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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利

(二)反戈一击

六月十八日,趁工作组正在开会之机,哲学系带头,不经批准,建立“斗鬼台”,拉来陆平一伙斗争,全校不约而同,各单位群体揪斗,既没有请示工作组,又出现了过火行为。

那一天我觉得到处乱哄哄,人群骚动。原来大家决定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段话办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觉得既要革命,就要像个样子,比如像湖南的泥腿子一样,搞搞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上街游行。

毛的这句话在文革非常著名,是文革中一切过激行动堂而皇之的合理外壳,非法行为有持无恐的理论基础。

毛最喜欢“痞子运动”,咱就来当一回痞子。毛说,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闹事干什么?咱就闹一回事。

我听说三十八楼有斗鬼台,就去看。那是哲学系历史系男生宿舍,建筑特殊,东头出口有一个大平台,再拐弯下来,有几米高,能容十几个人,“斗鬼台”就设在那里。下面是个大空场,站着几百人,围观,喊口号。已经斗过了彭珮云,张学书,冯定,冯友兰,我没赶上,正在斗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周一良。尽管站在高台的最边沿,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表演的是“喷气式”头压得很低。这个斗鬼台竟成了革命圣地,二周年时又故技重演一次。

又听说化学楼有革命行动,我往那赶。一路上不断看到游街的,有的年长,有的年轻。到化学楼,斗的是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她是丁石孙夫人,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的吼叫。

比起文革后来那些极端的惨烈的行为,这些实在是太没有火药味,太温和,太小儿科了。其中固然有求新鲜寻刺激,瞎胡闹不严肃的成分,更多的还是想重复一次敬爱领袖当年的革命实践。据工作组后来公布,类似的事件当天有几十起,最严重的是一位女同志的衣服被扯破了,有一个活跃分子过去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还发现外校来的人,很可能也是坏人。

刘少奇6.13就曾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到牛鬼蛇神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群众反击。”工作组认为时候到了,决定出手重击,力挽狂澜,整顿革命秩序。当晚张承先讲话,声色俱厉,六一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大张旗鼓要抓其中的坏人,枪打出头鸟,揪隐藏的后台。

通过抓出个别过火事件和“一小撮”坏人,把失控的自发群众运动平息下去,是我党尚方宝剑灵丹妙药,屡试屡爽,得心应手,过去这么做,文革后也这么做,天经地义。而毛这次一改常态,要把群众哄起来,不加约束,随他们为所欲为,是要通过天下大乱实现他的“新世界”。刘邓派工作组本想给毛帮忙,也在不断揣摩毛的意图,请毛出山,毛点了火,当甩手掌柜的,躲在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不出。他们虽然没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还是照既定方针办,得到在京的绝大部分高官赞同。大反击不仅在北大,在北京24所高校抓了右派学生上万人。这是有意抵制对抗顶牛叫劲,还是出于思想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一次失算令毛勃然大怒,成了压倒刘邓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各班文革小组是层层追查的最低端,扮演了不光彩的脚色,被要求彻查618那天所有同学的表现,哪些人有异常,参加了过火事件。大家都要反思,批判出轨行为,深刻认识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自己当然是左派,出身不好,表现“落后”的同学成了追查的重点。运动搞到了学生头上,一时间,风云骤变,人人自危。文革会不会又是一次印蛇出洞,疑云四佈。

那个时候,大家早已经自行其是人自为战,根本无法查每个人的行踪。我们班只有人反映杨惟立,他在文革前“不关心政治”,而那天异常活跃,到处乱跑。上窜下跳,不过没有别的证据,我们决定不上报。

我们年级唯一揪出来的是三班的雷祯孝,后来改名雷向东,单人匹马以“小人物”战斗队闻名于校。大字报贴了31楼男生宿舍楼一墙面。北大教室少,我们开会都是在男生宿舍。他在文革前是系团总支委员,能说善讲,锋芒毕露,红得发紫,四清时又是有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在各大工作区巡回作报告,风头出尽。他和618有什么关系,我已不记得,肯定从来没做过坑害别人的事,总之是他所谓出风头的作派引起一些人的忌恨,借机整他。而且他在讲学毛选体会时暴露了许多“活思想”,留下了话柄。比如他极为超前的理想“一套洋房,一辆汽车,一个美女”,到后来还是大家和他开心的话题。

我自己也有一种阴风袭来,不寒而栗的感觉。四清时,写过两本日记,想那是一生极为特殊的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将来作素材,写个小说。思来想去,无处可藏,偷偷销毁了。

618是北大运动的急转弯,大方向从批黑帮批反动学术权威转到了整学生,学校里笼罩着肃杀冷清的气氛。

当学生们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条语录对付“黑帮”时,没想到工作组又用它对付了自己。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作组后来被收拾,又落入同样的陷阱。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矫枉过正”的一轮轮反复中,矛盾不断激化,变本加厉。更有甚者,每一轮都要殃及无辜,卷入新人,从而使矛盾滚雪球,不断扩大。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五人,首先贴出了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石破天惊。张承先回应,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工作组夺领导权。陈文革中仅曝光这一次,从此销声匿迹,激流勇退,属于昙花一现,可惜了。(还是可喜了?)在北京新市委吴德的一再强压下,张承先硬着头皮,做了几次检查。一时间,批工作组大字报纷纷上墙,只是调门不一,激烈的要撤换张,但没有人赶他们,偏保的基本是高干子女,以李雪峰女儿历史系三年级李丹林为首,口号是“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双方观点有过一些交锋,可惜这场辩由于上层的迅速表态而论浅尝辄止,没有继续展开,北大与它真正自行造反引导文革潮流的机会失之交臂。而在这场短暂的辩论中,我只是在观察风向,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

北大文革旗手聂元梓也是反工作组的。别看在校外红火,张承先不待见她,给她冷板凳.康生要求让聂进入工作组,张以其陷入校内派别斗争太深为由,顶着不办,使聂怀恨,表示“张承先压制革命,要犯大错误”。

毛在滴水洞呆到六月底,闭门不出,拒见外客,读书充电,养精蓄锐,“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6月28到了武汉,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内容诡异疑团重重的信,最让我不解的是,信中说“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里的牛鬼蛇神难道就是刘邓?7月16他又畅游了长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要来跟刘邓算帐了。他急于对工作组下结论因为马上要开中央全会,见分晓。七月份,中央文革多次来到北大座谈,摸底,吹风,定调,决定拿北大工作组开刀,上演惊天大回转。聂元梓在得到风声后,抢先公开表态,在7月19日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七月二十五和二十六两天,中央文革全班人马来到北大,这是它5月28日成立后首次公开亮相。东操场组织了两次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蜂,戚本禹,穆欣,以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都端坐主席台,各大区书记也拉来陪衬,两排近百米的主席台挤得满满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天气燥热,很多人搧着纸扇。八十岁的朱德也到场,最后请他讲话,只见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喊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排着队伍,带着板凳,中央文革小组是何方神圣,当时还不清楚,那么多大人物,这么大的阵势,有生第一次,新奇,期待,兴奋,激动,拼命伸着脑袋,竖着耳朵,听进每一个词,记住每一句话。那气氛像列宁在十月,群情激昂,紧张热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江青主持会议,容光焕发,和蔼可亲。会前,陆平,彭珮云先游台。中央文革大打亲民牌,江青说她是代表毛主席看望大家的,陈伯达说他的普通话不好,用谁也听不懂的福建话,靠王力翻译。康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问:“北大的事情,是张承先他们清楚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回答声划破长空,如闪电雷鸣。

他又问:“是张承先他们是北大的主人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我们!”回答声振荡大地,可排山倒海。

第一天中途下雨,只好休会。台下的人不断递条子,江青收了一大包,第二天说毛主席全看了。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批判工作组。大辩论基本一边倒,只有中文系61级李扬扬代表的贺晓明等31名干部子女站在工作组一边,“是延安不是西安”,“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打人骂人侮辱人不是中国青年文明词典中应有的词汇”,最后还念了长长的31人名单,包括毛的儿媳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东语系张少林。在当时的气氛下很需要点勇气。

李随即受到康生点名批评。江青宣布六一八是革命事件,也为从此而来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开了绿灯。康生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江青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这些话的意义,我们后来才能理解。工作组是坏工作组,是障碍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伯达建议撤掉他们,成立由群众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也许李扬扬名单里张少华的名字触动了江青的神经,让大家最为错愕的一幕发生了,她情绪失控,自曝花边新闻,激动万分地大讲她家的阶级斗争,声色俱厉地指责张少华,和她的妈妈张文秋,真是“语不惊人死不羞”。所有人都愣了,傻了,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多想,谁也不敢多说。首长也有喜怒哀乐,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大出风头,是颗耀眼的明星,伶牙俐齿,字字珠玑,口若悬河,据说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还用皮带抽了张承先,开创了主席台上打人的先河。众人膛目街舌,台上视而不见。江青把她搂到怀里,又拥抱又接吻。毛在各清华附中的信中大加赞扬,热烈支持,历史上有此殊荣的也不多。

我们轻轻松松,二次解放,又一次顺风扯帆,随波逐流,在一片群情激昂中,人人反对工作组,全部当上造反派,当然这回又是“奉命造反”。不大硬气,所以在北大不大用“造反派”这个词。当夜就有人到外校宣传,掀起第二次来北大参观热潮。北大两次被别人解放,却两次成为学习的的样板,点燃了全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烈火。这个文革策源地,是不是不大光彩,有点讽刺性?我自己是暗自庆幸,没有给我保工作组的机会,又避免一次大错。

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是毛刘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毛孤注一掷,力挽狂澜,以少胜多,惊天回转,等于又一次遵义会议,靠的是群众运动这张牌,挟百姓以令诸侯,秘书秀才组成的中央文革立了汗马功劳,从此雀起,炙手可热,威风八面,权倾天下。“天下大乱”战胜了“计划有序”,其中是是非非,我没能力评说。但是它对人们震撼和冲击,触及灵魂。第一张大字报点了火,赶工作组才真正思想解放。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被彻底颠覆:一,群众运动必须有领导,否则会混乱无序;二,对基层党组织不能说不字,否则就是反党。全国大乱,高校一级领导完全摧毁,“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有造反精神的人脱颖而出,没有的也要壮壮胆子,反。

这是延安整风后又一次大规模意识形态改造工程。反对党的基层就是反党破除了,而反对党的最高领导就是反党更牢固地树立了。1943年3月,刘少奇就提议,毛有在中央最后决定之权。现在毛高于一切,一切要统一在他一个人思想之内。延安整风在党内,这一次是在全国,破字当头,破除所有人的威信,只立毛。

北大工作组被撤销,解散返回原单位,只有个别系后来又把他们拉回来重批了一下,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派人用来压另一派。后面的事是清余毒,在我们年级的一次辩论大会上,对各班文革小组是否执行了资反路线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文革中当红的前面说的第一第三类同学,他们否认,另一派是第二类草根,痞子,说执行了。我上台发言,反戈一击,承认我自己,我们文革小组,执行了工作组的资反路线,镇压了群众运动,应该向同学道歉。这次辩论奠定了我们年级分派的基础,我的发言是一次重要的立场选择,表明我和曾经身在其中的那股势力彻底决裂,本来对我有意见的人改变了印象。这一表态也使我们这一派在声势上取得了胜利。

其实对资反路线的认识并不是关键。说白了,是“合不来”,“看不惯”,尿不到一个壶里。我虽然属于因循守旧,缺乏造反意识,但是更主张人生而平等,看重人缘关系,厌恶“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作派。有的人张口闭口受阶级迫害,别人是“修正主义苗子”,我感到压抑,反感。大家都可以革命,为什么天生分优劣,拼爹。这个“站队”决定了我一生的轨迹,但当时是顺理成章,没有经过什么思想斗争。

接着,各班级的文革小组解散了,7.28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9.11正式成为校文革,一统天下,邓朴方也代表技术物理系当了校文革委员。原来说是学习“巴黎公社”式公民投票,群众酝酿,直接选举,随时可以罢免,云云。我当时真以为这将是国家组织的新形式,还找了书和资料,研究巴黎公社,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也没人去较真。“巴黎公社”,“北京公社”从此绝口不提。

北大完成了改朝换代,大概是全国第一。万众一心,拥护聂元梓,她是北大的英雄,反了陆平,又反了工作组,毛革命路线在北大的代表。拥护她就是听毛的话。八月初,她列席了决定亿万人命运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应她的要求,毛给北大校刊题词“新北大”,此乃传世至宝,影印件贴在大饭厅东墙,全校欢呼雀跃,高呼万岁。题词写了两遍,毛甚至说不满意还可以再写,聂元梓竟有这么大的面子,手眼通天,她的光环更加鲜亮。

所谓“五十天白色恐怖”结束了。后来全国出现了一个平反热潮,承认大规模搞错,一风吹,党史上首次。北大特殊,没有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这一过程走了过场。五十天,应该包括618之前,黑帮权威们受害最重,恐怖最深。可是,学生解放了,平反没他们的事。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前18天是“红色恐怖”,还是“白色恐怖”?既然五十天里,毛发动了运动没有领导,大权旁落,这段时间也也配称“史无前例”吗?

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问题不仅不一风吹,校文革还要紧紧把住与他们斗争的大方向。聂元梓掌权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黑帮大院”,也叫劳改大院,俗称“牛棚”,反革命黑帮们,反动学术权威们集中生活,集中思想改造。国政系的一个调干生,文革常委,当上院长。“群众专政”是文革一大发明,就是私设公堂,自建牢房。全校性牛棚设在民主楼外文楼后面的三排平房教室里,用苇席围成墙,由最可靠的人把守和管理,有一次我路过想去看看,老远就被拦住。那是机密之地,敏感之地,神秘之地,里面充满了血腥的阶级斗争,刑讯逼供,凄风苦雨。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其他地方建了十几个分部。“牛棚”也是北大一大创举,本有专利权,无私奉献,盗版不究。各地纷纷来取经效法,依葫芦画瓢,迅速推广全国。

“牛鬼蛇神”们经常要拉出来游斗一番,满足校内外人们的好奇心,奚落嘲笑,唾口谩骂,人格侮辱。在这种场合,我也有恻隐之心一闪而过,但是另一个声音立刻出来:要站稳阶级立场!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毛在讲翦伯赞时说,“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如此具体,这些人有活可派了,打扫厕所楼道,清理垃圾,脏累专业户,但更多的是在草坪上拔野草,北大草地多,此成一大景观。赤日炎炎,绿草茵茵,星星点点地分散着一群声名显赫,学富五车的老人(比我们现在年轻多了),头戴草帽,手提小筐,有的拿个板凳,有的坐在地上,分片包干,不许交谈。他们埋头作业,精神专注,极为认真,像是在实验里精心除去产物的杂质,又像是推敲文章中删去多余的字词。他们本身就是“毒草”,拔野草要联想自己。陆平也干过这个活,围观批斗的人太多,收回去了。看着这样的场面,我会认识好多人。有个付鹰,一级教授,我一进北大就听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化学系一宝,还当了副校长,据说脾气很坏。学霸一个。现在一看,小老头,耷拉脑袋,不敢看人,神气全无。后来成为我研究生导师的冯新德,三十多岁回国在北大任教,每天拉洋车的接送,那时刚刚五十岁,瘦骨嶙峋,手无缚鸡之力,也得干粗活。

这些人是我过去敬仰的对象,也曾是我理想的目标。现在斯文扫地,落入灭顶之灾,我们革命者的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正是以他们的腥风血雨为代价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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