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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利

(十)隔离审查

偶行不义也会自毙,我的厄运还是来了。转年1月8日晚,我们班突然集合开会,三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主持人是刘某。他背靠着门,铁青着脸,言简意赅,说,现在揭发齐菊生遇到很大阻力,我们给了一些人机会,希望他们反戈一击,可是,他们把机会浪费了,原因不是别的,他们本身都有严重问题,自己的包袱没有卸下。接着,他提高了调门,现在我宣布,唐利,杨惟立,李人杰从今天起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

一个普通学生,竟有资格宣布对另一些学生禁闭审查,掌控自己同学的政治生命,现在看来,多么荒诞。可是,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当时十分正常。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勇气问一声:“你算老几,你凭什么?!”全场肃静,鸦雀无言。有人偷偷看我,有人把眼光挪开。我如五雷轰顶,猝不及防,脑子一片空白,全身一片麻木,糊里糊涂被带到当晚新调整的宿舍,和看管我的张雅文住在一起。

张雅文是我们班公社中最温和的一位,十年以后我们读研究生,又在同一宿舍,一直是好友。他的任务是每天早晨带着我站在毛主席像前作一次“早请示”,晚上作一次“晚汇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跟一句,如此这般。我要吃饭了,他跟我去食堂.我要上厕所了。他送我到门口。等着。我要买东西了(主要是香烟),他替我跑腿。

春节期间,给张放几天假。由女生轮流值班。都是些“老部下”,既不看我,也不管我,自顾自看书。我说要买烟,看我的女生经过请示,陪我走出西南校门,穿过马路,到了一家小店。我第一次吸收校外自由自在的空气,倍觉清新,感慨万端。

我们那个“学习班”的人,大部分都遭遇了我的待遇。隔离审查,相当于现在的双规,不许接触任何人,交待材料。据说分为三等,陈齐最严重,关到31楼外。吕成信等,不许出屋,吃饭有人送。我是轻的,可以给点阳光空气。

我的面前是一支笔,一张纸,没有书,没有报,没有人说话,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连抓我的刘某也再未露面。唯一定期对我“政策攻心”的,是工宣队张师傅,面善温和,推心置腹,谆谆善诱,凡是审罪犯的那些话,可能我全听过了。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每天呆若木鸡,冥思苦想,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幕往事,每一个细节,我的每一言,每一行。

工宣队,专案组让我交代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只不过是“空手套白狼”,没有任何根据。北大分两派后,彼此长期隔绝,对方私人的谈话,通讯,日记根本得不到。抓辫子几乎不可能。他们要整谁,只能一句指控“问题严重”。什麽问题,多麽严重,那是秘密,不能透露。几个心腹订出名单,工宣队作后盾。

我每次对张师傅哭丧着脸,可怜巴巴,掏心掏肺地说,真心想早日回到毛的革命路线,交代清问题,可确实不知它们在哪里。工宣队认为我不老实,要再给点颜色,让我进了新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活动在二楼的的一间宿舍里,我整个白天都到那里报到。床撤了,有四张桌子。我们四个人,各自坐在自己的桌前写材料,互不交谈,以免任何串供的口实。

我一看学习班另外三个人,就傻眼了。陈珍德,游君玲,都是“反革命家属”,陈齐小集团的当然“死党”。第三个人是何国正,我们班的,在井冈山动态组,就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神经错乱,语无伦次,交代了五大罪状,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是最轻一条,其他如组织全家反革命集团,准备叛国投敌,阴谋反革命叛乱,试图谋杀中央领导,等等。

管理这个学习班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班的金丽莉,一派的。她在文革前做化学实验时,因为精神紧张,砸过几次瓶子,落个实验不及格,留了级。文革一起,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迫害,回到原班,与我私交不错.另一个是二班的张克旭,公社的铁杆。这两个人照章办事,对我宣讲政策,但是没有加码,不越雷池,而且告诉我一些外面发生的事,所以我对他们毫无怨言,后来都是朋友。工宣队的主管换成了杨师傅,好像也不是政工干部,但永远是表情肃穆,气势威严,眯着小眼,正襟危坐,居高临下,让人发毛.他慢条斯理,反复给我讲一个道理:你如果不交代,没关系,我们把你挂起来,你档案里会有一句话“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楚,请继续审查”,这个结论会跟你一辈子,没有单位敢要你,没有人敢接近你。你将一辈子背黑锅,一辈子受审查,一辈子查不清,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历史不清白没有关系,不清楚问题就严重了,多少人因为历史的问题没有结论毁掉了一生。

你是要趁着有工宣队帮忙把问题搞清楚呢,还是要带着污点在以后被审查一辈子呢?我们是在帮助你呢。

对一个对自己前途本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这些话是何等的残酷!我面临着“不清楚”和“不清白”的两难选择。无论哪一个,都让我一生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我可以想象,以后每次运动我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没有运动我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永远抬不起头,一辈子唯唯诺诺。老杨是政策攻心的高手,知道年轻学生的软肋,最注重自己的前途,就从这里下刀子。

这位师傅现在应该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几十年前的往事早已置之脑后。可是他的那些敲山镇虎的话让我牢牢记着一辈子。后来我还有过许多人生的挫折和低谷,每次想一想他描绘的恐怖的下场,我的感觉会好多了,任何难关都不在话下。

政策攻心奏效了,我痛不欲生,百抓挠心,精神崩溃,每次见大杨都是噤若寒蝉,如坐针毡.我急于解脱,再不敢说没的交代。

对文革的“不健康思想”,我开始检查,反省了.斟字琢句,反复推敲,不吝啬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又要小心翼翼让每一个落在纸上的事实空洞无物。被整的人,有的死磨硬抗,有的胡乱交代,我的方法是耍滑头,雷声大雨点小。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白纸黑字,将来全是反对我的证据,所以写了又改,改又了写,既能应付,又定不上性。反正有的是时间,每天就琢磨这点事。只盼着有一天开恩,放我一码。

一个晚上,我和张雅文呆在宿舍里,突然听到楼道一片骚乱,嘈杂急促的脚步声不停,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楼里好像只有了我们两个人。我什么都不问,蒙头大睡。

第二天我被告知,小白毛李人杰那天夜晚逃出学校,自杀身亡了!这一天是二月二十二日。

我血涌上头,浑身发凉。李人杰,他竟然做出来了,以死抗争!说来心酸,文革中人们最大的反抗行动,不是辩白,不是硬顶,而是自杀。而死的时候,没有愤怒,只是委屈;没有背叛的留言,只有效忠的口号。

出事那天晚上,李人杰以上厕所为名,趁着看他的人不注意,逃出了31楼,逃出了学校。风高月黑,寒风凛冽,他不停的奔跑,义无反顾,一直跑到三十里以外的清河,在一个老乡家门口的大树上,用自己每天佩带的紫红围巾拴了一个套,吊死了。据说第二天清晨大早,老乡一推开门,竟看到树上挂着一个人,连忙报案,在北大派人领取尸体时,他还在抱怨坏了他家的风水。

围着李人杰吊死的大树的有转圈的脚印。也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位置悬挂围巾?也许他是在最后的关头闪出了对人生的留恋?不得而知。没有现场记录,没有法医分析,没有照片存档,无法推断自杀的详细过程。那个年头,草菅人命,只要不耽误工宣队定性反革命,谁还有心思管那些呢。

有人告诉我,他死前的交代里,说最恨我们班三个人,吕成信,杨惟立和我,是这三个人把他这个天真幼稚的青年带上了反革命道路。我的心在哭泣,小白毛,你死得凄惨悲壮,死的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啊。

在那个被精神折磨生不如死的日子,就是我自己,何尝又没想过李人杰这条路呢,只不过实行起来也不那末容易。我们有人把写的材料撕个粉碎,从窗户跳出去,准备一死了之。那只是二楼,摔个屁股墩,还得推开工宣队的门,低头认罪。姚建明则把开关拆下来,线拴在手上,以此触电而死。人没有死成,两个手指被电火花打在了一起。

死人事件没有阻挡工宣队,专案组前进的决心和脚步。他们在二教召开了李人杰批判大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对抗文化大革命”,义愤填膺,鞭尸问罪。我是在被隔离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戏的一部分也是演给我们这些人的。

李人杰姐姐来北京处理后事,也就是领取骨灰,听取宣布反革命的决定。没有致哀信,没有抚恤金,只有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语言。没有遗物,他的东西在武斗清楼时全丢光了。没有遗书,走得毅然决然,不留之言片语。姐姐要看遗体,拒绝了。见见老同学,拒绝了。是啊,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有什麽理由提要求呢。再说即便是让她见,无非是那位把李人杰亲手抓起来的刘某人,又会有什麽好话呢。没让她参加李人杰批判大会就算是客气了。

在那场大规模,系统化的“清队”中,北京有三千人自杀,二百人被打死。文革中有三次冤案死人高峰,第三次就是这个“清队”。在北大,死去二十四人。派工人来整“臭老九”,这是文革的又一恶行,教育史上又一大荒唐事。

斗争无休无止,打击越扩越大,过了一些日子,我参加了另一个批判会,对象是三班的陈子明。

陈子明是“慨而慷”成员,我唯一的天津老乡。因为是工人出身,大联合后被结合到班领导小组,成了井冈山仅有的领导成员。工宣队审讯的重点樊能廷,啃不动,总是水来土顶,兵来将挡,于是怀疑有内奸,据说设了一个圈套,陈钻进去了,面目大暴露。

他被拉倒了批斗台,站在中央。他总爱弯着个腰,那天腰更弯了。他本来脸就白,那天更白了。他本来就有点结巴,那天为自己辩解时更说不清了。

多少年之后,我和他一起回忆往事,他说其实根本没有通风报信,只不过是找了一些井冈山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惊慌,沉住气,没有了不起的事。工宣队是找个借口,把他清理出“领导岗位”,换上清一色的公社的人。

冬去春来,万物更新,到了四月。工宣队突然找我,说,你准备在班里做个检查,隔离审查就结束了。

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又是一个猝不及防。我面对着三十几个同学,大部分是井冈山的,沉痛地自我批判。只有原公社一个人给了我一点评论。张雅文用不着再跟着我了,我是自由人了。

那个评论倒是让我心中一咯噔。他说,他看了我的档案,中学时涂改过食堂饭票,所以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百思不解,怎么会有这么荒诞的记录,中国的档案太可怕了,背了黑锅也不知道。现在,我的不知还有什么污点的档案已经到了某人才交流中心,因为我不交保管费,任何人不得查看,永远的废纸一堆。

我们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被放出,没有弹冠相庆,没有纵情狂欢,因为我们身上的累累伤痕还未能痊愈,因为我们有一个伙伴没有挺住,看到这一天。

我内心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我有了污点,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我独往独来,形单影只,盼着快点毕业,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正在这时,徐秉玖悄悄找到我,告诉我8341部队进驻了北大,重新调查北大的清队,包括0363的问题。他已经找他们谈过了,对他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要着手解决。他鼓动我赶快去约谈,并且嘱咐说,以前所交代的一切,全部推翻,都是逼供信。

接待我的是一个小战士,年令比我还小。谈得非常好,他肯定了我是无辜受害,受到了错误地对待,并且对我不记前嫌,放眼未来的表态非常赞赏。看来上面是有结论在先了。

后来,我看了牛辉林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毛派8341进驻北大重新调查清队,缘于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的自杀。翦1934年入党,一直紧跟党,与周恩来密切。文革初,毛要整他.这次清队,又是重点,工军宣队逼他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他说交代不出,夫妻双双自杀,留了一个条,三呼毛万岁。这件事给了毛触动。3月24日,8341部队81名军宣队员进驻北大,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清队重新调查,办案的队员撤回原厂。

紧接着,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系大会,清理清队的错误。我作为没有问题,无辜被整的同学的代表发了言。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我只是强调它作为我一生的一个宝贵经历,将有助我以后的成长。

中央出了文件,指出工宣队在北大清队中犯了方向性扩大化错误,并且提到了0363。一个年级里七十几个井冈山成员,竟有二十人被隔离审查,还有许多人受到其他形式的冲击。上了中央文件,非同小可。

六月的一天,化学系几百名师生集合在化学楼前,围成一个大圈,观看烧毁黑材料。中间是熊熊大火,一袋袋一包包的材料投入火堆,变成火苗,化为灰烬。那里也有我的一份,大杨师傅威胁着用来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一份。它们“纸船明烛照天烧”了。火光冲天,烟飞灰灭。大家在欢呼,我的心在翻腾。

一场恶梦结束了,一段历史过去了。我忽然想起批判齐菊生的那段话。历史会记载这一切,但不会是由胜利者工宣队,专案组来写。它是我们这些当时的失败者的历史,要由我们用笔蘸着自己的鲜血来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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