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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一把手枪 

--作者:段晓峰

1966年我16岁,在北京市24中读初二,教我们历史的老师叫周长海,他大约54岁左右。

在我的记忆里,周老师衣冠楚楚,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丝眼镜后面是慈祥的笑意。他讲历史,常从一个故事、事件或一个民俗的掌故谈起,娓娓道来,绘声绘色,自己也常常沉浸在自己动情的讲述里,兴到极致时,甚至舞之蹈之。他从不按书上的条框去讲那些什么意义、重点,但当你回想起来,那个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意义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你的脑海里。

可是,“文革”开始后,革命烈火烧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整个教学楼被横幅标语及各色的大字报覆盖,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批判的文章。有一天,忽然在同学们中间传出一个消息说:周长海最坏,解放前曾是某家反动报纸的副刊主笔。更可怕的是,他有一个弟弟是国民党特务,他家里甚至还藏有一把手枪……

我们震惊了。我们恨透了他!我们真没想到他藏得这么深,欺骗我们这么久!

对周长海老师的批斗开始了。在那间我们听过无数历史故事的教室里,我和同学们的批判声、口号声、斥责声、逼问声此起彼伏:

“说,你把手枪藏在哪儿?”

“你是怎么在反动报纸上攻击共产党的?!”

“……”

周长海被强迫跪在一张小小的课桌上,稍不留意就会栽下来。我当时看见他满脸是汗。

“小将们,”他斟酌着字眼说,“这手枪的说法是谣言……至于说反动报刊,旧社会我只是一个撰稿人,谋生而已,没有写过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呵……”

“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周长海的自我辩解马上被我们愤怒的口号声淹没。

“不老实,给他来点厉害的!”有一个同学用墨汁涂黑了周长海的脸。我们找来一根细铁丝,将两个金属哑铃连在一起,挂在他的脖子上。周长海剧烈地颤抖起来,马上就承认了一切。哑铃被取下来,他又试图重新解释一切。于是哑铃又被挂在他的脖子上。几经反复,他终于承认了一切“罪行”。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周长海沉默着,卸去了哑铃的脖子缓缓地支撑着他的头,脖子上的勒痕正在渗血。头发蓬乱,墨汁汗水粘在一起。眼镜早就没有了。墨黑的脸上,两眼茫然地看着我们。

为了找到那把手枪,我们来到他家的四合院,把书房、卧室翻了个底朝天,院子里的地面被刨挖得一片狼藉,我们甚至把厨房、厕所都查了个遍,但最终也没发现手枪……傍晚离开时我路过书房,零乱的图书满地都是,书桌上的台灯亮着,一本旧版的《辞海》翻开在那里……白天,我们把他关在一个小平屋里反省,有红卫兵在门外看守着,晚上,我们才放他回家。

1968年,在一次所谓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周长海被指控有个当特务的弟弟,他解释说:同学们,我哪有什么当特务的弟弟——我家三代单传,我是独生子呵!此后不久,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去延安当知青了。社会的风风雨雨使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我的内心也成熟了。但我常会想起1966年的批斗会,那勒痕及正在渗血的脖子,那一片狼藉的四合院……这些片断在我心中汇聚成一股清浊混杂的激流……

我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过一次母校。在当年那间初二(3)班的教室里,我眼前浮现出周老师那张痛苦的脸,批斗会上缓缓抬起的头,渗血的脖颈,墨黑的脸,悲哀的目光……

当我问起周长海老师时,已经无人知晓了。也许周老师已经去世,但他是哪一年去世的,没人知道。我在想,不知这位一生教授历史的人,最终能否弄懂那段”极左”的非人的历史。

洗刷灵魂是痛苦的。借记事版“说吧,我的内疚!”征文之一角,我终于得以说出我少年时代的一段黑暗历史,让这篇短文洗刷我的灵魂,并载着我内心的愧疚,去抚慰死不瞑目的周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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