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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利

(九)山雨又来

就在井冈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之时,局势急转直下,传来了爆炸新闻。68年7.27,三万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平息战火。蒯大富下令抵抗,打死了多名工人,毛雷霆震怒,7.28凌晨召见五大领袖,强令停止武斗。巧得很,就是两年前同一天,中央决定撤销一切工作组,送其上了黄泉之路。今天这路上又将是何人?消息断断续续,只言片语,一鳞半爪。校文革发表了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我们终于从蜗居中走了出来,重见天日,呼吸上了自由的空气。可以到未名湖享受湖光塔影,甚至可以到海淀巷子里的小饭馆,胡吃海塞一顿。

北京59所高校陆续都派了工宣队,军宣队。进住北大是在8月19日。一机床,二机床,外文印刷厂,齿轮厂,财经印刷厂,63军,共492人。没有清华那样的武装抵抗,北大和平解放。结束武装割据,拆除武斗工事,清理武斗现场,上交武斗工具,偃旗息鼓。我们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31楼。逃离在外的同学也回来了。28日22点,新北大公社解散。29日下午3点,井冈山解散。屈指算来,山上只呆一年,多少事匆匆而过,眼花缭乱。

我们被清楼时丢失的东西堆在一起,让大家认领,没什么了,我只找到一条棉被和一个刷牙缸,没值钱东西,不象有的人损失大。工宣队压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天天学习,大联合,讨论,发言,交心,自责。我和刘某是“一对红”,强拧在一起,谁也不开口,干坐着,耗时间。

此时的文革,已经是一堆烂摊子,进入了死胡同,上层力不从心了,玩不转了,北大清华的武斗是当头棒喝,毛不得不给病入膏肓的文革下猛药。这是他第二次惊天大回转,上一次,学生运动的压制者刘邓打倒了,这一次,否定之否定,被打倒的轮到了学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借以发动这场运动的那些口号,“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正确”,“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等等,统统作废。所批判的刘邓那套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的模式,重新拣起。只不过,这一次所派的人,不是素质良好的领导干部,而是毫无训练匆忙上阵的工人,以及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的军人。不是精干的小分队,而是人海战术,不是政策上宏观指导,而是事无巨细,一一介入,不是两个月,而是好几年。

姚文元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理论上站不住,语录开篇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要了,为工宣队鸣锣开道要紧。实践上,这个领导是由具体工人实现的,他们往往不是优秀分子,而是单位可有可无的人,对学科结构复杂的教育,对知识密集的大学,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赶鸭子上架。制止武斗他们有功,要大老粗领导一切,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只能给千疮百孔,元气殆尽的北大,雪上加霜,再糟蹋一番。“砸烂旧北大”的口号又一次响起,主角换了。此时的我们,已经不是学校的主人,爱咋咋地吧。

更要命的是,派来北大的,很多带着有色眼镜,是文革中支持聂元梓一派的。军宣队来自63军,管我们年级的是马教导员,派性明显,有亲有疏。工宣队来自二机床厂,三个师父,张,杨,李。也不象工厂骨干,却要占领上层建筑,管知识分子臭老九。这时候,不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是革命对象,大学生也跑不了。工宣队进校不久,就开始秋后算帐,清理阶级队伍。在0363,是前一段派性斗争的继续。原公社的几个派性极端的人在后面操纵,工宣队在前台。什么领导,当枪使而已。

武斗时,聂元梓就指示成立红旗飘,东方红,北京公社反革命小集团专案组。查,抓,审。新北大公社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源,早已为大规模整肃作了准备。0363红旗在动手,我从我班黄XX那里知道一二。黄串连一开始,就大部分时间在老家上海,结识了一伙人,结果打成反革命集团,黄被抓,遣送交给北大校文革,再交给0363红旗搞口供。趁武斗正乱,黄逃脱,到井冈山楼中避难。因为他是115师的人,收留了他,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隔离。

我思索再三,决定见他。他说,我班的刘XX,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重点揭发我.因为抄他家时找到我的信,咬定我与他有特殊关系。其实那时,我给许多长期在外的115师的同学都写过信,通报学校运动情况,除了骂聂,不会出格。黄被逼无奈,揭发我三条,说实在也是编的。我听听并不致命,训斥他一通,告诉他我不会认帐。不过这让我明白,公社的人已经盯上我作为整肃重点了。黄还说我们另一位师长吕成信,也是刘逼供要材料的。

大联合不久,同派一个女生偷偷告诉我,她在一个新北大公社室友扔的废纸中看到一个名单,很像是他们要整的人,里面有我。如果我今后真出事,她这是通风报信,罪过不小。得知这些,我忧心忡忡,思绪烦乱,如惊弓之鸟。一场“秋后算帐”的暴风雨,在等着0363的井冈山人,等着我。

我找吕成信商量对策,他属于性格硬的,态度是不怕,顶住。抓不住我们辫子,不能怎么样.我的想法则悲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得多了。小白毛李人杰似乎也预感不妙,没着没落,和我诉苦。我自己泥菩萨过河,只能说,有我和吕,轮不到你。

我们井冈山的人拼命拉拢工宣队的小李师傅。他和我们同龄,没考上大学,因祸得福,现在管大学,当领导.这个人没心眼,是个小混混,倒是和我们打成一片,随随便便,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互相送烟,一起下馆子,到天安门广场照相。我们做这些有目的,想套出些口风,工宣队要干什么,弄好了,将来给我们说点好话。

我们做得太露骨,弄巧成拙,工宣队立即看出这里的花花肠子,说是腐蚀工宣队,把他调回厂,换了另一个小李师傅,也是个高考落榜者。不过他对自己没能进高等学府很是愤愤不平,对我们看着有气,冷若冰霜,横眉而对,甭想靠近。是福不是祸,是祸都不过,只有听天由命坐以待毙了。

十月份,一颗重型炸弹,终于在0363抛出,是齐菊生在文革中写的一封信。据说它被公社某人截获,缝在被子里,保存至工宣队进校后上交。这封信其实只是纵横中外,借史喻今,表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没有任何反对攻击的言论,最多不过是一点灰色的悲观情绪。可是那个年代,一经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它就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工宣队要给不听话的大学生下马威,这正是突破口。

和这封信有关的陈醒迈,技物63级的程汉良,刘立民被定性四人反动小集团,秘密隔离,立案审查。0363清队大幕正式拉开。程我不熟,刘是井冈山17纵纵队长,和我宿舍的周自忠是中学同学,常来聊天,所以很熟。他书读得多,爱思考,有理论,讲义气。有一次他说,每一次大革命都伴随着道德的倒退,还举些例子。我知道这是从别人打贩卖来的,但觉得新鲜,有理。文革中在革命的幌子下,有多少礼崩乐坏的事。工宣队在楼道里用大字报公布了齐信全文,其他“罪行”,秘而不宣。

齐丢信,我丢信,惹来麻烦,祸从信出,这是文革给我重大教训之一。从那以后许多年,我心有余悸,十年怕井绳,对写信一直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每次要再三检查,有没有话会被别人抓到把柄,才封口,寄出……

文革中一直在校外的杨XX当上了专案组组长,也是年级领导小组组长。他没参加北大两派,先在学部参加运动,后扎根河南兰考,算是最无派性。我班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刘,对井冈山的人深仇大恨,我真不记得的罪过他,也许他是出于某种信念吧。

悄然之间,吕成信,樊能廷,雷祯孝,朱重远也消失了,被隔离了。朱是二班“北京公社”的理论家,笔杆子,新北大公社也是必除之而后快。再加上在校外犯事的黄XX,陈醒迈的女朋友陈珍德,齐菊生的女朋友游君玲,关起来的人数已经九个。年级近120人,比例超过了5%,“一小撮”的数超额了,该歇歇了吧。

十二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批判齐的信为中心任务。一班我,杨惟立,李人杰,二班徐秉玖,陈华生,骆如铁,王起云,戴定国,三班姚建明,张俭,王文芝等,十几个人。班长是我班的沈宗璇,工宣队杨师傅挂帅。他说,你们这些人,过去与齐菊生关系密切,现在,你们是批判他的骨干,工宣队相信你们,依靠你们,写出有质量的文章,击中要害。

通过一封信就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比当年搞胡风集团更高一筹。我们十几个人心知肚明,这是公社的人定的名单,都是文革中死硬井冈山,齐菊生密友。可是,“骨干”的黄袍在身,我等那能不诚惶诚恐,俯首是听?面对压力,我们选择脱身,反戈一击。把齐的信梳理,整出十几个题目,每人自选一个,关起门来写批判稿,先办了一个板报,然后准备面对面批判。

也有一个唱对台戏的,就是赵凯元。他拒绝参加学习班,跟工宣队大吵大闹。赵老机一向有反骨,倔脾气,当年总是跟齐菊生顶着干,齐拿他没法。现在他有贫农子弟的护身符,工宣队也没辄。

召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齐菊生再多日不见之后,更加白净,被拉到了面前。我们轮番发言,炮火猛烈,情绪激昂。齐把脸扭向一边,不屑一顾,表情木然。当有一个人发言时,他甚至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我发言的题目是批判信里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用鲜血写的,是胜利者用笔沾着失败者的鲜血写的”。经过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拼凑史料,上纲上线,这句话就是否定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唯物史观,我的发言有声有色……

回顾起来,这是我在文革中最为丑陋违心的一幕,明哲保身,卖友求荣。虽说是被逼无奈,也难脱为虎作伥。文革的恶劣在此可见一斑,它把人性扭曲了,把人放到极端场合,放大其性格中某些缺陷,造成政治上的恶果,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搞乱。

大杨师傅对这次批判会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的发言。公社里某些专案组要员坐山观虎斗,没事偷着乐。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让齐菊生看到,过去的“铁哥们”都已经划清界限,离他而去,他现在是众叛亲离,身陷重围,成了孤家寡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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