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凡一生 

第一部：小曲河（1943-1963）

－－作者：郑勉

第四章 我的父母我的家

（1）

听父亲说，在他十多岁时祖父再娶了，后祖母很厉害，父亲没结婚时，就受到后祖母的虐待，兄弟三人整日偷抱在一起哭。继母不给吃的，到寒冬腊月哥仨都还穿着单裤子。在我记事时，祖父早已去世，只还有我的后祖母，跟我父亲在一起生活。

听母亲说，父亲和母亲结婚是十月的日子，天气也转凉了，后祖母也没给父亲做件新衣服，还穿着一条旧单裤子。

父亲婚后三日随母亲回娘家，姥姥门上人都说我父亲真可怜，娶媳妇还穿件旧单裤子，不把腿冻坏了？谁家有亲娘能叫孩子结婚穿那么单薄的裤子？后娘真狠啊！

母亲找人买了布，给父亲作了新棉裤，父亲的腿就再也没受过凉了。母亲和我们常说，她自己结婚后倒是一天福也没享过，还不如那些长工享福，长工干一年还有工钱，还有吃的，而母亲和大伯母、三婶子，三个女人干一天活，忙里忙外，推碾、做饭，到了吃饭时，先给公公婆婆把最好的饭菜送去，这妯娌仨和那些佣人去吃大锅饭。

大伯母和三婶都很精明，又会说，母亲一辈子憨厚，不会花言巧语，就连自己的姓都不认识，老实的过份，和愚人差不多少，所以格外不受人欢迎，就更受婆婆的冷眼。大伯母是日照巨峰街上的人，说起话来那是句句入耳；三婶子是商人家出身，只有母亲一人是愚人，因此就母亲自己吃亏。 母亲却告诉我们，怎么活也是一辈子，做点儿好事儿，心里坦然，心里舒服，也没有什么可恨的。

后祖母入郑家曾生下一女，那就是我的小姑。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小姑出趟外头，回来就害脖子疼，一会满脸都是青色，两眼紧闭，嘴也咬得紧紧的，人事不懂。这下子可坏了，听母亲说，后祖母连摔加砸，脸拉下老长，后祖母在小姑的身边守护着，父母、叔婶谁也没敢说话，互相之间你瞅我，我看你，连气都不敢喘。后祖母找来一把没用过的新扫帚，放在小姑枕头底下，然后就问小姑：“你是谁呀？”连问两句，小姑就指着父亲他们说：“我是他娘，我想孩子，我来家看孩子们”。父亲三人听说后抱在一起，哭成泪人。

祖父听到小姑说这些话后，就开口说：“你快走吧，到明年我去请你，多给你送钱花”。小姑说：“请我，我也不来，给钱我也不要，我就是想孩子们，来家看看孩子们”。小姑说完这几句后，再问也不说话，一直浑身发青，闭着眼过了三天。好了以后，有人问起小姑那些事，她却什么都不知道。

（2）

小姑好了病以后，大家才看到后祖母的好脸。母亲说，过那个年也没得到安静。也是从那以后，家里就没再雇过长工，而是把这个大家分成了四份。过去雇那三个人时，母亲也不知这家中有多少地，总之我父亲分到二亩半地。分家后我们没地方住，母亲就找到不远的二奶家借住在两间木屋里，母亲说我就是在那两间房子中出生的。

分家的第二年，祖父才给我们家盖起了三小间毛草房子，在要搬家时，祖父才给我起了名字：“新安”。家是新安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从六岁至八岁每年都没得到平安，而且生活很辛苦。虽然分家分到二亩半地，但父亲在外村教书，缠着双足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哥哥和我，还是过着穷日子。

这娘仨谁能种地呢？那时候我大哥十六岁，我二哥十二岁，我才九岁。母亲领着两个哥哥下地干活，母亲缠着脚板，半天挪动一步，又没牛，又没车，就用铁锹、镐头去翻刨那点地，就这样连干两年，后来母亲把这二亩半地和有牛有车的户合伙干，收获二家再分，去掉车、牛占的份，我们就分不多了，生活还是困难。

母亲只好到姥姥家，问我那两个舅舅借点钱去赶集，买回二斤棉花，我和母亲纺线，把纺好的线再拿到集上卖了，接着再买几斤棉花回来，一直就这样坚持着维持生计。听母亲说，从和父亲结婚后，母亲就是靠着娘家过日子，支撑着这个家。

母亲说大伯父会“看日子”，村里还有外来找大伯查好日子的人很多，根本就没法外出，就是去了也不懂种地的事；而三叔更白搭，缺心眼，全村都知道他是个愚人，只知道吃饭，别的什么都不懂。母亲还说过一个三叔的故事。在我们那里结婚，洞房里要点上一盏长明灯，意思是象征着夫妻恩爱百年好合，光明一生，结婚三天以后，才能把这盏灯熄灭。三叔结婚时，当天就把灯吹灭了，那些去闹洞房的人都笑的不得了，都说这个人一点也不嘲（注：嘲即傻）。

我一直记得最初的、家的样子：窗前有棵大香椿树，在树东面安立一座石头麿，房东北角长着一棵大桑树。每年到五月，这棵桑树上就长出青绿色小圆盘似的桑树叶，开出小紫花，花落后，就结出果桑仁，都是紫红色的，很甜，很好吃。我家那三小间毛草房，是完全用土打起来的墙，烧火用的烟囱就埋在墙里面…… 

第五章 鬼子走了

从我六岁时开始跑鬼子，连着跑了三年，现在鬼子走了，我们村成立了妇救会、识字班，还有民兵队。我记得当时的妇救会长叫蔡富贵，民兵队长叫陈淑亮，识字班长叫董书文。从成立这些组织后，村里也开始有人起来领百姓学文化，号召上学，但那时候生活很穷，思想特别封建，真正能上学的人没多少。

从这以后，每天都有人到门上，动员你去上学，学文化，我和二哥报名要去念书，但母亲不乐意。母亲说你们两人去念书，那二亩半地你大哥能干吗？母亲尤其说我，一个姑娘孩子，上学有什么用？家里的地谁种？棉花谁纺成线？去上学不吃饭、不花钱了吗？

但母亲还是让我报了名。报名的就发一张纸牌叫做“识字牌”，牌上写着：“识字牌，光又亮，放牛挂在牛角上，纺线挂在纺车旁”。常说一心不可二用，但我那时却是一心三用了。我右手转着小纺车，左手拿着棉花轱辘，眼睛看着识字牌上的字，纺出来的线一段粗、一段细，母亲生气地说：你纺出来的线还能卖钱吗？

就这样，我一边帮母亲拾草、纺线、挖野菜，一边学习识字牌上的字，母亲和大哥务农，二哥上“半日班”，后来我又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在东大门站岗、放哨、查路条。我每天都读那“识字牌”上的20个字，只是念，从来没写过。

九岁那年，我们这些上学的伙伴都发到一本书，叫做“国语”，没有数学。我还清楚地记得国语课的很多内容。第一课是“课堂里不吵闹”这六个生字；第二课是一段童谣：“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两个钉，三个钉，数来数去数不清”；第三课是“抓住了，我被小青抓住了，我和小青哈哈笑”；第四课是“李子树，开白花，我们都是好娃娃；用功念书不逃学，逃学不是好娃娃”；第五课是“大嫂提着一壶油，什么油？豆油；什么豆？黄豆；黄豆黄，黄豆香，榨出油来香又香，要榨油来开油坊”。

那时候我们每天还唱一首歌，歌名叫“在红旗下”。这首歌是最早流传的儿歌，我记得歌词大意是：“太阳高照，万众在欢笑，庆贺伟大的英雄，光荣的称号，在红星旗下，为人民战斗，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英勇的故事数不了，立功劳！立功劳！”

当年我把这首最动人、最好听的歌拿来教母亲唱。母亲常说受后祖母的气太多，日子过的太受罪，我想让母亲在唱歌中忘掉烦恼，忘掉忧愁， 想让母亲从歌中体会到快乐。但每次教时，母亲唱起来就像说话一样，直上直下，没有腔，没有调。就这样，我还是教母亲唱了好几个月。

还是九岁那年的一天中午，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了，身上还背着一把不太长的枪。当我看到有生人来，吓得够呛，以为是来抓我父亲的。后来从那人说话中听出，他是来看望父亲的，应该是父亲教过的学生，因为他叫我母亲师娘。他说他从天津来，家在小曲河西北方向，是个山区，村名叫悄沟村。听他说这些话后，我就放下心来，出去和伙伴们一起玩耍去了。那人在我家吃的饭，就是瓜干煎饼，小菜二碟，喝碗小米粥，也不知母亲到哪个婶子大妈家借点小米做这么顿饭，那个人吃完饭，和父亲喝着茶又谈了一阵话，给父亲留下些纸币，就走了。后来陆陆续续又来过好几批人，还有一位女的，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这些人也是日照西北地区黄墩、沈田、大花崖、焦家集子的，村名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知道，抗战胜利了，鬼子真的走了。

第六章 狗骨堪治伤

九岁立秋后的一天上午，那天晴空万里，天气很热，家的院内晒了好多高粱叶子。近秋时，家家户户都到田里，把长在高粱下半部分的叶子扒下来，这样就不会耽误了高梁的成熟。我和哥哥到松林前的一亩地里，我们姊妹三个人各有分工：大哥挑一大挑子高粱叶子，二哥挑一小挑子高粱叶子，我才九岁，挑不动，大哥就给我捆成一小捆放在肩上，让我往家扛。晒上两天，叶子干了，就可以用来生火做饭了。

有一次我和母亲推磨，准备摊煎饼。先把地瓜干用水泡好，再用刀剁碎，然后再磨成水沬子。推磨是很苦很累的活，推完磨才能摊煎饼。记得有一次摊煎饼结束后，母亲抱着烙煎饼用的铁鏊子往外走，由于地上晒满了高粱叶子，母亲被叶子下面的一块儿石板绊倒，一下趴到了滚烫的鏊子上，把右侧乳房烙坏，疼的母亲嗷嗷哭。姨用白糖和面拌了一碗白面粥放到母亲受伤的乳房上，当时说这个办法能够止痛。那时的场面我记忆犹新。说来也是很巧的事，在外村教学的父亲正好那天回来，一进门看到母亲伤成这个样子，父亲放下手中的书和笔，听姨说事情经过，听完很快出去了。到晚上回来时，不知从哪搜罗到几块狗骨头，烘干后研成面，再配上一种不知道是什么药，清洗掉了原先姨敷的白面，父亲给母亲换上了狗骨头做的药，母亲疼的不停的呻吟，我的心也如刀绞一般痛苦。

由于母亲忽然受伤什么活也干不了，天天躺在地上，加上天气炎热，到处都是飞虫，蚊子、苍蝇不停地围着母亲转，我就白天黑夜的守护在母亲身边，不让一个苍蝇飞近母亲，不让一个蚊子咬母亲一口。大哥，二哥，闲着的时候就去上几天学，我还没上几天学就这样退学了。

父亲给母亲弄完药后就又到外地教学了，姨也没住几天就走了。就这样，母亲在这三间小茅草房的地上躺了40多天，在这期间，父亲回来看过母亲三次。每次回家，都给母亲买点好吃的，都是有些营养的补品。但是母亲从没把这些补品自己一个人吃掉，每次吃的时候母亲都挨着个的招呼我们。但我们都是劝慰着母亲多吃点儿，尽快恢复身体。姨也来我家看过好几次母亲。姨还把母亲受伤的事儿告诉了姥爷，大舅、二舅还有三个表姐也都相继来看母亲，所幸他们来时也都能带点好吃的东西给母亲吃，以后母亲的伤慢慢的好起来，直到两个月以后才完全恢复。

母亲伤好了后还要种地，那时我们一年耕种土地的收成我们娘四个吃不过半年，母亲只好再纺些线，拿到五天才有一次的集市上去卖。母亲时常念叨，进了老郑家过的还是老卜家的日子。

有一年种地的时节，两个哥哥没种完的一块地，只剩下三根垄，母亲就带我来补种。母亲一个人连刨窝，加点籽，我就在母亲身边跑来跑去，边跑边唱《在红星旗下》这首歌。我还要教母亲唱，母亲说：你唱我听就中，我唱不好。就这样，我唱了这遍唱那遍，唱了很久母亲也没种完那三根垄。

天那么热，我打盹了也没地方睡，母亲把我领到地边的一大片松树林子里。这里有一片坟。这片坟是小曲河西边一个叫“山字河”的村里那些富贵人家的。每座坟前都有一座高大的碑，石碑下面是一张长方形的供桌。一家姓贺的，名叫贺群林的住户离这片松树林不太远，就给山字河的这些富户看林，作了客家。母亲就把我送到这里，叫我躺在这长方形的坟供桌上睡觉，一直睡到种完了三根垄，母亲才招呼我起来回了家。

相比起日本鬼子，这些真的鬼我已经不知道害怕了。

第七章 父亲的爱好

父亲在外教书，每到春节前就回家，为村子里编戏。先编好稿子，再抄下来分配给那些演员。那时候人还都过着饥寒生活，缺衣少吃，还有一些人不爱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人都把这种人叫做“二流子”。我父亲曾经编的一出戏就叫做《改造二流子》，女主角由郑承荣扮演，郑世松叔扮作她的丈夫，父亲就是用编戏的机会教育这些人要好好劳动，走正道。父亲还编过一出戏叫做《送郎参军》，那时人的思想太落后，没有自愿报名入伍的，都是满家满户动员参军，父亲就通过编剧、演戏号召男女青年参军卫国，改变人们落后认识。我记得这出戏的女主角也是郑承荣演的，她当媳妇，郑世存当丈夫，爷俩演夫妻。如今这俩人都八十七岁了， 2012年我回日照探亲，他俩都还健在着，郑承荣在山东新汶居住，我去见她，说起她当时戏唱得好，这些事她也都还记得。

我父亲一生最爱好音乐。他不仅会弹弦子，拉翁虎、二虎，还爱打钢板儿，父亲那钢板打起来可好听了。钢板是两块，一块儿是长方形的，另一块儿是半圆形的，有一点儿像现在的竹板儿。打的时候用中指和食指夹着长方形的，用食指和拇指夹住半圆形的，按照节奏使它们互相撞击起来，声音清脆响亮，可以传出很远。

父亲还爱好京剧，拉唱那些戏曲，如西皮二黄，二流水，漫三眼，西批倒板等，那时我太小，如今已记不住那么多了。

父亲弹得曲子相当好听。如《梅花三弄》，还有《小开门》、台湾的《日月潭之歌》，在我的脑海中这些曲子都非常好听，《梅花三弄》和《小开门》这两首曲调至今还在我的心底存放着，始终记忆着。父亲热爱文娱生活，对音乐的极大兴趣，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虽早早就在外村教书，但在我们村第一个教书的是我们本家的一个姑姑，名字叫郑世恩。她教过的一篇课文是：

张大妈、李二嫂，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也不能种，水也不能挑，走起路来摇呀摇，大风吹得倒，怕走独木桥；

张凤美、李玉兰，天生一双大脚板，上坡能种地，上山把柴砍，耕地种庄稼，人人都能干，妇女不缠足，哪样比不上男子汉！ 

那时候我很爱读的一课书，叫做《不学老乌鸭》，课文是这样说的：“老乌鸦，老乌鸦，终日无事，叫呱呱；扑翅膀、摇尾巴，要是人不在，就去偷吃瓜。这里吃饱了， 又到另一家，这样好吃偷懒鸟，世上无人不恨它。小朋友们要记住，千万别学老乌鸭”

现在想想，那些课文都浅显易懂，主要为了让孩子们认字，鼓励劳动，破除封建思想，课文也都是老师自己编的吧。

（待续）

转自《细雨春城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