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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放遗像

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作者:童话

张放,女,原名张瑛华,浙江上虞人,1928年3月5日出生于上海。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出共产党并从机关下放工厂劳动,1963年3月起在北京二龙路中学任教,是英语教师。1966年文革初期和当年九月份遭到红卫兵毒打。1968年5月为逃避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残酷迫害,逃到河南新乡市她的学生李雪丽家避难。不料在新乡受到了更加令人发指的摧残,于5月19日自杀,年仅40岁。

文革前张放在政治运动中遭到的迫害
    
文革中张放受到残酷迫害与“四清”运动的工作组向师生公布她的个人履历有直接关系。1964年11月“四清”工作组进驻二龙路中学,张放向工作组陈述了自己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经过,申诉蒙受的冤屈,希望能得到帮助。可是工作组认为她搞翻案活动,竟把她的个人履历全部透露到师生员工中去了。张放履历的下面两个“问题”就成为了文革中她的“罪状”。
   
1,在“老三反”运动中替《皖北日报》负责人王维辩护。
   
1945年6月17日张放在上海大同附中二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7岁。1947年1月她考取了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由于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运动被开除了学籍,又于1947年暑假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仍是复旦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各项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48年,张放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放弃了复旦大学的学籍于年底到达皖北解放区宿县。1949年4月她被分配到华东大学皖北分校工作,同年8月又被调到合肥《皖北日报》,先后担任助理编辑、记者、编辑等职,在《皖北日报》工作到1952年7月,被调回上海任《华东邮电工人报》代总编辑。同年11月调北京中国邮电工会任国际联络部秘书。
   
在1951年冬到1952年秋的“老三反”运动中,《皖北日报》主要负责人王维被打成“老虎”,张放是对这一假案公开表示怀疑。王维的夫人杨琪华1992年在《悠悠寸草心》一文中回忆了“打虎”运动的残酷:
   
省委考虑《安徽日报》早在原《皖北日报》基础上建立的,王维对报社干部情况比较了解,要王维暂留合肥,帮助报社领导运动。没料到王维因打不出“老虎”被当作“思想老虎”,靠边检查,省委新派来的领导运动的人,搞“逼供信”,逼出一个“以王维为首的大贪污大盗窃集团”。这个大假案牵连了几十个人,我的弟弟虽已入朝参战,也被调回后方审查。“打虎”队到上海搜集材料,向我妈妈诱供逼供,把我妈妈响应政府号召卖金首饰给人民银行的单据,作为我们贩卖黄金的证据。还把我们托人带到上海的 “风鸡”,拍了照片,说这是贩运鸦片烟的工具。这时,上海的“三反”运动也搞得很紧张,我娘家附近的永安公司一带,就有人从高楼上跳下自杀。
   
张放对这一假案公开说出看法,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受到严厉的批判。
   
2,1958年被开除党籍。
   
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党开展整风时,张放找当时的邮电工会主席李景韩谈了自己对党风的意见。李要求她把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带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张放信以为真,贴出了大字报,结果又为此付出代价,成了“向党进攻”的典型。她被批判、围攻,做了无数次检查仅得以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工厂劳动。
              
文革中(1966年至1968年)张放遭受的迫害

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与张放母校都是上海大同中学,早年在皖北革命根据地时他们也曾是同事。60年代北京的学校需要英文教师,1963年黄辛白就把在工厂劳动的张放介绍到与国家教育部办公地点一墙之隔的北京二龙路中学担任了英语教师。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黄辛白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斗争,早已是普通中学教师的张放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在北京的学校里,红卫兵大搞“红色恐怖”,各个学校的学生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打老师。有目击者告诉笔者,张放在“运动初期被打得很惨”,“浸到郑王府的水井里,然后再捞上来。” 她的女儿唐津津当时只有12岁,她记得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剪掉,一片片露出头皮,上街时必须用围巾包住。为了掩盖这头发带来的耻辱,她曾经偷过邻家的一条剪掉的发辨,帮助妈妈缠在头上。2007年说起这件事时她泪流满面。
   
当年张放曾向自己年幼的孩子讲过受到的迫害,她的儿子唐今阳记得,她说过在1966年打人最厉害的是韩海峰,还有个女生叫鲁梅,用针扎她,不让她睡觉。
   
张放不堪忍受迫害,曾在1966年文革初期逃往丈夫的家乡无锡农村,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其间从无锡去过住在上海的哥哥家,希望哥哥收留她。张放的哥哥居住在上海新闸路8号,房屋简陋不隔音,兄妹的谈话随时可能被别人听见,这使她的哥哥异常紧张。上海的局势也很险恶,张放的哥哥只收留了她一个夜晚。张放只得又回到无锡农村。

在张放躲到无锡的日子里,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抄了张放的家,为首的是高二学生韩海峰。他们问张放跑到哪里去了,把家翻得乱七八糟,还在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张放的丈夫唐九旭写信把抄家的情况告诉了无锡的哥哥,他的哥哥非常害怕,他没有让张放看信,只告诉她北京希望她回去,还在恐慌中私下烧毁了张放带去藏匿的小说手稿《春天的摇篮》,那是她写的自传小说。
   
1966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张放读后相信党的政策,于9月19日返回了学校。谁知返回几小时后,即遭到学校当权一伙人的审讯毒打。他们把张放关在一间屋子里强迫她跪下,张放和他们的讲政策,他们即以带铜圈的皮带和电线扭成的鞭子抽打她,直打得她头脸流血,遍体青紫。这以后,他们把张放编入劳改一队,强迫她去安定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里,她从早到晚被迫进行繁重劳动,多次受到人身侮辱和残害。她被剃了光头,被鞭打,被踩在地下,被火烧头皮,被演习活埋,被抛在化粪池里。
   
2006年初,78岁的二龙路中学退休校长徐丕凯在轮椅中接受采访时,老泪纵横地回忆了以下的事实:1966年国庆节前夕,作为“牛鬼蛇神”的一批教师由红卫兵押到京郊安定农场劳改。他们不仅被迫繁重劳动,还被本校红卫兵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任意批斗、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徐丕凯、张放等人活埋,即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将张放抛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放满身粪污爬出来后,他们又抬起她喊着“一二三”,再扔回粪坑。徐实在看不下去,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于是红卫兵怒斥徐包庇牛鬼蛇神,将徐双手绑上(没有绑在树上)当活靶子练刺杀。他们用和真步枪一样大小的长木枪向徐前胸狠戳猛捅,造成徐数根肋骨骨折。
   
1966年10月份,张放被押回,在市内治病。她的丈夫唐九旭回忆,“她从安定劳改回来,弄了一身病。我带她去邮电医院看病。那时候她这样的情况看病要找人,我就找了个造反派身份的大夫,因为是我们的邮电系统,我还有一点认识的人。那个大夫说她有了内伤,还开了一周病假。张放和我商量,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我就想到了我哥哥在安徽的女儿,她在一个铜矿。”
   
张放第二次逃亡还是先到无锡老家,由丈夫的哥哥陪同去安徽铜矿的侄女那里。那一次是在西直门站上车,唐九旭和两个孩子都去送行。当时她的头发是剪光了的。
   
1967年春天,二龙路中学的学生负责人肖英路遇唐九旭时,告诉他希望张放回校“复课闹革命”。唐九旭领取了张放逃亡期间的工资。张放回到学校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复课闹革命”。
   
据说,这段时间教师需要报名,自己选一个教学班去“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教师们争先选择学生比较温和的班以求安全。张放就在自己的教学班里“复课”,她和这个班的学生原来关系很好,学生都喜欢她。但是在这“接受革命小将的教育”阶段,教师毫无尊严可言,处境相当困难。学生不仅对教师直呼姓名,还可以任意给他们改名字。告诉笔者她的学生们“温和”的那位女老师,当年就被学生擅自改了名字叫“刘为民”,那并不是她的名字,但是学生就用这个名字把她呼来唤去。但比起遭到殴打当然就不算什么了。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以后,军宣队进了校,运动的政策使社会气氛中弥漫着新的恐怖。张放感觉到“学校里的人们又都不理她了”。她怕遭到新一轮的迫害,决定再次逃亡。这次她决定去新乡找她的学生李雪丽。
                  
援救张放的学生李雪丽
   
李雪丽,女,1950年生,北京市人,1964年至1966年是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初中学生,住在西四羊肉胡同内北钱串胡同,生前曾是新乡市无线电元件二厂工人。2005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3.jpg

右图:1967年的李雪丽
   
李雪丽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在班里很不起眼。但她的同学回忆,她对待同学、老师友善,生活能力也很强,爱劳动,很会做家务。
   
李雪丽的父母离异,按照当年的说法,她的生父“有历史问题”。李雪丽的姐姐回忆,李雪丽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在学校受到过围攻,被人叫做“国民党的狗崽子”,这样的事情当时非常平常。
   
文革前夕,李雪丽的继父从牡丹江市的部队转业,与李雪丽的母亲在河南新乡安了家。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看见学校停课的局面,她母亲和继父认为在新乡能为她安排工作,这比在北京更好,他们就在1966年底为她把户口迁入新乡,让她在新乡无线电元件二厂做了一名学徒的冲工。
   
2007年,从亲属们的讲述里可以看出,文革中迁往新乡的学生李雪丽与北京的张放老师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她们是感情很好的师生。张放在信中把她遭受的非人虐待都告诉过李雪丽。李雪丽又不断地把这些告诉她在北京的姐姐李雪艳。那些信件常常有这样的话“张老师在受苦”,“张老师太苦了。” 她曾经让姐姐去张老师家看看,姐姐李雪艳在妹妹的请求下到过张放家看望老师,她还记得张放年幼的孩子没有人照管,很是可怜。
   
由于张放和李雪丽都已经去世,笔者不能知道张放新乡逃亡的计划是她先提出来的,还是李雪丽提出来的。李雪艳记得,妹妹李雪丽最后一次从新乡来信,说“张老师这样受苦,等于我也受苦,张老师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了。”她说出了自己准备让老师躲到新乡的决定,委托姐姐去火车站为老师送行。她的姐姐李雪艳和妹妹李雪芬按照约定,陪同张放到北京站,把她送上了去新乡的火车,那是1968年5月。
    
2007年李雪艳讲述时语气非常平淡,仿佛自己原本就应当那样做。她们姐妹在黑暗年代的大义大勇却使笔者听之动容。原来在社会把造反、残害人说成合理合法的年代,还是有人坚守着朴素的为人道德,依照自己的良心行动,将爱心奉献给受难的他人。
                       
张放之死
    
1968年5月,张放来到了河南新乡,她随身带了两件行李,直接到李雪丽工作的地点--新乡无线电元件二厂找李雪丽。事先,李雪丽没有把援救老师的事情告诉她的母亲和继父,张放到达以后她才去和父母说。张放的到来使她的父母感到意外。他们那时从牡丹江市迁入新乡还不到三年,也是这座城市的外来户。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阶级斗争为纲”是原则,事事都询查很严,家里来人要报临时户口,女儿却“先斩后奏”,让他们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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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8年张放逃亡之前留影
    
李雪丽的继父是转业干部,出身雇农,李雪丽的母亲当时是新乡红旗区的革委会成员,这在当时都是有利的身份。他们没有给张放报临时户口就同意让她住下。张放对他们说自己是要回上海的家,路过此地,顺路看看学生李雪丽,而且一进门就一再说吃饭一定要付钱。
    
2007年李雪丽的继父接受笔者访问时说,在张放到新乡以后,他们全家还请她到新乡唯一的景点百泉公园玩了一天,他骑自行车带着她,有50公里的路。他们在山上吃的午饭。他回忆时,说自己没有拒绝收留张放,但是接待得谈不上热情。只要想想张放自己的亲属收留她是怎样的恐慌、为难,就能知道接待逃亡的张放实在已是很不容易了。
   
张放给李雪丽家人的印象是开朗,乐观,她在新乡的几天,曾带着李雪丽12岁的小妹妹玩,给她讲月季花可以吃,看来那正是新乡月季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她住在李雪丽家显然很尴尬。李雪丽的家在新乡摊贩区,是两间非常简陋的小房子,连李雪丽自己都感觉不方便而需要在工厂里住宿。张放的年龄与李雪丽父母相仿,住宿实在很不方便。李雪丽家对面有个单身的老人,张放在那里住过三夜,还在附近姓黄的房东家里住过一两夜。张放对李雪丽的父母说,她在成衣铺里做了两套衣服,等衣服做好取出,她就一定会离开新乡。
   
大概由于这样的处境,张放的一日两餐更不便留在李雪丽家里吃,她去新乡北街的一家小饭铺吃。她每天定时沿着一条小街去那家小饭铺吃饭。去那里必经地处北街的新乡市房产公司,她的行迹引起了那里的造反派注意。1968年5月15日,那些人绑架了她,把她关在邻街的办公室里。他们问她到新乡来干什么,张放回答看望表姐(指李雪丽的母亲),但是她说不出李雪丽母亲的姓名。造反派很容易就确认了她的逃亡身份,他们更加胆大妄为,不仅私刑审讯,还将她轮奸。
    
张放在新乡市房产公司共关押了四天四夜。这期间,这伙造反派通知了北京。二龙路中学革委会负责人纪泽华和人事干部张宏保等三人前往新乡处理此事,准备押解张放回京。他们在新乡完全和房产公司的流氓恶棍成为一伙。纪泽华在参与审讯时扇了张放耳光,一脚把她从小屋的一边踢到另一边。这使张放倍感绝望,她明白她在新乡遭受的侮辱和迫害不仅无处申诉,逃亡的事情还将进一步受到追究。她留下遗书,于1968年5月19日夜在关押地点悬梁自尽。张放的遗书如下:
                             
绝命书
我从小参加革命,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只是思想上有些问题不通,你们就这样迫害我,侮辱我!毛主席说,思想问题要用说服、讨论、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你们哪里真听毛主席的话?最喜欢用“形左实右”的一套。我死得好冤哪!但是连革委会的委员还在这里打人,我回去还受得了吗?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人”的味道,应该把抢去的290元和70斤全国粮票以及我的衣物运回我家。我这都是劳动工资所得,并非剥削的,你们不要侵吞。
可怜两个孩子还未长大,失去了妈妈。爸爸的身体又十分差,请你们看在死人的面上不要去迫害我的全家了。也不要迫害李雪丽,她完全还是个孩子,一切罪(如果真有罪的话)都由我一人承担吧!
张放
1968年5月19日于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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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恐怖的1968年,张放自杀后,家属没有到新乡处理丧葬事宜。张放葬在新乡七里营一处公共墓地,坟墓没有标记。

张放之死阴暗、悲惨。发动吞噬她生命的“革命”的人,正是她曾经景仰、崇拜,深信不移的人。
                      
李雪丽的遭遇
   
张放的失踪使她的学生李雪丽非常恐慌,她当时住在工厂宿舍里,到处寻找张放。没有人分担她的担忧,她只能对12岁的小妹妹说出她的心情。5月15日入夜的时候,整个新乡停电,全城一片漆黑。(事后知道,停电是房管公司暴徒制造的事故。)李雪丽对小妹妹说出她的预感:“张老师是不是出事了啊”。找不到张放,李雪丽心情非常沉重。
   
2007年李雪丽的小妹妹顾雪芳回忆,她那几天陪李雪丽住在厂里,一天傍晚听见厂里的造反派呵斥李雪丽,“有话要问”,“去认北京的反革命通缉犯”。在张放自杀的那夜,李雪丽被叫走后一夜没有回来,天亮的时候,她回到宿舍,像是变了一个人,楞楞地看着前边,问什么都不知道回答。放她回来的时候,张放已经自杀。
   
从张放的遗书“也不要迫害李雪丽,她完全还是个孩子,一切罪(如果真有罪的话)都由我一人承担吧!”这样的遗言中,我们只能知道,死去的张放目击了李雪丽在“公堂”里受到的迫害。

像那个年代自杀的人一样,张放的自杀被定罪为“自绝于人民”。在1979年6月北京二龙路中学下达的《关于张放同志的平反昭雪决定》中写到,“1968年5月22日我校军训团召开对她的批判大会是完全错误的。这次会上强加她的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这份文件表明,张放死后的第四天在北京她所工作的学校里,曾有过对她的“批判大会”,并且强加于她“污蔑不实之词”。

张放死后,身在新乡的李雪丽自然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她即刻陷入了被批斗围攻之中,罪名是“包庇现行反革命”。
   
李雪丽的小妹妹顾雪芳回忆,张放自杀以后,李雪丽天天在厂里挨斗。她站在台子上,下边的人大喊大叫,说她“包庇反革命”,是“国民党的狗崽子”。李雪丽每天都很害怕,上班成了一件最痛苦的事。张放的死和她在“公堂”里看见的一切,受到的一切,已经使她难以承受,家里又埋怨她招致了祸事,她不敢再诉说自己的任何委屈。李雪丽只得恳求当时只有12岁的妹妹每天陪同她到厂里去壮一壮胆子。在那些日子里,李雪丽挨斗,小妹妹就坐在小凳子上,在台下等着她,每天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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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革中的李雪丽(左)姐妹
   
后来,李雪丽终于由于恐惧坚决不肯去上班,她宁肯放弃了工作。可是由家人负担她的生活,又是何等滋味!继父待她不好,她生活得又屈辱又艰难。在家里,饭做好了,她总是不敢吃,常常由妹妹偷着给她盛。几年后她再度工作的时候,丧失了原有的一切待遇,只得又从最低的工资重新起步。
李雪丽一心援救她的老师,可是事情的结局却这样悲惨,这使善良温和的李雪丽难于承受,从此变了个人。她精神恍惚,反应木讷,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内心而对外界失去了正常的感觉能力,接人待物时而迟钝,时而唐突,与常人不同。在困境中,她不可能从容选择,嫁了本厂工人陈来友(已故),生活一直不很如意,后来终于离了婚。他们的两个女儿现在都已经成人。

革命的疯癫年月一过,没有人再顾及李雪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舆论上也没有正面评价她当年的善举。她地位卑微,孤独无助。也许由于生活坎坷,心情抑郁,她患了乳腺癌,2005年11月7日,在北京北郊医院去世,享年56岁。
   
李雪丽反抗那个恐怖时代的方式是出于本性的自然方式,它动人心魄地向我们证实了邪恶不是全能的。每个在那个年代参与罪恶的人都不可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毕竟有过李雪丽那样道德清白,问心无愧的人。
                  
加害张放的人的下落
   
1979年,绑架张放的主犯贺廷智因文革中的胡作非为被新乡公安局判了刑,判决书如下: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79]红法刑字第26号
起诉机关:新乡市公安局
被告:贺廷智,男,42岁,贫农出身,工人成分,文盲,汉族,原籍河南省封丘县人,捕前住新乡市民族西路324号,被告自幼务农,学徒,四七年在封丘县伪保安当伪兵月余,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当工人,一九六七年结合为新乡市房产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被拘留,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依法逮捕,现在押。
本案经审理终结,现查明:
被告贺廷智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将路经我市的北京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非法关押在新乡市房产公司,并伙同罪犯赵保许(当时是新乡市房产公司革委会主任,已判刑劳改),私设公堂,非法审讯,而后又通知北京二龙路中学的纪泽华、张宏宝三人来新乡市房产公司,非法审讯,动手打人,致使张放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含冤自缢死亡。被告贺廷智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利用职权,借以安排住房和协助调动工作等手段,奸污妇女四名,奸污未遂一名,同时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公款六百六十五元(已退清)并受贿赂有大米、花生、粮票、棉花、香油等物。
根据上述事实,被告贺廷智非法关押、私设公堂、非法审讯,致人死命,奸污妇女,贪污受贿罪行严重,被捕后尚能交代认罪,本法院依法判处被告贺廷智有期徒刑拾年(刑期自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至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写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

把档案材料抛出来整人,是文革中的普遍做法。这批泄露档案的人后来都没有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红卫兵头目韩海峰、纪泽华等人也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在39年的时间里,他们谁都没有关注过张放的子女以及李雪丽。2002年,纪泽华的照片曾在北京二龙路中学80周年的校庆纪念册上作为有成就的校友登载。他目前是北京第四十一中学校长,发表过一些关于“德育”的讲话。
                        
张放的“平反昭雪”
   
在张放含冤自尽的1968年,她的儿女分别是13岁和14岁。在母亲死后不久,他们的父亲下放到湖北省阳新县的“五七干校”。两个孩子仍住在原来的住处,由姐姐照顾弟弟。
   
1969年他们被父亲的单位通知,退掉住房,去阳新县的“五七干校”找父亲。当他们按照要求退掉了住房,寄存了家具,到阳新县见到父亲的时候,才知道父亲并不知情,也没有叫他们到“五七干校”来。他们一家在阳新县的“五七干校”里“学习”,劳动,各住各的集体宿舍,度过了许多艰难岁月。

张放的丈夫唐九旭讲述,1978年否定文革以后,二龙路中学并没有主动找到受难者家属“落实政策”。直到新乡市公安局派人来北京,到唐九旭工作的机关,也到二龙路中学分别告之处理张放受迫害至死的案情经过,才促进了学校“落实政策”。唐九旭强调,与二龙路中学协商为张放“平反昭雪”过程很不顺利。

唐九旭希望追究把张放的履历材料全部公布到学生之中的人的法律责任,他认为这是导致从1966年张放受到非人虐待到1968年她被逼致死的最根本原因。但是当时学校主持工作的党的书记态度很不明朗,对此守口如瓶,谈话几次都不欢而散。有一次,一位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听到唐九旭问“张放的死是谁的责任”很反感,居然说,“你说是谁的责任?是你的责任!”结果造成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学校把追究责任人的事情上交西城区教育局,当然最终也并没有结果。
 
唐九旭想到张放死的时候孩子太小,决心把“张放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孩子有个交代。为此,他需要了解张放早年的历史,写个书面材料留给他的孩子们。他找到学校,要求学校提供张放档案上各个时期的证明人,想去寻访。但是学校拒绝了。每次都交涉不成。笔者2007年采访唐九旭的时候,他哀伤地说,“那时候(1979年)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是不认为张放是好人。”
    
1979年6月北京二龙路中学党支部做出了《关于张放同志的平反昭雪决定》。在家属的要求下,学校派青年教师张效松等二人陪张放的女儿唐津津去新乡寻找张放遗骨。在新乡凄凉的坟场里,她们找到了文革结束后唯一的一座无主坟,推断可能是张放的下葬处。当年张放的尸体被埋在新乡坟场上未留标记。他们花50元雇人掘墓开棺。11年的时间,当坟墓挖开的时候,尸骨已经无从辨认。坟墓里有一双35号的塑料凉鞋,唐津津看见这双鞋,一下想起张放离别北京的情景。张放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性,她的足码是35号。这双埋了11年的凉鞋帮她确认了母亲的遗体。唐津津当时痛哭失声,悲痛得不能自持。张效松帮她把遗骨入殓,火化后拿回了北京。参与迫害张放的纪泽华当时仍然是学校的领导人,张放亲属强烈抗议,西城区教育局把他调到了别的中学。
   
李雪丽在那一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得知唐津津来到新乡,马上去看望了她。她给唐津津的印象是贫穷潦倒,生活很不如意。她叨念“没有照顾好老师”,充满了自责。看来她一如既往地在心底怀念她的老师,关心着张放的家人,并没有回避这件事,也没有为1968年自己援救老师而横遭厄运而后悔。
    
80年代唐九旭在《文史研究》杂志上看见了张放的老同学金冲及的文章,写信告诉他张放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消息,请求提供张放早年的材料和其他知情人的联系方法。金冲及很快回信,提供了许多联系人的地址。就这样,唐九旭发信、访问,联系了将近30人了解情况,为“落实政策”奔走。他找到了上海大同中学时期的党组织负责人杨培景,在成都见了面。又在上海找到了《解放日报》的总编,张放在《皖北日报》的同事王维。王维帮助唐久旭找到了《解放日报》的副总编徐惟成,徐已经在北京担任市委付书记。徐介绍他找到西城区委的杨荣梅,促成了进一步“落实政策”。西城区教育局在1989年分配给唐津津一处住房。

1988年,在张放逝世20年的时候,唐九旭写出一篇纪念张放的文章,自费把它印发给张放的亲友。他还安葬了张放的骨灰,立了一块墓碑,碑文是:“亲人张放之墓。”在那一年,张放在安徽《皖北日报》的老同事们也联名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有49人署名,王维夫妇的名字列在最前边。
 
笔者的感想

2007年,张放逝世39年的时候,笔者找到了李雪丽的亲属,遗憾的是她本人已在2005年底病逝。笔者访问了她的父母、姐妹,并前往河南新乡,参观了她当年居住的地方和张放受难的地方。笔者也与张放的同事、学生、家属交谈,并在张放的女儿那里看见了本文提到的文件原件,还有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生前的照片。

这个使人震撼的真实故事还没有人记录。笔者认为它不是旧帐,而是一篇教材。张放短暂的一生折射了自1952年到1968年的社会场景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她的死提示了文革是怎样祸国殃民者的罪行。记录这个文革时发生的事件,是希望普通人所承受的苦难永不融入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消逝无踪。

有些情节值得注意。比如,在1979年“平反昭雪”的形式下,贺廷智式的流氓恶棍遭到了惩罚,而红卫兵的罪恶却没有追究。比如,张放的“平反”渗透了张放的亲属诉求的许多艰辛,也离不开像金冲及、王维、徐惟成、杨荣梅这样有一定地位的友人的支持和努力。又比如,西城区教育局最终给予了张放亲属政策许可的安抚,可是为了搭救别人而遭难的李雪丽,一生是个普通工人,没有得到过任何关注和道义上的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的故事提供了井然秩序里所看不出的现象,--在平静生活的日常活动中,人们也许没有太多不同,可是在暴政缔造的非人世界里,权力者为人们解除了行为约束,公然把邪恶的暴行规定为合法行为,赋予一些人特别的权力,这些人就立刻趋向残酷并残害同类,更多的人也都成为旁观者,逐渐默认了邪恶,抛弃了正义的心。令人震撼的是,确实有过李雪丽这样的例外,她不计后果,还是让自己的良心优先。这使笔者不能平静,写下此文,为李雪丽立传,并纪念文革受难者张放。


2007,11,23 初稿
2008,4,16根据唐九旭的意见勘误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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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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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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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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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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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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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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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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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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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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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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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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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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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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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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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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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医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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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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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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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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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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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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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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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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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杰与郑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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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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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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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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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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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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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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