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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作者:朱学勤

12月3日,顾准逝世35周年。鬼使神差,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碰巧回校,邀同门同饮,我也忘记这一晚是顾准35周年忌日,却不由自主说起他在世往事,众生无语,停箸黯然。夜半回归,朋友转来柴静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长达8500言,情真意切,结语说:“我们都是顾准的后人”。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经常在央视调查栏目上出现的女记者,写信问同在传媒工作的儿子,这是CCTV的“柴静”吗?那样一个地方能出这样一个人?儿子尚未回信,一个学生的短信到了,确证如此,而且约我写稿,纪念这个应该纪念的日子。

顾准的人间悲剧,这些年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与学生说的是这一悲剧的反面,将近二十年前,我采访顾准家族时遭遇的另一人物--施仪之先生。我想让学生明白的是,人间若有悲剧发生,总有其正、反、里、侧,只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剧纵深。否则,只能落入新华体,再树一个好人好事,平面走形,那才是对悲剧的亵渎。

1991年我写“迟到的理解”,先在香港发表,后在大陆“文汇报”转载。一位顾准家族中的年青人--北京社科院研究生学报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顾准临终,欲见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过数百米,却酿成生离死别悲剧这一段,担心我不了解内情,再写下去可能出错,自费坐火车来上海,告诉我这一家族的一些内情。闻之心惊,于是反过来坐火车去北京,请他陪同,去寻访那个“阻扰”顾准母子相见的“罪魁祸首”,前公安部主官,顾准妹夫--施仪之先生。

初见施仪之,七十开外,双鬓染霜,穿一身军装无帽徽无领章--我称“素服”,虽落魄,却留有军人威仪。此时已被开除军籍、党籍,门可罗雀,门厅亦浅陋。我因此前不久脱军装,见有同样“素服”之前辈,则感亲切。他听说我也是落难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来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倒霉时,我是军政委,公安部军代表;现在顾准翻案,成了思想界前驱,我却成为反革命,双开除。”这就打开了话匣子,可惜当时经济窘迫,没有录音笔伴随,以下文字为记忆所及,文责在我,无关施老先生。

施为1949年前参加部队的老军人,大军南下,经无锡宜兴,娶顾准之妹,遂成顾准家人。此后又北上,为陆军驻山西某部军政委。文革第二年,毛号召三支两军,施仪之进入公安部任军代表,排名在谢富治、李震之后。谢无暇理部务,交李、施掌政。李震为1935年清华一二九运动参与者,是中共陆军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林彪事件后,李在公安部大楼的地下室暖气管道旁离奇身亡,为文革中军界高层两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夫妇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内军人枪杀。李案发生,周恩来震惊,亲自调人组建专案,倾向于认为李震是他杀,有政治阴谋,限期破案。施仪之参与专案组,调查后排除他杀,以自杀结案。李震死后,依军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实际当家人即为施仪之,故而外界传言顾准妹夫为公安部部长,虽不确,也非讹言。

施仪之与我谈了一下午,有两件事让我意外,深感历史难写,尤其写人,言及深处,难处自现。

一是70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大规模回民暴动。部队武装平叛后,周恩来令施仪之去当地视察。临现场,见民众赤贫如洗,眼含憎恨,施内心震撼,向周恩来驰报,称当地为“老、少、边、穷”,应开仓赈济,方能平息乱源。并有具体建议:海军被服仓库有军大衣闲置,应尽快发放,火车运送,让难民度过严寒。周允其请,遂有西、海、固当年到处是难民身披蓝色军大衣之奇观。今日大陆文件用语,“老、少、边、穷”已集为固定词组,即施仪之首创。文坛作家张承志因采访西海固著“心灵史”而闻名,早于张十年,施已进入西海固。

二是1976年清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民众籍悼周而抗议,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侦探,一日三“参”,随时密报。施仪之在密报照片中,赫然发现叶剑英座驾,牌照号码历历在目。惊魂之下,徘徊再三,施决定扣压这张照片,隐匿不报。此事天知地知,密报者不知,叶本人不知,毛泽东不知,仅施一人知。车内究竟是叶,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与叶言,事后不久已经沦为阶下囚,更不能与叶言。唯一可测可度者,毛泽东病中闻天安门乱起,倘获悉叶帅座驾于广场出没,断不会仅以老病开缺之。“黑手”云云,有此证据,上挂下联,镇压之凶狠,株连之广大,将大出一圈。此事说小,不过是一军人对前辈动恻隐之心;说大,则大至血海般干系,有可能牵动下半年怀仁堂事变能否发生,如何发生。我为施仪之当年敢有如此担待而感佩,也为他此后遭遇而唏嘘。如果说他“反革命”,真罪状是在这里,而不在被指控的其它方面。我今披露此事,一是为老人去世十几年,墓木已拱,此说虽为孤证,待考,却也不能随其埋葬;二是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史学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1976年两件大事,上半年广场沸腾,下半年宫苑突变,并不像当事者自言、官史者编撰那样简单。

第三件意外,施仪之自己并未说及,我是为施言所动,回沪后征信于顾准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获悉。顾准晚年妻离子散,孩子们投靠谁,谁在庇护?我们当年或追述或纪念,却把这一背景忘记了,其实还是施仪之。顾准遗孤数人,施仪之亦有子女数人,皆为知青,上山下乡,年终返京探亲,就在施家打地铺,一地铺睡十几人。节后离京,施仪之让原部队警卫员去内蒙草原打黄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们上路。上峰提醒施仪之,不该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响。施回答:他们的父亲是反革命,我已经与他划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们推出门外,总要有一点人道主义?顾准晚年欲见老母而不可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施当时已觉身处险境,尤其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有一次借工作汇报,向江青请辞,脱离公安部,返回老部队。江青怒斥: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识抬举!从此不敢请辞,一直到1976年下半年怀仁堂事件发生,天地翻转,施作为“三种人”或“谢富治代理人”,被隔离,被审查,终被双开除,沦为“牛鬼蛇神”。

我与施仪之只有这一次“初见”,再无“复见”。当时交浅言深,感谢他信任,说好第二次带录音机去,记录他的“口述史”。不料刚回沪,十天后高南来电话,说施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见面后,他一连几天难以平静,也是原因之一。此后是我难以平静,老人遽然离世,岂非我之罪?

我今以施仪之往事,纪念顾准逝世35周年,以赎前衍。是否亵渎顾准?起顾准于黄泉,他也会同声一叹:“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之悲剧,虽千万人吾往之,可谓“惊天地”;施仪之用尽被弃,也是悲剧,可谓“泣鬼神”,这是悲剧之正反,却发生在同一个家族里,这就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了,而是时代悲剧。

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从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活比文学更文学,已不劳小说家言,面壁虚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是读不到神鬼天地,人间世界的。而我长远不读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回避了生活,也会跳大神,那是另一种神。说“当今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代”(王蒙近语),唱“纵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诗),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只是讨活人欢喜。两人搭档,绝配,确实应该一起去法兰克福的。离开这些“二人转”,去读真实的日子,能纪念顾准,能纪念一个前任部长的悲剧,也能戳穿另一个前任部长的诳语。


《东方早报》首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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