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拼图北京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作者:陈远
   
说到1919年,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五四运动,其实那一年还有一件近代史上的大事,那就是燕京大学的创办。燕京大学从兴起到走向末路的历史并不太久,却和中国近代政局紧密关联。笔者从2005年开始关注燕京大学,先后走访了30多位在世的燕京校友,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许多往事。

陆志韦:司徒雷登之后的中国籍校长
   
陆志韦是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作为中国籍校长,他有句话很出名:“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的复校就是在陆志韦的领导下完成的。在北平围城,燕园解放,城内外电话尚通的日子里,国民党隔着火线在电话里向陆志韦发出最后“召唤”。正巧陆志韦不在家,卓明根据父亲的意愿回答说:“我们不走。”陆志韦回家后说:“不要管它,我们看解放军去。”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来,交给自己的祖国。
   
陆志韦没有想到的是,迎接燕京大学的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首先是思想改造,燕大早期的一位地下党告诉笔者:
   
我毕业之前,关于是否保留燕京大学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周恩来总理当时有个很著名的观点叫: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也有资料说司徒雷登也想回到燕京来,当时中央就通过陆志韦以私人名义给司徒雷登写信,欢迎他回到燕京。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整个事情就都变了。1950年底先是开了个会,决定接管美国人在中国办的13所学校,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之后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当时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委任状,委任陆志韦为校长。我们燕京的学生还请求毛泽东题写了校徽。当时对于燕京大学还是比较优待的。记得华北的物资交流会刚刚成立时,周总理特批了一辆火车把燕京的学生拉到那里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很受鼓舞。
   
1950年,学校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课程改革。首要是要开政治课,其他课程也要逐渐改造。一些教授来到燕京,开始在课堂上讲历史唯物主义,讲革命史。抗美援朝之后,美籍教授就不被允许在燕京讲课了。西语系的教授柯安西走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被拿来作为“认贼作父”的证据。
   
1951年下半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燕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集中在三个人身上: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不仅过去的同事、属下站出来揭发陆志韦,就连他的子女也来批判他。1951年,张大中作为派入燕大的工作组负责人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笔者采访他时,他这样说:
   
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工作队进入燕京搞思想教育运动,中心题目是搞“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这个运动有一个背景,就是抗美援朝。战士们在前线作战,我们要把后方搞得“干净一点”。所以当时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清理了一遍。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是以教育为主,也重点批判了几个人。那次运动的好处就是没有做组织处理,只是重点批判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虽然批得很厉害,但在生活上都作了一定的安排。当时党的政策还没有像后来反右时那么厉害。
   
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去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在学术上还有贡献这些方面……根据大家的揭发材料,之后又搞了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表现美国人为什么要办燕京,他们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在那次展览中,陆志韦和美国人的通信被公开了。陆志韦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说:我们要回中国了,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这种信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不得了。后来工作队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他。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在美国华人里引起了很坏的反应。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而且工作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同意了的。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
   
当时总结了陆志韦的几大罪行:
   
组织反动集团,把持校政。按照清算大会上的发言,这些人都是地主阶级、买办、反动分子、美帝间谍、反动派走狗。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以“拒、挤、打、拉、提、摆、掩”来控制人事。
   
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据说,美帝是通过陆志韦、范天祥、梅贻宝等“工具”,保持燕大这个“文化侵略堡垒”,继续在中国内部进行侵略活动。具体事例包括在庶务课的仓库中查出了美国国旗和国民党国旗,已离校的蔡一谔、梅贻宝、王克和等人的箱子,司徒雷登的寿礼以及范天祥的日记,陆志韦和上述之人的通信。
   
一贯抗拒公立。据中方公布的文件,陆志韦曾于1949年5月写信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如果纽约方面,在二三周内没有信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解散整个机构,或是交给政府。我赞成前者的办法……我是被派坚守岗位的,否则我对行政工作并不感到兴趣。”
   
破坏“抗美援朝运动”。陆志韦这一罪状的最大证据,是他不但没有参加《反对美国占领台湾宣言》的签名,而且于1950年10月28日写信给美国托事部副秘书,说:“最近有一批曾经留美的人,发表了一个反对美国侵略台湾的宣言……我之所以拒绝签名,有人以为是怕燕京所接受的大量国外援助会受影响,这也不是全无道理……事后才知道我原来还被期待作为主要的签名人之一。”其他罪状还有诸如贪污、浪费、供给美国情报及伪装清高等等。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陆志韦写了一份坦白书,坦白自己的“罪行”。

“学生批老师”是怎样开始的
   
再来看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子。在燕京,吴兴华是流星式的人物,但他的才华当年是那么耀眼--曾和钱钟书先生探讨古诗流源,令博学如钱先生者也不得不叹服;16岁入燕大,20多岁就被评为副教授。在燕京的政治运动中,吴兴华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小的,据吴兴华的夫人向笔者口述:
   
“三反”、“五反”的时候,虽然一些进步的人对兴华还有看法,但是他表现得比较进步,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藏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使党对他很信任。院校合并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当时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倒不觉得什么,但是却让一些人不服气,觉得他的资格不够。
   
关于吴兴华的“进步”,燕大校友、旅美学者巫宁坤的回忆文章《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写道: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陆校长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登台控诉,慷慨激昂,俨然把校长当作美帝的化身。
   
校园里的种种政治运动,不仅影响到了教授们,甚至影响到了当时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1950年,20岁的徐萍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时,显然没有想到这所闻名遐迩的学校会在两年后被取消。当时的燕大,尚有遗风存留--
   
当时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随便的,有时,因为上课的学生太少,就到老师家里上课。老师在客厅摆好水果和茶水,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先生就把学生带入了学问的殿堂。思想改造时,有的学生把老师平时说的一些事揭发出来。那之后,师生之间这种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大家在聊天时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什么说什么,害怕再被学生揭发出来。新闻系的老师都是搞西方新闻学的,讲究自由,这也是燕大的传统,但这些解放后就行不通了。在新闻系读了一个学期,我就转入了历史系。
   
燕京大学被并入北大之前,学生并不知情。但老师却隐约知道了消息。一旦院校合并,将来到哪个学校去便成了问题。所以老师对这个特别关心,一天到晚打听这些问题。学生们对这个倒不关心,我们的心态是无所谓,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了。党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大学里面的,在政治革命完成之后,党决定接收教育的阵地。但是接收这个阵地一开始是很难的。派了一个党委书记来,但是那些固执的相信教授治校的老教授都是他们的老师,又能怎么样?于是这些教授都必须被打倒搞臭,或被分散到各个学校中去。一些教授的私生活被学生揭发出来,或者工作队逼着教授的子女来批判他们,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觉得怎么能对老师这样呢?(徐萍芳口述)

燕京大学的消失
   
1949年至1952年5月,谢道渊先后在燕京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务。在他的叙述中,燕大消失的过程极为简略:
   
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但当时还有燕大的学者看不上他……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还是派了个人来。至于燕大,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大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倒是在巫宁坤先生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在院系调整过程中,燕京课程以及人员变化的情况:
   
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选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大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
   
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萝蕤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其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换了人间。
   
燕京大学面临“生”与“死”之时,正是中国大变化的时期。燕大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和当时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以及学术演进关联密切,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中无法绕过的课题。因此,深入地研究燕京大学,在如今的语境下仍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文章版权归《同舟共进》所有,转载请与《同舟共进》编辑部联系
(Email: 编辑部邮箱:guofuxiu80@yahoo.com.cn

目录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北京大学:北大“文革”二三事
北京大学:沙滩北大二年
北京大学:“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北京大学: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北京大学:青春.北大
北京大学:夜阑,涛声依旧
北京大学:《文艺批判》琐记
北京大学:我和父亲季羡林
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南迁
北京大学: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北京大学:鲁迅与北大女生马珏
北京大学: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北京大学:我所知道的女诗人徐芳
北京大学: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
清华大学: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清华大学:记吴冠中先生
清华大学:风雨人生
清华大学: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清华附中:少年生活见闻
中央美术学院: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北京四中
北海中学:北京:漫长的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北师大女附中: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北师大女附中:校工王永海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上)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中)
北师大女附中:沧海桑田女附中(下)
北师大二附小:母校在心里
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