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一生 

第一部：小曲河（1943-1963）

－－作者：郑勉

第八章 打土豪分田地

我记得是1947年，在我十毛岁那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中午，天空万里无云，父亲在家中坐着，我们一家人也都在。忽然听到门外有很多人的脚步声，还有噪杂的说话声。不一会这些人进到我们家中，男男女女有很多人。女人开始到处翻箱倒柜，男人用铁锹、镐头在房前屋后到处刨，厕所、泼水坑，只要离得近的地方，到处都挖挖看，然后又把屋里的粮食，衣服，生活中的一些用品全部一扫光，拿走。后来知道，所有这个村的姓郑的户，在这一天都遇到了这种事。

接下来，全村姓郑的这些人都被赶到“中大门”那座六大间青瓦房去。之后，又把这些姓郑的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上三条封条。

我记得那天晚上有好几百人挤在这一处房子里。有我那些上辈祖父母们，也有刚出生的小孩，还有比我小好几岁的几个姑、叔、弟弟们，天气那么炎热，又没有地方躺下，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满脸都起了痒疙瘩，连热加饿，屋内人挤成一团，哭声一片。

看到屋内没地方，我们五口人都在屋子的外面坐着。但无论你到哪里，都有民兵看着你。上厕所时，民兵就在外面门口看守着。当天晚上，我们这些被看管的人都受饿。我们“西大门”郑世海大叔家，我的大弟弟叫郑承信，从被赶到这屋的时候，就向我大婶儿要吃的东西。我记得他比我小两岁，也是我们当年在一起玩的伙伴。这些被赶出家的人当时两手空空，身上的囫囵衣服也都被扒下，只给留着点能遮体的就不错，哪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大人们还能忍住饥饿，满屋子的小孩都饿的哭声止不住。我承信大弟因为哭着喊着问我大婶母要吃的，让我大婶母把他的左面的耳朵差点撕掉，流的半边脸上都是血，连点擦拭的东西也没有，承信就哭的更厉害了。其余的孩子都惊得目瞪口呆，小声啜泣，一边哭一边偷着瞅承信流血的耳朵。他满脸流血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好多人在这六间大青瓦房度过了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夜晚。第二天依旧炎热，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那些翻身户的男男女女挑着用柏树做的木水桶来了，水桶里是地瓜干和方瓜做的瓜干饭，给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每人一个葫芦瓢，一双用高粱杆儿做的筷子，把饭分给每个人吃。你如果想走动，或者到什么地方去，都得先打报告，走到哪儿都会有民兵看着。

我记得那个关押人的厅房，窗户都是圆形的。我有一个房份不远的九祖父，他个子长得很高，嘴上有一大把白胡子，他高大弯曲的身材就躺在这窗户上，刚好占了这圆形窗户的一半。

天还没亮的时候，九祖父就被那些民兵带到东门外的一个场院里。在我更小的时候，这里还是林子，往东有通井沟、辛兴、大曲河的道路，我和我的伙伴儿在这里站过岗，查过路条，后来被人砍去很多树，整理成圆形作了场院。 

九祖父被押来的头一天，他们已砍好了好大一堆槐木棍子，我记得有一个外号叫“大力户”的人，他本姓张，是从我村南岭搬到庄里住的人，名字轿张传富。他扛了一大捆槐木棍子来到关押我们的地方，面对我们被关押的这些姓郑的人说：“大肚子们，看着点，我们为你们大肚子造的救济品，明天就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的等着！”没多一会儿，又过来两个女人，这两个人都是北岭上下来的，其中一个她男人名叫李贺业，她一副很厉害的样子，诨名叫“野马”，另一个女人叫蔡洪芬。她俩对我们说：“明天是你们大肚子们的生日，好好的等着犒劳吧！”

到第二天，天还没太明时，我就醒了，我一看母亲没在我眼前，只有我的两个哥哥，父亲也不见了。我就哭了起来，这时候大哥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细声地对我说：“小妹妹，别哭啦，听我跟你说，咱父亲、母亲都到东门外那个场院陪罪去了。昨天夜里，咱们村打人，你要是不听话，叫那些拿槐木棍的人听见你哭，连你一下子就打死了。”就这样，我老实呆着，一声也不敢吱。一直等到天大亮以后，父亲，母亲和所有去赔罪的男男女女都回来了。母亲对我说，这一黑夜咱庄打死十多个人，他们打死一个就往场院后面送一个。你大胡子九爷爷刚被他们打后没死透，他们往外拖你六爷爷时，听到你九爷爷在那里哼哼。他们又把你九爷爷重重的打了好几棍子，然后又拖到后面去。母亲小声对我说，满会场都是血，刚开始打哪一个人时，这个人还会满会场乱串，哭叫一阵，随着围的人扑通扑通打下来，人也渐渐没声了，这样就是死了，就拖出去了，这一宿死了十几个人都是姓郑的。

我们被关押了半个多月。群众把姓郑的房屋，财产，粮食和生活日用品分发了，才把我们放回去。原来每家那些好房都分给翻身户住；富人盖的偏房，或是存放物品用的那些小茅草房让被斗户住。  可怜我这一家五口人就挤在一张床上，床上连铺的席子也没有。当时那些翻身户把床上的席子都拿走了。

村里开了大会，在开会时把我们姓郑的那十多个姑姑，和那些翻身户的男青年核对上，点了名，对了号，谁是谁的媳妇，到时候自己到被斗户去领。但是我的这些姑姑，没有几个人听这些土命令，过了没几天大部分人都跑了，从此流离失所。在家没跑的还有三个姑，嫁给了翻身户，一个嫁给了姓陈的，两个嫁给了姓吴的。这三个姑姑，不知今日是否还有？2009年我回日照时，她们还都健在。

那时的村干部就这样无情的对待着那时的人。

第九章 不讨饭只有死

被扣压多天后出来，我们一家还住在祖父给父亲那三间小毛草房。反正屋里很光滑，没有锅碗瓢盆，除了一座土炕，一张木床，其余连个草棒也找不到，吃没吃的，烧没烧的，睡没盖的，简直没法活，只有等死一门。到白天还好受，到了夜晚，实在难熬。被扣押出来时还是夏季，过了四十多天以后秋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寒冷，肚子一天到晚饿到咕咕叫，以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

有一天，应是中午的时候，一个壮年男人，有四十多岁，到我家来了。这个人也姓郑，我应该叫他祖父。说起这个祖父，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听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后来又没了爹娘，年纪稍大就给有钱人家当了雇工。由于他个人肯吃苦耐劳，这样就被富户留下，按照上下辈分排在户头上，送了名字叫“郑培海”。他对我母亲说：“侄媳妇，我和你说，快领孩子出去要饭去吧，光在炕上坐着哭，难道肚子就不饿了吗？你今天挨得住，你还能挨住三天饿肚子吗？”这个郑培海祖父，约莫在那天下午的一两点钟，和母亲说的这几句话，我印象很深，过来那么多年，那天的日头，说话的语气，那话里的每个字，都时常出现在我眼前。

我娘说即使现在要饭也饿的走不动了，再说要饭该怎么和人家说？要来的饭用什么家什装啊？正在说这些事时，忽然又从外面进来一个女人，我记得她有了一个男孩，那时候才一生日多点，反正在我六岁、脖子上挂着个小包袱整天东躲西藏逃命的时候，她还没生孩子，我们也没一起跑过。

她是哭着进的我的家。我应叫她三婶。她的孩子也已经饿得不行了。母亲看到这个三婶在哭，自己的泪水也接连不断，一直淌到了衣襟上。就这样，郑培海祖父对母亲说：“侄媳妇，你挎着提筐，拿着棍子好防狗，把筐里放上把高粱秆，就当筷子了；叫那个侄媳妇和你们作伴，快去要饭吃去吧！再不去就真得饿死了”。

生活从这里开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了讨饭的生活。每天从家往外走，我们都是哭着出门，无论阴天还是雨天，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雪……

第十章“上梁看齐 ”

父亲在当年批斗大会现场只是赔罪挨批斗，并没有挨过打，但是在被放出四十多天后，还是被一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辈揪斗，“上梁看齐”了。

当时领头抓人、打人的叫陈长红，就是个典型的二流子，不爱劳动又不懂道理，平时爱做些小偷小摸的事，他们对父亲当年曾写过的那个叫做《改造二流子》戏很是怀疑，认为就是在讥讽他们。这伙人现在利用这场政治斗争把几个有文化的人用绳子捆了，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绳抽打，就叫做“上梁看齐”。只要陈长红喊一声：“打”，这伙人就挨个上前抽打。挨打的人被吊着梁上，晃来晃去，任凭抽打没法躲避。父亲说每天至少要被打两次。除了父亲，我的大伯父、六叔、七叔还有几个堂叔都被“上梁看齐”过，倒是我的三叔幸运，因为全村人都知道他缺心眼，所以没人打他。

父亲被放回家后，得了一种叫做“疥”的病。由于打人的屋内潮湿阴暗，人被打完放下后就在地上躺着，没的铺没的盖，每天只给一顿饭吃，这一顿饭也就是半小瓢地瓜干子煮的稀粥，别的什么也没有。天长日久，“疥”就生出来了。

父亲出来后，也和我们一样每天都要饭吃，上半身光着脊梁，腿上穿条白色破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用稻草编制的破草鞋，连顶遮阳的草帽都没有。

第十一章 大哥的尊严

在郑培海祖父的指点下，我和母亲还有三婶儿抱着娃儿一起走上艰难辛苦、当下贱人的求生之路。第一次要饭没有走远，先到了“山字河”，山字河分成三个村，我们到第一个村走了三四十户就已经到下午了，母亲不记路、不认门，有时刚从一家出来，转一圈又回去了，没少遭人白眼和呵斥；三婶儿抱着个孩子，又挎着个框子，一会儿小孩儿哭闹又要坐下喂奶，很是耽误功夫。

要想讨到饭，就得赶饭时，如果过了饭口，就讨不到吃的了。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要饭，不论到哪户人家，他们一看到这么多人就不爱答复。三婶儿抱孩子累了，我也经常抢着替三婶抱抱；母亲觉得我岁数小，抱那么大个孩子怕出危险，又怕我受累，母亲就赶快接过去帮着照看。

有时候我想自己去要饭，起码走得快，也能多要到些，但又怕母亲和三婶不记门。后来三叔加入进来了，他们抱上孩子一起走，从那时起就我再也没有和三婶在一起要过饭。这样，只有我和母亲一起，走过的门也多，要到的吃的也多了。

讨饭回来的路上，还要捡些碎小的柴火棒，看见道两旁有能吃的野菜再挖一些，晚上到家就能有点菜吃。那时候家里没有油盐，出去讨饭时看到人家有大醬，好说歹说要上一点，用煎饼包着拿回家，做野菜时放上点，总算有了些滋味。

我和母亲在要饭的路上，有时也能碰到父亲。父亲时常光着脚，有时穿着一双破草鞋，有时就是用稻草绳子绑着脚；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群众没收拾干净落下一个不太大的泥盆；二哥每晚睡觉都在床上，床板没有了，他就用绳子把床框连起来躺在上面，身上盖着防雨用的一种雨具，叫做“蓑衣”。蓑衣草的籽实我们都叫它“草种子”，紫红色，成熟后可以磨成粉，包大包子，当时也感觉很好吃。现在没有人种这种庄稼，也没有吃这种东西了。大哥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到有稻草的人家去要一些放在炕上，每人在草上扒出一个窝，往里一拱，就能睡上一夜。早上起来的时候，每人满身满头都是草，就用家里的唯一的泥盆，装上水当镜子，没有梳子，就用手指划拉划拉头发。

大哥始终没有去要过饭。他死活不肯。

第十二章 娃娃婚约

有一次，我们娘三个到离家20余里的西北山区去要饭，往外走时和父亲大哥都说好了，当天不一定能回来，天黑时就在讨饭的村庄找个地方住一宿。我们经过的第一个村子是“沙沟”，在它的东面有一个小村叫“燕子沟”。我们到沙沟村就是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了，我们挨门挨户往里走，走到了这样一户人家，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领着三个儿子正在吃午饭。我记得那天她们家的那顿午饭：小米干饭、煎爬豆、地瓜干煎饼。一张长条桌，一点也不干净，桌上还有两个大黑碗，不知里面是什么样的菜。这时母亲开口说话了：大妹妹，给点儿什么吃吧。在桌前吃饭的是三个男孩，最小的那个当时还光着腚。那女人就让我们娘仨坐下，母亲和二哥坐在他们的饭桌一边，这女人给我们三人都拿了碗，每人都给端过来一碗小米干饭，饭里还有红豆。吃完这碗，再给盛上些。

吃了有那么一阵，这妇女放下手中碗筷，对母亲说：我和你说点事。母亲说：什么事儿？说吧！那女人就说：你的闺女多大了？母亲说今年虚岁十岁了。那个妇女说，你看和我这个小儿子做个亲行不行？我小儿子今年也十岁，我家有的吃，就不用你闺女跟着你四下讨饭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和二哥都在大口的吃这顿好吃的饭，已经多少日子忍饥挨饿，得不到这么可口的饭了！我们兄妹俩好不容易遇上一顿美食，除了吃，那位妇女和母亲说的这些话，我们什么也不懂。那位妇女接着和母亲说，如果你愿意和我们的三儿子做这门亲，咱俩合计下看，给你100斤地瓜干行吧？再给你两丈白洋布可以吧？

母亲对那妇女说的这些话，没有任何反应。就这样，一口应下了我这个刚十毛岁的童年孩子的婚姻。母亲憨厚，为人善良，大字不认识一个，除了吃饭只知道干活，别的事情就一概不知了。

母亲给我定下这门婚姻后，当天还要领我和二哥到别的村要饭，接着就回家，可是那个女人不想让我们走，她想让她的小儿子和我在一起玩耍两天，熟悉一下。但是我们没有住下，随后我们起身到“燕子沟”去了。 

第十三章 两个偏方

山区道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上岭下崖，十分难行。再难行，为了度日，也得去行。我和二哥都赤着脚，二哥比我还受罪，他气管不好，左手拿着框，右手拄着棍子，还没走上一会就张口气喘，上气不接下气了。

那时候我自己又瘦又黄，头上扎撒（音：形容词，意散乱）一点黄毛毛，长得很丑，脸上还长着一块块的白癣。母亲带着我要饭时，走到每户都打听一下治癣的法子。后来有人说，你要找到一个有闺女的户，要点儿吃的酱，用它涂在病处，时间长了就会好了。后来母亲真在一个有闺女的人家要到了大酱，给我涂在脸上。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脸上涂着大酱到处要饭，那些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儿都瞅我，眼神透着烦恶：哪来的小黄毛丫头？丑要饭的！

母亲为二哥的气管病也打听到这样一个偏方：不同姓氏人家的黄豆，一家一把，找够一百户，把黄豆泡好磨碎，放到锅里熬成豆腐汁，在豆腐汁不凉不热时进去泡洗，连续洗几次就能好。

从那以后，母亲又开始到处向人讨要黄豆。母亲找到一根高粱秸儿，扒去皮，露出里边的光秆，每要到一把黄豆，就用手指盖在高粱秸秆儿上划一道印痕，就这样记个数。母亲不识字，也不认数，我那时候总共也没上几天学，二哥和我一样也记不了数字，所以只得用这个很笨的方法作为记数的办法。母亲为了二哥的病费很大心血，操了不少心，也治好很多次；为了让他少受罪，又到处为他找生活出路，走到哪儿就打听到哪儿，询问有没有那样的人家，需用人放牛啊，放猪啊这样的活。

第十四章 童年长工

有一天，我们又到这西北方向的地方来要饭，是“韩家沟”的北面一个叫“李家沟”的地方。母亲每走一户，都问人家，要不要用长工，就想给二哥找个长工的活干。后来终于找到用人放牛的一户人家，听说这户有两头牛，还是两家合伙养的。户主和我母亲说，你的孩子如果乐意就留在我这儿放牛，但要给我们两家轮着干，每家半个月，管吃管住，每年再给150斤地瓜干，两丈白洋布。母亲听说有这么多东西，喜得满口答应。母亲问二哥，他也乐意。我们那天就在这户人家住了一夜。 从此以后，我二哥就在这块山区村庄，当上了童年长工，一干就是三年。

每年的阴历十月一日是长工还乡的日子，二哥第一次回家见到母亲时，放声大哭。二哥说不是光放两头牛，每次放牛时要撅着粪筐捡粪，回来还要挑水，推磨。雇主和母亲谈时没说这些，等母亲走后又给二哥加上好几样活。听到二哥这么说，看样子母亲也很辛酸难过。沉默了半晌，母亲对二哥说：“好孩子，听娘话，明天还是回去吧，受点累，吃碗现成饭，不用跟我翻山越岭地走，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这样虽然累点儿，你能填饱肚子，不用求哥哥拜姐姐的，到处当贱人，就这么将就着干吧！”

二哥听从了母亲的话。第二天，他光着头，赤着双脚，穿了条半截腿的浅绿色裤子，半天一步，就这样和母亲又分别，去做他的童年长工了。那时候二哥毛岁十三岁。

（待续）

转自《细雨春城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