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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戴新疆帽者为父亲。

羡君应召天上去

         --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

作者:刘自立

墓木已拱。

这是父亲刘克林的一些老友怀念父亲时的一句老话。父亲的遗体已星散云逸,无“墓”可居。但是,他的灵魂是否确在,本来就成问题。所谓梦魂牵绕,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是一种沟通状态。

近读诠释玛雅人文化书,知若有一种储藏“两界信息”的水晶球、水晶头骨一类异物,当可通过自我溟灭,复观前人之亡魂,且可与之对话,即可知死亡之迷,也可以此窥知未来之走向。只是不知这种神秘主义对于我们东方人有无效应。

几次“托梦”,都见父亲立于灰朦之中,不言不语,且时常与我对视一阵,复而转身退隐,消失,暗淡。而我则在梦中有重见父亲之大惊愕,却又不可能大叫一声“父亲”,就那样一次次见他显像而归隐。人是极度忧郁、晦暗和悲戚的,是中国人所谓冤魂之形状吧!这种“生”亦如死,死亦如哀歌的场面,证明父亲去世33年(此文做于七年前,今有修订--自立注),虽墓木已拱,时日悠久,但在超时空的存在中,精愫决定的“几维”空间,仍有冤魂期待活着的人,做一次轰然之弥撒,以告慰他仍在流血的心。

父亲走了。在1966年8月那个恐怖的日子里。梦中太忧郁的父亲,与父亲友人们谓之诗豪、酒豪的誉称,实在是阴差阳错,天上地下。

1977-1979年,在两次追悼会期间(一次是叫做“骨灰安放仪式的”,是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隔几年,又有中宣部六位“文革”落难者的正式追悼会,耀邦同志莅临以悼)都有送悼诗、文的。李慎之先生的两首诗含批判于悼念中,是十分之所谓“热辣”的一种。

一首为:“莫论诗豪兼酒豪,昔日文坛抱旌旄,羡君应召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

“握杀刀”一句,出自廖仲恺的诗,“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年,胜似屠门握杀刀”。(1922年,廖促恺遭陈炯明囚禁时写下《留廖内子》一诗,与何香凝别。)这里面储存的两大信息十分明确。一是父亲本为性情中人,有诗酒随情,豪迈爽朗的气质,也不可说没有恃才傲物之性格,所以是诗豪酒豪,既为尊誉之名,也是描写之状。“握杀刀”,则是慎之先生之尖锐的批判。其中缘故,十分深刻。

父亲一生为报人,为写文章人,但后半生一直做“御用”文人,写过大量文件,其中主要的是参与中央反修小组的《九评》写作。而慎之先生作为父亲燕大的同学,“战友”,都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父亲尚为一届主席;当然了解他年轻时代的理想或理想主义。但时隔半个多世纪,《九评》被定位为“文革”之理理论基础,(见《环球时报》),却是父亲本不可能预料的。一个被“文革”夺走生命的人,其最后之精神与“文革”有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

第二首,“十年无处哭孤坟,面对空棂揾泪痕,青山何处觅骸骨,可怜狗党恩深。”

“功狗”之谓,其实也深。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的,党是要给予一定的精神或文字肯定的--当然含李慎之本人。几百万、几千万怨魂,或为“功狗”,或为无功之狗,却似乎都难以上升为“人”,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色彩。此话出自汉高祖刘邦,也就不难理解了。

1979年,中宣部为六人举行追悼会,场面宏大,人头攒动,“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许多人都站在礼堂外面。当致悼词及父亲时,念到他死时42岁,对其一生的“功”劳,全场发出一阵轻雷般的叹息,使追思之情凝固为一种戚戚之物。我全身颤抖,全力抑压自己的感情。弟后来有文章说,母亲瘦弱的肩膀在哀乐中剧烈抖动,但她也在压抑。(只是在后来父亲一友人的另一次追悼会上,母亲因抑力失控,忽大哭而晕倒。对于灵魂的哀诉,是无时日的选择吧!)

站在默立于追悼会场的人群里,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但记得父亲的遗像亦显出郁郁之情。我们本来是选择了一张他在国外开会时的照片放大。他那时身在日内瓦,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团长是陈毅,时间是1962年。后换了一张可能是档案照。细看此照,已浮现出父亲忧郁的一面,与我在梦中所见相似。这是灵界对他的一个选择吧!不久前,我亦赴莱蒙湖边。所寻父亲踪迹,烟波浩浩之中,似得亦非得冥冥之告。

从记忆看,我倒并未看出父亲生时有多豪爽,豁达,或有多少内向,郁闷。可能是我的年龄尚小之故。只是他去世后,他的同学、同事、老友在告知父亲生前事时,有这样两种判定。一种说法是,他从《大公报》转至中宣部后,人变得忧郁了。唐振常先生持这种见解。我寻此线索觅忆,似确乎如此。其实,父亲的工作地点多在钓鱼台,很少回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

60年以来,社会极“左”思潮弥漫,渐成气候。在此思想核心地位的人,也并不能完全了解个中的波谲云诡的局面。父亲 当然是“紧跟”这种形势的。我在中学生活之中,关心政治,阅读政治读物、看报纸、看杂志,已成习惯。但政治形势发展之快,本不是我们这些少年追得上的。连父亲本人,也有一时难以理解之处。记得有一次与我们容膝而谈。他问到我们几个,谁可以讲出林彪的“四个第一”。五兄妹中,只有大姐悉数以答。而我却贸然反问父亲,何以理解“四个第一”的内涵。父亲听后,却也一时语塞。

父亲本非“老革命”,以他当时的处境与“政策水平”而言,林彪到底要做什么,当然几一无所知。但是。对于我一向远骛马恩原著,懂不懂,都有崇拜之心,父亲对此是不甚满意的。又比如,那时,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回一本《震憾世界的十天》,喜形于色;但父亲看过亦无表态。想来,此书中对于托洛斯基的肯定与誉词,已难于使他做出表态与评析。从这种忧郁与疑惑,尽管无法探究出他到了中宣部就变得忧郁的原因,但是,亦可见出一点蛛丝马迹罢。其实,到中宣部这个地方,于父亲一介书生,党龄尚浅(他是在50年代“重新入党”的)的身份。实有陌生感。对比中宣部的老延安们,本是“格格不入”的。

大姑父在80年代与我交谈时,就回忆过。他说,他劝父亲,要干,就要“加入”,不然,就很尴尬。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好在他是搞国际问题,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与他在《大公报》时期,以一介书生,“文人论政”时相比,已人“城府”,年龄也从青年转向中年,沉重的文化负担与政治负担,或许在情感与人格上开始了对他的扭曲。

以至他常常对我说,他愿意搬出这里,到北海邻近,购一小院住。他对我说,长大后不要当什么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去学个木匠为生。住在中宣部的宿舍里,邻窗可见树木一片,他有时发议论,说:“看,我们像住在山上哩!”这都是他从事紧张的文字工作之后,在闲暇时对于超然之境遇的祈求,只是没有真的去躬身践行而已。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是经历过1957年、1958年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以至最终看到了“文革”的序幕。仅从少年时代与父亲“交往”的我们而言,直到今天,才见出在中国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与政治上,面临过怎样艰难的选择!若非立场稳定,对大事件之厄运多少采取了片面与回避的态度,是不能遴选为思想核心班子的写作成员的。父亲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切,我自无从得知了。当然,生活的演变与转折,多为渐进,少为突变。起码,在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日子 里,父亲也有过一些与一般年轻人一样,大笑开杯,心无多虑的时日,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日子。

我的舅公唐汉三为候德榜的助手,为化工界元老。他在京时,逢其五、十生日,都要庆贺。记得50年代中初来北京,就在北京饭店聚餐为舅公过生日,以后每隔五年举办一次,60年代一次,是在四川饭店。记得父亲酒喝了不少,谈兴甚高,红光满面,留下他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以后,我又在王芝琛先生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的公子),见到40年代末期父亲与其他《大公报》人的合影,英姿健硕,爽爽自如,没有丝毫悲郁之情,也是十分愉快的一个印记。但这种愉快,在我们一家搬至中宣部后,确实并不多见。

父亲的工作使他有机会迈出国门。足迹遍布欧亚非几块大陆。抗美援朝期间,他奉《大公报》(上海版)之命,赴朝采访朝鲜停战谈判。涉及劝说志愿军战俘回国的报道。他被公认为当时中国记者团中,文章尤见精彩的。常常是晚餐酒后,于深夜将长篇报道一挥而就,传至编辑部发表。后著《东场里血案》一书,由《大公报》出版。从朝鲜返回上海后,他受邀在沪各界会上做报告,一句开场白:“朝鲜战场形势十分严峻!”引来听众们的关注;以至几十年后,尚有人提及。

1962年的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后,他以一篇《看!莱蒙湖这面镜子》名播于世。后与人合著日内瓦通讯集。1964年,又随周恩来总理赴亚非阿(阿尔巴尼亚)十四国访问。届时,他已调至中宣部国际处。

总理出访中事,我知之不多,仅从近年面世的一些书籍中见到少许记载。从十四国回来,毛亲赴机场迎接,也使父亲十分感动。他的情绪似被这个场面吸引,海外诸事,早已放在脑后。那时,弟妹有幸到机场迎接,要了一辆小车。这车子已不同于父亲用过的,《大公报》那辆王芸生老社长的老爷车了。(又,记得父亲从日内瓦归来,叫我到家在附近的街上等待。不一会儿,一辆新华社的敞篷汽车飞驰而至。车里坐着几个年轻的记者。父亲从车上下来,神色轩昂。)

从机场回到家中,父亲尚未休整,旋即叫我们随他一起去北海公园。每次出国归来,他都有一种更加眷恋祖国之情。他还为我们吟唱陈老总(陈毅外长)在访问非洲期间所填的《满江红.黄金海岸》一词:“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此,两洲血。”

反帝反修,自然是父亲出访的大使命。但那个时期的人们,如何能够冷静如现时。另眼看特“资本主义”世界呢!日内瓦湖的卢梭岛百年如旧,但对于父亲,对于我,在心理上已是两般景致了。

一如新中国的外交官与记者不可能造访美洲与西欧一样,父亲的足迹最西,恐怕就是到阿尔巴尼亚了。恩维尔.霍查的形象,在少年人如我一辈心目中十分高大。

另外还有在“古巴西,洋基诺”喊声中浮现眼前的卡斯特罗。石方禹先生那时著诗《古巴革命及其他》,是我十分喜欢的作品,常常朗读。父亲也表欣赏。他的心目中,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是十分令人激动、崇仰的事。当美军在猪湾试行登陆时,父亲以严肃的面容,告知我这一消息。虽然,我那时不过是个小学生。

我当然不知道,父亲的家中,他的二姐在台湾,后去美国。生活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中的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四十年后,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巨大转折。的确,父亲把身心托付给那样的一个“事业”,他也不可能有暇思考事物的另一面。然而,这个“另一面”,本是十分客观,十分严峻地存在着的。这个客观就是,毛的内政在历史中将其真相呈现的时候,却无人能够或者愿意将其外交,联系之,加以呈现。这个现状现在正在改变着。

我们从零散的史料复原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外交本身,已经无法逃出毛的世界革命,而归于独善其身之局面。父亲同学李肇基死难于可什米尔号爆炸。近来,他的亲戚自费印刷了一本没有书号的非正式出版物,以寄托哀思。李肇基和万隆会议罹难者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疑问--何以在知情蒋介石方面的特务动作后,还是让李等前往香港启德机场登机,何以周等可以改赴昆明……!

这个事实许多作者提及;但是由李先生亲属提及,尚属首次。

具体的事情如此,大局的判断难道不是如此吗?毛的对外战略,一是人肉付出,几百万所谓志愿军弃骨朝鲜,换来的是什么!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带来格瓦拉和波尔布特一群屠夫!二是金钱付出。1957年,他就可以付出四十亿美元,买赫鲁晓夫的原子弹(见张戎《毛》)。当人们以为反美是一种永恒真理时,毛由于内外交困,他抓住时机,小球改变大球,把反美改为泛美,泛日了--而美国,正好是在这个集权政权最为危险的时候使之化险为夷--这个化险为夷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中共而言,正在化为崛起。

诸如此类,我们是后知后觉,不去多说了。我们其实还是蒙在鼓里,父亲的反美,是怎样一种扭曲和冲动!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姐夫曾劝告父亲去美留学,被他一句“我只对中国有兴趣”而冷拒绝。如此一来,父亲的远足,其基点,当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兴趣”之上。也许,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父亲和他的父亲,都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且都越洋出海,放眼世界。只是这种"爱国"之内涵,南辕北辙,天壤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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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为父亲。

八十年代中,据远在美国的我的姑母信中所述,我的爷爷刘光柱本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此局原为严复主诗)。后又办《海事》、《四海》两本杂志,也都是因他留学日本,对海外之事有所了解。“七.七事变”,日寇占领北平后,土肥原贤二邀爷爷与其共事,被拒。爷爷遂返回湖南新化老家。爷爷虽为刘步蟾之学生,但依父亲的话,“一生纸上谈兵”,没有真的率军打仗。但他的民族气节是赫然明在的,不可能与日寇为伍。父亲少年时代的学习,多是在他二姐的指导下进行,当时我家在香山有一处别墅,父亲的唐诗宋词,许是在那个“天方夜谭”般的环境里“派生”出来的。以后,他二姐以二十岁多一点的年龄,携他的表弟(或堂弟)等,如以后成为希腊文专家的水建馥等,同舟赴四川,一路坎坷波折。

父亲的藏书里就有《旅顺口》一著。当时的我,自然不谙国家--大家,与我小家之历史的缘故;他还带领我们全家去看电影《甲午海战》,我们一群小孩被邓世昌的英武殉难而感动,却也不谙其中大家与小家之历史的缘故。父亲有一次与我们大谈夏完淳,说他如何痛斥明奸洪承畴。忆及那次叙史,至今历历在目。几个月前我获购夏完淳《大哀赋》一书,把夏完淳大骂洪承畴一节择出朗读,其时,父亲的影子似于云间重现而笑。是的,为了追回父亲的表情,感觉,乃至他的谈吐、朗读之节奏、语气、神采,我反复诵读了下面的段落:

夏在明知洪氏为汉奸后用反讽口吻说:“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本朝有个大忠臣洪亨九先生,是在松山杏山之战殉难的。崇祯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我常常佩服于他,想学他的榜样。我虽然今年只有十七岁,难道杀身报国的精神,就不能追步洪先生吗?”洪氏闻之,哭笑不得,闭口无语。(见《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南史撰)

南明文化培育的“遗民”情结,在五六十年代的父亲身上绝不可见踪影。只是我以后细读了陈寅恪的晚年诗文,暨余英时先生80年中的析读,争鸣文章,方才了解陈寅恪大师何以要写钱牧斋与柳如是。父亲当然不全是明确的“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要当英沙罗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

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苟苟之辈。他非但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至终不过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父亲以叛逆之身于1939年他14岁时加入共产党,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之介绍下,在一国民党将军的宅邸后院,宣誓入党。但以后,党与之断掉了关系。“党文化”之压力一直在压迫他。固然,《大公报》或燕大时期,他尚有正面的追求,“文章报国”也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好,付诸行动,主持各界人士抗日集会,参加游行,编采文章,高涨政治热情也好,一如他的老同学所说,要“至上”,也好,都反映了父亲的理想主义者的襟怀。虽然,今天,现中宣部已承认了他起自1939年的党龄,但从精神到肉体,这一追求已经灰飞烟灭了。

豪爽的父亲,应了苏曼殊和尚的诗,“纵有欢肠冷似冰”。我常想,若父亲生前一直以“冷似冰”的态度,处理任何事务,他也就会和许许多多曲直如常的人们一样,从牛棚马棚里走出来了,还可能官升一级,半级的。但细细一想,这就不是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狷介耿直、文坛旌旄的刘克林了!

1964年,在北京播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那一刻,父亲随着播音员齐越的声音一起朗读,“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父亲已去,确是无可奈何。理想主义的时代是否会相识而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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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一为父亲幼年时期。

文坛中人在讨论中国现状,评析文化衰亡,物欲嚣张而伦理堕落的今天,是否可以期待未来的信息时代,有一点点理想的、浪漫的、非实用主义的影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然而不管父亲当时如何写其九评,也不管当时的九评班子中人如何评价九评于今天,九评中的两大因子,一是社会理想说,一是爱国理想说,是生长在当时的“写手”们的脑袋里的,大致没有疑问。在经历或批判了“文革”的本质以后,人们仍然难以分辨革命与假革命,宗教与伪宗教,文化与文化赝品之间的界线,断头台,大屠杀,烧毁书籍,告密揭发,当面是人,背后做鬼,为主而杀人,刑讯,如此等等,都是不分革命之真假的。当人们不了解这一层,他们就陷入了“目的论”中,而忽视了把“手段”当成了过程的全部劣行。九评中人,在当时就看透这类“革命”怕几无一人。

我曾试图采访钓鱼台反修小组的成员,但这些老伯们都认为写出这段历史很难。一种就是,九评的评价问题。“上面”说是“一风吹”了……这种“一风吹”是个什么东西,与历史、政治和文化虚无论有何判别?

再就是,不好调当时之档案。据云,钓鱼台中人,是一张纸片也不能拿出来的。七老八十的人,空凭记忆,当然写出来也不准确。

《九评》自然不是个人的结果。康生管得不多(他是中央反修小组组长)。邓(小平)管得多,常来钓鱼台。文章修改主要是胡乔木。有时要改几十次,以至与初稿面目皆非。其中 一老伯告我。我和你父亲是起草头稿的两个人。 我听说王力自吹九评中的某几评是他写的,完全是胡说。

这样,我就大致放弃了通过采访九评中人而跟踪父亲的念头。尽管,我以后又获得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史料,遂使评介《九评》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通过灵媒与父亲对话的话,那么,他在职1966年的最终选择,是投了他人生的弃权票的,其中包括对于《九评》!

再如果,我可以潜身于父亲的灵魂,在撇开了“或生或死”这一人类中心论的狭窄命题以后,我们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回顾发生在历史上的关于理想与现实之争。镜头要切换至1949年的香港。也如我二姑母时隔40多年,在美国来信中 所述,父亲 与其二姐,在香港,在北平被大军所围时发生的一场争论。当时许多亲友俱在,如我大姑母,大姑夫等等。父亲忽口出直言,谓李文(国民党兵团司令,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黄埔一期学员,北平卫戍区首长,我二姑夫,)应当放下武器,以免北平人民生灵涂炭。二姑复,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可以指示他这样做。随后泪下。众人都谓父亲无礼。

这是时代两极决斗中事在一个家庭中的反映。1949年后,李文事一直困扰着父亲。1954年万隆会议,本是邀父亲前往的,也因父亲在采访“抗美援朝”时报道有功。但因有李文这个“关系”,未能成行。有父亲老友当事人忆及此事,当时乔冠华说过,李文!?有什么关系!“文革”中父亲也许又交待了他与李文、其二姐“划清界限”之事。

所有这些枝枝节节,为少年时期的我们所无知,所不解,但确是压在父亲身上的“大山”。《大公报》时期,从容不迫1940年末,就有了自由主义之呼声。其中几篇社评大声疾呼,明辨于此。虽然作者每对此三缄其口。但父亲、唐振常等年轻的大公报人,还是希望《大公报》“新生”的。

40年代,父亲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为标题,鼓呼支持学生民主大游行。此题中“正正之旗”,是黄梨洲“始有堂堂正正旗”诗句衍化而成(见《南雷诗历.偶书》,1917年。)可见“左”的思潮已澎湃击岸,闻之有声。也许,这也是“新生”的海燕来了罢。虽然这种“新生”实发展到名存而实亡的地步。《大公报》中左右两派名记者中,到了1957年、1966年,大多难逃厄运。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

苟且活下来,也是伺之一隅,如朱启平,一篇《日落》,驰名天下,死时,却只有香港《大公报》发一短讯,几十字而已。

父亲在我眼中,是一位很单纯,甚至很单调的报人。他每每上夜班,写文章,后来屡屡出国,也是做文字匠。有传说,在非洲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汽车上,受陈毅外长之命,他以膝为案,一次草就的文稿,使陈满意异常。遂有“刘克林是我们外交部的人”,这一陈的说法,父亲为文也快,也精彩。是受了王芸生等一批“一支笔”写社评,写一纸,会印一纸的倚马之风的影响吧!

在钓鱼台,他当然也是以“快”为优势。他说,钱大校〈砥千〉是绣花笔,虽慢,却文章打磨,十分漂亮。一次,他为我们子弟朗读关于朝鲜“千里马”运动的文章。读后,索问感评。我贸然以答,其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此段最好。父亲听后朗声而笑,说,那是毛主席的话嘛。

不要否认,在他投身其中的,带有“左”的色彩的一系列宣传鼓噪之中,可见其文笔的影子。以至他在喝醉酒后,会忽而问我们--“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啊?!”那时,我们都已惶然,如何革命到底?学雷锋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我从小即爱读书。对于列宁、罗伯斯庇尔、乃至涅克拉索夫,都感好奇。父亲藏书,尚有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但他对我们的这种“西北”的苗头,每评以“好高骛远”,要读中国人的书。虽然,我亦记得他在早些时候的文章中,曾援引过爱伦堡,1964或1965年,父亲也购买了“内部读物”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哈恩、内夫编辑的《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泰勒的《音调不协调的号角》。然而,“新思维”给父亲带来如何的影响,我也许永远不得而知了。

当革命之“水至清”的局面,在我朦朦笃笃阅读《厌恶》被搅混以后,大悲剧的序幕正在拉开。从1966年7月份中宣部副部长父亲的顶头上司姚溱自杀以后,父亲的精神已开始变做游魂。他寝食不安,茫然四顾。记得家中常没人照顾他。母亲远在宁夏“四清”未归。小妹本来给他从食堂买饭,以后为“划清界限”也拒绝买饭了。父亲终日失眠,在屋里不断踱步,苦思以虑。1966年8月6日午,暑雨如缕。

父亲给我留下一摞薪水,忽对我说,“凄风苦雨啊……”

我自然不解其颐,因为未成年。他何以把工资给我!(保姆自然已被遣走。)以后,至黄昏,事情终于发生了。父亲从中宣部国际处他的办公室坠楼而下,撒手人寰。几天后,母亲从宁夏归。

陡回家中,她一进门便问,“爸爸呢!”母亲那双眼睛的光,对我们而言,是永恒的!

虽然关于父亲“自杀”或“他杀”是一个谜,何况又是在康生手下工作……但是,理想之厦的倾覆,对他而言,已成铁案(更有不幸,妹妹识一高人云,父亲的亡魂未行超度,仍在大森林中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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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前排左一为父亲儿童时期,后排中间最高者为爷爷。

也是二姑母信中,曾述爷爷在台北无疾而终的安详一幕。那时,爷爷向来早起在庭院中散步,继而促孙女《我表姐》上学。那天却未见人影,急去卧室探视,只见老人家安眠枕上,头略偏重,似有异样。呼唤把脉,全无反应了。当时枕被齐整,晨曦在照,满室祥和。那是1955年10月20日。

谁能知晓。十年以后,他的惟一的儿子,排名老八的父亲,却在怎样一个“凄风苦雨中”“应召天上去了”。

爷爷有诗词留下。是我在广州沙面大姑母宅中所见手迹。抄录如兹,供对中国海军史,继而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的人士欣赏--

“梦里家山,病中岁月,一年容易中秋。暗影清云,嫦娥深锁琼楼。问天明月几时有?奈今宵,掩面遮羞。莫思量,世道茫茫,人事悠悠。

悲秋不尽骚人事,看西风萧瑟,总惹新愁。况属流亡,异乡风雨淹留。残躯未了终多幻,待年年,马角生头。最伤心,大嚼屠门,说返神州。”

父亲是不会知道爷爷的“终多幻”的心思的;爷爷当然也是不会知道他儿子“终多幻”的心思的。大幻象今归同一,梦已圆缺吧!但愿其父子能在地下相见,相谈,消弥误会,爷爷有一句话,叫做“如若我回大陆,我就没有儿子;如若我不回大陆,我就没有家”。悲从中来!绝望之至!

笔者注:原载《随笔》(1996年)等刊物。此为2006年修订稿件。

感谢作者供稿,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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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路中学:张放和她的学生李雪丽
第十女子中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24中学: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第五十七中学:驶进校园的囚车
六十五中学:一本书的故事
北京外国语学校:“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北京小学:拾来的纸片
中科院电子所:583风波
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有关的一些往事
铁道部设计院:王佩英评传
中国作协:我的父亲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父亲
西城区少年科技站:仰望星空的青年
故宫:锡庆门行走
北京京剧团:江青实验田里一棵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民族音乐研究所:忆荃猷:集美德于一身
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是一片碧绿--怀念父亲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人民出版社:忆父亲
三联书店: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水电部:难忘乐伯伯
通县:东郊那所小学
百年迈不出这一步--专访袁世凯曾孙、画家袁始
拍婆子
热闹的月坛北街
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
原29军老兵的卢沟桥事变记忆
“安能吾得”(Underwood)--京城委托行小忆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一)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二)
曹翊(圮南瘖夫):给右派儿子曹培鲁的六十七封家书(三)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是父亲,也是朋友——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家世碎片
旧片清单
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韩秀的故事
燕京协和神学院
顶用的分币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上学记
“知道分子”沈昌文所知道的
沈昌文初涉出版业
北京东西城
我的革命轨迹
半生为人
《晨报》纵火案
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我的三个舅舅
重勘“三一八”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不负丹青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话说扒车
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调查表》外的调查
悲惨的信
宁静的地平线
钱阿姨
没有墓地的陵园--记亡友育海
三不老胡同1号
难忘的几十年--点点滴滴的回忆
戏梦人生--焦菊隐、林素珊与李石曾的情缘
黄乃伯伯
有了100块钱也花不完的年代
烙在心中的记忆--忆李慎之叔叔
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给丁聪先生鞠躬
我家的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
童年琐忆
她终于解脱!
“阔家主”的孩子
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
用一生书写一个大写的“人”--萧燕谈父亲、老作家萧军
长长短短谈父亲
45个“家庭出身”代码
南口农场:南口杂咏
顾颉刚晚年对与鲁迅矛盾的声辩
胡适成蒋介石诤友的来龙去脉
前奏、间奏与余响:文献与图像史料中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她让丁玲触摸美国——聂华苓与丁玲的交往
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展开
“追逐风的闪电”
“专栏作家”周作人
真实与被扭曲的心灵 ——《顾颉刚日记》读后
黄苗子:题跋如珠,人似水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漱溟暮年读信记
胡适心中的圣女
一份没有写完的检查
关于《在医院中》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笑声里的寓言叙事——听八十年代的相声
《诗刊》毛边本始末
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凤城一月记
胡风的七封家书
遥望“冬皇”
社科院外文所:忆吕同六先生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我的老爸
人民日报社:人性的郭小川
人民文学出版社:遗札盈箱有泪痕
老舍的遗恨--试解《正红旗下》夭折的原因
关于冯宝岁之死
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追忆几次听胡耀邦同志讲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左女士
又见一册遗落的档案
北京师范大学:负荆请罪也枉然
清华大学:“异端”张熙若
天堂“四人行”
缅怀张闻天
江青秘书谈江青
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国家体委: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重读“赫鲁晓夫接见”的老照片
东四十一条 何家口东口 路北二号:忆康同璧母女
曾是文学青年的颜黎民
拜访王秉璋叔叔
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
《吴祖光日记》唤起的回忆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胡适:佳人乎?贼乎?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男男女女五十年——关于“作风问题”的回忆
旧都小隐
往事回眸--漫忆李四光一家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上)
鹤鸣九皋:郑孝胥的前半生(下)
两个人的莫斯科(上)
两个人的莫斯科(中)
两个人的莫斯科(下)
考古研究所: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
故宫博物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萧公权与张奚若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其人其事
清华大学:他为什么反对
代食品:那三年的“精神食粮”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1950年代:谣言席卷千万国人
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北京电影制片厂:时代风潮中的李文化
拍婆子与黑格尔
永定门外 二郎庙:二郎庙的碉堡
《东方红》大歌舞——一个孩子的记忆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文联:关于林斤澜
六十六中学:三姐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张海默之死的两份资料
北京四中:似水流年
北京四中:我的阅读与思考
北京四中:昨夜星辰昨夜风
北京四中:走在大潮边上
北京四中:青春剑
北京四中: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二姨到底把笑佛摔了
报子胡同九号:解放军进城了,莫文骅住到了我家
杨宪益:那一记耳光让我后悔一生
文革中期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读乡贤钱伟长《八十自述》引起的话题
北京外国语学校:“文革”一夜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忆熊德基先生
消失的教会大学
战争岁月——纪念我的姑姑与父亲
自然博物馆: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难忘1976
范家胡同幼儿园:小朋友的记忆
中央办公厅:王良恩事件始末
我的父亲胡萍
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
北官房胡同28号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上)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中)
我的文革记忆--给自己的备忘录(下)
走近往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尹慧珉老人
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
171中学:再见1980年代 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
171中学: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北京师范大学:一群身陷“渔网”的大学生--回忆“苦药社”
清华大学:百年唐氏 五代清华
清华大学:何兆武:大学之道 清华风骨
清华大学:黄河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山沟里,永不消逝的电波
清华大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记梅贻琦夫人韩咏华
那一年我很少见到父亲
插队杂忆
戴文葆先生
1930年代的北平育婴堂
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
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普京的故事
中央专案组旧闻一则
兵马司小学:“三面红旗”真好玩
北京大学: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32号
50年前读101中学
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大串联时期北京的乘车证
中国青年报社:我的一生
东单新开路三十号:“坏人”之死
曹玉龙和刘德荣
清华大学:我们的恩娘丁玉隽
北京大学:林昭印象
[一席谈]徐淮忆父别样情
计时收费的曲艺节目
我所结识的名门后裔
团中央五七干校旧事
宣武医院产科1982交响曲
“官屠”岑春煊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南苑红星中学:马耀琮老师
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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