次失败说明我们工艺不过关,方案根本还来不及考验,怎么能说方案不行?应该把主要的力量去改善工艺。”

贺激动地说:“方案错了,一切都错,工艺再好也没有用。”

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相持不下,情绪都很坏。

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辩论会。最后达成妥协:第二号半长管仍然按照原计划空心束方案做下去,同时立即着手陶瓷密封管的工作,陶瓷结构方案按照实心束方案做。这个安排我是满意的,对方却有点勉强。

连续几个月的折腾,失败,争论,我所忧心忡忡的工艺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我感到疲惫不堪,心情压抑,一筹莫展。平常我的脑子总是不断地活动着,这时我却常常感到头脑麻木。

我坐在307房间的办公桌前,呆呆地凝视着窗外。对面是地球物理所的一堵白墙,白墙的后面是一排白杨,白杨的上面是云和天。夕阳照着微风吹拂着的树梢,金黄色的树叶闪烁着,衬托在蓝天背景前面。这风景似乎颇为惬意,然而我却呆呆的,像一个木瓜。

纷乱的思绪在脑子里旋转。我争论干什么?还不如一开始就顺着说改用备份方案,那岂不更证明我早先提出备份方案的远见。也怪我自己选参数时,有意迁就 实心束的可行性,而使空心束的优点大打折扣,使我在辩论空心束的优点时,显得那么单薄。只剩下一条:“从长远看它的发展潜力较大。”这也就变成他们的借口,说我只顾学术。但是,科研有几次是“一次成功”的?总不能“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

真难啦!这几年曾遇到多少技术上的难题,我都没有害怕,一个个克服。而现在的困难不是技术上的困难,我却不知所措,不知从何下手。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压抑,喘不过气来。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安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上不畏艰险,敢于攀登的人,才能达到知识的顶峰。”

啊,这道路的确是够崎岖的。我想象,一个战士在沙漠里行走,遇到了风暴;在羊肠小道的山路上行走,遇到了沟壑;在荒野里行走,遇到了野兽;……还有什么更能表现出跋涉的艰辛呢?

我于是拿出日记本来,写道:

刚越过一条湍流,
前面又是崎岖的山路。
刚推倒一堵石头,
前面又是一道阴深的壕沟。
刚打死一条恶狗,
前面又闯来一群野兽。
刚躲过一场暴雨,
前面又是狂风扬着满天尘土。
路!
是艰难的路;
路!
是不平静的路。
战士擦干头上的汗水,
饮罢山边的溪流,
昂着他不屈的头,
继续走!走!走!

更大的风暴还在前面,室里的机构又经历了一次更大的变化。

1965年8月,南京电真空所合并到电子所来。原因是电子所长期以来干部之间的矛盾白热化,科学院再次藉分所的办法把干部分开,电子所只保留以电真 空器件为主体的部分。南京电真空所虽然只有二百来人,却搞得不错。合并到电子所来的口号是“相同专业,捏成一个拳头。”不知道是不是张劲夫的本意,事实上是南京二百来人的小所,几乎完全接管了一千人的大所。所有要害部门都任命了由南京来的干部。南京干部雷厉风行的作风,与原北京干部的松散疲踏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时间,整过电子所从上到下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南京所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天天读”。这反映出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本来,1962年以后政治空气逐渐宽松,但由于林彪倡导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不断升温,政治空气又不断紧缩起来。所谓“天天读”就是天天读毛主席的著作。每个人都必须提前十五分钟上班,再加上正常上班之后的十五分钟,小组集中一起读 “毛著”。也就是每天有半小时政治学习,夹杂着开会讨论。

583是全所重点任务,自然倍受重视。原南京所办公室副主任凌驭侠调来四室当政治主任兼支部书记。当然他也带来了“天天读”。

我没有主动去找他。过了几天,他找我谈话,谈了一下午,态度比较和霭,倾听我对工作的看法和意见。如果是现在,我会懂得不能光谈失败和问题,应该多谈谈我们取得的成绩。也许应该“吹嘘吹嘘”:这是一个高指标的任务,接近国际水平,我们又是怎么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怎么掌握了许多先进的设计方法,填补了多少国内的空白。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应该更多地靠拢他,乘他新来乍到,脑子里还没有成见以前,让他对我有点好印象。可惜我那时一点都不懂,不懂得表现自己,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多么重要。那几个月,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只谈了一些看法,尤其是工艺的问题,而且我始终情绪低沉。他多半会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能力,精神萎靡的负责人。

过了一个星期,凌驭侠又找我说:

“他们又提出要更改方案,你的意见怎么样?”

“其实我并不坚持空心束方案,我只是觉得方案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我说:“这个任务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既然多数人认为要改方案,我没什么意见。”

他听到我丝毫不反对,就和气地,甚至有点安慰性地对我说:

“我也是想,既然多数都认为改了好,那就还是改了好些,是吧?”

这是他最后一次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话。半个月以后,情况完全变了,他对我总是板着面孔,铁青着脸。每次召开全室大会,都声色俱厉地训人:

“有些人满脑子的个人主义,满脑子的学术观点,就是没有任务观点。我一来,就听说这个任务是三年期限,到现在一个管子都还没有做。我一算只剩下十六个月。要在十六个月完成三年的任务,我心里着急呀。”

他反复强调十六个月,讲过好多次。批评个人主义的话更多。他批评没有点名,被批评的肯定不止一个人,但从种种迹象,我是他批评的重点。会场总是鸦雀无声,听他一个人训话。

我觉得“十六个月”的提法太片面,似乎前面的时间都是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解决了许多部件设计问题,许多电气方面的关键技术。难道只有做出管子 才算工作?没有前面的工作能做出整管吗?幸好我那时还有一点“阿Q精神”,他在训话时我心里总想:“我并没有你讲的那些个人主义,指的不是我。”我心中的这一点坦然,多少自我减轻了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起他批评人的气势,王胖对我说:

“我们那时都在悄悄地看你的脸色。”

而那时我总是低着头,紧闭嘴唇。明知他在指我,但是他没有点名。我不能申辩,知道申辩也没有用。即使点我的名,我也只能忍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陈塔贴的大字报,我才知道支部给我罗织的罪名还要更多。其中说:

“赵永翔根本没有任务观点,任务要求搞十三公分管,他却偏要搞十公分管。”等等。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真叫人不寒而栗。

不过凌训话时,也不断地强调工艺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很赞成。我以前只能口头呼吁重视,他却以不容争辩的气势,以果断的行动来加强工艺。首先把101 任务停了。101两上两下,看来这一次原支部没有任何反抗。在不长的时间内,调来了七八个1965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分到工艺组,使工艺组的大学生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几倍。于是分成了两个大组,还把我手下的申而悟调到工艺组,做其中装配组的组长。

与此同时,又很快订购了一些大型工艺设备,和派技术员到另一个研究所去学习氩弧焊工艺等等。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行动,大大超过了我原先的想象。那时 我无力,也不想再干预任何工艺上的事情,只是冷眼旁观。我知道是申忧国作他的参谋,我心里也很佩服他的魄力。我呼吁了大半年加强工艺,一事无成,他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多。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受到了冷落。一天他又找我谈话,这次是板着面孔,脸色和上两次已大不相同。他说:

“我们打算成立任务组,由金伯恩当组长,你和申忧国当副组长,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一直是583的题目负责人,而金伯恩是101题目负责人,他从来没有过问过583的事情。而凌主任压根儿就不提“题目负责人”的 职务还要不要。但我立刻冷静下来,并且明白了一切,再问“题目负责人”是否存在已经毫无意义。技术上的是非,我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对待官衔,我决不会争。我立即表态说:

“我同意。我现在和支部的关系不好,也很难做好组长的工作。我尽力支持金伯恩的工作。”

这次谈话很快结束。隔了一两天,凌主任又通知我任务组的分工。他说:

“金伯恩负责抓总和高频,申忧国负责抓结构和工艺,你负责抓电源和调制器。”

“电源和调制器”只是一个组。刘雁云任组长,管得好好的,并不存在问题。要我去抓什么?我去抓,去插手,不是妨碍她的工作吗?这分明是把我踢到一边去坐冷板凳。我明白,争论是毫无用处的。

那时室里没有专职的清洁工。为了保证工艺质量,加强“真空卫生”,不久前制定了一个新规定:由室里的工作人员,轮流脱产做清洁工,每期一个月。本来像我这样的身份,并不一定非轮班不可,我心想:“那好,我让路,我去当清洁工。”

于是,我主动报名去轮下一班,很快批准同意。这样我每天上班就去做清洁工,卸去了一切职务。心情寡淡,倒也坦荡。

不久,在中关村礼堂召开全所大会,王守愚副所长作报告,其中说:

“南京所来后,狠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坚持‘天天读’,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这次四室改组,成立任务组,原先估计至少要搞半个月,因为通过毛主席著作学习,提高了思想,结果一点思想障碍都没有,只两三天就完成了。”

能听懂这段话的含义的人也许不多,我是听懂了。这真叫我啼笑皆非。不过它从侧面告诉我,他们原先以为撤掉我的题目负责人,一定会遇到坚决抵抗,要作半个月的“思想工作”,而不抵抗则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功劳。这是中国的政治,任何时候的成绩都会和当时的政策套在一起,以证明当时政策的正确。

我并没有真正闲下来。有一天,苏云珠来找我。苏云珠是1964年毕业的,分来后接替萧世奖,负责输出滤波器的工作,这时遇到了困难。她发现原来模型测得的特性很好。现在按同样尺寸加工出来的,准备正式装在管子上的部件,特性却差得很多。

我一时心潮起伏。这是高频问题,按分工不该我管。心中一闪念,何不撂下,让别人去尝尝难题的滋味。但立刻我的责任感又制止了我。手下的同事了解我, 和过去一样尊重我,并不因为领导对我的冷落而另眼相待,遇到问题仍然来找我。他们是单纯的好同志,从感情上我也不愿给他们出难题。金伯恩和其他人都不熟悉这 个部件,我不出面势必带来更多的困难。我迟疑了一会,决定和她一起工作去寻找问题所在。

我们两人一起仔细地反复测量,包括测量每个零件的准确尺寸。经过一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终于解决了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声张,也没有多少人了解我们的工作。

凌主任在每次会议上仍然是盛气凌人,变本加厉地训人:

“有的人满脑子名利思想,只搞学术,不做管子。管子还没有作出来,书倒写出来了,报告倒写了一大堆。” 他接着竟无知地说:“我要的是管子,写报告有什么用?”

他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这次已经没有任何含糊是在批我。全室只有我写了书,也只有583任务,“报告写了一大堆”。

这种批评简直是荒唐。我那本书是前领导刘春奎给的任务,是在1964年以前写的。而583是现领导给的任务,在1964年以后才开始。怎么可能先把 管子做出来?“报告写了一大堆”居然也成为罪状,真是黑白颠倒。这些科学报告,不仅说明了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且恰恰是无私的表现。我费了很大的劲,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也以身作则。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写报告不仅对于自己的提高很有帮助,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知识共享。否则任何人离开了,那份工作就无人继承。 这一大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报告,不仅得到兄弟单位的赞扬,而且许多外单位到我们室来实习的人,整本整本地手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而他们知道那是结合实际,教科书上找不到的资料。这充分说明了它的价值。而且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写工作报告就已成了“名利思想”。那些自己不写报告,看不懂也不愿意看,不懂得它的价值的人,偏要贬低它,这使我非常难受。

事实上,这本书和“这一大堆报告”为后来者掌握速调管的研制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有的大学甚至把其中有些部分写进讲义。然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写科技工作报告。勤奋的人,把工作和心得写在自己的私人笔记本上。不勤奋的,压根儿什么也不写。多少年后,回想起这对科研的损失,我还感到伤心。我对一个同事说:

“他对我个人的批判,只影响我一个人,我可以不计较。可是他批掉了良好的科研作风,影响了一大片,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以前,凌主任对我的批判,我本来一大半都原谅他。一是他抓工艺,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二则我觉得他是新来乍到,对我的印象无非是听了别人的谗言。当时我想要反驳,但又一想,这只会更糟。

经过了多次运动,我已经懂得,批判永远是单方面的。如果申辩,那就是不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起码是态度不好。态度不好,就会发动更多的党团员来批判你的态度,那就会把问题扩大,决不会就事论事。而会把一切都翻出来,证明你从来就是坏的。何况我本来就出身不好,那“坏”是无可争辩的,是“阶级本质 ”。除了忍着,我还能用鸡蛋去碰石头吗?

我沉默着。但批判还没有到此为止。

在一次全室大会上,凌主任照例地说了一大堆训人的话之后,也许是找不到新的训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说:

“我这个人,还有这个脾气,”他傲慢地晃了一下脑袋,“如果我把一个人看准了,我还不会变。”他这话不是随口说的,我就听到他说过至少两遍。

这句话真使我从心里凉透了。他分明是对我说,“我已经把你看死了,你休想我改变对你的态度。”

那些日子,我除了沉默以外,一句话也没有分辩过。不知道是什么信息让他认为我指望他改变态度。难道是有人在他面前说过我的好话,引起他的反感,觉得有必要重申对我的看法不会变?

我感到极大的痛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跋扈,对我这么盛气凌人的领导。在这样的领导下面,我还能活下去吗?我只能离开电子所。但是我到哪里去呢?

我到哪里去呢?我到哪里去呢?

我一毕业就到电子所,电子所是我唯一工作过的单位,和任何别的单位都没有关系,电子所也不会轻易地放我走。再说,我以什么理由要求调离呢?在紧张的国防任务上“当逃兵”,那不就是等着挨批?

走,根本不可能。还有583,我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离开它,我的劳动也都付之东流,我忍心舍弃这一切吗?我多么希望看到它的成功,它就像是我的孩子。我在床上搌转难眠,眼泪浸湿了我的枕头。

不!我要振作起来,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全室的人都在紧张工作,工作进展比以前快得多。第一个陶瓷封装管子做成了,但密封工艺还没有过关,它放在测试台上,同时还接着真空泵,连续排气。

又一次进行了紧张的测试工作。因为阴极的‘激活老练’要很长时间,安排了昼夜值班,工作了好几天,最后才能进行加高压试验。

高压试验了一连两天,电流小得可怜,不到设计值的十分之一。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是阴极质量不行,于是把阴极和电子枪的负责人都找来研究,但是都认为难以解释。阴极的负责人邱晓礼说,阴极试验都是很好的,不可能这么坏。也不像阴极中毒死了,因为电压升高时,电流也在继续升高,只不过是太小。但是她又告诉大家一个现象,说:

“我们在‘老练’的时候,听到管子里面一声沉闷的响声,好像是什么东西掉下去了。”

大家都感到无法解释,半信半疑。整个下午,大家都焦燥不安。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又都被否定。晚饭以后,继续在现场议论,毫无结果。最后只剩下凌主任和金伯恩、申忧国和我三个任务组长。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最后我分析所有现象,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

“可能是阳极头掉下来了,那么所有现象都可以解释,包括听到的声音。”我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阴极并没有死,而电流却很小等等。

“阳极头怎么会掉下来了?”申忧国问。

“也许是钎焊质量不行,脱焊了。”我这样揣测。

“那不可能。”申忧国不同意。

凌主任问金伯恩的看法,他不置可否。

在测试台旁,大家相视而立,得不出结论。已经晚上十点多钟,金伯恩和申忧国回家去了。凌主任仍然愁眉紧锁,没有走。我是单身汉,没有家,只好陪着。沉默了一会,我想起X-光机,于是随口冒出一句话来:

“如果有台X-光机就好了。”

“那又怎么样?”凌问。

“那就可以把这管子照张X-光照片,看看阳极头是不是真的掉下来了。”

凌主任突然精神一振,“哎,我们南京所有一台X-光机。”

我心里想,他一定搞错了,以为是医院里的X-光机。

“我说的不是医院里的X-光机,”我说,“医院里的X-光机不行,穿不透这么厚的金属。”

“不!不是医院里的X-光机,是机场探伤用的。尺寸很小,就是专门照金属的。”

我半信半疑。凌主任立即叫人把秦瑞兆从家里找来。凌说X-光机是秦负责使用和保管的。一会儿秦瑞兆来了,我向他介绍我们的情况,问他X-光机的参数,能不能穿透十几毫米厚的铜板。他说可以。

我这才相信凌主任说的没有错,心里颇为惊讶。以前我见到的政治干部,听到技术名词脑袋就大了,甭说理解它的性能。凌是工农干部,居然对技术设备的名词记得住,而且知道它的功能,谁使用和保管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凌交代秦瑞兆和我赶快照片,先回去了。我立即与秦瑞兆配合。我知道该照什么部位,金属有多厚。他调整参数,放置感光片。照完以后立即回到他的实验室,到暗室里冲洗。慢慢地影像出来了。我看到在阳极的部位,显出齿状的螺纹,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原来阳极头是用螺纹拧上去的,由于长 时间的振动,慢慢地松脱,掉了下来。

对我来说,结论已经很清楚了。秦说我们再照一张清楚点的,于是又回到测试台,他调整了参数,重新又照了一张更清楚的照片。搞完以后已经是半夜两三点。

因为大厅里一直有值班人员,这消息很快传开。当第二天早上我来上班时,全室都知道了。半年来,我一直心情压抑,这是头一次心情有点儿兴奋。不仅因为困扰了好久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而且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表现了我的价值。

过了一些日子,在全室会议上,凌主任几个月来第一次表现得语调比较温和。总结了一下前后的工作,然后说:

“有些同志,在这次工作中很努力。这个嘛,大家都看见了的,我就不多说了。”

他和以往一样,没有点名。我当然明白,也没有指望他表扬我,不批评就是一个转变。

有了明确的诊断,措施就比较好办了。但是工作仍然不顺利,第二次装配完成送上测试台,结果又发现同样的现像。虽然这次没有人听到响声,因为有了前面的经验,立刻利用X-光机,发现又是阳极头掉了下来。

又经过了多次的试验和失败,大家一致认为,工艺停留在这样的质量水平绝对不行,就象在烂泥地里行走,举步维艰。一定要争取做出密封管,不能在测试台 上还带着真空泵。当时订购的许多大型工艺设备都陆续到位,但是工艺技术还没有掌握。这个速调管有一百多个金属和陶瓷零件,不是这个漏,就是那个漏,做一个密封管谈何容易。

前进的步伐是艰辛的,不过还是在前进。

我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克服困难。这管子结构太复杂,零件太多,顾此失彼,能不能简化一点以减少困难?然而所有零件都不可缺少,都是性能指标所要求的。我们能不能分两步走,把困难分解一点?

一天,在五道口剧场召开全所大会,国防科委的一个参谋长作报告。他口若悬河,不时博得一阵阵掌声。我的思想却常常“开小差”,这几天一直在酝酿一个新的方案,思绪老是在脑子里盘旋,想赶也赶不走。突然来了一阵灵感:

“对!‘三不要方案’。”

脑子一阵兴奋,几乎无法继续听报告。幸好我很内向,没有露出声色。

在凌驭侠,金伯恩,申忧国和我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了我的设想: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做出第一个密封管。为了使困难减到最小,应该尽可能简化。现在密封的困难是焊缝太多。速调管的主体部分有六个腔,加上调谐机构 和冷却,有几十条焊缝,是最复杂的部分。如果先不考虑调谐和冷却,每个腔只用两个另件。冷测好了以后,装在一个长的不锈钢筒里面,像灌肠似的放进去,两端 用氩弧焊。这样整个主体部分就只剩下了两条氩弧焊缝,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工艺。这就是‘三不要方案’:不要钎焊,不要冷却,不要调谐。”

“冷却和调谐最终总是要的。”申忧国说,“这只是把困难回避了,但是并没有解决困难。”

申忧国不赞同我的方案。但是这次金伯恩表示支持,二比一。于是凌主任拍板,决定按这个方案做。

过了几天,凌主任作了一个使我大吃一惊的决定。他重新改组,让我接替申忧国总抓结构和工艺,而把申忧国,向主任等三人调离583,另成立一个预研科研组。

过去支部认为我插手工艺,瞎指挥。事实上我也没有管过工艺,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我去抓工艺。申忧国对工艺无疑比我熟悉得多。而且工艺能达到当时的规模和水平,他是立了汗马功劳的。突然去职,对他似乎也不大公平。

后来我想,大概因为,既然申忧国不赞成我的方案,让他去实现这个方案,还不如让我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方案。

申忧国对于我接替他的工作毫无怨言,而是大公无私地把他的工作和想法一一交代给我。特别是,他把一份“工艺质量标准章程”的草稿移交给我,这是他正准备履行的、保证工艺质量的关键的一步棋。

当我接管结构工艺后,第一件事就是抓质量控制。我把申忧国给我的这份“工艺质量标准章程”,在文字上作了稍许改动之后,召集了工艺组全体人员,包括 六室阴极组的成员,开会一起讨论,制定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章程。质量如果不符合标准,决不容许送到工艺的下一个环节。要求大家都要认真考虑,自己的那一环是不是做得到,要求是否合理。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再作了少许修改之后,发给每一个小组遵照执行。这对于保证后来密封管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对我个人印象十分深刻。在此之前每次会议,我不是低垂着头,也是心情压抑,像是一个小媳妇。这是一年多以来,我头一次主持了这样规模的会。摆脱了那种压抑的心情,感到自己又在发挥作用了。

我的心情好多了,干劲也更大了。这时工艺组的日常工作,是由孙德旺调度。他的组织能力很强,搞得秩序井然。整个室的工作显得热气腾腾。与1965年初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申而悟又成了我的得力助手,他负责具体实现我提出的方案。他很能干,工作细致负责,又善于和多方面打交道。制管工作进展很顺利。

工艺有了明显的进步。有一天,凌主任显得忧心忡忡地对金伯恩和我说:

“工艺的问题还看得见,我还懂一点。可电气性能,看不见,摸不着,我可是一窍不通。如果电气性能不好又怎么办呢?你们有把握吗?”

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把握,金伯恩和我都没有吭气。他接着说:

“我在南京所,知道仿制现成的管子都碰到好多好多问题,可不容易啦。583是自行设计,能行吗?我心里直打鼓。你们得好好考虑考虑。”

我心头一振,想道:“现在你总算也想到了电气性能。你来以前我们已经为它做了一年多的工作,你却一点都看不见。工艺只是基础条件,电气性能才是研究工作的核心,难道我们都不知道吗?我们以前搞过的许多专题研究,正是为了保证电气性能所必须做的。”

我知道电气方面,输出窗和输出滤波器比较心中有底。但是参差调谐和电子束没有太大把握。另外总装配在一起,谁知道还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以前真正的速调管连见也没见过,在没有真正做出来以前,绝不敢说有把握。

我和金伯恩商量,为了更有把握一点,第一支管子暂时降低一点要求,把频宽从百分之五降到百分之三。

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已经到了1966年初春。一天晚上,谢先生要我去。他说:

“我们那本书已经出版了,出版社给了我们五本书。我们共同签名赠送一本给刘春奎,他对这本书的出版是很有贡献的,剩下我们每人留两本,好吗?”

“那当然,”我说,“我想还应该送一本给清华的张教授,我请他审阅过全部原稿的。”

“好!我们一起签名。”谢先生说,“那么我留一本好了。”

“不!你还是留两本。我留一本就够了。”我当然不能比老师还多留一本。

谢先生接着给我一个纸包,上面用小字写着1192元。他说:

“出版社送来了稿费,一人一半,这一半是给你的。”

其实两三年前,我早已打定主意,一分钱也不要。这样我才心怀坦白,根本不理会有人背后说三道四,继续认真地完成这本书稿。

我拿着这个纸包回到自己宿舍。打开来,里面是厚厚的十几叠人民币,这差不多是我当时一年半的工资,我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么多钱。我心头微微一振,本能地拿着钞票点数。点了一半,忽然心头又是一振,想道:

“我干么要点?难道我不相信谢先生给我的数目是准确的吗?还是我自己有点舍不得这些钱?”

不!我决不要这些钱。我赶快停止点数,把钱包好,拿起笔给凌主任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表示全部上交组织。

第二天一早,我立即把报告和纸包交给凌主任。没多说话,转头就走。这纸包在我手头只停留了一个晚上。我又把那本书赠送给金伯恩,心想书中的谢言提到过他,也该送一本。也好,干脆做得干净利落,一分钱利益也不要沾。我于是得到自我的心灵解脱,感到一阵轻松。

随后我就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留给自己。这是我多年的心血,我当然要拥有一本。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静静地等着看支部会怎么对待我。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事。两个星期过去了,仍然如此。我意识到支部在有意封锁这个消息。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无动静,我感到有点心灰,但又安慰自己:“管它的,我已经坦诚地表达了我写书不是为了私利,我也不指望受到表扬。”

那时全所正在进行三查运动。有一天,顾德欢所长来室里考察工作,坐在我们那间大办公室里,和我室一大批人开会座谈。与凌主任喜欢板着面孔相反,顾德欢所长显得热情和亢奋。他赞扬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进步。接着说:

“最近有的同志表现得很好。”

我听着,他如果继续讲下去,大概就会提到我交稿费的事。就在这时,凌主任突然接过话来说:

“我宣布一件事。赵永翔把全部稿费都交给了组织。这是好事嘛,支部里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本来就该交’,我说‘那改正了也是好的嘛。’”

我心里一下子感到冰凉,赶快控制自己,不要让眼泪流出眼眶。原来支部对我的态度是这样,最好的评价也不过是“改正了错误”。难道我是抢劫犯,在退还赃款?我改正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歧视我?这两年我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在工作中。我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忍辱负重。在这样的逆境中,我仍然为583呕心沥 血,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人人都或多或少有私心,我不说一点没有,但决不是属于自私自利的那一族人。如果你们一定认为我“写书有罪”,我已把全部稿费上交,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这还不够,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感到悲哀,也感到愤慨。心想,如果我是你们的红人,这时不知道会吹捧到什么样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对我怀有这么深的敌意?竟不屑于说一句好话。

幸好,我的性格比较内向,这半年来也磨练了我的忍耐力,我默默无语。在一阵极度的痛苦和难过之后,心情逐渐平复下来。我知道他们一直把我当作“白专”,我也不指望他们给我戴上“又红又专”的帽子,和党支部有矛盾还可能“红”吗?

但是党委却对我很有好感,大概党支部拿不出什么事实向党委汇报,说我思想如何坏。一天宋振宇副所长来室里,看到我就笑嘻嘻地用浓厚的河南腔说:

“赵永翔,不错!表现好!表现好!”

这是宋副所长第一次和我说话,我心里略感安慰。在党委的压力下,支部勉强写了一篇表扬稿,在一天午饭时广播了。我知道是勉强的,心境淡然。

又过了一个月。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韩少国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

“快!快走!等着你去领奖呢!”

“什么事?”我莫名其妙。

“今天全体团员大会,纪念五四青年节。党委表扬你,还要给你发奖。”

我赶快跟他到所大楼后的露天会场,黑压压的一片人,台上正在朗读对我的表扬稿。

“……这是赵永翔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这是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无关紧要,反正那个年代任何好事都要与学习毛著挂上钩。其实我不过是不太贪恋钱财而已。接着送给我一套“毛选”,和一本“欧 阳海之歌”。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毛选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泛滥成灾”,要买全套毛选还不容易。赠送毛选是一种时髦的政治荣誉。

在这段期间,工作也很顺利,捷报频传。我抓结构工艺工作以来,主要的目标就是做密封管,按我的三不要方案做,一举成功。管子做出来后送上测试台,顺 利地通过了高压,电子束聚焦,等等关口,最后检验高频电气性能。本来对电气性能,我们作了较坏的准备,可能要有两三次反复,结果出现意外的惊喜,第一次就完全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指标。

这样,我们一举闯过了两个最重要的关口。一是工艺质量达到要求,已有能力做出密封管。二是考验了全部电气设计,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我国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管子,老实说原来心中没有把握,这是零的突破。

此外,意外地发现我们的频率控制得很好。“不调谐方案”不仅可以作为临时的措施,而且也可以最终用于产品,这为下一步工作铺平了道路,减少了很多困难。

我最了解有多少困难,我最了解这次成功意味着什么,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两年多为之奋斗,经历了多少波折,饱尝了多少辛酸,终于取得初步成功。这是关键性的战役,已经闯过了最大的难关,胜利已经有望,我的信心也大增了。

我也最清楚,这成果多么来之不易。申忧国为工艺打下了基础,他的无私始终使我铭记在心,我只是接下了最后一段接力棒。我知道,工艺组几十个人齐心努力,提高了技术,这才使每一个环节都保证了质量。没有这一支队伍根本不可能成功。

我知道手下那些搞电气设计的同志们,个个认真负责,保证了性能可靠。我尤其感谢他们,在我最受歧视的时候,虽然大家相视无语,却一样尊重我。使我在受批判的几个月时间内,始终没有感到在群众中受到孤立,这才使我能顶住了强大的精神压力。

我同样知道,也承认,凌主任对583所做的重大贡献。没有他大刀阔斧的组织工作和魄力,583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进展,我从心里佩服。他撤我的职是他对我不了解,后来又敢于用我是他的魄力。我原谅他对我的粗暴,不仅因为他对于583做出了贡献,而且我知道他不过是听了别人的谗言。他是凭他自己的信念,确认我品质不好而厌恶。他毕竟还不是那种为了一己私利,有意贬低别人,甚至污蔑造谣的人,他主观上也是为了工作。

但是他是有缺点的。由于他抱着一种有偏见的观念,却缺乏科学知识,又过分自信他的主观直觉,对我和其他一些人的评估,都有失偏颇,而且缺少平等待人的精神。他不懂得科学报告的价值,又把学科与任务对立起来,狠批写科学报告,使来之不易的严谨的科研作风,毁之一旦。使整个电子所长期缺乏良好的科研作 风,这比批判我个人更使我痛心。

两三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太长,但我永远忘不了,那猛烈冲击着我的风浪。我无数次地回忆过那段历史,为它流过多少眼泪。这是人生啊!从颠波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幼稚。它使我得到了教训,变得成熟一点。我忘不了这段历史,它给了我辛酸,也给了我自豪。那是最艰难的岁月,也是最有成就的岁月。

我知道这成就是集体的创作,于是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每一项成果都浸透了集体的劳动。个人离开了集体就会一事无成,而集体也只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那是1966年五月,583经历了两年多的风风雨雨,这时刚刚有点风平浪静了。然而,当我正以全部身心投入在紧张的工作中时,却一点也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形成。它将席卷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注:文中大多数人名为化名。
 
注译:

1.这一节写的是科学研究中的风风雨雨,其中不得不引用许多技术术语。俗话说隔行如隔如山,看起来很晦涩。但是没有关系,不必去深究那些名词的含义。速调管是一种产生大功率微波的电子管。

2. 速调管中有一个电子束,它从电子枪发射出来,就好比是一股水流似的,整个束中都是电子,称之为电子束(或称实心束)。在六十年代初,新开发出一种叫做“空心束”的电子枪。电子束只是在在外层有电子,中心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束。这种电子枪就叫空心束电子枪。电子枪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做“导流系数”,这种空心束可以实现比较高的导流系数。

3.即微波的波长为十公分。

4.钎焊就是金属零件用焊料焊接到一起,封接就是金属与陶瓷零件焊接到一起。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