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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闻佳文革时期的照片,她(前排左一)和二十二名同学一起在女附中校门口的合影。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作者:童话

引言

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是不计其数文革冤案中的一个案例。笔者从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女士的《顾文选》一文中初知案情,后来留心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OO七年三月闻佳八十二岁的舅父闻林先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记得采访结束时他说,这个案件在“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九七九年已经再审,闻佳得到了“平反”,一九八七年八月还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四千元,二OO二年开始又有了由民政部门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还能怎样呢?动笔时不禁又想到了他的疑问。

受难者及其亲属已经没有诉求,为什么还要写本文?笔者认为,“平反”曾经是千千万万受难者之家的福音,但这一概念后来越来越遮蔽关注苦难的视野,越来越阻止探究罪恶的努力,文革的属性渐渐地模糊,所以呈现详尽的个案非常重要。每一桩苦难都不止属于受难者家人,而应当被记录下来成为研究文革本质的材料。

亲属对案情的梗概叙述

闻佳的舅父闻林先生二OO七年三月在接受采访后审阅认可了笔者的笔记,因此可以将如下采访笔记看作亲属对闻佳及其案情的梗概叙述:

闻佳,女。一九五O年出生。籍贯四川省巴县。一九六三年从北京石油部小学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讨论时,她说自己什么农活也不会,下乡去怎么养活自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遭受了批判。同年冬天,她在校园内自杀未遂,由校方送往北京邮电医院救治。家属得到出院通知接她出院时,受到校方革委会成员方学邦、丁玉英的阻止,称自杀问题还要追究,遂未能将她接回家。她被从医院直接押回校园,继续监禁在由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看管的教室里(校园监狱)。此后,在没有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她于一九六八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被校方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

一九七O年三月五日,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重刑。在身陷囹圄的十一年里,家人与她音讯两绝。

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寄达其舅父闻林的住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闻佳接出。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瘦弱枯槁,形如纸人,惨不忍睹。

闻佳出狱后次日,家人就带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就诊,此时看见了她一九六九年的初诊病历,从而得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支队警员李荣兰曾押送她到安定医院就诊,并有“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病历编号是:83872。

经过长期交涉,一九八七年八月,闻佳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四千元。二OO二年开始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门发放,随物价上涨有所增加,到二OO七年接受采访之时每月有四百多元。

目前,闻佳在重庆,与她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终年服用精神病药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没有医保。

闻佳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关于判决书上讲的“闻佳的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也不成立。事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闻佳的父亲的案子也是冤案,也已平反,但人死不能复生。

闻佳深陷死亡边缘,但没有死,成了精神残疾。

据闻林先生提示,闻佳在一九七O年三月五日被判决重刑之前,曾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的李荣兰押送到安定医院就诊,并且得到了“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二OO七年笔者在安定医院看到了83872号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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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定医院83872号病历

以下是病历的初诊记录。

编号:83872
姓名:闻佳      年龄: 19
婚否:未       初诊日期:1969,4,23
工作单位: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
住址:同上
联系人:李荣兰    联系电话:(44)1290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病史:公安局劳改支队李同志介绍情况:

该人是劳改学员,现参加学习班。原在西城分局扣压(押)。其父被镇压,其母改嫁,嫁给坏分子,社会关系极坏。

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毁坏像章,写反动标语,说反动话,自杀三次。喝敌敌畏,拒食,喝麻醉药。在学习班仍然放毒,每天发本,乱写反动话,写古代人……不接受改造,不接受教育,多着急的事,她不急。最近发现最高指示被撕,她诬赖是公安人员干的。

患者到此地一个多月,有时冷笑,有时发呆。该人极坏,人家学习,她闹,睡觉。人家睡觉,她乱喊。口称:西城分局班该解散了。进公安局都是有能力的人。

现继续散毒。在本上划(画)古代人,划发型,写电影,稀奇古怪。

检查:五官(—)  心肺(—)

精神状态:神清,言谈流畅,对答切题,有明显的联想障碍,如:诉根据政治形式,肯定自己的父母不是现在的父母,而父亲是杨虎成,杨虎成是红岩小说里的黄XX。因为自己长得像他,他虽然死在自己出生前,但是自己肯定是他的孩子。又如:ⅩⅩⅩ撕最新指示的,不是他和她的同伙,而是公安人员,其理由是:她看见自己和同伙的脸面都不像是撕的样子,那么肯定是公安人员撕了。用来考验她们,看她们忠不忠于毛主席。

患者自感脑子乱,看见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故在检查本子(公安人员发的本子)上乱写,都写出来,才能进行批判。

患者叙述时,情感尚自然。

印象:精神不正常

重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可能性的大

R:

  出证明,目前神经不正常

          杨志敏 关佩芳

(另一医生笔迹)

病人认为杨虎成是她父亲,自己不是闻家人。

诊断意见同前: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有下划线强调,签名字迹潦草难辨)

病历也记录了闻佳被从邢台监狱接出后到安定医院就诊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父(指闻林)伴

于五月份宣告无罪,并建议来我门诊医疗。由西城区人民法院盖章。

神清,表情淡漠,问所非答,称“有蛔虫”,神经不清楚,说话声极小,几乎听不清。

(英文药物处方略)

          沈炎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舅父伴诊

今日来查TTT、GPT、胸透。并持西城区人民法院释放证明一份。

透视结果:右肺浸润性肺结核,部分硬结。

(英文药物处方略)

          汪月


送交群众讨论的文件

笔者不曾找到文革中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公审宣判过多少案件的统计,但是在一位文革文物收藏家那里看见过一份一九七O年一月九日《通知》的原件藏品,包括遇罗克的二十名所谓罪犯及其“罪行”写在上边(见图)。闻佳的名字出现在另一份这样的《通知》里,这份通知的日期是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列有包括闻佳的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的“罪行”,闻佳的名字排在第三十九位。

这种《通知》是当时要求“革命群众”“讨论”对“现行反革命”的“处理”的文件,每份通知的规定格式都是以红字“最高指示”当先。一九七O年一月九日和一九七O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两份《通知》都引用了毛泽东的同一段话,即所谓的最高指示:

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目的。

两份通知的卷首语不完全相同。写有闻佳“罪行”的这份通知的卷首语是: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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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公告原件

下面是闻佳的“现行反革命罪行”,以此“罪状”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重刑。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闻佳思想极为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师大女附中有关人士的叙述

闻佳捕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初三学生,那所著名学校也是文革时期残酷迫害事件的多发地点。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该校学生红卫兵的斗争和殴打,惨死于校园,是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残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在相近的日期里,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又在化学实验室里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残害致死,至今人们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根据她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在文革中共有受难者十人(不包括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二OO四年她在《顾文选》一文中提到了闻佳的遭遇: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闻佳十六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

二OO七年王友琴在给闻佳的信件里写到(闻佳由于精神状况未能阅读此信):

记得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或者是一九六九年年初,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大片关于您的大字报,说您是“反革命”,撕碎了毛泽东语录和说了反对文革的话。另外,听说他们把您送到了西城区拘留所。……一直想知道您后来在哪里。我去女附中询问,听人事干部赵桂英女士说,您在一九七九年被释放出狱,去找过她。赵桂英说,您被捕前如果是大学生,大学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学生就没办法了。她说学校没有能为您做什么。她也不知道您后来去了哪里。

旅澳作家陶洛诵女士也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她十九岁时不畏社会气氛的恐怖,主动追随遇罗克传播《出身论》,反对盛行于中国的“血统论”,在紧要关头为遇罗克送信求援,结果被投入监狱关押了八百三十三天,其间曾戴着镣铐被押回师大女附中在化学实验室里接受批斗。一九九一年她把在狱中见到同校同学闻佳的情景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

“师大女附中。”

“闻佳就在这屋。”闻佳的名字,碧珅(陶洛诵的化名)很熟悉,在学校时,听说闻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

“闻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被讨论。”

“我不怕。”闻佳无畏地说。

书中的另一段: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闻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提审陶洛诵时警员“鲁智深”说:

“瞧见闻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摘自《留在世界的尽头》)

鲍国芳女士是闻佳的同学,近年曾经采访闻林先生。二OO八年她在博克文章《我的同学闻佳》中写下了闻林对她的讲述:

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不知有几天,快要不行的时候,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给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接回去吧。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青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走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为了让我送卫生纸与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被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十八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西城区法院的一个厅长叫苗清仲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我从他那里得知了闻佳一些情况。原来开始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我们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我们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许容女士也是闻佳的同学,二OO八年她在博克中写到: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七二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曾恬,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二十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厂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二十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闻佳冤案平反的相关文件

展示“平反”的相关文件不仅能有效研究案情,也能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实况。关于闻佳冤案的平反,笔者找到了几份文件。

文件之一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知闻佳的母亲闻光裕出狱的信,那是在闻佳被关押十一年后第一次得到的消息。全文如下:

闻光裕:

闻佳原定反革命案现已经我院再审完结,以一九七八年度再字第二十号判决宣告闻佳无罪释放。经查闻佳现无亲属在京居住,又因患有精神分裂症,需有亲属照顾,故与你协商是将闻佳送你处居住,还是做其它安置,请速来函告之。

一九七九年一月

附:再审判决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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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二是这封信里所附的《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因现行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现经再审查明,被告闻佳的亲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被告闻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在学校一个废弃的厕所里绝食自尽,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在救治中被告主动交代曾有反革命言行,但未扩散,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原判对被告按现行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兹依法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七O)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文件之三是几经闻佳亲属的交涉,《再审判决书》的第二稿(略)。

文件之四是又经交涉达成的趋向案情真相的《再审判决书》。这份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最终送达亲属的文件终于确认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闻佳是由于自己和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而精神失常,二是反革命罪的定罪依据是她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全文如下(见图):(注:日期仍写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当时对结案文书日期的统一规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原系北京实验中学学生。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刑字第十号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此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极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七O)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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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佳文革时期的照片

文革毁灭了闻佳的一生,笔者总希望有个地方收纳对此冤案的记述。二OO七年四月在网上看到闻佳的母校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的《校史征文启示》,遂将闻佳冤案写成了一篇散文《为无告的闻佳》。闻林先生三次审读了这篇文稿,逐字认真修改后支持笔者发稿应征。记得他认为《为无告的闻佳》一文最有力的文段是:

谁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红卫兵?谁是一九六八年校园监狱的看守?谁整理、报送了她的“反革命材料”?谁批准逮捕了这弱小的女学生?谁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中学生当作“反革命“判刑二十年?谁引领、鼓励、纵容了这荒谬至极的迫害?

笔者于二OO七年五月九日将《为无告的闻佳》发给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史征文投稿专用的电子信箱。八月里得知校史征文文集进入了汇编阶段,马上打电话向校庆筹备办公室询问对该文的处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收到”,只好当即补寄了一份。不久后出版了名为《九十年足迹》的文集未收录此文。

二OO七年九月九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盛大的九十年校庆,校庆出版物中没有任何关于闻佳冤案的记载。庆典大红大紫,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标志人物宋彬彬得到“知名校友”荣誉,她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赫然正面陈列。当卞仲耘校长八十六岁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为此提出抗议时,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片呼声:“他们不是都已经平反了吗?”许多人并不在乎善恶荣辱的错倒,对受难者家属发出声音反倒挑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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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校庆之后,笔者在搜狐博克上找到了一张闻佳文革时期的照片,是她(见照片前排左一)和二十二名同学一起在女附中校门口的合影。校门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和正面的毛泽东影壁都清晰可辨。这证明,师大女附中确实有过健康的初三学生闻佳,也确实有过把学生送进监狱的“革命委员会”机构。这张照片补充了闻佳冤案的民间记忆,使这一文革个案更富有具体实感。


转载自《二闲堂》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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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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