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一生 

第一部：小曲河（1943-1963）

－－作者：郑勉

第二十六章 结婚

为了办婚礼，他给我送来九十元钱。在当时挣到这九十元钱，对他来说尤其不容易。

他比我小一岁，家中哥五个，数他最小。他从12岁没了妈，大哥早已成家分开单过，三哥在部队服兵役，四哥也闯东北去了安图县的一个农村务农，只有老父亲和患病的二哥与他一起生活。

每天他没黑没白的出外打工，用那种独轮的手推车运货，在莒南和日照两县之间行走。把鸡蛋送到莒南县，再把煤运回日照，一个往返接近五百里路程，就这样来来回回，出苦力积攒了这点钱。他在当时十多个“推脚”人中，是最年轻的。

他也读完了六年小学，1954年毕业。他上学的生活比我还困难。家中没有女人，每个礼拜都是他患病的二哥学着为他烙煎饼，每次带走五十张；没有菜，连咸菜也没有，就用油炒咸盐粒，吃饭时冲上热水，咂巴那点咸滋味。

其实他学习不错，小学毕业考上了日照第二中学。因为家庭经济实在太差，又有老人，又有病人，需要他挣钱，所以他只能放弃学业，失去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父亲要给我十元钱，连男方拿的90元钱加在一起，凑合着办个婚礼，但父亲这十元钱我始终没要。

父亲养我这么大已不容易，我还没有为父亲尽什么孝。我一直在外出民工，在队里忙干活儿，连给父亲买包茶叶的钱都没挣到；几次我累倒、病倒都是父亲一个人跑前跑后，为我端水买药，对我关怀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经常摸着我的头，看着我的脸，轻声细语的问我冷热，是不是发烧，那种担心的口吻，那种焦急的样子，我永远忘不了。父亲给予我的爱，我感觉比山高，比水深。父亲在我心中，永远是最伟大的。

我还是用他送来的九十元钱操办了婚礼。我买了10斤小麦磨了面，割2斤猪肉准备包饺子；在集市上花6元钱买了双红花鞋；花10元钱买礼表面料，找人做件小花袄；买了两双茄花色的袜子；花7元钱买一条绿花色的单裤子；花10元钱买100斤松枝作烧柴。把我原来盖的被子洗后，又把被里用桃红色染一染，再缝起来，就当新被子用了。

其他什么也没买。

结婚当天，下午三点多钟，父亲在这三间小茅草房里，走来走去。我伺候着那些抬轿师傅吃完喝完，家中安排好之后，就准备出去上轿。轿落在我们家房的后面，因为房后正是一条外出赶集要走的方便路。与我家一道之隔的邻居，也是我一个叔叔家长我六岁的大哥把我背出去，上的轿。

父亲一直没有出屋。我知道父亲肯定是一个人在屋哭。我能体会他的孤独，我的心也像碎了般的难过。

这时候轿夫们喊“起轿”了，四个人把轿抬起来，领头的喊着号子，就这样我离开了小曲河村。

这是我第三次离开父亲。

第二十七章  永失父爱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闹洞房的习俗和当前东北也没什么两样。

从小曲河到西陈家沟是十五里地，经过山字河和邵町这两个村，到婆家门口时，天快上黑影了，落轿后我看到地上有两块红毡毯，过来两位姑娘站到我身两旁，每人牵着我一只胳膊，给我戴上很大一块“罩头红”，新郎来到我前面，我跟在后面，一步步往前走。有两个人在身后把走过的红毡再拿到前面去，就这样倒换着，一直到房门口。

一对新人坐床后，就有来给喜主家送小饭的：一个四面红色带“喜”字的正方形木盒，里面装了两碗饺子、六盘好菜、一对“福”字、一对红枣、二两红糖酒，还有两双筷子。

吃完就开始闹洞房，但是要闹三天三夜。无非是吃糖、啃萝卜——把萝卜吊起来，不许用手拿，还要吃到嘴里。

到了第三天下床给公公磕头，就算结完婚了。

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从要好的朋友那借了一件单上衣穿着，和我一起回门。父亲找二姐包了饺子，叫上大伯父及二姐夫，一起吃了一顿快乐的午餐。当天下午三点多，我们往回走时，父亲跟在我身后嘱咐我，结婚时那90元钱花剩下的，回去一定要交给公公。我记下了父亲的话。我们开始了一段快乐的和睦生活。

转过年，到了六二年的三月初十，那天是四大伯哥结婚的喜日。父亲在三月十二这天也来到婆家喝喜酒，然后又连夜回到小曲河的家里。

三月十三那天，刚吃过早饭，我正在家刷碗收拾家务，忽见一位年轻的男子，是我娘家这头一个堂弟郑承昌，手中拖着个木棍，走进门来。我知道是有坏事发生了，因为拖着木棍进人家的门，就是来报丧，这是我们这的习俗。果然，承昌说：“大姐，二大爷不在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象万箭穿心般的难过！当时家中没有一个人在父亲的身边，不知道父亲遭受了怎样的罪，也不知父亲是害了什么急病。

我们从生产队预支了八十元钱往小曲河赶，我一边走一边哭，  心里悲痛万分，又无比自责，我想如果我不结婚，父亲身边有人照顾，是不是就不会死。

两个哥哥远在东北，也回不了家。发送父亲的事就靠我俩张罗。我找人买了一丈一尺青布，给父亲做了一件新大褂、一顶新帽子；棉衣棉裤都是旧的；脚上是我头年刚给父亲做的一双藏青色的单鞋。

我们去时从队里借的钱不够用，就把家中一张床、一对箱子和其他一切零碎东西，能卖的都变卖了，凑成二百四十元钱，到东陈家沟给父亲买了一副大叶杨的棺材。

处理完这场丧事总计花费三百九十六元五角钱。最后我把那三间小草房也卖了，加上两个哥哥从东北往家邮的八十元钱，才还上所有的欠账。 

我那可怜的父亲就这么走了。他活着时受尽了委屈和痛苦折磨，没过上一天安宁平静的好日子，献身教育事业，培养了不知道多少人才，被鬼子打，被翻身户打，刚要见到好处的时候，又被打成右派。父亲没有等到自己右派帽子被摘掉的那天，就这样匆匆走完了自己五十九年的人生路。

六二年三月十三日，我心中永远的痛。

第二十八章 分家

从出嫁起，我就离开生养我的父母亲，离开了那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距离远了，经常见面的机会也少很多，但是每次和家乡人见面大家都还那么热情，那么快乐。每次回娘家，除了看望本家上辈、邻里老人，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去见那四个打夯时的号手。我们在一起修建水库时，在那些汗水飞扬的日子里结下的友谊，在我婚后那个家家生活都不宽裕的年代，实实在在地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心灵的安慰。

父亲撒手走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家还有两个病者：公公气管不好；二大伯哥食道不好，吃啥吐啥。我们夫妻俩挑起了这个家的重担，两个人携手并肩，生活虽不是那么充足，但我们还是融洽的生活在一起。自我进门口，公公及二大伯哥都高兴的不得了。

记得二哥这样对我说：“五妹妹，你没进我们家时，我们就怕过春节，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包饺子。娘没得早，五弟年幼，一到过年五弟就哭。我既要照顾父亲又要照顾弟弟，这么多年来，每天都是度日如年。自从五妹妹你进了这个家门，给我们一家人洗衣做饭，给我熬汤煎药，这个家从此充满了欢乐。五弟能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事”。

就在这样愉悦的生活气氛中，一家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我们俩在陈家沟第三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回到家做饭、吃饭、收拾家务；隔两三天就给公公、二大伯哥洗衣服、煎汤药。时间久了，公公和二大伯哥都已感到过意不去，怕把我累坏了。但我考虑到二大伯哥对这个家的付出和带病的身体，我觉得自己苦点累点真的没什么了。

六二年四月，我怀孕了。我还和以往一样，三时做饭，洗衣熬药。后来二大伯哥说，咱们分家吧！公公也说，小五，咱们分家吧！庆梅没说话，我不同意分家。一是因为他们老的老、病的病，正需要人，我不能这样一下子出去不管；另外，公公对父亲有恩，我不能辜负父亲对我的教导。

等到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身子越来越沉重，干活已经很不方便，二大伯就更坚持要分家了。后来公公直接跟我说：咱们还是得分开，你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适合再熬药了。就这样，还是决定了分家。

在六月初六这天，公公说这是个好日子，就把我俩分出去了，从此不用再给二大伯哥煎药。为了他俩生活方便，与我们能相互有个照应，我们住得相距并不远，而且又在一起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春节刚过，六三年正月十三这天晚上九点半多，我生下了一个男孩。

那天白天我们村唱了一天京剧，是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我看到很晚才回家。是三姐的婆婆为我接的生。

他在家伺候我三天，为了养家糊口，匆匆“推脚”去了。他来回一趟需要三天，临走前他给我买下些煎饼和红糖。母亲没在，我身边也没有别的亲人，三姐从婆家偷着拿出十三个鸡蛋送给我，这就是我整个月子里最好的补品了。

第二十九章 离乡

到六三年春天时，我又想到东北看望母亲了。和母亲分别一晃已快三年的时光，前两年由于买不到火车票没去成，在家这段时间我又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接着父亲又不幸去世，种种意想不到的变故让我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和母亲说。

在阴历四月初三这天晚上，我俩带着一个出生刚满八十天的孩子，准备从陈家沟出发到东北去了。

我们就是想去看母亲，衣服、行李、过日子用的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放在那，什么也没准备，只想着把我大哥在家学做衣服用的缝纫机带到东北去。庆梅在家“推脚”挣的八十三元钱，我们给公公和二大伯哥留下了，让他们爷俩买药和生活零用；我在家养的八九只母鸡、两只公鸡卖了三十多块钱，凑够去东北的路费。我们和公公说，你们爷俩离我大伯哥很近，如果家中有事一定要找他，等我俩回来再好好的照看你们。

虽说是暂别，但是分别那一刻还是冷清凄凉。只有二大伯哥出来送别。我抱着孩子，还有一大包小孩的衣物，二大伯哥用手抚摸着孩子的额头说：“五妹妹，孩子太小，上下车时要多加小心，一定注意安全，到了地方早给我来信”。说完这几句话时，他的眼角上早已挂着泪水了。

王恩涵来了，他推着一个独轮车来送我们。他是庆梅的好朋友，是结婚时为我抬轿的四个轿夫之一，也是他们出去“推脚”的伙伴。缝纫机和衣物放在车的一边，我和孩子坐在另一边。就这样，我们和公公及二大伯哥分别了，和死去的父亲、姐姐分别了，也和这块生养我的土地分别了。这里留下了我的哭声、笑声、歌声、号子声，也留下了我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

初三的月亮刚刚出来，马上又落了下去。天地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手掌。王恩涵推起车，庆梅在前面拉着，我们上路奔着日照县汽车站去了。

第二天，我们坐上车，与王恩涵挥手告别。

原以为，我们会很快回来，但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十年，等到我再踏上这片土地时，已经是2002年的夏天了。

（第一部完）

（母亲2009年第二次回山东探家时 于火车上）

（待续）

转自《细雨春城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