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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利

(十一)余波未尽

在我关押期间,党的九大秘密召开,与八大隔了十三年。紧接着,学习九大精神,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作官论,驯服工具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公私熔化论,党内和平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此时的我们,不再是革命闯将,而是老油条了,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怠倦,对政治学习穷于应付,失去了热情,看破了红尘。每天上午下午两段时间挤在宿舍里,先念报纸,再鹦鹉学舌地发一通言,然后聊大天,耍贫嘴,顾左右而言其他。

大批判是斗,批,改的第二步,至少不搞血淋淋的互相斗争了,批的是别人,我们精神比较轻松,有一搭无一搭。当然,也必须联系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所谓的反动论点,有的是强加的,指鹿为马,有的本来是对的,颠倒黑白,越批思想越混乱。反正我们逢场作戏,有口无心,人云亦云。革命大批判是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他们一辈子要干这个,怎么活啊.当时的口号是“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四年级的同学68年底已经分配了,正赶上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大规模去了农村。我们一二三年级的,则压在学校里,为教育革命做贡献.家里供着,啃老坑爹,开会打发时间,照本宣科,假大空,磨嘴皮子,枯燥无味,百无聊赖。文革前北大理科是六年制,我们化三的分配日期早到了,上面不松口,一点风声都没有,遥遥无期。

还有一件事,就是隔三差五发表毛最新指示时,我们要紧急集合,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风卷红旗,在校内,甚至校外游行庆祝。这些指示,多半发表在半夜。有一个整党建党“五十字”方针,我们逐字逐句研究时,总觉得语法有点不对劲。不去多想,整党与我们无关。反正忽悠一阵,又出来新指示了。不久,又出了一个“吐故纳新”,我们年级火线纳新了几位,包括我班蔡小海。

9月27日,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聂元梓还有个位子,但靠边边了。

六厂二校,是毛的点,经验推广全国。二校是北大清华,经验是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又打又拉,一句话,还是低人一等。一使用二改造,是毛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现在更强调改造。我们通过大批判就是要认识到,自己臭烘烘,永远不要翘尾巴。读的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后面就是臭老九。那个年头,见到不认识的人,叫“老师傅”,听的人舒服,千万不能叫“老师”,当然更不可能叫“老板”“老总”。

后来进入改的阶段了,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师生结合。我们和物化教研室老师一起搞运动,热闹多了,他们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为人师表。那时真是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互相直呼其名,甚至起外号,老师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没有任何师生界线,建立了非常真挚的朋友关系。我后来回校念研究生时,再改口称他们老师,还别扭了好一段时间。也有结合出来感情的,我们班就有女生嫁给了老师。

我们这时要搞的教改,都是纸上谈兵,学生不上课,不学习,老师不教书,不研究,天天学文件,海阔天空。不是搞现代化教育,高精尖科技,不是跟上世界潮流,那都是封资修,是复辟,是爬行主义。我们要往落后,原始的方向改,越单纯越好,越土越好,实际是倒行逆施。毛晚年的思想,念旧,怀旧,恋旧,新东西学不进,自己是自学成才,周围很多开国元勋也没念过多少书,对此津津乐道,看不上正规大学,系统教育,教师传授,这个不必办,那个简单学,最喜欢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社会大学,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这最后一条,最中我们下怀。

10月,中央发布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能归地方的归地方,能归厂矿的归厂矿,撤的,并的,搬的,伤筋动骨。北大也裁为三截,一截送陕西汉中,山沟大学,一截赠江西鲤鱼洲,草棚大学,一截留北京。化学系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基础教学扔一边,建了塑料厂,制药厂,厂带专业,厂带科研,应景而已。

接着,“准备打大仗”风声突来,战备大疏散,大学到农村中去,我们化三的百十口子人,加上物化老师,步行五十里,到北京房山县娄子水大队,安营扎寨,换个地方天天开会。我们同住五个人,有一个就是唐有琪,那时根本没有师道尊严,我们叫他“唐头”,和他没大没小,乱开玩笑,他不在乎。他睡觉打呼噜,我们就扔东西,把他弄醒,大家哈哈哈。

冬天没活干,男生就到村里小煤窑帮农民挖煤。非常地落后,进了窑洞要脱光,里面只能爬。

这一段时间,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死,11月30日陶铸死,无声无息,我们是从小道消息知道的。

我很快被抽调到一个正经的教改小分队,由各学科教师组成,一个年级出一个学生代表,二十几人。参加向阳化工厂的筹建安装,属于东方红炼油厂。通过这样的生产实践搞出与生产结合的教学体制设想,科研规划,新教材。白天干活,晚上讨论,生活军事化。老师们都有思想,让我眼界大开。

和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化工学院的小分队,是仪表专业的,正派上用场,工人既欢迎又尊重。北大的只有空头理论,原理定律,用不上,脸上无光,只能当劳动力,自己也觉得非改不可,得来些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的东西,传单式教材那一套,才吃香。

我干的是起重工,专门安装几十米的大设备,塔,罐。架子工在周围搭好架子,我们爬上爬下,安装阀门管线,这对于“晕高”的我,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每天提心吊胆。

我们的副组长王长富,文革前是系党总支委员。他是我唯一接触过的这个段位的干部,做人,修养,谈吐,性格,都是偶像。突然有一天,正组长工宣队张师傅开会宣布,王的案子有了结论,他在文革初期自杀未遂,属于叛党行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可能比对他本人还大。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就因为一个一念之差,就断送了政治生命,政治斗争太残酷了。我留心看王,他一切依然故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时间到了70年初,关于毕业分配总算有传闻了。北大清华都在酝酿招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腾地方,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一二三,一锅端,剩下三个年级统统走人。国家百废不兴,到处不差人,只有到祖国最不需要的地方去。前景暗淡,霉运难逃,突然,大家觉得解决“生活问题”变得紧迫,就是快交男女朋友,火速配对。我动手早,与一同班女生确定朋友关系。化学系女生虽多,近三分之一,仍然供不应求,况且还有外面的人挖墙角。最后,三十几个女生基本瓜分完毕,而分配的大幕也拉开了。

方案下来,果然令人心寒。河北要五百,辽宁要三百,陕西要二百,等等,全是插队,带薪农民。大学生早已不是抢手货,只有打折促销,卖白菜价。有的省是农场,门槛就高了一点。我们全年级120学生,城市包括留校的方案,也就十几个。分配大权完全在一个二机床厂的叫王克刚的工人师傅手里,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大痞子,没有按规矩办事一说。我只盼快点离开北大,远走高飞,听天由命,两个人在一起就行。

我们的方案最后是河北衡水插队。

文革四年,转瞬而过。蹉跎岁月,何堪回首!我不想用“早期造反,上当受骗,中期反聂,无怨无悔,后期埃整,蒙冤受屈”简单三段式不准确地概括,风风雨雨,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太博大,太复杂了,让它们过去吧,神马都是浮云。吃散伙饭,三三五五照相留念,好友最后聊天,买本子写留言……终于到了离开北大的一天:1970年3月14日。

那天天气阴霾,乌云密布,好像在哭泣。我们那趟火车去石家庄,同年级的人近十个,送行的人挤满了站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文革,永别了,北大,再见了。对我,没有文革十年,北大没有了我们,我们没有了北大,就是文革结束。我们告别了一段浩劫,恶运没有终结,火车载我而去的,不是欢欣鼓舞的光明前途,而是穷乡僻壤的八年磨练,在我面前,是新的浩劫,更大的苦难。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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