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一生 

第一部：小曲河（1943-1963）

－－作者：郑勉

第二十一章 大锅饭小钢炉

父亲到处求亲告友借钱，把大哥送到青岛“山大医院”看病。大哥在那里住院20多天，买了些“异研晶片”还有“鱼肝油丸”，就出院回家了。这种病最需要营养。我记得，每隔两天，父亲就手中拿着一个水瓢，去买鸡蛋和白糖，他常常一边走一边念叨说：“应时，你快好了吧！能叫我先死，你也别死啊！”无奈和绝望压在父亲心头，也疼在我的心上。

就这样，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大哥的病一直没好，一直吃那两样药，还是时常吐血，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官不踩病人”，生产队长也没有叫大哥再去干活。到了一九五八年，全村开始吃食堂，当官的把每家每户的锅都收拾起来，统一放在一处房内，在房门上贴了好几道封条，用人看管着，任何人家都无法在家做饭吃。就这样，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都是到食堂领饭吃。大哥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父亲虽不会干农活儿，但也不能闲着，生产队安排父亲每天放牛、捡粪；要是不干也可以那就别去食堂吃饭。家里已经寸草皆无，任何户都不许随便冒烟火，母亲已经去给食堂烙煎饼，挣出自己的一天三顿饭，父亲不放牛捡粪还能干什么呢？

记得是五八年的八九月间，我离开父母到外村执行任务，就是到我村东北方向的“大小古城”这两个村之间的平原上建“卫星营”。

各村去的人很多，都是庄里干部带队，公社的工作队指挥，各村去的人都有自己村专管人员往前方送饭，主食就是煎饼，每个星期还吃一顿白面锅贴，按照每人一斤白面的标准分到人头。建卫星营就是量出这块地的总面积，然后按出工人数平均分给各出工队，然后翻垅播种，大集体中有小集体，每个队互相比着干。

每当星期日吃这顿锅贴，领到后我就让有回家的或者是给食堂送煎饼的人捎回家给我的父母吃，但每次父母亲都没有舍得吃一口，都留给了我那有病的哥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后来大哥到外村跟别人学裁剪，做衣服，也就很少回家了。

我们在这“卫星营”耕种一个多月。后又接到新的任务，这次要到大古城东面有个叫“寸沟”的地方修建钢铁炉。我们是在阴历的九月十五前后被转移到这里来的。来到这里以后，和在卫星营一样，按照六米的间距搭起一行行的工棚，在两头棚门写上“女宿舍”三个字；不一样的是，这个工地特意用石头垒墙、草缮顶，建起一个厕所专门供工地上的女民工使用。

公社里两千多人同在一个蓝天下劳动，上级领导给每个大队分配了任务：四个人一组；每座炉要挖六米长、四米宽、三米深，不许挖塌方；每组发给一面红旗并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拔白旗，插红旗！在这面红旗下，我们天天脸上流着汗，身上穿着被汗浸透没时间换洗的衣服，队与队之间开展拔旗比赛。那时候每顿饭我能吃九个煎饼，外加六碗用地瓜、黄豆面子、萝卜菜做的稀饭。

在那个年龄段，正是青春好时候，干起活儿来，真是有使不完的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记得我们组的四个人中还有一个男的，我们两人一伙又分作两班，轮流干。大家年龄相仿，干起活来也是生龙活虎，性子又都很急，生怕我们被别的组落下。每天四个人在一起，睁眼就唱、说笑，在欢声笑语中执行那个时代的重大任务，我们的红旗从来没被别人拔走过。

就在工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病倒了。发烧、害冷、嗓子不敢咽东西，连水都喝不下。这样已经没法干活了，干部也很着急，工地上没有大夫，干部就派人用小推车把我推回了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屋子抽烟。见我回来父亲很是吃惊，送我回来的邻居陈淑金向父亲述说了我的病症，父亲摸摸我的头，赶紧端碗给我倒上白开水，又放了点白糖，让我喝上几口，扶到床上躺下。就这样过了好几天也没见强。

本村没有大夫。后来父亲到山字河村请了郑世毅大夫－－我的一位大叔，每天背着药包来家里为我打针，一共打了四天，共计花了13元6角钱。大叔说，我主要是性子急，干活儿时用力过度累的，别无其他的病。

我有病在家住了十一天。病好后，又去工地劳动，直到完工。任务总体完成得很好，公社开了庆功大会。也有受到批评的村，比如我“跑鬼子”时去过的“大邰町”、“老牛窝”，他们是因为工程质量不好；还有受到严重批评的村，据说这些村的队员在工程建设期间有“行房”的。

会战结束了。虽然劳累但大家都格外多认识好些朋友，我感到很快活。每个队员又都回到了自己的队，自己的家，至于那些钢铁炉都生产了什么，没有人再提起。

第二十二章 退婚

刚进入五九年，我们又接到新任务。村西北有个叫张古潭的村，这回要在那里修一座纳水量三万万方的大水利工程。如果建好这座大水库，就可以灌溉四十万亩土地，还可以发电、照明、养鱼、养鸭，能使好几个县的粮食丰收。要完成这项工程，需要三万多人干上两年，日照、五莲、莒县 这三个县联合了起来，一定要完成这项非常了不起的水利大工程。

我们村来的人比去年建卫星营、炼钢炉的人还要多很多。我们村一共去了九个连的人，我编在第九连－－“老黄忠连”。除了我们连，我记得还有飞虎连、夜战连、青年连等，其他连的名字，年代久远已记不得了。每个连有四十人，这样我们村就去了近四百人。

张古潭这个村住户事先都搬往各处了，有亲投亲有友靠友，没有亲友的，就在每个村安插上几户，就这样才空出土地修建大坝。三个县来的人像赶集一样，说说笑笑非常热闹，齐聚工地热火朝天干着各自的活。天一亮，人们都唱着歌去工地劳动，这叫“打早气”；吃最后一顿饭时已经是披星戴月了，因为晚上倒夜班儿的要干到夜里十二点。

整个大坝都是我们用土夯起来的。我们在这里干了一年半，五九年春天来，第二年九月底才完工。在那个年纪，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白天干活多苦多累都唱着“打夯歌”，晚上吃饭也唱，打夜班也唱，工棚内外歌声连成一片。人在年轻时真是没有困难事啊。当时我编了十句“打夯歌”，如今只记得六句了：“不怕北风吹，不怕那雪花飘，大风吹不走，暴雨也淋不散，只要加油干， 任务提前完”，就是在这号子声中，在这蓝天下，在那块肥沃的土地上，我和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们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体，互相交流学习，成为了亲人和朋友。每天我都生活在欢声笑语中，没有那么多烦心事。

不过这时候或多或少我也有烦恼，只不过我没有把它当成重大问题来看待，那就是母亲领我讨饭时，为了活命，给我定下的娃娃亲。

从我十二岁离开本村，离开母亲，这件事我一直藏在心底，在外面上学和好朋友也没出声说起，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件好事，被人知道，人家会笑话母亲。外人不知道母亲当时的苦，但我能理解母亲的难处。在我心里，总是这样想，只要每天看到母亲，哪怕看到母亲脸上只是平平淡淡，没有痛苦的表情，我就觉得无比的幸福。

终于有一天，我正在水库地上干活儿，父亲来工地找我。父亲说，你母亲给你应下的婚事，男方到咱家找你，要求和你结婚呢。我和领导请教，说明了情况，就和父亲一同回家了。我不想和他结婚。父亲给了我40元钱，让我和这个青年一起到马庄乡管理部门解除婚约。记得当时的干部把白洋布和地瓜干折合成钱，按天算下来，两项合计，总共需退给他24元钱，他同意了，我把欠下他的归还后，从此了结了这门娃娃亲的事儿，从此再没见过。

第二十三章 逃与熬

完成这项水利工程后，大家又都回到本村务农。生产队的地又有了新管法。这次是把地按劳动力人数分下去。每亩地能产多少粮，生产队大体先估计出来，并定出了奖罚制度。如果每亩地上交粮食超过生产队的估计，你就受奖；如果上交的粮食，达不到队里定的数，那就要受罚。相差不大不奖不罚。每块地该种什么，都是生产队定，种子也由队里出。我们家四口人分到三亩地。按说每个劳动力应该分到两亩地，二哥闯东北后户口取消了，自然就没他的地；父母年纪大了，分到一亩地；大哥有病我年轻，我们两个人算成一个劳动力，分到二亩地。伺弄这三亩地，父母帮不上忙，大哥时常呕血，没有牲口，只靠我一双手。就这么累死累活的干，一年下来，我没被罚，但也没得奖。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旱天的苗一样，快要熬不过去了。

大哥的病越来越重，吃汤药，吃西药片，效果都不大。我给在吉林的二哥发电报，二哥于正月底回到日照老家住了四五天，他说东北有大夫，想叫大哥到东北看病，需要母亲跟着去伺候，就这样二哥把母亲和大哥带到吉林的抚松去了。我和母亲又要短暂的分开，但是父母这一别，竟成永别了。

我依旧在家种地，收拾菜园，独自照顾父亲生活。在这年的八月底的一个中午，我到伯父家找二姐玩，刚到不一会就开始吐血，越吐越多，血又从鼻子里往外流，我感到眼前发黑，头晕脑胀。二姐吓坏了，对她的女儿说：快给你三姨拿板凳坐下！血在二姐家屋地下、院子里流了很一大片，过了很久血才止住。

本村一个大夫也没有。父亲又到山子河村找来郑世毅大夫，这次世毅大叔说我是劳累过度引起的肺炎，父亲看我累成这样非常难过，但除了苦熬，能有啥办法。我打了五天针，加上吃药，病就好了，以后也再没犯过。我又开始正常生活，天天到生产队劳动。

这一年母亲和大哥没在家，我们爷俩分了好大一堆地瓜干，还发了四口人的布票。那时的政策是，走出去的流动人员，只要不超过一年，就可以分到你应得的东西；超过一年不回来，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十四章 重逢

大哥来信了，说起刚到东北这一年的遭遇。因为没有户口，所以口粮、布票这些生存必需品什么也分不到。二哥那时已是四口之家，忽然增加两张嘴吃饭，也是家无余粮。那时候全国都一样，先是集体吃食堂，后来不吃食堂了，生活依旧困难，粮食非常紧缺。大哥每天把一切该干的活干完后，就得到地里挖野菜，到山上扒榆树皮、摘榆树叶子，把这些与玉米面和在一起贴饼子吃；秋天队里收完玉米后，再满地里翻扒，寻找可能落到地里的玉米。据说二嫂身体不好，母亲每天要起早推石磨，熬中药，还得看孩子，寒冬腊月里，这娘俩还穿着单裤子。我和父亲听到这些消息，心中都十分难过也无计可施－－咱们山东的布票捎去也没法用。

我快一年没见到母亲了。心中十分挂念，就想快去看看母亲。父亲很是同意。过了些日子，我给父亲把换洗的衣服洗干净，烙下些煎饼，一切都安排好后，准备和大伯家的姐夫一起走。那时候日照还没通火车，去东北要先乘汽车经胶南到潍坊。姐夫在潍坊工作，我的同学崔玉莲也已从日照的“五一石棉矿”调到潍坊市“汽车第二大队”工作。

姐夫领着我在汽车第二大队的13号宿舍找到了崔玉莲。我们两个人当时相互拥抱在一起，笑着，不知说什么好。

那天中午崔玉莲去她们食堂弄回来一桌子菜饭，她自己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有饺子，有茶水，很是丰盛。

从那天开始她就请假，在宿舍陪我玩儿了三天，然后才去上班。我在潍坊待了半个多月。本来没想住那么长时间。原因是那时候火车票很难买。由于买不到火车票就这样一直耽误着。她和我说，今年别走了，没几个月就要过年啦，回去和父亲在一起过个春节，明年什么时候想走，就提前写信来，她会给我办理免票手续，就用不着再花钱啦。

我接受了同学的劝说。半个月之后，阳历年到了，潍坊汽车二队放了五天假，崔玉莲没让我走，我们两个在一起度过一个让人难忘的新年后，她和我一起回了日照。

那段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一同走过的路上，她对我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对我的关心，都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第二十五章 相亲

冬天的夜很长，我和父亲每晚吃过饭就去伯父家玩儿。父亲和伯父闲拉呱，我就去找二姐，总是要到十点多才回家睡觉。

有一天，二姐夫对我说：“她三姨，我给你介绍个对象行不行？”我说好呀，哪里的？二姐夫说，是迁孩的五叔。二姐说，那可不行，我们姐妹俩不能都跟你们姓赵的哥俩去受这些洋罪！ 二姐夫说：“别听你二姐的，迁孩她五叔人品好，忠厚老实，勤快能干，还爱唱戏，你说多好！脾气又好，这是最重要的。妹妹你要不信，改天我把他叫来，你先看一眼再说，怎么样？”

当时我对这事没什么认识，也没急着让二姐夫谈这事。那时候，闯东北的人很多，我想去东北看望母亲，也有心想到东北看看再说，所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但二姐夫和我谈过后，又和父亲说了。父亲倒是满口答应。父亲说：“这是赵龙彪的儿子，我同意。当年我在那个村教学，他家五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把你嫁给他的儿子，我一百个放心！赵龙彪、陈淑护这两个人当年还从日本鬼子手中救过我的命呢。”

二姐夫听说父亲同意，就到陈家沟村把男方叫到父亲和大伯面前，两位老人看了都说没意见。二姐夫又把男方领到他家，到了晚上叫我过去看了。

其实修水库时我们见过面，当时他是陈家沟食堂的会计。我们说过话，互相有好感，但也没留下格外的想法，就是擦肩而过罢了，没想到他会成为以后的意中人。他叫赵庆梅。

十二月初二这天，正逢高路集。二姐把我们俩叫到一起去赶集，到了集上二姐独自走了，留下我们两人也没什么话说，都害羞。那时候他身穿一件破棉袄，腿上的棉裤也破了，脚上穿一双破皮鞋，只有头顶的小蓝帽子是新的，看不到脚上穿着什么，或许也是双破袜子。那时候都很穷，他十二岁就没了娘，真是可怜！二姐赶完集回来问我们，是否互相都看中了，我俩都说看中了。就这样，我们定下了终生一世的情缘。

十二月初六这天，我们各自到大队开介绍信，一起到马庄公社登记，领了结婚证。

当时我还没打算结婚，因为母亲没在家，我还想在家和父亲再过一个年，到第二年的秋天再结婚。可是父亲不同意，说人家娶媳妇不容易，好容易和你成了这门亲，人家想过个欢乐年，你这么不中，那么不行。说出那么些理由来，那能行吗？我的年好过，你伯父家二姐给我包饺子，我孬好的吃碗饺子就是过年了。

就这样，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结婚了。

（待续）

转自《细雨春城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