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1.JPG

图:北大图书馆南门的东墙上,嵌有历届馆长的浮雕头像。向达自1949年担任此职。他在任期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收藏,对馆藏建设有重要贡献。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撤销馆长职务。向达性格倔强,浮雕的艺术表现力差强人意。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

               --记“牛棚”里的向达

作者:郝斌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乃至一些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各系的名教授,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学生和校外来人辱骂批斗。校园钟声从此常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声声相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藉由北大一块学术殿堂向全国推开,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即1966年6月1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9人被批斗①,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代行管理职权,局面得有一些控制。到7月下旬,毛泽东说“工作组”实施的是“白色恐怖”,此言一出,“工作组”懵懵懂懂,卷铺盖走人。这时候,历史系又揪出18个人②。两年之后,即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等5人③。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了32人。那几年,历史系(包括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尚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稳定在100人上下④。揪出来的人,接近三分之一。

各系的“牛鬼蛇神”,常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带,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里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展览台和批斗场。当时的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校文革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7月29日至8月22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多达212万人次⑤,平均每天8万余人。我们被斗的,每人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某某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团团围住。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还在三院。这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从对开的朱漆大门走到小楼,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上面长有青苔,十分幽静。此时,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张又一张,有的前一张未干,后一张又糊了上去,就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长青藤还透出一丝往日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还有谁去理会它呢。

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学生押着我们去校园劳动,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涌来的串连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墙头上都站上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行进队形早被打乱,压缩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中间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体弱的杨人楩和邵循正挡在后面,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当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什么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三院的患难相扶,倒让我们个个豪气填膺,不仅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我们平庸的一生,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晚年回忆起来,足可以自安自慰,您说,谁能够淡然忘怀呢!

4.jpg

图:坐落在北大静园西侧的三院。文革前,这里是历史系和图书馆学系(现今的信息管理学系)共用的办公场所。庭院里,苔痕上阶,草色青青,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以后,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要到这里报到、列队、听训,然后有学生押着走出这个门,去拔草、打扫厕所、挨批斗。

还说当时的三院。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没有任何空间、也就是没有人身界限的尴尬场面。连我们本该弯下来的腰,也早被挤得直起来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三院的二楼有个阳台,座西朝东,也算宽敞。其实,这时的阳台早已被腿快的人占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踉踉跄跄,被推上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阳台上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1966年8月下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扶栏杆、面向小将的大幅照片,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见我们站在高处,身前还有一道水泥栏杆,他们却要仰头观看,大概就联想起“八.一八”的大检阅来。这时候,阳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外边来!”栏杆的高度接近一米,可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排水沟,中间凹下去,还铺着碎石子。我们无奈,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我的脚尖距离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十几公分的样子。不想,台下人又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的推推搡搡,拉上阳台挨个斗过一遍,已近一个小时了。烈日之下,人人头晕脑胀。我暗自提醒自己,这里只有一膝之地,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平衡,要是一头栽下去,虽说不是很高,也难免残废。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也60岁开外了,他们能撑得住么?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时,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5.JPG

图: 北大三院二楼阳台上的栏杆和栏杆外的排水槽。1966年8月,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0余人,在这条70公分宽的排水槽上成排下跪,膝头跪到槽边。庭院里挤满了人;下跪的人要称:“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批斗结束时,66岁的向达和63岁的杨人楩仍然跪着不起--他们一时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细说起来,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羞辱和压力,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准确之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迫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视尊严重于生命。这个世界如此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回到家里,她便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传到我们的耳朵、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不想我们也遭遇同一命运。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受得了这份屈辱么?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还好,他是最后到来的一个。站在队里的我们,互递一个眼神,替他庆幸。后来,我冒出一个想法,多亏那天是齐齐唰唰的一排,跪满了三院的阳台。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数也颇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力越小,两者成一反比。这就是“独跪”与“众跪”的差别之所在吧!那天,假如是向达先生一个人当众“独跪”,他还受得了么?您别说,这一跪,对我们的日后,也有某种预热的作用。毛主席教导红卫兵小将:“到大风大浪里去游泳。”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连下了几天雨,我们改去打扫楼道和厕所。在楼道里干活,有个遮挡,不再暴露于外来串联的人群之前,可以免去他们的追逐和辱骂。可是,走在楼道里,磕头碰脑的,全是同事和熟人,受辱的感觉更甚于陌生人前拔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呢?他们碰到的全是自己的学生和晚辈,此情此景更何以堪!有人进了厕所,见我们在那儿干活,扭头出去,另找地方了;也有人情急,或属豁达之士,能够放得开、便得出,那就是我们干我们的,他干他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没有几天,小便槽里多年积垢的尿碱,一层又一层,让我们刮了个干净,露出了多年不见的水泥本色。可是,向达先生,还有邓广铭先生,他们两位的脸上,却像挂了一层厚厚的霜。说起来,倒是商鸿逵先生尚能坦荡对待--这固然是商先生的豁朗和涵养,可您知道吗,早在1952年,他的头上,就有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算来,他磨练十多年了,多年的逆来顺受,想不到却有今朝之用!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文史楼打扫楼道,忽然一声喝吼,来了两个学生,把我们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向达!”其中一个喊道:“你竟敢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向达教授被打入“牛棚”,因为他是“反动权威”和“右派”,这是尽人皆知的老账和明账。对领袖有什么不恭,可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一听到“领袖”二字,我的神经先绷起来,因为我头上的罪名正是“反对伟大领袖”。当时的批斗,常用一种代数学上的“同类项可以合并”的办法,能一锅煮的,全都放进去。向先生有罪,按律如何,我也就难免。此时的我,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一个学生说:“向达!我们刚刚对你的狗窝采取了革命行动,铁证如山,你要老实交代!”--所谓“革命行动”,那就是向先生的住宅燕南园50号被抄了。听口气,像是抄出了什么犯禁的东西。这种喝问接连几次,但见向先生的脸上全是茫然和无奈。他回答不出什么,也分辩不了什么。一个学生开了口:“你的茶几上是不是有毛主席瓷像?”向先生答:“有。”“对面桌上有什么?”向先生答有闹钟、茶壶之类。两个学生很光火,大喝:“不老实!”僵持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学生说:“对面桌上一只老虎,张开大嘴,冲着毛主席!向达,你真是费尽心机,发泄你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3.jpg

图:北大校园里的燕南园50号,独门独院。1952年以后,向达先生在这里住了将近14年。每天他都从这个小门走出来,去上课、去图书馆、去挨斗。1966年夏天,历史系文革委员会勒令他腾出大半住房,他和老伴儿只能蜗居在东厢房中。抄过家之后,他心爱的藏书和手稿散落满地。

听到这儿明白了:那只老虎该是一件工艺品。向先生没再作申辩。事情怎么了结呢?这时,学生看到墙上有一张毛泽东的“标准像”,就喝令向先生在像前下跪“认罪”,向先生也照办了。这是他第二次屈膝。

向达是什么人呢?他的身世和学问此处不论⑥,只谈一件事即足可见其品德为人。1946年的平安夜,驻北平的两个美国大兵强暴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学生沈崇,沙滩红楼贴出抗议美军的大字报,号召学生抗暴游行。12月30日,不知几个什么人,去撕扯红楼大钟上贴的罢课标语,正被向达先生撞见。向先生一人面对几个,竟然走上前去,怒斥他们:“你们有道理,也写大字报贴出来!撕人家的不是本事!”短短几句,义正词严,声震楼宇。那几个人对向先生推推搡搡,这一下更惹恼了他。向达认为,大学的校园里竟有这种侵犯人身的事情发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向校长胡适提出辞职,一时间有多少学生社团和教授出来安慰他、挽留他。学生的抗暴游行过后,北平警察当局实行“户口大检查”,夜入民宅,捕去无辜市民多人,向达先生又同12位教授一起签名⑦,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向先生的名字因此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中,他却全然不当一回事--这就是当年的向达!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向先生,他无言,没有分辨,没有反抗,只见他双膝屈倒,跪在毛泽东像前,按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唸称:“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今天说起这段往事,您也许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吗?是他们无理取闹吗?我可以断然回答:都不是。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包括向达先生,凡是亲临其境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很有一股堂堂乎正义之气。对当时的大局,我们人人都有困惑和迷惘,百思不得其解,而面对这两个青年学生,对他们的作为,我们却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同龄的青少年。小孩子缺乏识别能力,本属与生俱来的欠缺,关键在大人如何对待和引导。可在那个年代,当愚昧与真诚并于一身,非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偏有那么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运用。这种人,大至国家高层,小至某个学校、工厂、幼儿园,几乎个个单位都有。您想,这还能有个好么?他们的推波助澜,成就了“伟大战略部署”的实施。于是,社会瘟疫流行,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症候。

此时的觉明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历经清末、北洋、民国、共和国几个历史时代,还当过一回“右派分子”;他到过英国、德国和法国,什么没有见识过呢?说他走过的桥比那两个学生走过的路还多,恐怕也不为过吧!还有,向先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说话行事,一身湖南人性格。1948年,北大校长胡适,在办公室正同几位教授聊天,时任历史系教授的向达走进来,当面提出质问:“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乎没有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么?” ⑧他的表情相当严厉。刚从美国回来讲学的邓嗣禹教授当时在座,邓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一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⑨,连忙起身告辞。向达的质问并非过分,就是胡适也承认 :“《水经注》大典本(后半部),北大买价为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说来真有点骇人听闻。” ⑩2.jpg

图:向达手记,1935-1938年,向达先后在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不列颠图书馆以及法、德等国图书馆中抄写东方善本中的珍贵资料。1938年携带数百万字手抄资料回国。这是向达从巴黎国立图书馆抄回的明刊本《熙朝崇正集》(两卷)。

说到这里,您不免要问,见识、阅历和性格如此的向达先生,在两个学生面前,没有半句的辩白,就屈膝称罪,该作如何的解读呢?朋友!这真是一个难题。四十年前,事起突然,懵懵懂懂,四十年后的今天呢?四十年后的今天,好像没有明晰多少,依然如同隔雾看花。

话说1966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心里升起一线希望:如果监管学生也放几天假,我们就能喘口气了。

9月27日上午,正在校园里劳动,历史系文革来了通知:两个小时以后,各带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

时届深秋,衣物不能少带,可背着行李走路,又不好多带,真是左右为难。住在集体宿舍的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很快打点完毕,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看见向先生已经先于我们而至。接着几位老先生的家属,也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推着行李陆续到来。邓广铭先生家住朗润园,比杨人楩先生住的燕东园、邵循正先生住的中关园,都近许多,可独独不见他的影子。直到监管的学生发急了,他才姗姗出现。我们“黑帮”一伙,两个月来,整天苦脸相对,哪曾有过笑容?这个时候,一见邓先生的样子,都有点忍俊不禁。原来邓先生带的是一床鸭绒被,捆打的时候,没有挤压出空气,好大一个团团,他老人家头顶肩扛而来,绳子渐松,鸭绒膨起,里面裹的衣服也快掉出来了。邓先生体躯伟硕,此时虽是凉秋,头上已经冒出汗来。监管学生见此情状,破口大骂。我们试着凑上去,重新捆绑一回。鸭绒被不同于棉被,压住一头,膨起一头,两个人四只手,捆绑起来也很费力气。

我们排成一行,随即上路,前后有人押着。出了东校门,来到京包铁路线上的清华园站,登上北去的火车。在车上,我们面面相觑,此行何去?这真叫做前途未卜!当火车停在南口站时,我们被喝令下车。出了站台往东一走,大概是徐天新首先作出判断:“是去太平庄!”就像夜行军中小声传递口令一样,没走多远,除去耳背的向达、杨人楩和杨济安,大概都知道要去哪儿了,我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面,两者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新辟的一个林场,砖房几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附近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名叫太平庄。当年绿化大队初到,这里荒芜一片,没有地名,也就随它叫了“太平庄”。

此前一年--1965年,历史系按照上面的意思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交给了北大。历史系一、二年级(64级、65级)的学生来到这里,兴致勃勃,像是走出了象牙之塔。在太平庄的开学典礼上,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曾来出席,还讲了话,表示市委很关注这个试验的成败云云。没有几天,他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杂文《燕山夜话》,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批判文章越来越多,标题的字号越来越大。学生们坐不住了。“太平庄”是一家“黑点”的流言不胫而走。几位班主任深入学生宿舍多方解释,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彭珮云,时在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任职,时常往来于市委与太平庄之间,一住十天、八天,也是常事。等到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播出,彭珮云的大名反复出现,学生们听了,当夜就打起行李,坐了一夜,争论了一宿。次日清晨,汽车一到,二百名学生如同提开闸门的洪水,直从太平庄头涌泄下来,脱离“黑点”, 一口气奔回北大。太平庄只留下两、三个人看守。

我们到达了太平庄,那儿的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们住进可容24个人的大房间。学生原来睡的是上下两层床,我们年轻的,自动把行李放到上铺,下铺留给向达、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阎文儒、宿白等年长的人。由此,开始了第一期六个月的集中营生活。不过,向先生在这里只住了一个月。

6.jpg

图:阎文儒(1912-1994年),满族,字述祖,号真斋主人。北大历史系教授,一生从事考古学研究,专攻石窟寺艺术,著有《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龙门石窟研究》、《唐代贡举制度》等。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对后辈晚生尤其和蔼可亲。

次日宣布了作息制度和管理制度。起床盥漱之后,“天天读”一个小时,而后早饭;上、下午各劳动四个小时;晚饭后,学习“毛选”,写交代材料。只有星期天的下午免除劳动,可以洗洗衣服、相互理发,或到附近村里的小卖部买邮票、发信。在这里监管我们的学生,多的时候三、四个,少的时候只有一个;另有因神经衰弱、睡眠不好,遵医嘱在这里疗养的两个学生。这样一来,太平庄上就成了牛鬼蛇神“十万户”、革命群众“两三家”的局面。不用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儿。

我们一日三餐,餐前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向先生有两顶:“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右派”。周一良先生,起初是两顶,后来给他加到了五顶。这种规定让我们受辱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进口,可还没有吃,就先来一通“请罪”,真是让人恶心欲呕,眼前摆着窝头也不想吃了。不过,肠胃很有适应能力,这种感觉,两三天后,渐渐地淡下来。我们顿顿“请罪”如仪,顿顿窝头照吃。

学习“毛选”,互讲“认罪”的心得,也算是一招儿,时不时的就来一次。一天上午,太阳出来暖洋洋,监管学生高海林让我们围坐在屋前背风的地方,座谈“认罪”心得,几只小鸟还在身边跳来跳去。可在这种场合,不开口不行,开口,也只能说“我有罪”、“我要脱胎换骨”之类的话,无非是身体受过折磨之后,还要让你从心理上再自戕自虐。每逢这种场合,人人都求靠后,不愿争先。不想刚到太平庄,向先生就抢先发言。他说:“我这次出来,跟老伴交代过了,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搬到燕生那儿去。所以,我到了这里,没有什么牵挂,能跟大家一块儿安心学习。”向先生说到这里,高海林跳了起来,喝令向先生站起来、低头弯腰,大骂他“反攻倒算!”

向先生说的燕生,是他的儿子向燕生。他嘱老伴万不得已之时,惊吓老病之身能有个安顿,应是肺腑伤恸之言。向先生何以要在这个场合重复这番话,笔者当时三十出头,年轻力壮,听了也就过去了,并未深加理会,直到后续的事情发生了,才把他当时的那一番话语,陡地回想起来,出了一身冷汗。7.jpg

图:崔师傅,北大食堂炊事员。1966-1968年,在昌平县太平庄,他为关押在这里的历史系“牛鬼蛇神”做饭。寒冬之际,他常烧锅热水,让我们烫脚。烧水不属他份内的事,他给了我们温暖。2008年,他整80岁。祝愿这位好人长寿!

炊事员崔师傅待我们不错。只要我们下工的时候,能从山上捎带回足够的柴禾、树枝,他就会隔个两、三天烧一锅热水,让我们睡前烫烫脚。可打洗脚水,要从我们住的河滩,爬上一个小山坡,才能到伙房。黑灯瞎火,顶着北风,热水端回宿舍,也变成了温水。我常常一懒,就免了,躺进被窝慢慢地温被子。这个时候,我看到阎文儒,拿起向达的脸盆,给他打回热水,放在面前,然后再拿起自己的脸盆去打水。向先生洗完脚,阎文儒还是一声不响,端起水盆,走出房间,把水泼到老远的河滩。碰到监管学生进屋巡视,他就作罢。后来,阎先生不只打水、倒水,还给向先生脱鞋、脱袜子、穿鞋、穿袜子。向先生平时就是一脸的严肃,很少表情,这个时候,阎先生伺候他,他好像也都当得、受得,安之若素。我在一旁看了,有点诧异,邓先生向我努嘴示意。我从床上往下一看,见向先生的双脚肿起来了,肿得很厉害。第二天在山坡上,得便的时候,邓先生又悄悄告诉我:“这不好!‘男怕穿靴,女怕戴冠’,他怕是穿靴了!”邓先生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比向先生的还严峻。“穿靴、戴冠”,这是生活经验的概括,我第一次从邓先生口中学来。又过了两天,午饭前列队“请罪”的时候,不见了向先生;回到宿舍,却见有他的行李和用具。听人说,准许他回学校看病去了。

转过年,1967年3月,包括我在内的5个人,最后一批被允许回到学校劳动,太平庄没有历史系的人了。我们把向先生的行李一起带回,交到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不久,慢慢的听说,向先生被诊断为尿毒症,入院的时候已成不治之势,医生也无力挽回了。1966年11月24日,向先生离开了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还是听说来的,先生的丧事草草--那个年月,“黑帮“死了,谁敢哭出声来!

话说回来,阎文儒何以侍奉向达先生如此,如同至亲一般?这应当是一段师生的情义。

1939年,设在西南联合大学之内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次单独招生。史学组录取了三名学生,阎文儒是其中的一个。向达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是文科研究所史学组三位导师中的一位。阎文儒就是向达指导的研究生。1942-1944年,向先生两次参加中央研究院西北考察团,担任历史考古组长。他赏识阎文儒的诚朴好学,推荐他加入考察团。阎文儒在考察团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参加了民勤、武威、张掖的古墓发掘。距我给您诉说的阎文儒为向达端水洗脚的时刻,二十多年过去了,向先生66岁,阎文儒54岁,都是半百以上的老人了。笔者不才,我是关在“牛棚”里,才学到“一日为师”这一课的。

我所知道的向达先生,平日说话行事,了无情趣,讲起课来也是干干巴巴。我毕业的第二年,在32路(现在的332路)公车上远远看到他,赶紧多买了一张票。下车之前,挤到他面前,举起手里的两张票,不料他说:“我有月票!”脸上没什么表情。下车之后,我赶紧告别,自觉没趣不说,心里可惜的还有那一毛五分钱!我同向先生是隔了两辈的人,总是从远距离看他,他也总是那么冷冷的。倒是在“牛棚”里,阎文儒先生的行动间接而实在地告诉我,向达先生自有他的人格魅力,这一点让我至今服膺不疑!

注:
①另8人是:许师谦、周一良、徐华民、汪篯、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俞伟超。此外,还有当时在历史系协助工作的张胜宏(党委研究室)也被批斗。
②这18人是: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邵循正、陈芳芝、商鸿逵、阎文儒、宿白、荣天琳、陈仲夫、田余庆、高望之、杨济安、张注洪、李开物、夏应元、孙机、郝斌。
③另4人是:罗荣渠、谢有实、李原和吴维能。
④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
⑤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764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⑥向达于1955年被首批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的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
⑦另12人是:陈寅恪、汤用彤、徐炳昶、朱自清、俞平伯、张奚若、金岳霖、吴之椿、钱端升、陈达、许德珩、杨人楩。
⑧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见《传记文学》第46卷第一期。亦见《我与北大》,541页。
⑨同上。
⑩见《胡适书信集》中卷,第1085页,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原载《万象》2009年第6期,感谢作者供稿。

版权归《万象》所有,转载请与《万象》编辑部联系。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