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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利

(三)走出北大

工作组走后,北大校门大开,不再对外封锁。出现了“围城”现象,外面的人急着要进来学习,里面的人则要出去到外地看看。北大运动已经超前,外地还在和当权派鏖战,这里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外地还在两派争权夺势,不可开交时,这里已是一统天下了。我们已经进行到“底”了,要出去或者长长见识,或者煽风点火。

大串连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绝后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串连的最初设想是毛要接见红卫兵,他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人见到过列宁的人太少。他要让未来的革命接班人都有机会见到自己。我们北大学生65年2月10日参加百万人援越抗美集会,就站在金水桥边,毛和其他领导看得真真的,早就享受了人生最大幸福,八次接见,没排上号。不过我们沾大串连的光,借机行游天下,分文不花。

八一八接见刚过,李宗源找到我,倪静安,董元彦说,早晨他听广播说要允许学生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十分肯定。几人一商量,事不宜迟,董的父亲在武大教书,就去武汉。我们秘而不宣,下午悄然离开北大,赶到火车站,买张站台票,坐上晚上的南下火车。

由于没有座位,很快就被查票的捉住了,送给了列车长。列车长听了我们的申诉,没说什么,给找到座位,告诉我们下车时等在那。心里忐忑不安啊,一向规规矩矩,这回可是犯法的事。反正没钱,要命有一条。为了表现自己,我们主动从列车员手里抢过扫把水壶,一遍一遍地打扫卫生,给乘客送水。

后来,这也竟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很长时间里,每坐火车,包一放下,就去扫地,送水,有时还要给乘客唸报纸,比列车员还忙。这些行为,确实毫无功利色彩,追求的是自我完美,心理满足。现在甚至不敢想象,真的是我做过那些事吗?

火车到了武汉,列车长领着我们出了一个边门,要怎么处置?心都要跳出来了。没想到他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还告诉我们怎么坐车到武大。原来以为是一场历险,结果竟是这么简单。

八月的武汉,是个大蒸笼,我从小只呆过天津北京,哪受过这份热。我们住在一个顶层的大教室,晚上睡觉前要上房顶子大浇一通水,看着水蒸气腾腾往上冒。白天则不知道要洗多少遍冷水澡。我暗中发誓,今后决不来武汉工作。

据说武大和北大是两个校园最美的大学,珞珈山东湖水名满天下,我们没做任何游览,整天看大字报,偶尔在上面用钢笔写点批语,有时和武大的同学聊聊北大文化大革命。参加了一个批判原校长李达的大会,我们坐在头排,看得清楚。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打倒一切中也在劫难逃,湖北省委在七月份开除了他的党籍和职务。他上书给老朋友毛,请求救助,不予理睬。当时七十五岁了,多病缠身,坐在椅子上,手里拄着拐棍,支着一把阳伞,背对着唸发言稿的人。批判会开得比较文明,时间也不长。仅几天后,8月24日,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这时,我们要转战它处,才发觉火车站人山人海,这时大家都串连了。我们上了去衡阳的火车,下车竟意外地遇到另一伙同班同学。这才知道,班里的人走空了,大家像逃难似地,三五成群,各奔东西。我们于是结为一伙,奔桂林,转上海,停南京,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听批判会,不介入,不表态。除了看一下漓江,不游山玩水。一路经历,略去不表。我特别记得在桂林的小巷,天气阴霾,地湿漉漉的,行人稀少,静谧无声,完全没有北大的喧闹。我们一行十几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由林新本领着喊口号,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革命路上当闯将。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杀呀—”

声音划破寂静的长空,换来探头出门的眼光。如果放到现在,保准被认为是一伙神经病,可那时我们做得一本正经,虔诚由衷。

第二次远程串连,去的是东北。那时的火车站,乱成一锅粥,人的海洋。我们几人慌不择路,见车就挤,上去才知是去齐齐哈尔的。下无立足之地,侧无转身之空,头顶行李架上人的脚丫子。到了齐市,住进重型机械学院,天寒地冻,呼气成冰,哪有大字报可看。我们穿着薄薄的小棉袄,整天在暖气片旁取暖。后来转到沈阳,还是一个字,冷。我们从北京风尘仆仆来了,人家去北京取经走了,学校空荡荡。逃回北京,这一次串连给我的记忆只是挤寒交迫。

我的大部分串连时间去的是天津,我的老家。

第一次去是小吉普接走的。九月间,无线电系的陈荣华,我从未谋面的老乡,不知怎么找来,说天津机床公司的造反派来北大求援,请我们做后盾。他们系七八个人,加上我和数力系蒋胜舫,由无线电系董浩带队,挤在两辆小车里,来到天津山西路机床公司。

造反派已经夺了权,头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材细瘦,极为精明强干。我们就在总部安营扎寨,男生一个大屋,两个女生一个小屋,还有天津女三中三个学生另一房间。我们实际是被用来拉大旗作虎皮,壮声势的,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并不去指手划脚,出谋划策,只是跟着听听批判会,写写大标语,还有机会到各个下属厂看看,甚至体验一下劳动,长了点见识。每次都被介绍是北大的革命派,都换来羡慕尊敬的眼光,心里美滋滋。

参加的唯一大行动是去公安局夺权,是几个单位造反派的联合行动。在我们面前摆开一张详细的公安局平面图,任务是去某某房间抓某某人。那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们随着一大群人,冲进公安部,在楼里疯跑,努力寻找我们的目标。我甚至听到一声枪声,有一种攻克东宫的雄壮感觉。我们找到了那个房间,空空如也。稀里糊涂,夺公安局的权大告成功。

后来董浩决定,我们这样不过是给别人当工具,没意思,撤.好久以后,我又回机床公司看过,那个造反派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罪行之一,就是砸烂公检法。

我还多次只身去天津,有时住家,有时住天津师范学院,那里有好多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痰中有血,就去了第二人民医院。那时我母亲在东北串连,我在小学工作的父亲正约好几个老师去火车站排队,去哪都行,家里只留下刚十岁的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多么疯狂的年代。我凭着一张学生证,住了十几天院,治疗肺炎,一分钱不花,不用办任何手续。那时去银行借钱也容易,有学生证就行。不过,欠帐的人,毕业分配前都收到了还款通知。

社会上又刮起一阵风,步行串连.去井冈山的,韶山的,瑞金的,延安的,都是革命圣地,长途跋涉,全靠脚板。我没那个雄心壮志,和六七个高中同学一起,从天津走到北京。

那一路上,三五成群的人,真叫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有好多接待站,管吃管住,分文不收。甚至有支起凉棚供应大碗茶的,欢呼加油的。短短二百四十里我们走了五天。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我体会到当年将红军用脚板走两万五千里,是我们一百倍,太不容易了。我脚打了泡,一瘸一拐,像残兵败将.一进北京,就有一个大接待站,给我们两个证,一个是坐公交车不要钱的,一个是到各大学吃饭不要钱的。吃饭还要凭学生证,我用不上,但是乘车证让我在北京足足逛了一通。

北大的同学往外走,外地的同学到北大来。只要有空床,我们就随便把人安排住下。办事都很简单,根本不用考虑别人会不会不愿意。很多宿舍楼道也铺上了草垫子,住着南来北往的学生,有人甚至住教室,住操场,等毛的接见。

可以说,没有大串连,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全国人员大流动,现在的民工潮也比不了。可惜当时没飞机,否则行李舱也敢进去睡。每个经历了文革的人,都有自己大串连的故事,都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回忆。就连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孙蓬一也带着随从红旗兵团去了上海,揪出常溪平,火烧陈丕显,打倒曹荻秋,轰轰烈烈了一番。串连的学生,有的人蜻蜓点水,到处一游。有的人介入了当地的运动。有的人甚至扎营下来,成为那里的一员。像我们班的杨XX,整个文革就是在河南兰考过的,到六八年大联合时才回来。另一个黄XX,一直在上海,并且在那里被打成了反革命,押送回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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