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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北大二年

--作者:周清澍

我的反应是车夫听错了我的湖南话,就重申一句:“我是要去北京大学。”但车夫立即明确地回应:“这就是北大三院。”

考大学

1950年6月,我在湖南武冈县的洞庭中学刚结束毕业考试,第二天就同好友钟哲民一道,前往武昌投考大学。那时正式的文凭还没发下来,我们只拿到油印的临时毕业证书,号称“领恁证”,以后我们就用它到各个大学报考。

武冈通公路还不到一年,我俩更是从未坐过汽车和出过远门的纯粹土包子。同行的人还有洞庭本校初中部英语教师刘坤闿的妻子张湘琼及其子女三人。他们夫妻俩分别是我大姐夫、大姐的同学,又同在南京工作。为躲避内战,临时到比较偏僻的武冈就职。刘坤闿似曾追随民主人士施复亮(中共建党时期的党员)参加过民主运动,新中国人民政府成立后,施出任劳动部副部长,就延揽刘到劳动部工作。他到职安顿后,决定接家眷前往北京,与我们同行,途中也可相互照应。

当时的公路非常粗糙,土路上随便铺洒着碎石,行车速度不快,但颠簸得很厉害。湘琼大姐随身带的暖水壶只好让我抱在怀里。从武冈乘车四十五公里到达竹篙塘,接上了原来长沙通往黔滇大西南的公路,但路的质量并没多大改善,颠簸了一天才到达邵阳。

从武冈到邵阳,按老辈们的说法,就是从州城来到管辖州县的府城,对我来说,是到了一个大地方。首先是住进了从未住过的大旅馆,当时还没有后来的国营企业,邵阳的大旅馆也不过是十来个房间的木结构楼房。但我们已非常满意了,尤其是每餐四个大盘,包括炒猪肝之类,由旅馆白送。市容无暇浏览,只能在晚上就近上东瓜桥看看邵阳的夜景,清澈的、远比武冈境内宽阔的资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我重返邵阳,急着想再登桥欣赏这难忘的迷人风光,没想到仅留下一条混浊的小泥沟。

第二天向长沙进发,中午在湘乡永丰镇(今双峰县治所)休息午餐。迎面有一辆客车从长沙开来,只见有二十来人从车上下来,每人胸前皆佩带着湖南大学的校徽,据说是前往湘西实习的林学专业学生。钟哲民拉我过去,惊讶地悄悄对我说:“你看!你看!大学生整汽车的装!”可能这是我们头一次看到在校的大学生,何况是成群的大学生,难怪要引起他如此惊奇。两个月后,我们也都成为大学生,更没想到他日后还出任北京大学的马列主义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他讲的多属大课,教过的学生成百成千,区区二十人已不足挂齿了。

到达长沙后,湘琼大姐带着孩子到亲戚家去了,我同哲民从长沙转火车前往武昌。当时全国高考的考点不多,不管你原籍是哪里或从何处的学校毕业,都能选任何考点报考。那时还没有全国统考,各大学都要考生分别报名,考试时间又不连贯,因此逐一报名、赴考、等发榜,就要花不少时间。武汉是中南地区的首府,我的堂兄周清宇在武汉大学农学院上学,可以通过他到武大借宿并在学生食堂入伙,食宿既方便又节省,而且能报考全国大多数学校,所以我们就直奔武汉投靠他。

当时,只有解放较早的东北、华北、西北三大行政区实行区内大学统一对外招生,南方的华东、中南和西南三大区由于中学教育较发达,相互间不到邻区招生,主要是向北方三大区的高校提供生源。中南区内的各省一般也互不向外省招生。我们在武汉能报考的学校有北方三大区,武汉的武汉、华中、中华大学和湖北、河南省立的院校。有的同学报考的大学多达七八个以上。哲民文理科的成绩都不错,平时性格又稳重,所以不管学校知名不知名、文科或理工,他都去报名,结果考取的学校有多少,我当时就记不清。

建国以前,湖南的中学教育处于全国的先进行列,我们同往武汉赴考的洞庭中学同学共二十来人,几乎全部被高校录取。东北区提前招生,我最先赴考大连大学的俄文专修科,这一届招生名额三百人,考点只有五处,平均每处将取六十名,而我在考场上看到考生约与此数相当。洞庭中学实行高三文理分科,我选择的是文科。我的数学在高中二三年级已基本放弃,但打开试卷一看,考题不出初中所学范围,没想到我最感头痛的数学竟能全部答出,得了满分,其余各科也考得不错,料想此校一定能录取。当年东北地区高校对学生特别优待,助学金除伙食费全免外,还每月发给相当伙食费的零用钱,我的想法是经济条件第一,学校好坏倒在其次,决计首选大连大学。当时各校都要缴报名费,相当一块大洋,为了节省开支,后来我只选报了华北地区的北大史学系和中南区武汉大学的政治系。一共只报了三个学校,比那些动辄报名七八个,乃至十多个学校的同学少得多。

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中学毕业生,当时中学未毕业或已毕业的学生大多在革命热潮中参军参干,考生来源骤然大减,而许多地方在抗战和内战时期长期处于动乱状态,我们洞庭中学相对较安定,办学条件较好,因此这年赴考,对我们比较有利。招生的学校对数理化和外语的要求较以往降低。湖南的中学一向重视古文,我校高三文理分科,专学文科的学生业余多参加社团办墙报,一般语文程度较好。但文科学的是老一套,与解放区的教材有很大不同。好在我留意新的政治书刊并每天读报,试题中有一些老课本没有的内容也能应付。记得历史试题问到北宋、南宋的农民起义,我凭读《水浒传》得到的知识,猜测是宋江和方腊。政治试题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是谁,我记起民主德国成立与中国相互承认时的来往贺电,答出是威廉·皮克。说来好笑,我考完将试题寄回母校的低班同学,他们谁也答不出来,只好去求教有学问的教务主任,他居然回答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军总司令。在解放之初,这种笑话不足为奇。考题常问国家主席、副主席是谁,普遍不知刘少奇和高岗两人。有人甚至把主席答成蒋介石。到了北大,史学系还有人不知列宁为何许人。因此我平常留意新书刊和时事,对此次升学考试特别有利。

我所以选报武大政治系,是因为只听说过周鲠生教授的大名,而且他就是校长,好像前几任校长也出自政治系。武大先发榜,因为天热,我带着凉席和枕头睡在珞珈山顶图书馆的走廊上,半夜过后,突然来了一群人将我哄起,原来是要在走廊墙上张榜。榜贴好后,我们几个是第一批看榜的,一眼扫过去,周宗伟、钟哲民和我的名字列在法律、中文和政治系的前面,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再往下看,其他洞庭同学录取的也不少,政治系有我初高中形影不离的好友夏宏根,我们高九班同班的还有学农的何逸芬,学工的李继读,外文系有高七班毕业(比我早一年)我的堂兄周清澈等。除何逸芬和李继读外,在考生中我还认识了几个不是从洞庭中学毕业的新宁人,记得有两人都姓李,一位几个月后参军到了北京,我们还见过面;一个同我颇谈得来,他对我这个解放后刚知道马克思其人的高中生大讲《资本论》,令人不禁佩服之至,但久之已忘却他的大名。近年偶然看到报道湖北、湖南有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李双元,名字甚熟,而其经历与年资正与我当年结识的朋友相符,勾起我记起当年的这段往事。

华北地区的大学,学文的多报考北大,哲民考取中文系,周宗伟考取法律系,我考取史学系,加上一个高六班毕业考取工科的陆承本,仅北大就录取四人。陈士奎考取南开经济系,巧得很,除陆承本外,我们不仅同班,毕业前还都分在一个小组内。到北京后,又见到在北京第二批考取高级助产学校的许琏重,加上考取武汉大学的夏宏根和何逸芬,在长沙考取湖南大学农学院的刘克颐,我们同组十一人,除两人在本地参加工作、一人去了香港外,其余八人全部考上了大学。我班学理工的以黄执中、李中震和李继读最杰出,黄是武汉区唯一考取从解放区迁京的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后又由航空系并入航空学院)的洞庭同学。当时他的校舍在今美术馆附近的原中法大学,许琏重的学校在北京图书馆西北的胡同里,离北河沿的北大三院都很近,所以五个同班同学仍常能聚会。李继读毕业后分配到钢铁学院,同我们又在北京聚首。李中震则从别的考区考取东北工学院。

我最感兴趣的学科是地理,其次才是历史,选报华北的大学时,发现只有清华有地理系,但不知因何产生一个印象,认为选学校则应首选北大,所以填报北大史学系为第一志愿,填报清华地理系为第二志愿,结果我进了北大的史学系。

八月份,我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匆忙返乡。等我收到被北大录取的通知再回到武汉时,东北地区高校录取的学生已被派来的工作人员集体接走,一同在武汉赴考的同学都早已各奔前程,我只好独自乘火车前往北京。那时从武昌还不能直接乘车北上,必须由轮渡过江到汉口大智门车站上车。过了郑州又不能直接过黄河,因为铁桥不能承载常用的火车头,到桥边又要在车前车后另接两个小火车头,才能将火车推过去,这样一来又得耽误个把钟头。我为了节省,坐的是慢车,慢腾腾的经过五十六小时才抵达北京。好在物价极便宜,在信阳和安阳各买了一只烧鸡,一共只花七千五百元(即七角五分);在黄河岸边和河北某地各买了一筐水果,每筐只要一千元(一角);我就靠它们充当食物和饮料到了北京。

到校时早已开学,我是全班三十二人中最后一个报到,学号是2250032。22代表史学系,50代表1950入学年级,032代表班上同学的编号。入学不久,同学们互相熟悉后,才发现武汉录取的三个全是湖南人,长沙录取的三个当然是湖南人,加上一位在上海录取及另一位复学的同学,全班湖南人就占了八名。与钟哲民、周宗伟一同考入中文系和法律系的同学大体也是如此。外系的人我认识不多,仅就我所知,西语系有我中学历史教师、湖南民盟负责人萧敏颂的外甥女,经济系有湖南前民政厅长邓飞黄(邓立群长兄)之女,哲学系的李泽厚也是在长沙考取的。洞庭高五班的同学杜章智已在俄语系上二年级,他同班还有洞庭中学原董事长李明灏的女儿李吟波。

三院萧斋

按学校的入学通知,应先到三院的宿舍安顿下来,然后再去学校报到。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前门车站出站后,听从临行前有出门经验的朋友嘱咐,找到一个三轮车夫,让他把我载往三院。北京的路很直,也较别的城市宽,没过几条街,就从柏油路朝北转到东面是河沟的土路上,西面都是有院墙的房子,走不多远,车夫就在一个院落的大门前停下。这个门开在一个门楼的底层,虽设而常关,只在两扇门中的一扇挖了一个窟窿,又在上面装了一个仅容一人出入的小门。武汉大学有一座巍峨的牌坊式大门,从大门外就可遥看琉璃瓦覆盖的雄伟校舍散落在珞珈山上,遍布绿树高墙的秀丽校园,宽广超过我生长的小县城,我想像的大学就应该是这样。我在考取武大后,舍而远就北大,原因是印象中北大比武大名气更高,当然也认为校舍和校门应比武大更雄伟高大,再差也不应像我眼前所见的如此不堪。当时我的反应是车夫听错了我的湖南话,就重申一句:“我是要去北京大学。”但车夫立即明确地回应:“这就是北大三院。”

明确无误这就是北大三院后,我卸下行李提着钻进了这个院落的小门。门内是这座门楼的小过厅,右旁有一间传达室,我正想前去询问,迎面碰见了中学时的高班同学,早先已在俄语系就读的杜章智。经他导引,进门后靠着左手一座两层楼(后知名工字楼)前往里走,到楼西侧再往南拐,见楼侧对面是一个山坡,沿着两者中间的路走不远,就见山坡上有一条假山石夹峙的坡道,由此踏阶而上向西走,从一个礼堂旁走过,就来到一个小院门前。院内有一栋小平房,当中一间有位午睡刚醒穿着一身汗衫裤的胖小伙子接待了我,互相介绍后得知他就是我们的班长,大名杜经国。他把我安顿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此与六位室友渡过了初来北京的一年。

萧斋是一座仅够容一家人居住的朝东平房,但房子四周有小小的庭院,院外环以围墙,是一个完整的独门独院。东墙靠南开一小门,门侧钉着一个长约二十公分,宽不过八九公分没油漆的木牌,楷书竖写“萧斋”二字。这两字恐不劳名家书写,但也有模有样,至少还能与大学的文化氛围相称。进去一瞧,小小院落中,仅有稀稀拉拉的几棵梧桐树,我进住时已开始落叶,不久就只剩稀稀拉拉的几片,此外院中别无长物,房舍也朴素无华,同学们一早就到沙滩那边吃饭、上课,院落中悄寂无声,秋风瑟瑟,一片萧粛景象,冠名为“萧”,倒也名实相符。这栋平房仅有四间,专供我们史学系大一学生住宿,全班三十二人,除女生和个别复学的老同学外,全部住在萧斋。这是我们下课后自修和安歇的地方,从这里陆续输送出一批批学者和教师,称之为“斋”,岂不比那些附庸风雅的人更有资格吗?

萧斋虽是一栋朴素的平房,但它与常见的规整房舍不同,而是一栋房间大小不一、有棱有角、独具风格的平房。我住的中间那间,房号为甲73号,住了七人;左边一间也许是甲72号,住了十二三人;右边甲74号,又只能住四人。从74号房侧往后走,再从74、73号房后一直走到72号后窗南面墙根,又在这里拼接了一小间——甲75号,北京人称之为老虎尾巴,也就是我说的有棱有角,这房间仅容两人。

萧斋的二十几位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南腔北调,各有特色,我想稍加具体描述,希望尚存于世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同学参加共同回忆。

先从我住的甲73号说起吧!我室的七人中,一位在第二年就转了学,一位被调去学马列主义,准备作政治课教师;两年后又有一位也转了学;剩下四位坚持到先后毕业,印象较深。首先是来校最先认识的杜经国,他是同室最富有的人,我说他“富有”,是因为其余六人太穷反衬出来的,全室只有他拥有一个暖壶,也只有他能买得起牙膏刷牙。虽然那时上大学免费,但吃饭还得自己掏钱,似乎只有他有家庭经济来源,能自力缴纳伙食费,而其余人就只能靠申请助学金。他的书架上摆了两三格的书,这也显得比我们阔气,其中有近年出版的四大本大仲马著《基度山恩仇记》,北大图书馆也没有,来自小地方的我,当然是开了眼,近水楼台借来看了个不亦乐乎。另一个是和他一同从南京考来的徐连城,脸微黑,冬天穿一件格子布长棉袍,戴一顶罗宋帽,有点像南方商店中的伙计,也有点像三家村塾师。与其外表相配,他有志于最古老的先秦史,还因此请教过同学们崇拜的教先秦史的张政烺教授,张先生认为研究先秦史应熟读四书五经,全班也只有他下定决心,在屋里常高声背诵起“子曰”来。还有一位是湖南老乡赵辉杰,沅陵人,同我一样的生活散漫,因此和我颇谈得来。同住不多久,大家发现杜经国是一位桥牌高手,曾代表史学系参加过全校的桥牌比赛。徐、赵和我三人入学前也玩过桥牌,照杜经国的说法,没受过正规训练,所以他就对我们三人开讲,选择一种美国当时流行的叫牌法,教授应如何叫牌、应牌、成局、破局、计分等规则和方法,边学边实践,很快同屋四人课后养成了共同的爱好——玩桥牌。大学时代,我周末、节假日的娱乐,几乎大多耗在玩桥牌中。

住同学最多的房间是甲72号,我班的活跃分子多在这个屋子中,其中数孔庆臻最会耍活宝,年龄最小的张磊玩起来点子最多。我猜想是他俩出的主意,经多数人同意,将全室的同学编了号,排名先后不按齿序,而是以他的姓决定。如宋朝洞庭湖有一起义军首领杨么,他们就把杨建芳排在第一,叫杨么;孔庆臻乃孔夫子后代,因此叫他孔老二;张磊和李逸友则按传统习惯分别摊上了张三和李四的称号;王文定姓王,大家寻开心,老八这个美称当然非他莫属;常法援、姚义山、韩耀宗、彭平阶和龙盛运(后两位也是湖南同乡)等五位因从姓氏做不出什么文章,就将他们分别排为剩下的老五、老六、老七、老九、老十。不知何故,其中只有老二、老六、老七、老八的称号在全系传开了,不只叫到毕业,甚至还流传到后来工作的单位。除这十人外,记得还有一人中途辍学,一人抗美援朝参了军,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黄展岳也住在此室,他们何以没有排上号我不得而知。

甲74号住的四位有两人中途辍了学,读到毕业的有吴荣曾和殷治平。吴荣曾在入学后就显示出学业高出我们一筹,很用功。家在北京,爱好买书,包括线装书,一年后他的房中已堆书盈架,颇具规模。殷治平来自上海,家境也较好,记得他也是我班买得起线装书的同学之一。

房背后的小屋只住两人,一位是我的湖南同乡张盛健,入校前已有工作经历,衣冠楚楚。另一位是来自东北的胡永树,善聊,也学会桥牌,直到研究生阶段我们还是牌友。新从湖南大学转学来的马雍,插入三年级,可能与本班同学不熟悉,却喜欢同我们这些湖南老乡来往,久而久之,提出要搬到这小房间来。这房子本来就小,不知他们是怎么设的法,居然塞进了三张床,还有必不可少的小桌和书架。他搬进不久,同小院一样,房门左侧也出现了比“萧斋”更高雅的榜题——“落叶馆”。可惜它的载体比木牌还要寒碜,只是一张纸。但从朝北的房门往前看,通往前面的小路西边院墙下只有一两棵光秃秃的树,这时地上除几片落叶外已看不到什么,命名为“落叶馆”似也相宜。联想起古代文人常喜给自己和住舍起各种美称,虽然穷酸仍能自得其乐,我觉得甲75号主人的作法可以归入此类。二年级还有一位湖南同学王琦,也是此屋的常客,日久这间屋子变成我们几个湖南人聚会的场所。马雍嗓门大而响亮,经久不衰,同学们送他个外号“铁喇叭”,常常以他为核心,一批人聚在一起听他高谈阔论。他也是桥牌高手,史学系代表队也有他。作为牌友,我俩三十年后又一次在香山饭店搭档,配合默契,大胜对手,美美地回味起萧斋难忘的日子。有一次我突然联想到四位老乡的姓与《包公案》中包公四员左右手的姓相同,于是我就把他们称为张龙(盛健)、赵虎(辉杰)、王朝(琦)、马汉(雍)。

日久大家熟悉了,课余偶尔聚在甲72号大屋子中聊天,互相询问或自我介绍来此以前的情况。有人说,他在中学名列第一,有人说他是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吹得来劲了,几乎人人以前都是风云人物。我听了以后,心想他们从许多人中考上北大,当然是人中龙凤。有一次,几个同学谈起已往的成就,具体只记得吴荣曾有一本剪报,贴着报上自己发表的文章,虽是豆腐块,但中学生有此成就,实在惊人。还有张盛健,教过中学,有私著一部,书名《杨玉环年谱》。此前我没读过年谱,甚至没见过年谱,年谱为何物,还是初次听见,真是大开眼界。

三院原址是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是文、法学院学生的宿舍。除萧斋外,还有几栋可住人较多的楼房,如面对大门的一字楼,进大门左手的工字楼,工字楼以西山坡上的丁字楼。还有萧斋前面的大礼堂,虽不起眼,但后来知道,从五四运动开始,这礼堂曾是全校甚至全市学生集会的地方,是多次酝酿影响全国的爱国运动的发祥地。我们升二年级后就搬到工字楼,由于博物馆专修科并入史学系,又有俞伟超、俞旦初、李仰松、李明晨、刘观民等十来人转入我班,宿舍增至五大间。记得工字楼的东面空地上还竖立着一座三·一八死难学生的纪念碑,也向我们这些后来者昭示着过去的光荣历史。但不知今天还存在否?何以从未见有人提起。

史学系高班的同学分散住在其它几个楼里。入学几个月后,我认识了一些高年级同学。三、四年级的同学田昌五、张振鹤、时光曾领我到他们丁字楼的宿舍玩过。好像是田昌五,他将我引进房间时,本来空无一人,但他却煞有介事地摊开右手,做出介绍的姿势,指向每个空荡荡的床铺,一一介绍,“这位是秦汉史专家”、“这位是西洋史专家”等等。我考大学时才知报名必须选择一个专业,现在进了学历史专业的史学系,才知道历史还要分开学那么多花样。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也逐渐领略到北大学子豪气干云的气慨。

值得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我高中三年中,三位志在文科,一同办过三种壁报的同班好友,同时考上了北大。周宗伟考入法律系,住丁字楼;钟哲明入中文系,住三院礼堂。我与外系同学的交往主要是他俩。三院礼堂内摆满睡两人的高低铺,除中文系外,其他系的新生也大多住在这里。有一次,我同钟哲明在礼堂南面的广场散步,他告诉我,中文系还要分文学和语言,将来朝什么专业发展还拿不定主意。他读书刻苦,善于钻研,听了魏建功教授的课,对语言学发生兴趣。但听人说:学文学当作家,郭沫若以下可举出十余人,在全国人所周知;学语言最高也难赶上罗常培,不在此学界,又有谁知道他。我认为哲明适宜选择人所生畏的纯学术研究,是少有的可造之才。没想到他后来文学和语言都没能学,被长期卷入政治的漩涡中。周宗伟抗美援朝时参了军,离开了北大,剩下我和哲明一直过渡到西郊的新北大。

从三院出门,对面是河沟(今已覆盖,铺了柏油马路),故路名北河沿。往南不远是东华门大街,由此往东,就是东安市场,离三院不过数百米,晚饭后学生常来此蹓跶。我们没钱买东西,最爱去东安市场的旧书市场闲逛。旧书市场多是两侧开店,中间摆两列书摊,分向左右,顾客可从店铺和书摊间通行,或进书店,或留连于书摊,没钱也可随意抽出书来翻翻,消磨一个来小时。

三院出门往北,就是我们去沙滩上课的必经之路。我们日常运动、吃饭、上课和进图书馆都在那边,所以每人像今天的中小学生一样,必备一个大书包,把一天生活、学习的必用品都带上。当时的大学生有人穿西服,有人穿长衫,有人衣冠楚楚,有人穷酸邋遢,五花八门,背着书包在这条路上匆匆赶着去上学,也是一种奇特的景观。毕业班有两位同学给我印象最深。一位是沙知,每天西服领带整整齐齐,洋气十足,常抱着几函线装书,据说对中国古代史学业早有专攻;另一位是张文淳,长袍大褂,颈系围脖,却胁下常夹一摞洋文书,已有志从杨人楩教授专攻西洋史。

出城到了燕园,几年后又离开了北大,多年来我仍怀念开始体会大学生活的三院,特别是朴素而幽雅的萧斋。七十至八十年代初,我长期在灯市西口的中华书局和东厂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协作任务,紧邻我学习生活过的三院和沙滩,我很想再进去看看当年的旧居,但三院已改为有军人警卫的最高法院或民政部,不得其门而入。我还记得,三院东墙北头的胡同叫骑河楼,东墙和北墙的拐角处,墙脚竖着砌入一块朝东的石碑,上刻“译学馆”三字。进胡同往西走,胡同很快就折向南拐,沿着三院西墙走一段再向西可穿出胡同。落叶馆和馆前路旁的树后就是院墙,也就是整个三院与西边胡同隔开的西墙。从西边北池子大街的胡同走进来,到三院西墙拐弯时,正可看到落叶馆的窗户。有几次我还认真专门回到这条老路,试图再看看萧斋的屋顶和邻街的落叶馆,日久天长,人非物也非,我梦中的萧斋和落叶馆始终没有找到。

我们住宿在南河沿的三院,但日常学习、生活都在沙滩(又称一院)校本部。一般在清晨就出门去沙滩,进南门,穿过红楼,就是民主广场,大家在此做早操和运动,早、午、晚三餐都在这边。餐后上课,课后休息,上图书馆,参加文娱、体育、社会政治活动,也都在这边。

北楼

北楼是一座建于四十年代较新的三层楼,我们文法学院上课的教室大多在这里,史学系的办公室也设在北楼中。我初入学先到系办公室报到,主任是郑天挺教授,字毅生,原籍福建长乐,生长于北京,故讲一口标准北京话。他不是专职行政干部,是以教授身份兼系主任,还兼任学校的秘书长和文科研究所史料整理室主任。兼这么重的行政职务,他仍与其他教授一样,照常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在今天看来真难以想像。当时中法大学刚合并过来,加起来全系也只有七个教授,加上副教授、讲师、讲员(这是北大在助教之上特有的一级),总共十来个人。人少政简,系主任之下不再设专职行政干部,只有因开学事忙临时请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帮忙,我到系里报到时除见到郑先生外,也见到当时还年轻的胡钟达先生和研究生兼助教邓锐龄先生。说来我与到校后最先认识的这二位先生有缘。胡先生与我在1957年一道调往内蒙古,同在内蒙古大学工作三十余年;邓先生是二十年后才巧遇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俩因故皆在那里临时工作,得知都在从事民族史的研究。后来又在翁独健师和他的领导下,于1984年一同列名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史学会。

我们上课多在北楼。当时大学的教学仍沿用解放前的学分制,功课不多,规定每学期修十七学分(最多增减一学分),即每周上课十七学时,修满一百二十学分即可毕业,按每学期十七学分计算,七个学期就能修完,采取学分逐年递减的办法,这样到第四年课就少了,可以留出时间写毕业论文。课程的性质可分专业、政治和工具课三类,又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必修课集中在低年级,高年级逐渐增加选修课。1950秋至1951年夏的第一学年,全部课程必修,本系专业基础课有中国通史和史学文选。中国通史分为四段:(一)先秦史,(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三)隋唐五代宋史,(四)元明清史,各四学分(每周四节课),共两年四学期学完。另一门专业课是史学文选,两学期各四学分。

解放后加强了政治课的分量,第一年上学期学新民主主义论,下学期学社会发展史,皆每周三节(三学分);同时还增加一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年授完,每学期二学分(每周两节)。二年级学政治经济学,每学期三学分。

北大很重视学生掌握语言工具,入学考试时,外语凡英语八十分以上者可以免修,另修俄语,其余人英、俄文可任选一门。我选学了俄语(每周四节)。第二年我没有随班学习,而是选修了俄文系本科二级级的俄文《文艺文选读》。

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学校规定学生必修一门大一国文(每周四节)。

我们入学这年,学校强调打好基础和学好政治课,相应减轻了专业课,将外国史改在二年级开始。西洋史专业基础课也分为四段,我第二学年在北楼听过部分西洋史的讲授,即(一)上古史、(二)中古史。中国和西洋两门通史加俄文和政治经济学共十五学分,还能选修一门课。我那时已对研究少数民族发生兴趣,因此选修了东语系的西南少数民族礼俗研究。

教室是流动的,换一门课就要另换教室,刚接触大学生活的我们,无不对这种上课形式感觉新奇。北楼一楼当中有一个小礼堂,能容纳百数十人,为全校各系同学开设的公共大课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和俄语,教室就选在这里。有时,临时性的政治集会、社会、学术活动也在这里举行,我记得美军兵临鸭绿江之际,教授们在这里发表演讲,主张出兵支援朝鲜抗击美帝;批判《武训传》时,郑天挺教授曾在这里做有关黄马褂的报告,介绍清朝赐黄马褂的制度,论证电影中赏赐武训黄马褂一事纯属虚构;解放军进军昌都时,请来一些专家在此就西藏问题进行介绍,记得其中有班禅办事处的负责人计晋美,清华大学教授李有义等。

红楼

红楼是一座民国初年的建筑物,1918年,北大的校本部迁往新落成的沙滩红楼。我曾在红楼的历史陈列室见到一张与红楼形制一样的楼宇图片,比红楼低几层,据说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主楼,北大的红楼正是以东京大学此楼为模型并加高两层兴建的。楼全用红砖砌成,故名红楼,共有五层,距南校门和围墙仅两三米,校门面对沙滩(今名五四大街)。红楼的一层是半地下室,从南门进来,会看到楼前有若干级台阶,踏阶而上,就直接到了二楼(实际上是地下室上面的第一层)正中的过道。

由于当时我们每周最多只有十七节课,课余时间甚多,除上图书馆外,学校还给每个系的同学安排可供休息的“系家”。各系的系家大多在红楼,从楼当中过道转向东侧的走廊,首先就是路北史学系的系家,占三间房的面积,西面的两间,犹如一大间通开的教室,是全系同学下课后休息、阅读报刊和集会的场所。系家东侧旁门内还有一个小套间,是史学系同学专用的图书室,每月发购书费二十万元(即新人民币二十元),限购线装和外文以外的近代出版物,由于当时物价便宜,有关史学的出版物不多,早年已积累十来个书柜,这二十元已足够添购新书了。

每个系各有一个系家,所以同系的同学交往较多。各系同学皆自选系会,并以系家为中心展开全系的各种活动。系会主席负责全面工作。学习干事兼系图书馆长,负责用每月发的二十元采购新书,安排全系同学轮流值班管理图书室借还书。记得二年级时,吴荣曾当选学习干事兼图书馆长,他经常背个书包上街光顾各个书摊,旧书有的每本只要两毛钱,所以二十元还能买不少书,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一些学术刊物都被他慢慢配齐。史学系同学多不爱运动,被称为老夫子系,高年级同学戏弄我,提名选我当体育干事,这是一项谁也不愿干的苦差事,除了自己要早早起床跑到沙滩做早操外,还要应付校学生会体育部的检查,吃力不讨好地动员爱睡懒觉的老夫子参加早操和体育锻炼。

红楼的两头都向北伸出一段,故整个大楼呈凹字形,从二楼史学系等系家前走向最东头,折而向北又有一个较短的走廊,走廊的东面有118、119号两个房间门上各挂着一块木牌,上题“李大钊纪念堂”、“毛主席工作室”,据说这是当年图书馆长李大钊和图书管理员毛泽东办公的地方。记得“李大钊纪念堂”陈列着他就义前的照片,还有他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这都是后来常见的。

室内还陈列着一些有关革命历史的档案,其中一件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即一二九运动前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有三个大学教授是策动学生运动的后台,因此列出黑名单定为逮捕对象。其中二人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是本校政治系教授、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另一个是历史学家侯外庐。还有一个是大家都较生疏而为我熟知的刘侃元。他是湖南醴陵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25年归国,经李大钊介绍,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和入伍生部主任政治教官。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改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兼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30年以后,在北平历任北平、中国和朝阳等大学教授,积极参加了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在前门城楼下几乎遭“大刀队”砍伤,事后被宋哲元部逮捕,入狱七十余日,经冯玉祥、程潜等营救出狱。抗战时随他的朋友、中央军校二分校主任李明灏来到湖南武冈,与李一起倡办洞庭中学,出任首任校长。当时他借居的邓家祠堂就在我家对门,每逢出入都能看到。他长期在地方工作,解放后仅挂着一个教育部参事的闲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所以这位曾给革命做出贡献的人物已很少被人提及了。

“毛主席工作室”陈列着一份很有趣的档案,即当年每月工资的造表,上列人名和工资数,其中陈独秀是三百元,李大钊二百元,毛泽东仅八元。后来又展出图书馆长向觉明师从馆藏报刊中发现的《湘江评论》,这是毛泽东等青年时代创办的报刊,而且是留存至今的珍品。

红楼的一层是半地下室,当时校内有许多文学艺术社团,这些房间多是各社团的活动中心,如音乐社团供大家共同练习的钢琴室也在这里。

三楼是教室,除北楼外,有部分课安排在这里讲授。如我在二年级选修的“西南少数民族礼俗研究”课就在其中一间教室里。

四、五楼是宿舍,供单身的青年教师住宿,记得当时胡钟达先生就住在这里。

1951年国庆节,北大制作了一个红楼模型参加游行。回校后马寅初校长在大会上说:当北大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我跑到毛主席跟前,叫他看红楼。主席也说:“很像!很像!”

孑民堂和图书馆

北大的正式大门是沙滩北街路东的西门,进门不远有一个牌坊,路北就是图书馆和学校的行政办公处所,这一片旧称嵩公府。

从图书馆前往东走,过牌坊就是以孑民(蔡元培表字,因纪念他而命名)堂为中心的校行政办公处。平时学生很少同校行政打交道,唯一必去的地方是教务处的注册科。由于每学期学生入校时,都应到那里注册和选课,这样才能证明该生在北大就学并学了什么课程。一年级的课较简单,一律必修。二年级以后,选修课增多,该必修的不能免;选修课能选几个学分,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能选的课,不同的系或年级皆有不同规定和限制。选课时,由学生在卡片填写姓名、系级、课名、学分数等,每门课一张卡。有的同学想少修必修课,多选限选的选修课;或因规则复杂,填表时常常出错。注册科科长陆峻岭精明之极,当学生将卡片呈上,他只看一眼,就能指出你学分选得不够或超过,或违反规定,立即发还重填。非常凑巧,七八年后,我因故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临时工作,竟与这位陆科长同在一个研究室相遇并结识,得悉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乃著名史学翻译家冯承钧之婿,现正在本所少数民族史研究室工作,与我成为蒙古史和元史研究领域的同行。

在注册处后面有一个东西过厅,两旁有张贴告示的玻璃栏柜,每学期考试结束,各课老师阅卷后将考试成绩单公布在栏内,因此这里也是我们必到之处。

图书馆是三十年代的新式建筑,前面是两层楼,每层东西各有一间大阅览室,一层是中文和西文阅览室,二层是报刊和教师指定参考书阅览室。楼后连结一个厅,中间是借还书柜台,旁边陈列着数十个书目卡片柜。在阅览室和大厅之后,另拼接东西两纵、北边一横三座楼,与前楼衔接成一个口字形,一楼是教授们专用的研究室,一人一间,可以根据需要调用馆藏书留在室内阅览。记得史学系的教授杨人楩和朱庆永先生各有一间,朱先生曾主动让我到他的研究室里,辅导我学习俄文。楼上几层是数十间小书库,每间只能两边各摆一排书架,书库分的这么小,大概是为了防火。

当时借阅书很方便,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就可以进书库自己查找。每逢校庆,图书馆常举办展览,宋刻元椠,琳琅满目,可惜我还不懂得欣赏,只记得有木刻版画及几种颜色的套印本。后来影印出版的弘治刻本《西廂记》就是北大的珍藏。其次是开放善本书库,我曾进旧小说的库房参观过,大多我连书名也没听说过,即使是以前读过的小说,就有章回、传奇等各种体裁以及各种插图本,都是从未见过的珍本。

在中小学时代,我常以读课外书较多自诩,如今发现这里的卡片柜比一般藏书家的书橱还要多,何况我只不过读了些少儿读物和新旧小说而已,岂能同大学里的学术著作相比,至于那些连屋叠架的深奥洋文和线装书,更将我震慑住了,才感性地认识到这个大学府和图书馆的深奥和自己的浅薄,即使今后我能勤奋学习,心知一辈子也只能消化馆内藏书的小部分。

下课后,除了去系家外,我们大部时间都在图书馆。图书馆二楼东面的教师指定参考书阅览室是必去的,因为同学们大多买不起书,有些参考书已难买到,所以必须到那里看。进此室必须交出学生证换取出入的铁牌,凭牌借阅参考书。参考书由授课老师拟在一张统一的书单上,图书馆将每位教师开的书单夹成一册,学生可利用它查阅各课应读的参考书。每课参考书又分必读和选读两种,当时并无统一规定,皆随教师的意旨决定。记得张政烺先生不指定参考书,认为如愿深入学习可读《资治通鉴》,战国前可读《史记》,不主张读今人著作。若读古书实有困难,想扩充知识,可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几种古代史论文集。邓广铭先生则指定读钱穆的《国史大纲》。世界史古代史胡钟达先生指定海斯(C.J.H.Hayes) 和穆恩(P.T. Moon)的《世界通史》(实际是一种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古代部分,如不能读原文,可读刘启戈的中译本;选读参考书则指定Welles的专著Ancient World History。雷海宗先生为表示学习苏联,只要求我们读苏联的中学教科书——柯斯铭斯基著、王易今译的《世界中世史》。我们有时也对别系的课好奇,翻阅他们读的是什么参考书,发现法律系的犯罪心理学有一本学生的毕业论文手稿被列为参考书,作者为了写论文曾自动申请入狱半年,与飞贼燕子李三同住并交为好友,论文内容就是他记录了李三口述自己的生平和犯案经过,这是民国年间广泛流传的奇文轶事的真实记载,因此也吸引了与此课无关的同学去“参考”。

图书馆二楼的西面是报刊阅览室,在这里能看到全国主要的报章杂志。一楼的东面是西文阅览室,三面墙摆满了书架,有各种文字的百科全书,地图册、大作家的全集,开架供读者随意阅览。我出于好奇,也偶尔抽出来翻翻,从中见识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经人介绍《百科全书》的无所不包的奇妙功能,还得知有第十四版最佳的说法。我后来喜欢利用、购买和积极参加编修各种辞书与《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多少是因为在这里初次见识《百科全书》时造成的强烈印象促成的。入门处内侧有借书柜台,各种外文字典可以向管理员借阅。

我去得最多的是一楼西面的中文阅览室。这间也是三面墙摆满书架,全部摆放的是线装书,各种大部头的常用书和丛书都摆在这里,开架让读者自由取阅。此室正式来读线装书的甚少,学生们多利用为自修室,全屋常仅有数人,显得特别空阔安静,我喜欢课后来这里自习,经常是一人占一张大桌子、一个大台灯,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上,非常舒服。休息时,我就沿着靠墙的书架转,看看书架上摆的书。我家乡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我表哥一人担任馆员,清书时常请我帮忙,馆中藏书虽不能记住每本书的书名,经过几次翻腾,几部大丛书的名称已牢记在心,发现架上除有我熟悉的《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珍本》、《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外,大多是我从未见过的书,我有时抽出来翻翻。书虽然多,一部丛书就可占一柜,所以种数并不多,久而久之,室内的丛书名已大体有一个印象,对我后来从学外国史改学中国古代史很有好处。

教授中,我记得常来这阅览室查书的就有季羡林先生,当时就对他的勤奋、朴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介绍,当时北大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位居全国第二。从京师大学堂开始,北大先后接收了学部和李盛铎等大藏书家的书,收藏善本相当丰富。借书多了,我也知道图书卡片上书号前有“□”标志的是善本,标有“李”字的是原李盛铎的藏书。我到内蒙古工作后,因研究的元史需要搜罗元人文集,发现张养浩的文集元刊本举世仅有两部,而两部都在北大,标识“□”和“李”的善本卡片中各有一部,由此可见北大藏书之珍贵。管理这间阅览室的马先生跟着我班旁听中国通史,与我结识,他的柜台负责出借善本和工具书。

1951年春,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有钱的就出钱给国家捐献飞机大炮,大学生没钱,系里发起合编一套“爱国历史小丛书”,以稿费捐献。列出选题贴在系家的公告栏上,认选的只有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我入学仅半年多,却冒冒失失地认领了一个“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选题。历来的运动多是轰轰烈烈一阵后就偃旗息鼓,这次编书计划估计没出版单位承接,很快就没有下文,可我仍投入一学期的业余时间,泡在这间阅览室里读有关西藏的书,原始史料虽看得不多,然而分类卡片柜中有关西藏著作的卡片约占一抽屉,却被我全部借出来翻过一遍,终于写出万来字的书稿,虽欠成熟不敢示人,只少增长了自己的知识并得到锻炼。

同年,《人民日报》报道莫斯科大学新校舍落成,走廊里挂着世界各国科学家的画像,其中有中国的祖冲之。我对他在科技发明方面的事迹发生兴趣,先是看一般介绍初步了解,进一步读《南齐书》、《南史》的本传和《隋书·律历志》等常见征引的史料,在中文阅览室的开架书中都能找到。在我常坐的座位旁书架上,有一部《二十五史补编》,从中无意发现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不只补充了祖冲之本传失收的著作,而且它还摘抄了有关史料。马先生的柜台内主要是陈列着工具书,我也从中借阅学会了利用它们进行自学。例如,有一部收集解放前文史方面文献的《国学论文索引》,当我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时,就能从中找到有关的参考文献。诸如此类,图书馆为我提供了开启知识殿堂的锁钥。我带着祖冲之这个问题,课余在这间阅览室摸索了两年,积累了资料,后来终于写成《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一文。

民主广场

红楼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就是著名的民主广场。1947年5月20日,北京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和部分教师集中在北大广场,近万人的队伍由此出发,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游行结束仍返回北大,在红楼后的广场召开大会,决定将北大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6月1日在北大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广场”命名典礼。这广场呈南北长的长方形,南抵红楼,北面是三十年代修建的女生宿舍灰楼(据同班同学梁从诫相告,此楼是其父梁思成早年的设计作品)。从此,绿底白字的“民主”旗便飘扬在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的楼顶上。在灰楼的大门上面的砖墙上,写上“民主广场”四个一米见方的大字,我每天穿过红楼来到广场,就能远远看到这四个红色大字。红楼、灰楼和民主广场,已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象征,从许多电影镜头中都能看到它们,如《民主青年进行曲》、《青春之歌》等。我常见有在校园内拍电影,临时拉同学充当群众演员的情况。可惜,民主广场在我们迁走不久就盖起大楼。红楼成为文物出版社的办公楼,文革中《文物》杂志复刊时,我因被拉差审稿,还能重返红楼,回味当年的生活。灰楼变成了中宣部的家属宿舍,老同学和朋友陈惠民、丁伟志夫妇就住在楼内,我应他们的邀请而多次造访灰楼,过去设计供两人住的学生宿舍改成住家,显得太狭小,加上改成厨房的房间经烟薰火燎已不是原有模样,但我还是羡慕他们仍能住在我一直怀念的校园中,何况灰楼本是男生的禁区,从而在我们心目中更显得神圣。

平时,民主广场就是北大的体育场。我入学时适逢新中国初建,政治活动甚多,大型集会都在民主广场举行。有时是全校的,有时甚至是全市性的学生集会。每年十一、五一的游行,我们都是在这里集合出发。

民主广场西面有一面围场,那就是解放前命名的“民主墙”,北起灰楼西侧,中断处可通往北楼教室或图书馆。南边一段中间有一个小平台,每逢在广场集会时,主席台或演讲人就在此台上。

学校内的集会,涉及校领导工作范围的,则由校委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出面。教员和学生的群众活动,则由工会、学生会和团委会出面。党组织开初只有总支,后来才有党委,成员全部由在校党员组成,并不公开出面领导群众活动。建国初期重视政治课,当时缺乏师资,就由全校进步教授组成“政治课教学委员会”,由熟悉有关课程和思想进步的教授分别讲授。另外再邀请校外著名的理论家来校演讲,地点也多选择民主广场。政治系教授许德珩是“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主席,令我难忘的事是他闹了一次笑话。可能是艾思奇同志来校较多的缘故,他在主持报告会时,习惯地先向同学介绍:“今天请艾思奇同志给同学们做报告,大家鼓掌欢迎!”等他回头去请的时候,才发现今天来的不是艾思奇,连忙更正说:“错了!错了!不是艾思奇同志,是何干之同志。”顿时引发全场哄然大笑。

1951年,政府为了加强北大的领导,派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民主人士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那次欢迎仪式也非常有趣,代表本校欢迎的是校委会主席汤用彤,代表北京高校致欢迎词的是清华大学校委会主席叶企荪,加上被欢迎的马老,这三位在学术界、教育界备受尊敬的元老级人物,前者似讲湖北方言,后二位说的是纯粹浙江土话,语调各有特色,我们半懂半不懂,印象非常深刻。解放初期,经常有各界名人来校演讲,其中大多在民主广场上。马寅初校长就任后,利用他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便利,常请国家各部门领导做报告。记得有政法委副主任彭真、财经委副主任薄一波。1952年,全校师生经过思想改造或土地改革运动,适逢建国三周年,马校长请来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分头报告三年来的成就,约有正副部长十来人。其中铁道部长滕代远完全是一付军人姿态,开头就说:“今天我奉马老的命令,给你们做报告。”因为铁道部属于财经委员会。

建国初期我国与国外的往来主要是苏联等社社会主义国家,其中青年和学生团体多来北大访问,活动中心就是民主广场。一次是苏联共青团代表团来访,临行时一位女士在汽车中向同学们散发纪念品,我也向她索取了一枚,原来是苏联少年先锋队的队徽胸章,从报上新闻得知,她原来是苏联共青团中央少年先锋队书记。一次是以意大利人贝林格(1950-1953年间任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1972年意共十三大起连任总书记)为首的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团来北大参观,并在民主广场举行联欢晚会,北大学生还有舞蹈表演,其中滥竽充数扭秧歌者中就有敝人在内。

民主墙是解放前学生们张贴墙报、争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墙对面运动场边还竖起一排木牌可供张贴,同学们饭前饭后常在这里驻足观赏。解放后仍有人在此张贴大字报,内容已转变为以宣传教育为主。当时学生经济困难,有时将书籍或衣物出让,也可随意贴张告示。令人发笑的是,高年级的马雍和邹衡同学,具有湖南人的牛脾气,由于在系家玩桥牌发生争执,居然动了粗。可能体质较弱的马兄吃了亏,居然在布告栏贴出出大字报向邹兄声讨。后日马兄成为中亚和中外关系两个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邹兄在考古界声名卓著,谁能想能不能二位学界名人年轻时还曾有这段风华韵事,由此也可想见当年 北大学生生活之一斑。

食堂

民主墙往南延伸到离红楼约数十米就中断了,墙西有一排充当体育教研室和食堂办公室的平房,与南面的红楼平行,两者之间在广场西南侧留出一块网球场(那里用不起奢侈的网球,以橡皮球代替)。球场的西面就是食堂。

当年北大的食堂与今天大学生的食堂大不相同,值得一提。首先是没有专职的管理干部,完全由学生自己公开选举办伙食的管理人。我记得一次吃饭时,饭厅中突然传出掌声,一张桌子上跳上一人,原来是发表竞选膳食管理人的演说。他的话直截了当,声言如能当选,保证改善伙食,并订出每月多吃几顿肉的具体指标。他当选后,我常在食堂旁的办公室看到他,肯定要耽误不少学习时间。听说他能付出辛苦,大清早就奔往城郊市场向菜贩直接采购,降低了菜价,果然伙食大有起色。

原来北大沙滩的食堂就有好几个,三院还另有食堂,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入伙。高年级同学曾自豪地对我说,那时史学系的食堂办得最好,原因是史学系富有能干的办事人才,而沙医(医学院学生前几年先在沙滩学基础课,故名)以女同学居多,不愿干这种起早摸黑的采买管理工作,所以乐意同办得好的史学系食堂合办伙食,女同学食量较小,有他们的加入,伙食就办得更好,在我入学的时候,除清真食堂外,普通食堂已合而为一。

解放前物价还不稳定,伙食费定为每月折实六十斤小米,约合旧人民币六万元(新人民币六元)。这些钱在南方湖南、四川等省应该吃得很好,但在北京标准就比较低了。湖南人初到北京,最不能忍受的是菜里没辣椒,对我来说,就如同没搁盐一样。我们住萧斋的几个湖南人,包括前述的张龙(盛健)、赵虎(辉杰)、王朝(琦)、马汉(雍)、彭平阶和我,再加上一个四川人李逸友,一个在抗战时重庆上中、小学的吴荣曾,八个人凑成一桌,从东单菜市场找到最辣的尖辣椒,炒成菜拿到食堂共享。马雍老兄总喜欢别出心裁,戏称我们名“辣椒小组”,加上我们几个人生活行事常与众不同,尤其是衣着别具一格,一律穿蓝布大褂,与时代不太协调,若干年后,得知“辣椒小组”曾被怀疑是另有意图的政治组织。

二院

在嵩公府校门以西是景山东街(今称沙滩后街),位于景山公园东墙外景山东大街的东侧。理学院就在此街路北马神庙夹道西面。远在明朝,属于皇家的国家机构御马监就设在这条街上。正统年间,又在紧邻御马监的北面修建了祭祀马神的马神庙,所以这条街当年就称马神庙街。清乾隆年间,在马神庙旧址建和嘉公主府。公主是乾隆帝第四女,下嫁富察氏福隆安。福隆安之父傅恒,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在平准噶尔、平回诸役有功,乾隆诏令“写诸功臣像于紫光阁”,称傅恒“宜居首功”;其弟福康安,后来出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曾参与或统帅平金川、破石峰堡回民起义,平定台湾林爽文及湘黔苗民起义及入藏屈降廓尔喀等役,爵封贝子。傅恒妹即乾隆孝贤皇后,其妻与皇后有姑嫂之亲,故能出入宫禁,民间传说福康安乃乾隆私生子,因此一生受乾隆帝殊宠。金庸借用这个传说故事,将福康安演绎为《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等书中的重要角色。后者还多次出现其府第的场景,描写向其母禀报时,另有公主嫂嫂在坐,即假定福康安与其母及兄嫂同居一府,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驸马府内。那么排演金庸武侠剧时,理学院的原有旧构,岂不是最合适的取景场所吗?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筹建京师大学堂,选定这宽敞的公主府第做校舍。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1918年,沙滩红楼建成,校本部乃从此处迁往沙滩。此后,今五四大街以北、沙滩北街以东称为北京大学一院,沙滩北街以西,景山东街以北原京师大学堂原址称为二院,我们文法学院的学生宿舍原译学馆称为三院。

二院是北京常见的皇亲贵胄府邸,大门临街,前有石狮一对;面阔五间,栋梁檐柱,都经朱漆彩绘,虽已陈旧斑驳,仍能显示当年气派。中间是三开间大红门,“大学堂”或“国立北京大学”的匾额原来就悬在它的门楣上。校本部迁嵩公府后,学校的匾额自然随之迁走,而“大学堂”的匾额则作为历史文物由博物馆珍藏。

大门内是一个较宽敞的庭院,正中有若干株龙爪槐环抱的荷花池。池中心有一个汉白玉日晷,支撑在一块四楞大理石台柱上,柱的四面分别写着《周易·系辞》中的四句话:“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按京师大学堂创办人的理解,自然科学相当于古人所谓的“格物致知”,故理科在前清称为格致科,也就是《周易·系辞》中这四句话的意思。1952年学校迁往城外燕园不久,重视文物的汤副校长,曾专门派人进城运走大门前这对石狮和院中的石晷,被新接收此处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管理人发现,从地安门将一辆马车连带器物追回,在大门前发生争吵。一方说这是北大的东西理应由北大运走,另一方则说,整片房屋已移交给新单位,当然其附属物也包括在内。我因事进城来到这里,目击这一场纠纷。但不知后事如何,这对石狮和石晷现在何处?

水池北面有一座巍峨的宫殿式建筑,那便是二院著名的大讲堂。它原是府邸内的“公主大殿”,五间三进,上盖琉璃瓦,歇山屋顶。现已改造成容纳约二百人的阶梯教室,所以常用来做集会的礼堂,过去也是延请学者名流演讲的场所。我二年级的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是由政务院的丁方同志主讲,文法学院的同学都在一起听课,只得安排在理学院这间宽大的教室里。我到北京后,虽曾多次游览故宫及各处皇家园林名胜,见过各种雕梁画栋的建筑杰构,但不懂得欣赏。每当我上政治经济学课时,常坐在此教室后排最后的位置上,抬头就能清楚看到屋顶漂亮的彩绘藻井,发现这种装饰妙不可言。从此我再去故宫、天坛祈年殿等处,或是参观敦煌艺术展览,越发喜欢藻井这种绝美的艺术形式。可惜这个大殿后来还是被教育出版社拆毁建楼了。

我曾在电影杂志上看到一部关于李四光的剧本,其中有他在北大任教时的几个镜头,或取这个庭院和日晷,或取这个讲堂。由于实物已不存在,当然这些场景不可能在实拍的电影中出现。特别滑稽的是,电影中李四光在北大发表讲演是选在西郊容纳千人的科学大会堂内,如果旧中国的大学拥有这么豪华的处所,有那么多懂科学、爱科学的听从,电影不但起不到宣传新中国重视科学的作用,反而是对旧中国唱赞歌了。

专业课师长

1950-1952年我在沙滩的这两年中,本系专业课只有基础课中国通史和二年级才开始讲授的西洋史,还有头一年的史学文选。我入学时听老同学介绍,北大史学系最重视基础课,尤以中国通史是本系的强项,每段必须选聘有关断代史专家讲授。在全国所有高校中,据说只有北大配备齐全四位各有专长的教授队伍。开头的第一学期就是张政烺教授讲授的先秦史。张先生山东荣城人,字苑峰,当时未及不惑之年,文献和考古兼精,已属国内罕见的中国古代史学者。他口才欠佳,仍没摆脱明显的胶东口音,但同学们都公认他有学问。当时规定教授必须开三门课,他除了担任基础课中国通史(一)外,还另开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两门选修课。另一门专业课史学文选由余逊教授讲授,本来选大一国文就可免修史学文选,但我还是去旁听了几次。第二学期,中国通史(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也由余逊教授讲授。他还为学完中国通史的高年级学生开选修课魏晋南北朝史。余先生字让之,湖南常德人,其父余嘉锡是辅仁大学教授,著名目录学家。说起来也巧,当时史学系共有七位正教授,湖南人就有余先生及杨人楩、向觉明(达)三位,后来三校合并,连系主任翦伯赞先生也是湖南人。而同学中我们一班就有八人(后又增一人),占全班四分之一。我初入校时,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得悉我是湖南省人后就说:“又来了一个human body!”我初中时学的英语课本中就有一课题为“human body”,内容是讲人体结构的生理知识,为什么这么叫我呢?弄得我莫明其妙。后听人解释,原来有一位家乡观念浓烈的湖南同学,竟将“human body”误读为“hunan body”,又将它解释为“湖南人”,从此他们戏称他和所有的湖南人为“human body”,由此可见当年北大湖南人之多。

余先生长成于北京,故能讲标准的北京话。1930年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汉简研究,又擅长魏晋南北朝史。我在高中时就已仰他的大名,原因是我校选用的中国史课本就是他写的,到了我这班才改用吕思勉写的课本。他讲课的特点是:重要史实和论据以史料原文为纲,然后再加以自己的铺陈解说。所引原文都写在黑板上,写好后再仔细核校。他视力已远视,所以要跑到讲台下回首检查。可是他手中既无原书,又无讲义,完全是凭记忆。魏晋南北朝王朝更迭频繁,又有所谓五胡十六国,我们要弄清这些朝代、国名,已属不易,仅相应史料中有关正史,除涉及秦汉的前四史外,以下又有八书、二史,我们连书名都很难记全,真无法想像他是怎么将这些史文熟记下来的。

讲授隋唐五代宋辽金史的邓广铭教授,字恭三,同张政烺先生一样,也是山东人,而且同在1936年毕业于本系。他写过一部较通俗的《岳飞传》,正好能为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所接受,颇受欢迎。他还担任外系的公共课中国通史,高年级的选修课宋史。他在讲课时,常追述当年与山东同乡从事文学活动的往事,并以此自诩。大家都记得《岳飞传》开头有两句颇有现代文学的话:“如果春天是美丽的话,岳飞就出生在一个美丽的春天。”他也同我们谈起,他在当学生的时候,敢于向老师质疑,提出自己的见解,因而曾得到他的师长钱穆、傅斯年的赞赏,意在鼓励我们要主动学习,能独立思考。

元明清史由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讲授,郑先生讲课的特点是随身携带一摞三十二开纸大小的卡片,上课时就翻检卡片讲授。只记得他对蒙古人如何制马奶酒特有兴趣,讲得很仔细。他在讲到明永乐间进军安南时,感叹的说:“如果不是后来从安南撤出,那么现在越南不是随全国一起解放了吗?就用不着我们现在再援越抗法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学期因思想改造运动停课的影响,延至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才开学。所以上课时间只剩半学期。我后来从事元史研究,正好是他讲授的范围,仅占两周。但若干年后,有人问及我的师承时,我首先想到的仍是大学时代这两周的元史启蒙。

解放前,大学历史系的师资主要是中国古代史,几位先生都很认真负责,培养教育学生也各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张苑峰先生每周有一下午课外辅导,为学生问难释疑。如果提不出问题,他就反过来向学生提问,并根据你的回答加以发挥,使学生获得课堂中得不到的知识和启发。他还利用星期天领我们去故宫参观,每到一处宫殿或景物前,他给我们讲在那里发生的历史大事;观赏铜器、书画陈列时,他又向我们介绍每件文物的历史背景和艺术价值。我至今仍感庆幸,在我初瞻故宫时,能有这位学贯古今的学者充当导游讲解员。

余让之先生的史学文选课上,曾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大家进行一次古汉语程度测验,并询问大家以前有关的学习古文的经历。此事在二十年后,我直接或间接听到胡钟达和邓锐龄先生评论我们班同学的古文程度,了如指掌。我猜想他们都曾协助郑先生的系务工作,估计余先生的测验是系里统一布置的,而且事后还经过集体研究讨论,所以若干年后他们还能记起此事。可见当时在新生入学时,系里就意图对学生的专业程度和基础有所了解,以便于因材施教。

邓恭三先生的隋唐宋史讲到一半时,他让大家自愿参加写一篇论文,命题为“黄巢农民起义”。他这种做法,相当于后来的学年论文。我为此确实准备了一番,除了读完新、旧《唐书》中有关本纪和《黄巢列传》,包括杂史《平巢事迹考》在内的其它史料,也据他的指点,读了朝鲜人崔致远的《桂苑笔耕》、旅居广州阿拉伯人的《苏来曼东游记》。后来我还收藏了这两书的《四部丛刊》本和刘复父女的合译本,并因此在转入研究元史以后,很自觉地重视域外史料。我不想将此文写成历史事实的简单铺陈,而是按照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动力这一定式,试图论证黄巢起义是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转变关键。我列出四五页的详细提纲,分章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将唐朝与宋朝进行比较,认为都发生了质的改变。提纲交恭三师审阅后,由于铺展过宽,最后没能敷衍成文。但他安排的这次作业,对我们加深课堂学习内容的理解,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是很有益处的。

北大史学系不仅师资力量雄厚,而且与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联系紧密。向达、余逊、张政烺教授都曾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郑天挺、邓广铭虽属北大文科研究所,但实际上与史语所融为一体,直至九十年代台湾纪念史语所成立七十周年时,专刊中就列名这几位前辈,还发表了他们本人或亲友的回忆文章。院系词调整后的周一良教授也是史语所旧人。新中国的科学院,翦伯赞和向达教授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北大副教务长尹达出任历史第一所副所长,向达教授出任第二所副所长,邵循正教授出任第三所研究室主任,其他教授多兼任学术委员或研究员。

基础课世界通史从二年级开始,古代史本应由胡钟达先生讲授,开学不久因下乡参加土改,改由杨人楩教授讲授。他讲课的特殊方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每讲一课,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将本课内容轻松地、传神地娓娓道来,一段讲完,突然停下来,摆好姿势,就像唱戏道白过后,正式开唱,如同朗诵诗一般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经过字斟句酌的总结。然后又是“道白”、“开唱”,反复循环。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道白”时凝神静听,“开唱”时就抓紧笔记,力求一字不丢,记下它也就是抓住了这堂课的重点。在我记忆中,他对古代希腊特有感情,在评论希腊史事时,常分三部分讲述,末了再分别用真、善、美三字总结。思想改造运动中,宣扬“真、善、美”必然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遭到批判。不管赞成与否,杨先生这种有独到见解和表述精彩的授课方式,很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的思考。基础课世界古代史他是临时代课,他原本负责讲世界近代史,还另开法国革命史等选修课程。

世界史中世纪史,由清华大学兼任的雷海宗教授讲授。雷先生任教多年,很会讲课,富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给我们讲课时,时值思想改造之后,他非常谨慎,指定王易今所译柯斯铭斯基著《中世世界史》为参考书,实际上这是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他对具体史实已娴熟于胸,虽没必要手棒课本或讲义照本宣科,但始终不敢逾越苏联教材雷池一步。他特别重视历史年代,每讲述重要历史事件时,其关键年代皆脱口而出,并写在黑板上。如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的派遣,出大西洋向西航行,发现了新大陆,其意义是证实了人类是居住在球状的大地上。他教给我们一个便于记忆的方法,1492音近“意思球儿”,只要想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会联想到“意思球儿”,也就记住了此事发生在1492年。他既强调了熟记重要年代的必要性,也教给学生巧记年代的方法。他考试时对学生也特宽大,除不给一百分外,最高分达九十九分,我得了九十八分,当然高兴,迄今仍记在心中。

二年级必修课只十五学分,还有两学分可自由选课,我课外读了一些有关西藏和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调查的书,对少数民族问题颇有兴趣,因此我选修了东语系的《西南少数民族礼俗研究》(二学分),由马学良教授讲授。教室在红楼一间空荡荡的大教室里,本系西南民族语言专业的学生仅有两位,加上我也只有三人,这也是今天很难看到的现象。马先生为了表示他的课是以马列主义挂帅,头两节一句也不涉及本课内容,而是照本宣科念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下周才转入正题。所谓“礼俗”,实际上就是过去民族学者调查得来的奇风异俗,我平时就喜欢借阅西藏和云贵少数民族的书籍,仅关于亲历大凉山进行调查的著作我就看过若干种,包括曾昭抡、林耀华、杨成志等,因此马先生讲到这些内容时,听得津津有味。

政治和语文课

建国初期特别重视政治课,课时几乎相当或甚至超过专业课。当时缺乏师资,就由全校教授组成“政治课教学委员会”,由熟悉有关课程和思想进步的教授分别讲授。新民主主义论由政治系主任王铁崖教授讲授。王先生福建人,说的是普通话,口才极好。下学期由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杨先生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健将,据说带头翻墙跳进曹汝霖家大闹赵家楼的学生中就有他。他是教授中少有的共产党员,好像他原来不在北大任教,解放后才调来出任系主任,当然有加强领导改造中文系的重任。由于是好几个系合在一起上大课,两先生皆配备青年教师作助教,新民主主义论是政治系的薛谋洪先生,社会发展史是哲学系的黄枬森先生。近年从报上得知,薛先生曾在外交部出任大使,黄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

当时还聘请党内的老革命理论家担任马列主义课程。一年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由马列学院的艾思奇教授讲授。他青年时代的大作《大众哲学》闻名遐迩,我在中学时就在县城图书馆的禁书中见过此书。他讲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语言和内容都通俗易懂。他还是采取《大众哲学》的办法,用生活中的例子阐明哲学中的概念和问题,稍有不同之处,就是这门课他纯粹以当时的抗美援朝为例。如讲辩证法“事务是发展的”,他就说新中国是新生事务,是不可战胜的;美帝国主义表面上强大,是腐朽事务,所以注定要失败。如此等等。他讲课和考试的方式非常灵活并别有风格:两节课他只用一节半讲授,留下半节供同学递条子问问题;考试他不采问卷方式,而是让学生任写一篇学习心得交给他。我的考卷也以突发的奇思怪招回应,竟是交上一两千字的短篇小说,内容是几个朋友讨论抗美援朝形势,按照他课堂上宣讲的思路,互相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表述自己的见解。没想到考分公布后,我在史学、哲学两系的共同课上分数最高。我到西郊新北大后,仍多次看到艾先生。一是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湖中有一浮台,我游到浮台休息时曾几次看见他已在坐。二是我在马列学院听课时,也常在大庭广众中碰见他。从延安起,无数党政高级官员皆出于他门下,但他始终能保持普通人的本色。

二年级的《政治经济学》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丁方同志讲授。丁方先生讲了一年课,到结束时才进行考试,而且非常宽松。他事先划定考试范围,拟出二十道题让我们复习,从中选考五道。我们的参考书是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一种大众化的教科书,每题从中摘录不过数十字。我嫌它过于简单,从图书馆借出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授课的讲义(分装十六册),摘抄出与二十道题与答案有关的内容进行复习,到考试时,我与所有同学的答卷详略大不相同,结果只有我得了最高的95分。老实说,这两年我对政治课并不重视,没想到考试成绩突出,此后我积极学习并笃信马列可能与此有关。

外语我选学俄语,教材是朱谱萱译自法文的俄语教科书,由俄语系的缪朗山教授和政务院的吴清友教授分讲课文和语法,后来由缪朗山一人统教(四学分)。吴清友先生解放初出版过一部译著《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几年后,我当亚洲史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正是在此书基础上修订的《域外东方各为近代史》(苏联各大学历史系共用的教科书)。缪先生字灵珠,出身港澳,说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课讲得不错。他自学成材,懂多种外语。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他有时颇像个老顽童,常喜欢停下讲课吹吹自己。有次突然询问大家:“你们都坐过牢吗?你们都坐过老虎板凳吗?”大家只能惊愕地摇摇头。然后他接着说:“我都坐过。”有时一面举手抚摸自己仅剩一圈头发的秃顶,一面说:“不简单呀!不简单!懂得二十五国文字,头发都脱光了!”我做研究生时,缪先生再度为我们授课,选用苏联中学七年级的课本。他当时正在译苏联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据说他是中国少数几个懂希腊文的学者。他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对我们说要把古希腊过去从英译本译出的专有名词,一律按希腊原文重新改译。

大二时我选修了俄文系二年级的专业课文艺文选读,由曹靖华教授讲授。曹先生选用他自编的俄文文选《七色花》(五十年代出版社),记得内容有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高尔基的《海燕》等。曹先生河南口音,讲课时,先念一句原文,再念一句译文,不作任何解释。老实说,我听他的课很吃力,全靠自学,因此收效不大。

大一国文,前一学期由中文系副教授萧雷南先生讲授,后一学期由游国恩教授讲授,各占四学分。我在中学时以读古文为主,老师讲课以解释词意为主。这门课讲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尤其是从未接触过的解放区新文学作品,并懂得应如何分析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等等。我当时不懂得应学好这门课,萧先生上课是点名的,我就每周两次课只去一次,应付点名。游先生上课不点名,我就全部逃学。回想起来,我的作法非常不智,失去了听取名师的教导,也放弃了定期做作业并提高写作能力的机会。萧先生1957年也同我一起调往内蒙古大学。

由于我中学时代英语没学好,才改学了俄文,但仍想再补习没有过关的英语,所以一年级曾旁听过林筠因先生讲授的大一英语。林先生年近中年,发音纯正,讲得也好。1962年,德裔美国学者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出版,发现译者林筠因和“中译本序言”的作者邵循正都是我当年的师长,当即买回一本认真细读,此书的精彩研究对我研究蒙古史大有启发。而从译文的水平和专业难度也可看出林先生的功底,她给我们授课时职称仍是讲师,其水平应在外地某些教授之上,可见当年北大要求之严格。

二年级下学期开学,在高年级马雍同学的鼓动下,我们几个人一起选听西语系三年级朱光潜先生的英语翻译课。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先生是全校批判的重点。运动的领导将郭沫若和邵荃麟过去批判他的文章和有关的“反动言论”印发,更激发了群众批判他的情绪,把他视为反动的御用文人。他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做公开检讨就不下三次,会后印发供全校师生批判,通不过就重新写、检讨稿全文长达万余字,几天内就写就并印出散发,再检讨,又是万余言,文采不减。多次检讨后,终于满足了批判者的要求,才勉强获得通过。

思想改造运动后,昔日受人尊敬的大教授都变得畏畏缩缩,惟独朱先生在课堂上仍以严师的面貌出现,对学生要求一丝不苟。这次课他在黑板上写了若干英语例句,让学生轮流上台译成中文。句子皆不长,很少有生字,当学生将译文写出后,我一看同我的理解差不多。轮到他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在学生的译文上,一连划上两三个叉,并大声说:“错了!错了!”经他分析,原来的译法的确不妥,他的挑剔很有道理,但批评的语气毫无保留。他们是本科三年级,而我是外系低年级学生,如把我叫上台去,肯定会大出洋相,从此再也不敢去旁听。朱先生经过多次批判,已被我们视为人民政府宽大留用的反动文人,没想到他回到讲台上,仍然不忘教师的责任和尊严,能照常严格认真地教育学生,因此反而让我对他产生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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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中国京剧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上)
中国戏曲研究院: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下)
中国音乐家协会:瞿希贤:别唱我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记大师兄何兹全先生
泡“旧”的记忆——北京最后一个公共澡堂的故事
光明日报:沉重的回忆
清华大学: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文革”中一位普通文人的遭遇--练字招来横祸
新民报:邓季惺:一代女性的职业努力
协和医院:从老协和到新协和
清华大学:现实与学术之间:清华政治学系1926-1952
清华大学:清华政治学系:那些人,那些事
离乱:韩复榘身后的家人命运
革命传家,诗书继世
民国时代的安居梦
大相隐于世
我的汉字长征
北京大学:北大访师记
黄杰与郑洞国
北京大学:听吴小如老师讲课
二龙路中学:再议李雪丽救老师
依依韶華舊樂
北京大学: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北京大学:当我幼年的时候
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消逝的新北京--粮票和粮本
章诒和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
我的父亲母亲(上)
我的父亲母亲(下)
疯狂的像章
清河农场三分场: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
林彪内勤谈林彪与高岗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忆曹禺
清华大学:忆母亲赵瑞云--兼记父亲潘光旦
艺林影存
一匹特立独行的马
论“文革”思维
北京大学:文件中的王瑶
我找到了我里通的那些外国们
俄语老师的遭遇
史家胡同:胡同窜子的回忆
28中学:红墙边的反革命
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杨朔--死于1968
旧闻二则
母亲教我唱歌
北京天文台:韩念国的故事
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我这四十年
我的高考经历
爸爸的收音机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与农民竞赛放“卫星”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怀念我的父亲张开济
吴佩孚的丧事
北京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学生告密老师
文革中的钱学森
电影剧本创作所:我的仲夏夜之梦
北京大学:燕园点滴
难忘马云凤
女一中:旻姑
从一封信看丁玲“永远对创作是不死心的感情”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姨
清华大学: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被“批准出生”的孩子
水科院一九五八年高产试验田纪实
兒女祭
傅冬菊:在父亲傅作义身边做“卧底”
罪恶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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