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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利

(四)乱世旁观

大规模的大串连在六七年初结束。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这是第一次,后面又有多次。学校要求回校军训,大家陆续返回,呆住,收心。那一年春节,国务院发通知,“应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不放假,从此多年“今年春节不放假,要过就过革命化”。我们当然也没了寒假。2月10日,军训部队进校,一个部队排长领着我们天天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我们大学毕业后也是这个级别,不拿他当回事。隔三差五早晨来个紧急集合,每个人都有个专门捆好的行李包应付着。在此之前四个月里,绝大多数人游走于校内校外,回来休整一番,准备再次外出,没有请假消假一说,我的脚丫我作主,心野了,北大的运动基本停顿,连黑帮大院都自行瓦解,“自己解放自己”,“住读”变“走读”,可以回家了。

在这段时间,不管是在北大校内,还是串连在外,我都是旁观者,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也不是逍遥派,大浪淘沙,不进则退,不能被历史潮流淘汰。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放眼校外,关心国家大事,努力思索,理解,跟上形势。

整个国家就是一个“乱”字,“搅得周天寒彻”,毛乐此不疲。8月23,他在中央全会讲,北京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要乱它几个月。老百姓第一次给了这样的机会,为所欲为,无拘无束,就象“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的渔夫,都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整天在游行批斗喊口号中度日,一会批黑帮,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会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反正上纲上线不封顶,提得越高越革命。资反路线,通俗的解释就是压制群众,这个帽子好扣.至于什么叫走资本主义,毛自己也不真懂,别人更是揣着糊涂当明白,都是臆想。我最多听说个三自一包。再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红旗倒下,人头落地,那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社会主义就是好,资本主义是万恶的代名词。

矛头向上,打倒一切,各级领导统统赶下台。凡是带长字的,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林彪说,“这次运动就是革那些革过别人命的人的命”,过去他们主宰群众,今天群众收拾他们。犯上作乱,红色恐怖,全民疯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无所不能的党组织,都是不堪一击,倒塌于顷刻。

8月23日,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转贴到大饭厅东墙,北大又抢了先,以后迅速传开。全国惊骇,目瞪口呆。这才是真正的造反,退居二线的一号人物向身在一线的二号人物公开宣战,我们知道了一个新概念,叫“两个司令部斗争”,还有一个常用词,叫“炮打”。

刘少奇在818接见时排名下挫,站到了远离毛的东边,大家已经看出睨端,也衍生出了一个词:“靠边站”,用于半打倒状态的人。高层党内斗争,成了时髦话题,给上头每个人划线,谁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姓无姓资,跟毛跟刘,也成了我们最常琢磨的“国家大事”。特别是在“排名文化”上下功夫,每次领导人亮相,大家都会在排位顺序上寻找细微末节,揣摩司令部斗争的新动向。

开始谁也不敢想刘的末日就这样来临了,那时叫“火烧”。烧到什么程度,由毛定。北大清华都有点名的大字报,中央还禁止。陈伯达专门来北大说此事,叫我赶上了。八月底一个晚上,半夜一点多钟,我从清华看大字报回来,走到大饭厅东墙处,那里悬挂着一个大灯,照得通明透亮,只看见陈伯达有两个人陪着在看大字报,那时校园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有六七个同学立即围了上去,大家席地而坐,陈老成持重,有些木纳,主要就说不要贴刘的大字报,大伙又提问题,只记得有人问可不可以贴郭沫若的,陈也给了否定的回答,他很尊重郭,要保护。七嘴八舌,有两个人最活跃,话全被他们抢了,我一句也没捞上,事后既兴奋,又懊悔……

历来以有反骨著称的北大这回听话了,而培养“听话”的干部人才的清华却不拿上面的指示当回事,我行我素,“禁果”照吃,名字照点,王光美,刘少奇,肆无忌惮,不断测试挑战中央底线。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是中央文革这批文革新秀的点,而去清华的处理问题的,主要是周恩来为代表的“旧官僚”,周到清华有二十次,带过薄一波,董必武,李富春,甚至邓小平。文革开始,北大人还向清华“输出革命”,去游行,鼓动反蒋南翔,被轰了出来。赶走工作组后,北大大字报没看头了,请华却搞得如火如荼,有滋有味,取代北大成了中心。

蒯大富“置于死地而后生”,又有拧劲,咬住王光美的工作组不放,死缠滥打,直逼后台刘。北大人倾巢出动,到外面串连时,清华正在艰苦地内战,分化,洗牌,改组,重整,围绕蒯的辩论精彩纷呈,一次一个女生发言极为夸张,三番五次说被蒯大富“气炸了肺”,有一篇大字报就问她了:“你有几个肺?”蒯的势力在斗争中成长,12.9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它的特色,就是反刘。有张春桥面授机宜透露风声,从在校内点名到贴大标语在天安门,组织到北京市的反刘邓大游行,甚至“智擒王光美”,蒯大富风头盖过聂元梓。北大只是摇旗呐喊,敲敲边鼓。所谓”揪”出刘少奇,其实也是“抛”出来的。没有毛的大字报,谁敢动。蒯说聂“奉命造反”,他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聂元梓不甘示弱,要再建新功,和她的亲密战友孙蓬一等人,推出她的又一张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贴到老地方,可能想成为第二张马列主义。不过邓已经是死老虎,这张大字报没有引起轰动,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确实也算不上什么,但还是为她日后永世不得翻身加了砝码。她又组织了朱德专案组,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时,都是白纸黑字。聂写回忆录,所有坏事都一推六二五,唯有这两件,赖不掉。

刘邓被“揪”出来,图穷匕见,迷雾拨开,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那种深不可测带来的魅力。人们比着调门高,用词狠,行动激烈,名字倒着写,打叉,有形式没内容,连周恩来都跟着称呼“刘贼”。行动最极端的,可算建工学院的“揪刘火线”。刘少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自报奋勇去这个学校蹲点,送上门的机会,他们没有抓住,到67年7月,才缓过神来,八一战斗团别出心裁,在中南海西门安营结寨,搞个“揪刘火线”,吸引全市人民眼球。天派地派都建了指挥部,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几千个棚子,几百个喇叭,不断有誓师大会,声援大会。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煞有介事,闹腾了31天。我也去看热闹,大概有十几个男女同学,头上围着白毛巾,有气无力地躺着,在绝食。口号是勒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对此类表演我不以为然,觉得是闹剧,用现代话说,作秀。

那个时候,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谁谁被打倒,是“爆炸新闻”,至于他们的罪行,“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一句话就够了。而这个口号准确的含义其实是“毛主席反对谁就打倒谁”。一方面是打倒一切,一方面是毛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到处打鬼,林彪专心致志造神,相辅相成。毛凌驾于全党之上,一切他个人说了算。党成了领袖的从属,凡是过去用“党”的地方,全换成了“毛主席”.毛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上权威,即便是信口一说,出尔反尔,也要俯首贴耳,不假思索,紧跟,盲从,照办,不走样。

北大虽然在批刘倒刘中没当上领头羊,但还是风光无限,“通天”的信息多,上头的精神快。中央文革,其他首长接见时的谈话指示,总是第一时间最快速度出现在这里。大饭厅周围的墙面,成了这方面的专栏,大版大块,长篇累牍,目不接暇,我记得还看过总理盛赞江青的,叶帅高度评价林彪的。

全国乱局,高兴了毛,风光了造反派,忙坏了中央仅存的几个管事的人,到处等着他们拍板,定性谁是谁不是走资派。而这些表态,往往加深了两派的裂痕,加重了斗争的激烈。中央文革总是开大会接见讲话,周恩来则常常是小规模座谈,通宵达旦,那精力实在让人叹服。外校外地的运动,也有“志愿者”及时报道。这里告急了,那里失守了,全是革命战争时发急电的语言。足不出北大,可知天下事。每天,我都要到大饭厅一带转上一两圈,总有新东西。

北大得天独厚,有机会拉来大人物批斗。比如66年10月,就在东操场召开批判彭罗陆杨大会,罗瑞卿摔断了腿,拄着拐坐在地上。

除了大字报,我常去参加“串连会”,有点像新闻发布会,又有点像情报交流会,有几个人或几个战斗队发起,在大教室举行。那时有很多专案组,有校文革官方主持的,也由民间自发办的,围绕一些专题深入调查,搜集资料。我听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情况介绍,徐向前在西路军跟随张国焘情况介绍,等等,还参加过批判杨绍明,主要是揭批他爸爸杨尚昆。

两报一刊社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报纸上的重头批判稿,我逐字逐句,仔细阅读,每天的新闻联播,我一字不漏,专心聆听,力图体会出背后的信息,这些都是“正餐”。这时,中间环节,层层传达,统统没了。中央的精神,全靠媒体一杆子插到底,它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也可以不听不学,我们年级有一对同学,游离于文革之外,搞英语,78年刚一恢复出国留学,就双双到了国外。我也自学了点英语,抱着本英文版毛语录对照着看,死啃,冠冕堂皇,只是没能持之以恒。更吸引我的,是校内外各种小报,传单。还有口头流传的内部新闻,小道消息,机密资料,往往是似是而非,真假掺合,莫衷一是,这些算是“野食”。

每个身在文革的人都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毛到底想要干什么?八亿人猜一个人心思.太多的朝令夕改,昨是今非,前后不一,有时似乎明白了,有时又糊涂。邓力群说得到位:“如果毛主席还活着,我最想问他的是为什么要搞文革,我相信他自已也说不清楚。“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整个文化大革命,没有理论纲领没有思想指导,更谈不上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底”者,运动就是一切也,深不可测。毛在战火纷飞时,还忙里偷闲,写四本书,然而在文革,除了初期两封信(给江青和清华附中,分别在7/8和8/1)和一张大字报(8/4),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只是隔三差五地发布一条没头没尾的语录,以及在文件上画个圈。今人研究文革,找不到依据。直到67年11月,全面内战正酣,两报一刊才出来一条社论,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基础出来了,自称“马列主义第三个里程碑”,阳春白雪,老百姓读不进去。我扫了一眼六条要点,扔到了废纸堆。条条太多,不符合毛的风格。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历史就是阶级斗争,那才易懂好记,脍炙人口。

也有不少人思索,琢磨,提出理论,或者叫思潮,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现象。基本规范在毛思想的框架内,但是毛允许运动大乱,绝不允许思想大乱,小乱也不行,他不仅要做政权领袖,更要做精神领袖,这是他远远高于其他一切政治强人之处。不给任何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开口子,它们无一不被定为反动思潮,只能流行于局部和短命,影响北大的思潮,主要是血统论和怀疑一切。

“血统论”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土壤,北工大谭力夫理论化。

中学红卫兵本来也是毛要倚重的生力军,他们把革命提高到造反的层次。使“造反有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精髓,功勋卓著。“破四旧”,他们拿弱者开刀,痛快淋漓,把局搅乱,也算造了声势帮了忙。但是传播血统论这种真“四旧”,使他们臭名昭著,早早出局。

我和中学生接触接触不多,基本是大串连坐火车时侧面观察,对有些人的飞扬跋扈,目空一切,高人一等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我看见两个红卫兵旁边有个空座,就挤了过去,哪知一个小家伙说:“你是不是红五类?要是狗崽子离我们远点!”狗崽子就是黑五类,我反正也不是,想也没想就跟他们吼道:“老子是三代工人!”工人在红五类中排老大,小家伙乖乖给我让出了位子。他们造反矛专指弱者,比如“黑五类”。表面上气壮如牛,其实柿子拣软的捏。

我本人也捏过软柿子,比如参加过一次破四旧抄家,趁乱作恶。对哪个“反动学术权威”,为了什么“变天账”“黑证据”,都不记得了,赶到时才知一伙人刚刚来过,留下杯盘狼藉,满屋零乱,我们晚了一步,对那家可怜的人吆喝了几句,空手而归。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著名的对联也贴到了北大,横批“基本如此”,甚至“绝对如此”,称之“鬼见愁”。我属于不红不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叫“老子平常儿骑墙” ,也灰头土脸。过去同学之间只知道老家何方,现在划分了阶级,甚至家长的陈芝麻烂谷子也翻出来。化学系首先推出对联的是我们班的林XX,人大副委员长的女儿。文革中她基本和其他高干子女们在一起,不参加班里活动。毛818接见红卫兵,她代表我系,上了天安门城楼。下楼后,贴对联一马当先。哪知,墨迹未干,老爸就被打倒了。她的宿舍楼门前的这个对联一字未动,只是有人把横批改成“又增一例”。从此她也在我们同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副对联被批判被否定,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不过有时后面还会加上两句:“你要是不革命啊,就给我滚他妈的蛋!”再后来“狗崽子”改称“可教育好子女”,所谓落实政策,换汤不换药。我父亲只是个小学教导主任,文革中期也被曾揪出来,我稀里糊涂当了一段“可教子女”,去听过几次专为这些人的报告。“血统论”这种中国文化的糟粕,文化革命中没有彻底批判,连批判它的勇士遇罗克也被抓被杀了。

再一股思潮是“怀疑一切”。出自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前面加上定语“用毛泽东思想”,本应无可辩驳。文革要打倒一切,既可打倒,焉不可怀疑。社会上有怀疑林彪的,陈伯达的,康生的,本意并非打倒,都有出现。12月10日,“虎山行”战斗队,“炮轰中央文革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更有名的,是东语系乔兼武8/30的大字报,“造三个大反”,要解散党团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直接领导。当时的社会状况,各级党委的确全部瘫痪,共产党只剩下党中央。“大家都是直接听从毛司令部的声音,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也不大喊了。乔的观点引起震撼性轰动,有不少共鸣,当晚就在五四操场大会批判,挑灯夜战。那时的环境还比较宽松,只能说是极端,算不上反动,又无后台操纵,没定成反革命。乔是个人物,第一张大字报要成立红五类子女协会,简称贫协,还弄个署名“十三级干部子弟”,成为笑柄。随后又发传单“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支持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反林彪,这回罪责难逃,被关进了大牢。

对“怀疑一切”,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展开辩论或批判,因为是陶铸支持的,陶一倒,政治挂钩,“反动思潮”的帽子便带上了。那是一个因人废言的年代,批判某个观点最便捷之路就是与某某倒台之人搭上界。

我得出一个结论,反什么,都不能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管风云变幻,世态炎凉,记住一条,紧紧跟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则,一步踏错了线,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是难的是,怎么能认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67年初的一个早晨,我去大饭厅吃饭,墙面赫然出现了巨幅标语:“谁反对毛主义就砸烂他的狗头!”出情况了,能预感。果然下午出来了:“揪出变色龙陶铸!”原来陶铸自划自说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成了“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更不能容忍的是,指使熊复搞了一个“换头术”,制造毛和刘国庆节并排站在天安门上的照片,狗胆包天!。刚刚火箭式上升进入常委,排行第四没几天,就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三号,从此刘邓陶并提,惊心动魄!

二月份的一天,又出来大标语,一个字一张大纸:没头没脑,触目惊心。“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我蒙在鼓里,等待究竟。庐山真面目出来了:“打倒大军阀谭震林!”再往后听到的更让我们汗毛倒立,一伙老帅老将竟然大闹怀仁堂,造文化大革命的反,跟毛主席对着干!拍断手指的,叫嚣“过河拆桥”的,发狠话“不跟了”的。毛要退到井冈山打游击,不是说着玩的了。一种江山变色你死我活的危机感油然而生,我们身负崇高使命,做不了别的,拼命贴大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献衷心,清君侧,接着,又参加北京市万人大游行,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这样的故技重演好几次,大标语开路,预报有人垮台。七月份,“打倒小爬虫!”结果更让我匪夷所思,是王关戚!他们是中央文革的人,铁定毛主席司令部,怎么放着红帽子不戴,去投靠全党全国同讨共诛的刘邓陶?太毛骨悚然了。

我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拨又一拨地倒台了,出局了,最后,连那几个最铁板钉钉的,不是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就是束手就擒,牢狱终生,我的“永远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条,成了一堆垃圾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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