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一
分类:

0.gif

                                                        ----作者:陈小津

编者按:陈小津,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之子。2009年4月,陈小津出版了他的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一

上海乱相

当我父亲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酝酿,并由远及近,不露声色地袭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撤销了他们的一切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原稿中特意加写进去的。

以“五一六通知”的逐级下达贯彻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任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核心成员。6月2日,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张春桥,副组长杨西光。

从6月1日开始,由康生、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中央媒体,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欢呼北大的一张大纸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文章。《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上海媒体纷纷转载,步步紧跟。

此时的“文革”运动还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进行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的5月11日,市委就发出了一个电话通知,指出正在深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应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参加这一场斗争,同时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遇到政策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使得这一场重大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康地开展。

6月初,华东局召集华东六省一市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上海开会,传达贯彻5月在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我父亲抱病参加,叶飞、江渭清、许世友、江华、谭启龙、方志纯、李葆华、魏文伯、杨尚奎、刘俊秀、韩先楚等出席了会议。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与会的老同志们事先已感到当前政治气候的严峻。他们对“五一六通知”里提到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样的字眼觉得很难解读,所以在发言的人都不像以前那样踊跃,言语很谨慎,几天下来会议气氛总是活跃不起来。会议期间,在杭州的毛泽东通知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代表们前去谈话,其间并没有讲“文化大革命”问题,而是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问题。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怎么搞,搞了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这些华东地区省市的第一书记们仍然不明就里,心中无数。

几天后,毛泽东乘坐的列车路过南昌,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方志纯等几位江西省委负责人。毛泽东听了方志纯等的简短工作汇报,见到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毛泽东还笑着对方志纯等人说:“你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打倒!”方志纯等顿时“如释重负”。

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里,也谈到了“通过运动,练练兵”的想法。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了他对林彪炮制的“天才论”的忧虑。他讲到:“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还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同时,毛泽东也谈到了他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考虑。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种一会儿给个宽心丸吃,一会儿又当头棒喝式的做法,更使得这些高干们找不到北在哪里了,只好各取所需,把事情往好里想了。

在上海,上海市委于6月10日组织了一场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全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曹荻秋作动员报告,要求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同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注意掌握政策。会议宣布,仿照北京市的作法,向教育系统及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等部分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只能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但是,由于蓄谋已久的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兴风作浪,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还同时掌控了上海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种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便不断在上海出现。例如,张春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为诱饵,先后“钓”出了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八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通过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给他们强行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帮分子”、“‘三家村’学者”等大帽子。拿这八位名人开刀祭旗,上海“文革”运动一开始就迅猛异常,“大鸣、大放、大字报”横扫一切,洪流滚滚,高潮迭起。有的单位提出“横扫”、“纵扫”、“直扫”一起扫。有的单位提出“上下左右都可以揭”,“党内党外一起揭”,党委“引火烧身”……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笼罩下,上海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越来越不正常了。

我所在的交通大学,6月27日晚和28日先后有三十多批、近两百名学生到市委机关上访。他们情绪激动地要求市委负责同志回答一个问题:“交通大学党委是不是革命的?”事件的起因,是交大数学教研组一位老师贴出了一份由他弟弟从清华大学转寄来的《北京林业学院访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讲话记录》,里面说:“这次运动的主攻方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前首先是要搞掉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党委,而不是几个教授……运动依靠谁?谁革命就依靠谁,谁也没有提依靠党、团组织,你们知道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很快,校园内针对交大党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出现了两派意见相左的大字报。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两派师生都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给予明确回答。

社会上类似的骚动事件渐渐多起来了。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开始出现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混乱现象。

那个时期,曹荻秋伯伯经常跑过来看我父亲。谈话中,他们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不正常现象感到十分困惑,对每况愈下的教学、生产和社会秩序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一同商量对策,力求把握好方向,控制住局势。

为了确保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上旬、下旬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一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计划、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上海市委完全赞同这一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并就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生产中已受到的消极影响及建议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向全国各省、市批转了这一报告,并在按语中批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当前生产中出现的事故增多、某些产品产量下降和有些科研项目生产技术协作中断等情况,需要注意研究解决。其中所提四项措施,各地可参照办理。”

6月下旬,上海市委接到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乱斗事件,北大工作组采取了以系为单位召开师生大会的办法,明确指出乱斗有害于革命运动,规定再批斗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市委及时传达贯彻了这一精神。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和北京大学的报告显示想要扭转文革出现的失控状态,把运动纳入在党委领导下的可以控制轨道,让这场“演习”赶紧走过场,避免滑入祸国的灾难,但是他们或是没意识到毛泽东要的就是“天下大乱”,或是意识到了,出于忧国忧民,不惜性命去堵决口,果然,到了8月5日,中央又宣布已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从此,上海乱斗成风,形势急转直下。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曹荻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先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复信说,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要求他们“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几天后,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被牵连。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精神迅速传遍全国,一时群情鼎沸,“造反有理”等口号声四起。在上海,街头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仅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就有6000多人到街上通宵达旦地游行庆祝。他们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像吃了K粉、摇头丸似的不知疲倦,高呼口号,到上海市委所在地送上喜报和决心书。8月18日,北京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佩带上了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章。这一历史性的画面,极大地刺激了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带进了一个举国颠狂的时代。

那些噪动的红卫兵,都是与我一样热血青少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对党无限忠诚,疾恶如仇,但是,因为天真单纯、未经风雨,在林彪、“四人帮”蛊惑、煽动下,吸食了政治毒品,成为“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人民日报8月30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中的提法。)

上街扫“四旧”,是红卫兵介入政治运动的开始。8月18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中鼓噪:“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扫“四旧”,经“中央文革”控制的舆论媒体大肆吹捧后,迅速波及全国。上海红卫兵从上街改路名、换招牌、剃“大包头”、剪奇装异服开始,发展到了砸、抢、烧教堂、庙宇、坟墓、文物古迹、文化典籍等,甚至干扰公私合营、个体工商户经营等正常商贸活动,进而发展到了大规模残害“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打人,抄家,做出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从8月下旬开始,率先起来造反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全国,传播革命造反的经验,从而掀起了全国大串联的狂潮。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的人数最多,其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相对集中的有三批。

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是8月20日后陆续自发来到的,人数有几千人。他们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引起很大社会震动。8月30日,他们把上海市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欢迎会变成了声讨上海市委批判会。大会后,他们连续数次冲击市委机关,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亮出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幅标语。这下可犯了众怒,上海是什么地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长期的驻在地,举行过三次革命武装起义的英雄城市,有着“大上海”优越感的上海人从来领风气之先,不甘人云亦云。上海绝大多数群众干部不能接受北京红卫兵的观点,这些撇着京腔的小把戏只要一露面,就有群众、学生、干部自发组织起来与他们辩论,不管论水平还是比嗓门,都使他们颜面扫尽。北京红卫兵认为这是上海市委对他们组织的围攻。

得知战友们在上海嘬了瘪,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立即组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于9月10日杀奔上海,这批人有数万之众。他们戴着一尺多宽的红袖章,拎着流星锤似的铜扣皮带,横眉立目到处煽风点火,揪斗、打人,制造“红色恐怖”,甚至还制造了涉外事件。我记得他们曾贴出这样一副对联:“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是:“谁敢翻天!”仅三天内,他们就制造打人事件30多起,有上百人被打。

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是10月左右在江青、张春桥的煽动下来沪并组织起来的。他们组织了众多的驻沪联络站,参与了上海的夺权斗争。他们与一些工厂的反动派串连,煽动工人起来“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打倒上海市委”。

外地红卫兵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给上海市的接待工作造成巨大负担。不到两个月内,来沪红卫兵总人数近38万!我所在的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人,可住进去的外地学生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到7000多人。

随着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上海的串连活动也如破堤之水,一泻千里。不仅大中专学生和中学生北上串连,连部分小学生、机关干部、农民也参与其中。大串连行动造成铁路运输高度紧张,甚至造成了上海部分红卫兵拦阻列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的事件。大串连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上海市的正常工作,特别是越来越影响着上海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

周恩来总理特别关心和挂念上海的形势,对上海的混乱局面一直非常着急。上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又是全国的交通枢纽。

9月中旬,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我父亲,我父亲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有关情况。周总理明确表态说“你们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要大胆地讲”,还要我父亲立刻把他的话转告曹荻秋。9月14日,周总理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面对日趋混乱的上海局势,我父亲十分忧虑。虽然他病弱的身体还需要静养,但外面各种吵杂的声音已使他寝食难安了。他感到,身为上海这样一个重要城市的主要领导,他有责任确保上海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在他督促市委努力稳定局势时,在“中央文革”的不断煽动下,串联、造反越演越烈,使许多党政机关陷于瘫痪,交通运输陷入空前大混乱,部分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宣告停产。中央到底要干什么?怎么一脚踩刹车,一脚轰油门呢?9月30日,我父亲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党中央的最新精神。他了解到,党中央听取了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总的精神是“要保证今年计划的完成,要保证明年计划不受影响,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扭转过来。”中央还指出:“当前铁路运输问题最大最多。中央、国务院、军委要发出通告,火车轮船要正常运输,红卫兵不能随便上车上船、阻拦火车。”“学生串连问题,决定中学生不串连了,小学生要很快上课,中学生慢慢恢复上课。”我父亲立即把中央精神传达给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并一同商量稳定局势的措施。

我父亲的动向引起了林彪、江青等的严重关注。

“江妈妈”的蜕变

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有一次,陈老总向毛泽东建议,请江青到华东地区去搞搞调查研究,借机会散散心,这样也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江青的胡搅蛮缠。毛泽东很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领导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我父亲在无锡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

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曾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宋庆龄、邓小平等拍过照,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于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于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总理见状,就过来请陈老总。他和江青走到陈老总房间门口时,江青站住了,总理自己进去了。没想到,总理不仅没有中断陈老总下棋,反而站到他身边帮他支招,助他早点解决“战斗”。江青就很不高兴地站在门口嘀咕着:“你看这个恩来,就有这份耐心,他是真会做工作哟。”此事虽小,但足以看出周总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显不同。

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江青还饶有兴致地问我:“小津,你要考大学了吧?我的女儿,我原来也想让学军工的,如学船舶什么的,但因都是女儿,就没有让她们学。你准备考哪个学校?”我说:“还没有定。”她就说上海交大很好,又是为海军服务的,劝我考交大,还点了一通其他军工院校的缺点。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分,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我认为,她对我父亲的好印象,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父亲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没有出现“文革”中公开爆发重大冲突对决的场面,她没见识过我父亲的党性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讲,江青并不真正了解我父亲。

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千夫所指的野心家,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江青在解放初期患的疾病,对她的生理和心理伤害都比较大,甚至使她时常出现了病态的心理反映。而且,江青自感到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后,江青由于长期养病不工作,游离于组织和群众之外,缺乏实践锻炼。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中,她经常感到怀才不遇,总想崭露峥嵘。而她性格上的自以为是的弱点,更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扭曲程度。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很多跟随毛泽东革命的老干部、开国元勋们,对没有当过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没有在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的江青,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以为然。更何况江青并不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并且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绯闻不断,所以尽管她曾经是要求上进的,但在党内还是被大多数人瞧不起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报复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归根结底,江青的下场还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胀的政治野心造成的。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奋,经常睡不着觉,身体上各种毛病也表现出来了。6月29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转述了我父亲、魏文伯等市委领导对她的建议。我父亲他们对江青说:动不如静,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如医疗、住房等都相对好一点,希望她在上海多休养一段时间。7月8日,久未与江青通信的毛泽东回信了,信中对江青谈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父亲虽然对江青一直很关心,但通过叶群的热情相邀与探望,江青的两次请吃,张春桥的谈话,以及“老夫子”陈伯达的故作姿态,已经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绝了江青一伙抛来的“橄榄枝”,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打倒的命运。但是,江青一伙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些野心家们的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违背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我父亲这些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断然不会上他们的“贼船”。在几十年残酷的武装对敌斗争中,他们已百炼成钢,无论遇到何种惊涛骇浪,都始终不会失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信仰,都不会失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他们必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含糊,绝不会暧昧,绝不会“骑墙”,更不会倒戈。这就是我父亲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即使面对着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也必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江青对立面的根本原因。江青等始作俑者“全心全意”拉我父亲“入伙”的企图,自然而然要落空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的两顿请吃令我父亲备感压抑,而陈老总请吃的一顿饭却令他感到无比畅快。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提起张春桥这个人,实在应该多费一点笔墨,勾勒一下此人的嘴脸。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曾以他擅长的诗词,给张春桥画了这样一幅像:“一付鹰鼻眼,阴阳怪气声。沪上有识者,早已知其人。借得戏改革,勾结女江青。拍马得赏识,从此上青云。文化革命起,狗头军师称。躲在阴暗处,专门陷害人。”

1952年,我父亲调到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时,张春桥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从那时他们就认识了。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张春桥一直是在我父亲的领导之下。

张春桥的父亲是一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3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动的“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他化名“狄克”,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8年1月,张春桥混入延安,当年8月又混进党内。他长期隐瞒了其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其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

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当了日本特务。

张春桥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工于心计,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此人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对于张春桥的为人和他夫妻俩的历史疑点,我父亲是了解的,上海市委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审查,但张春桥深得柯庆施的器重、庇护,后来攀上江青。

1958年9月初,柯庆施从北戴河会议上回来,把有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精神告诉了张春桥。张春桥摸准了柯庆施的脉,投其所好,立即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登载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人民日报10月13日予以全文转载。张春桥顿时名声大噪。柯庆施后来到郑州开会时,就把他也带到了会上。薄一波后来评论说:“张春桥文章的发表和讨论,为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民财富的‘共产风’的蔓延滋长进一步制造了舆论,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理论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

1964年3月至5月,江青来上海搞所谓的“戏剧改革”、“文艺革命”时,向柯庆施提出要一个助手,挑三拣四,都不称心,经柯庆施介绍,江青看中了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张春桥从此与江青搭上线,开始了狼狈为奸的勾当。

在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京剧现代剧《智取威虎山》过程中,张春桥竭力吹捧巴结江青。该剧上演后,张春桥曾对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讲:“应该这样向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你要知道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总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看。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这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

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都到了厚颜无耻地步。京剧《沙家浜》上演时,张春桥对当时文汇报社一位负责同志说:“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文革”爆发后,张春桥更是步步紧跟江青,捧江青为他们一帮人的首领,公开宣称“上海是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其实,张春桥追随江青并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另有所图。从他的老婆李文静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写的一份交待材料中,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用意。李文静写道:“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捞政治资本……后来张春桥去了。张放弃了一切工作,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张春桥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主意多变,而且今天刚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就全盘否定,好象以前的话她根本未说过一样。估计可能是从主席那里听到什么风,马上改口,又不承认自己原来说错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她怎么说就怎么办,我还能给她捅穿了?她那个自尊性可强呢!’……”“我劝他和江青疏远点,他瞪着我大声说:‘不通过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除了一己私利,以“革命理论家”自居的张春桥毫无信仰可言,信义可言。

江青曾在《为人民立新功》的那次臭名昭著的讲话中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后来据朱永嘉等“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交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时,张春桥却暗中向主要被批判人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透露了消息,企图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刊出前,张春桥假意叫人拿着“清样”,找一些学术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文章原封不动地发表后,张春桥亲自指使文汇报社出面召开所谓的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只说是内部谈谈,听听意见,不会抓辫子。而当大家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姚文元乱打棍子、捕风捉影,硬是把学术争鸣扯为政治问题的蛮横霸道作风表示反响强烈时,张春桥才凶相毕露:“这一下好了,有了靶子了!”他还不加掩饰、得意洋洋地把这一手法称为“引蛇出洞”。结果,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上海一大批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惹火烧身,有的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同样,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两篇文章出笼前,张春桥也假惺惺地把稿子送市委负责同志审阅。对《评〈三家村〉》文章中关于“挖根子”的提法,当时曹荻秋持反对态度,这也成了他在“文革”中遭受疯狂揪斗的一项罪名--“破坏对‘三家村’的批判”。

上海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并不是对张春桥及其妻的历史问题不追究。他也有过心惊肉跳,甚至想与李文静离婚,以求自保的危机时刻。

我父亲的老部下、原上海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对张春桥的阴险奸诈深有体会,对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早有了解。他说:“张春桥对我们这些人,一贯盛气凌人,以马、列、毛理论专家自居。但在1956年审查干部时,他却告了‘病假’,灰溜溜地在衡山公园埋头散步。那时我曾经问过曹荻秋,张为何情绪不高。曹低声告诉我,组织上正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他入党、入伍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但不久,由于柯庆施发话,张的审查就‘保护过关’……”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我在“文革”结束后还曾先后问过我父亲和魏文伯。他们都跟我说确有此事。我父亲曾长期主持上海市委的常务工作,并一直分管上海的干部工作。魏文伯也在上海市委长期分管干部监察工作。他们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都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父亲“文革”结束后就任湖北第一书记期间,曾就此事问过5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同志。安子文说:这事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柯庆施坚持要一提再提。

魏文伯后来也向我讲了柯庆施包庇张春桥的事实。那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我父亲、胡立教等老同志在会上提出:魏文伯的问题拖到现在有好几年了,为什么还不解决?会议把他们的发言登在三中全会的简报上,这才促使当时的上海市委加快了解决魏文伯问题的步伐。12月30日,党中央批复了上海市委关于解放魏文伯的报告,并且任命魏文伯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之后,因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厂桥附近的中直招待所。我去看魏伯伯时,他跟我讲,张春桥本来要调离上海市的,可后来没调走,留下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柯大鼻子”柯庆施还是要重用他、提拔他,又把他介绍给江青。

对于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上海市委每位领导都知道她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由于得到了柯庆施的庇护,李文静一直留在市委的机要部门担任要职,甚至还要提拔。据范征夫回忆,有一次市委常委会讨论提拔李文静当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的干部问题时,他列席了会议,并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历史组织结论,有严重政治问题。心想: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提拔任命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就连她现在担任的市委办公厅三室主任也不适宜。当然,那次她的任命‘建议’,由于柯庆施不在场,陈丕显主持会议,被市委常委们否定了。”柯庆施死后,张春桥为避嫌,重提将李文静调到人民日报、新华社驻上海站工作,去给该站当时的负责人杨英当助手。此事上报后,时任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的吴冷西早闻其女人的刁钻跋扈,敬谢不敏,这件事就耽搁了下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宋季文曾也这样对范征夫说起李文静:“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当心。”“张春桥是柯庆施的大秘书,她是张春桥的管家婆,如果她在张面前说三道四,再传到柯耳朵里,对你很不利。”

“文革”中,张春桥成为上海的“太上皇”,李文静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她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等工作,享受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政治待遇。正如徐景贤于1977年2月交待的那样:“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曾经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大野心家康生,因与“四人帮”起了内讧,1975年底,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向毛泽东“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说这件事他在延安时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实际上,中央和毛泽东之前并非不知道张春桥和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披露,周恩来与小平在1973年4月9日有过一次推心置腑的谈话,一向言语谨慎、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周恩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1974年12月22日到27日,周总理不顾重病在身,赶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为大权不旁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了最后的一搏。那一次,周总理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就坦诚而又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问题。

但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像张春桥这样一个奸佞,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时,可以追腐逐臭,曲意逢迎,在柯庆施、江青的豢养、提携下,由一个因历史问题要被调走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反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直爬到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爬到“中央文革小组”核心成员的位置。但是,这种阴谋家、野心家只能得逞一时,不能得意一世,最后粉身碎骨,遗臭万年是其必然结局。

野心家的“赌博游戏”

在处理“安亭事件”时,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及其阴险的政治野心更加暴露无遗。

1966年11月12日午夜,刚从北京飞过来的张春桥,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小将”的陪同下,直接来到了安亭车站。与王洪文、潘国平等“工总司”、红卫兵头目谈判过程中,张春桥一方面搬出陈伯达的电报,说这封电报“党中央都知道”、“请示过毛主席”,说阻拦列车造成铁路交通运输中断将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你们这样干是犯法的,是要杀头的”,想把这些人吓回去;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引导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极力讨好他们,说:“上海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过去都是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办事”。张春桥当场信誓旦旦地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回去不整你们,我可以通知给各单位。”张春桥甚至还厚着脸皮恳求道:“最好你们给我这样一个荣誉,打电话给中央,说我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向中央汇报,向领导同志汇报,转告毛主席,说你们很听毛主席的话,叫你们回去都回去了……”

在其他造反派对张春桥的话将信将疑、懵懵懂懂的时候,最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洪文却从这番话里嗅出了味道,赶紧靠上去表示“同意”。这样,王洪文既帮了张春桥大忙,又得到了张春桥的好感。12日中午时分,王洪文率领本厂的人爬上汽车,带头先回上海了,而另一个造反派头头耿金章信不过张春桥,带领约500名队员执意北上,后来步行到了苏州。

上海市委了解到安亭车站的情况后,12日当天即向各单位发出了“沪委[66]第113号”文件。文件中说:“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起闹革命、搞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二、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工厂敞开大门,欢迎浪子回头,可造反派头头黄金海等人想想又后悔了,闹了半天,闹得鸡飞狗跳墙的,最后除了张春桥开的空头支票,什么实惠也没捞到啊,就聚集在文化广场,大叫大嚷:“北上的人还在步行去北京”,“问题根本没解决,我们不能走”……

从当时的情况看,如果按照市委的第113号文件继续做些疏导工作,问题是可能妥善解决的。但是,张春桥获悉此事后,却另有打算。13日上午,张春桥自行决定到文化广场再度同“工总司”头头谈判。

中午,上海市委得知了张春桥要与“工总司”谈判的消息,立即召集常委们开会,让张春桥也来参加。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研究,绝大多数人认为:绝对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绝对不能承认这批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阻列车的行为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会上对此并未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曹荻秋为了慎重起见,会议中间挂电话到北京,向陶铸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想法。陶铸当即表示同意,并指出张春桥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曹荻秋担心张春桥过后不认账,就要张春桥过来直接接听陶铸的电话。陶铸又严肃向他重申了不能承认“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不同意“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表示同意上海市的处理意见。张春桥口头上表示要按照陶铸的意见办,可他此时已经心怀鬼胎,决心玩一个步步为营的“政治赌博”游戏了。

当天下午3时多,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开始与“工总司”头目潘国平及北京部分红卫兵、交大红卫兵“反到底兵团”头头等谈判。一开始,红卫兵指责陈伯达的电报是错误的,张春桥不该去安亭把工人们动员回上海,应该支持他们上北京告上海市的状。没想到张春桥马上接过话茬,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写的,是“受骗上当”,而他本人也是在安亭车站听了“造反队员”的“控诉”后才了解了全面情况,并说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相信如果陈伯达了解了情况也会同意张春桥的看法的,等等。谈判期间,王洪文通过黄金海知道了谈判的消息,连忙匆匆赶来。

在红卫兵的帮助下,“工总司”草拟了他们的“五项要求”,主要包括: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逼去北京控告的革命行动;

三、这次造反造成的铁路运输中断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令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喜出望外的是,张春桥看了这“五项要求”后,立即表示同意,还建议在第二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就是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最终,张春桥在这“五项要求”下面大书两个字:“同意。”王洪文抢先抓过这张纸,跑到文化广场的讲台上向“造反队员”们宣读这一“好消息”。

意犹未尽的张春桥还走到讲台中心,对下面的“造反队员”说,他之所以同意“工总司”这五项要求,是由于“上海市不支持你们,我支持你们”,还说什么“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你们要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在他的挑拨、煽动下,台下大声喝采,一片狂呼乱叫。此时的张春桥,俨然成了这股“造反”力量的“救世主”,他不仅把几小时前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谈判原则全部抛弃了,还把上海市委及曹荻秋统统出卖了!

张春桥从文化广场回来,没有与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同志联系,却急切地与陈伯达通了电话。晚上,陈伯达打来电话说,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张春桥的汇报,他和江青都认为张春桥对“工总司”这个组织及对他们的行动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同时,陈伯达表示他原先写的电报“太匆促了”……

1966年11月13日晚上,正在西郊宾馆养病的我父亲从前来汇报工作的曹荻秋、魏文伯那里知道了张春桥当天在“安亭事件”问题上阳奉阴违的卑劣行径,非常气愤,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问个究竟。

陈伯达因为是福建人,说一口一般人听不懂的闽南方言,所以他开会讲话、对外表态或接听电话,经常让王力“做翻译”。我父亲打通陈伯达的电话时,王力的声音先冒了出来。我父亲就很生气就跟他讲:“我也是福建人,我听得懂老夫子的电话,用不着你来当翻译。”听到陈伯达的声音后,我父亲随即严词责问他:“第一,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就同造反派签字?第二,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令?有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令、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令、违背政策的协议?”“为什么张春桥签字以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

陈伯达被问得无话可说。但那时,陈伯达已与张春桥通过电话,也与江青商量过了,所以他一反此前反对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的态度,吱唔着说什么“要让春桥大胆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给他这个权”,“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陈伯达还劝慰我父亲:“阿丕,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呢?我们好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后来,我父亲的这次电话,成了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项“罪名”。江青听了陈伯达的告状后,十分恼火地说:“没想到陈丕显给伯达同志打电话,态度那么坏,一句一个为什么。”

11月14日上午,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知道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所干的勾当。在当天曹获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们的批判,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的签字,使张春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然,这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

市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曹荻秋再次给陶铸打电话,汇报了有关情况,把市委与张春桥的矛盾与斗争报告了中央委员会。下午5点半钟,陶铸回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工厂文化革命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进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组织,联络性质的组织可以,但不能建立机关;搞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以外,可以交流经验。春桥已同意,那要做工作,改变性质,要春桥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很显然,张春桥串通中央文革造成的既成事实和来自毛泽东的压力,使得陶铸不得不退了一步,他想用釜底抽薪的做法平息事态,使“工总司”由全市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变成联络性机构,并且要求张春桥做“工总司”方面的工作,要求上海市对当时为数众多反对“工总司”这种“造反”行动的人们也做好相应工作。

上海市委根据陶铸的电报批示,14日当天就给各单位下达了一个口头通知,内容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搞起来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就同意了。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已经建立了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要按照中央这一精神,加以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

而此时,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却说,中央常委会同意了张春桥的作法。原来,上海方面对待“工总司”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常委扩大会开了会。会上,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工总司的要求,并且还拿出宪法表示工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显然是针对着我父亲的。很明显,是陈伯达把我父亲电话中所讲的都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才亲自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并且拿出了宪法作为同意工总司的依据。这让张春桥感到腰杆更硬了!

11月15日,张春桥胁迫韩哲一、曹荻秋去了苏州,与步行北上到那里的耿金章一伙造反派进行“谈判”。耿金章提出了一个更为苛刻的“五项要求”,除包含了与文化广场造反派所提的类似内容外,还要求“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要上海市委用“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这里,耿金章竟把“安亭事件”一些群众揭发“工总司”拦阻列车、破坏交通交通运输的真相称之为“谣言”。没想到,张春桥不仅表示同意耿金章等的要求,还拉拢、煽动这伙人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

对于耿金章的无理要求,曹荻秋坚决不同意。他与张春桥在苏州争论了两个小时,拒绝签字,并表示:“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凶相毕露,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最后,曹荻秋不得不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他和韩哲一不得不与张春桥一起在耿金章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字。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父亲又给陶铸打电话汇报此事。陶铸同志明确表态:“张春桥的做法是错误的。看来这个人不仅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还可以通过这件事,看出他的品质有问题。”

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态度上,我父亲、曹荻秋等市委主要领导与张春桥尖锐对立,短兵相接。但是,迫于最高领导已表态的压力,上海市委不得不将“工总司”的“双五条”内容印发全市,使自身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境地。从此,曹荻秋等市委领导陷入了各造反组织揪斗的重围之中。

张春桥和王洪文终于“赢”了这场“政治赌博”游戏!其实,“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自己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张春桥一开始心里并没有底的。他明白,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与他共同“押宝”玩“政治赌博”游戏的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在解决“安亭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张春桥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卑劣人品,使得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也感受到了。总想又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张春桥专门到我父亲住处,来解释他不得不签字的苦衷。我父亲冷冷地说:“你既然来了,你既然签字了,那你就不要回去了,你就留下帮助荻秋、帮助市委把今后的工作做好吧。”

父亲说这话不仅仅是出于愤慨,而是事出有因,别有用意的。因为10月份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找我父亲汇报工作时就讲过,毛泽东要他和姚文元早些时间回到上海,帮助市委工作。而当时张春桥借口北京有些工作没有处理完,就一直拖着没有回上海。事实上,那时他认为时机还未到,不敢、不想也不愿回上海。通过这次处理“安亭事件”我父亲意识到张春桥的政治阴谋,他不愿意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再被耍弄;他想把张春桥留下,在市委的领导下把他推到造反派的面前,这样既可以减轻曹荻秋的压力,以收“借力打力”的效果。狡诈的张春桥哪肯上这个当,又借口江青要找他修改稿子,很快就离开上海回北京,遥控上海造反派,坐山观虎斗了。

(待续)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节选一
节选二
节选三
节选四
节选五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