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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钟恕尧

二十二.  传奇--政治逃犯

我們都叫他“大江”,他是勾文海的一位親戚,文質彬彬,與我們同年。和我們幾個同學關係相當好,也是我的好朋友。當時,他是一名工廠裏的電工,成分“黑五類”子女。勾文海的大哥“私裝短波收音機案”之所以“暴露”而被捕,就是發端於他。

大江是一位英語學習的狂熱愛好者。但是,六十年代社會上的英語教科書、英語資料中充塞著大量極端左傾的政治語彙,根本不不可能學到真正的英語。多數想要學到正宗美式英語的青年都偷偷地收聽美國之音專設的“英語九百句”教學節目。自然,多波段的短波收音機是唯一的收聽管道,而文化大革命中市面上根本嚴厲禁止生產、出售短波收音機。勾文海的大哥勾文慶是一位無線電廠的技術員,人極聰明,他私下組裝了抗干擾性能頗佳的短波收音機。於是,作為親戚,大江也得到一台勾文慶私裝的短波半導體收音機。這使大江狂喜不已,視為掌上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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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勾文海左手拿著的就是他哥哥成批組裝的短波收音機之一。

正如巴爾扎克在《 歐也妮.葛朗台 》中說的那樣:“人世間就是這點可悲,沒有一種幸福不是靠糊塗得來的。”大江的幸福感持續了沒有多久,緊接著,一場與短波收音機有關的“囹圄之禍”降臨了。                                               
說來也是劫數,1972年某天,大江的廠裏突然發現所謂的“反動標語”,廠保衛科開始排查可疑的作案物件。於是,黑五類及其子女則順理成章成為主要懷疑對象。當晚,一幫人徑直闖進他家,推開大江家忘記鎖上的房門,恰逢大江戴著耳機(中央商場買來的、類似於諜報員的那種大型耳機)正伏案在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九百句”節目, 而且還在作記錄。這個場面簡直是老電影“永不消失的電波”裏鏡頭的再版。幾個造反隊員馬上沖上去把他的頭緊緊地摁住在桌子上,摘下他的耳機,一聽廣播內容,即刻“確鑿無疑”地認定了大江就是反動標語的作案人。

至於以後如何對待他,我不得而知。反正他馬上被捕,暫時拘押在看守所。據大江出獄之後告訴我,偵訊人員軟硬兼施、欲擒故縱的誘供方法如何五花八門。(這裏我沒有必要一一贅述了。)最終,他不得不招出短波收音機來自勾文慶。於是,勾文慶當即被捕,接著公安局又開始排查出一大批與勾文慶來往密切的嫌疑者,基本上都是我們班同學,如程本甯、李兆鐘、宋谷春、黃欣等等。

更富有傳奇色彩的是,在看守所裏,由於大江不堪“船長”的虐待,(據大江告訴我,就是獄霸。被犯人們稱為“船長”。新犯人剛進獄,就會被一頓暴打,船長然後掏光你身上的財物,還必須低聲下氣聽命於他的任何要求。據說,這種獄中“規矩”至今依然普遍存在。)一天晚上,大江居然扮裝成清潔工,壓低帽檐,鎮定自若地走出了看守所。

他越獄後,身無分文。現在的青年人根本不清楚,那個年代,即使有錢、沒有糧票也得活活餓死。他首先想到,不能夠再到任何親友家去了,毫無疑問,民警肯定在那裏等著他。於是,他急中生智,突然想到李兆鐘曾經帶他去拜訪過的一位有名的女翻譯家羅玉君的家。(她是中國第一個翻譯“紅與黑”的著名法文翻譯家,1927年去法國留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名女博士。她的譯文至今是現在外語大學法文系教科書的範文。)

他進了羅家後,一五一十地講述了自己的目前境況,據那位老太太事後告訴李兆鐘:“那時候我真是嚇得渾身蔌蔌發抖。”儘管,她與大江僅僅是一面之交,羅玉君還是極其慷慨地給了大江十斤糧票和一些錢。(那時候,老年人大約每月25斤糧票。要知道,十斤糧票相當於老太太近半個月的口糧。)於是,大江深深道謝之後,又壓低帽檐匆匆離開羅家。

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程本寧(那時他正在上海家化廠當供銷員)那天正好到襄陽南路出差,由於廠裏出差“飯貼”只有一毛七分錢,也只能到一家小店吃麵條,那家生意清淡的小店只有四張桌子。想不到程本寧正對面空桌上坐著的是居然是大江。兩人愕然對視,程本甯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當程本甯知道大江正被公安局緝捕後,立刻把身上所有的錢和糧票掏給了大江。(要知道,那時程本寧在廠裏保衛寇里剛剛受到公安局民警的訊查,他非常鎮定地矢口否認。他說他與勾文慶僅僅是一般朋友關係,也否認認識大江,他沒有提供任何有效線索,以免牽扯他人、致使勾文慶加罪。)為怕被人跟蹤,兩人吃完麵條後迅速分手。

幾天後,大江再次被公安局抓到。由於他已經從獄友中學會了反偵訊能力,他既沒有供出女翻譯家羅玉君,也沒有供出程本寧,而是一口咬定,這些天他是靠馬路乞討活下來的。偵訊人員掏不出口供、明明不相信,也拿他毫無辦法。(這些都是他出獄後親口告訴我的。)

經過公安局調查,最終排除了大江寫“反動標語”的可能性。根據他“收聽敵臺”、“越獄潛逃”兩項罪名,大江服刑一年。勾文慶被判三年徒刑。

1977年,四人幫被打倒後,文革後第一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齊燕銘在衡山飯店約見了勾文慶的父親,勾文海也陪同老父親前往,他至今清晰地記得,這位中央高官樸素得令人難以置信: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裝、一雙“解放鞋”、手裏拎著一隻破舊的黑色塑膠包。他們見面握手後,齊燕銘的第一句話就是:“共產黨對不起您。”交談中他問勾父有什麼要求,錢是否夠用,房子是否夠住。他父親淒然道:“我還有一個不孝之子還關在牢裏。”齊燕銘仔細地傾聽著,讓秘書一一記錄下來。

兩個星期後,開始審理舊案,以“輕罪重判”之名,勾文慶獲得釋放。此時,離開他刑滿釋放只有短短的三個月了。進過“廟”的刑滿釋放分子即使能夠回原單位, 也普遍受到歧視。為此,一個很有才華的無線電專業大學生勾文慶經此折騰,被斷送了一生的事業。image00222.jpg

照片:六十年代的勾文慶

一個多月後,齊燕銘逝世。
 
至今,大江夫婦結婚幾十年了,他的妻子甚至始終不知道丈夫的這段歷史,大江居然也閉口不談心碎往事,包括對他的兒子也隻字不提。想一想,長期以來,他該忍受多麼大的內心矛盾和精神煎熬。

非常年代,非常傳奇。使我非常敬佩程本寧和那位翻譯家老太太置個人的安危於不顧,鼎力救助一個政治逃犯。可以設想一下,要是大江頂不住壓力,招出他(她)們倆人。那麼,尤其是年輕的程本寧,他的後半生成功的歷史就可能重新改寫。

勾家幾十年無法原諒大江,認為大江當初出賣了勾文慶,造成他們家一場難以逆轉的災難。但是設身處地想想,大江,一個文弱書生,從未經歷過如此嚴峻場面,又有沒有絲毫在這種場面下如何抵賴的“經驗”。況且,當時在中國馬路上,也絕對不可能撿得到短波收音機。他要是拒不招供,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等待他的下場,如同捏死一隻螞蟻那麼簡明扼要。

從此以後二十多年,除了我一人與他有來往之外,我們同學、尤其是勾文海一家都和大江完全斷絕了來往。2008年,由於我們同窗好友的撮合,好友聚餐,請來了勾文慶、勾文海和大江,“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酒席上彼此的關係冰釋。但近年來,我們多次與他接觸,包括旅遊、聚餐,都發現大江的性格已經變得相當內向和寡言了。

人,就是這麼脆弱,人,就是這麼堅強起來的。

二十三. 恩师许怿和

从高二到高三,许怿和老师执教我们一斑、两班物理课共计两年,他是我们学校的物理教研组长。许老师自幼残疾,但頗具长者风度,对学生非常和蔼,也十分注意自身的仪表与教态,衣着十分考究,来校上班时是总是身着派克大衣、骑一辆当时昂贵的进口“三飞”自行车,常常使我们一批羡慕者围着这辆自行车赞叹不已。因为,在班里拥有自行车的同学不过三五人。不像今天,学生基本上人人都有条件买自行车,而且对旧车、老式车还不屑一顾呢。

他的文化底蕴深厚,学识渊博。虽然上课有欠生动,但讲课逻辑严谨,条理清晰,一丝不苟。他写得一手好字,板书规正、如印刷品一样,从左到右,丝毫不歪。物理课代表陈利华和程本宁与他接触颇多,一次到办公室偶尔翻看他的备课笔记,那简直如同钢笔字帖一样,丝毫没有任何涂改。这就是两代知识分子的不同。

如今不少年轻教师,字迹歪扭潦草,板书毫无章法。记得一个真实的笑话,那是我从教以后,是其他班级的学生向我诉苦,(当时我已是学校中层干部)说他们班级的物理老师字迹极为涂鸦,就像画符。一个极糊涂的女生竟然把他的板书文字误当混联电路“画”在笔记上。读者肯定无法想象,但听闻到此事的老师个个笑得前合后仰。为此,作为分管课堂教育的中层干部,我还亲自去听课,课后还婉言提醒过这位“象形文字”的爱好者。

作为许怿和老师的门生,1978年我回到母校,与许老成为同事,方才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处世风格和为人之道。他与世无争,好好先生,平时寡言,从不与人红脸。作为教研组长,他对于那些物理水平不高、但自我感觉良好的物理老师,从不背后议论。即使此人解题逻辑混乱,还振振有辞或强词夺理时,他依然耐心开导。只不过使人感到,他的语气略微不同于往常。

我应他邀请,能够和他的办公桌面对面,深感他对我的厚爱。

他的办公桌上一尘不染,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整洁。只不过文革后他的衣着朴素,远不像文化革命之前那么考究了。他家住富民路,(解放前就是高档住宅区)上班骑自行车从徐汇到虹口要化一个多小时,领导特例照顾他体弱年老,恩准他可以八点半到校。他进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抹办公桌,洗手之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只方型面包用早餐。打开蜡纸,里面整整齐齐的切成一片片,每层夹有白脱油。我们始终惊奇的一个谜就是:这种一毛四分钱的面包,包装蜡纸极为紧凑,即使不加白脱油,拆开之后,也难以再次包好。他居然加上白脱还能包得服服帖帖,纹丝不乱,真是奇迹。

虽然他做事慢条斯理,但是效率极高。比如,做一般物理选择题,他几乎很少用草稿纸,常常喜欢默默地心算。遇到刁钻古怪、故设陷阱的物理题目,总是喜欢推荐给我共赏,目的是使我见多识广。如果我没有被“忽悠”,顺利破解之后,他会用期待而诡秘的眼光看着我,询问道:“这道题怎么样?” 我大呼:“好题目!好题目!”于是两人相视、抚掌大笑。因此,我们师生俩关系极为亲密,文学、历史、音乐、笑话无所不谈。有时还一起到附近咖啡馆喝咖啡。

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说了个笑话,那是他大学(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里一对师生恋爱结婚,婚礼上,某教授送来一幅对联。上联是:“教育教育”,下联是“学生学生”,横批“先生”。先时使我愣了一分钟,然后悟出其幽默的隐意,大笑不已。

许老师是名门之后,这是许老与我成为忘年之交之后他私下告诉我的。他的曾祖父许景澄曾经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御前大臣,后来被慈禧太后所杀。但是对于因为何事被慈禧所杀的具体细节,他却三缄其口,闭口不谈。以下内容,是我写本书时,为了核实,从网上查找到有关资料,才了解其中曲折事由:

【史载】: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作为一种多神教组织,在一些朝廷官员的支持下势力迅速坐大。不仅肆意屠杀许多传教士、教民,而且分尸、火烧、奸淫,手段十分残忍。甚至连与洋人有关的铁路、电报局、电灯、电线等亦在彻底捣毁之列。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传教士和教民的安全,否则,就威胁将组成联军,再次侵华。清廷连续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与和的问题。主和派与主战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多次相持不下。主和的大臣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
光绪皇帝心里知道,我方理屈,况且国力不敌洋人,万不可与西方列强开战,否则必败无疑。但光绪皇帝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说,想借“通洋务”的大臣许景澄之口说动慈禧。于是,光绪皇帝从座位上下来,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都知道,这能战与否,你明白告诉我。”许景澄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办过的,如若杀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国际交涉上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光绪听了这番话,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痛哭,许景澄也随之涕泣。慈禧太后见此情形,厉声呵斥:“这算什么体统?!” 最后,慈禧太后还是决定向西方各国开战。做出开战的决定后,慈禧太后对主和派官员进行“问责”。在1900年7月,慈禧太后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五人处死。

至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由于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教课书中,义和团是作为民族英雄被正面歌颂的。所以,当时的许老根本不可能谈及他曾祖父之死的具体细节,以免在政治上招惹是是非非。

即使到近几年,历史学界对义和团究竟是过激的邪教组织、还是保家卫国的正面英雄,依然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近来似乎对义和团的评价开始一天天有所突破了,多数历史学家已经倾向于认同前者了。(最近,名嘴周立波对义和团愚昧的无情调侃就很说明问题。)现在,甚至对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的评价也不是一边倒、脸谱化了。又如,我们在旅游中从南京近代史博物馆看到对太平天国馆的接近中性的历史评价,深感历史界的研究已经日益趋于客观。

许老对老上海的掌故了如指掌,甚至哪座不知名的老楼房、老地名和上海名人,他都能把所有的历史脉络讲得清清楚楚,十里洋场典故的枝枝节节他都能娓娓道来,简直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极好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对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你们高二时,一个德国货的螺旋测微仪在学生实验时被拧紧,无法使用,修理需要五、六元钱,你到办公室里来,主动承认是你不当心弄紧的。是不是?”我说十几年前的事,根本想不起来了。他说道:“嘿,我当时就是被你的诚实行为所感动啊,所以连检讨也没让你写。我自己到总务处报销了修理费。按照实验室条例,你没有按操作规程做物理实验,学生是要赔偿修理费的。” (当时,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在四、五十元以下,那时的五、六元钱就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多元了。)

许老英语极佳,是学校里有名的“英文活字典”。坐在他对面。我常常看到英语教研组长谦恭地前来请教他,有些英文俚语是什么意思,有些英语句子为什么无法解释得通,甚至包括当时英语辞典上根本查不到的单词,他都能有求必应,(八十年代,英文辞典寥寥,电脑又尚未兴起,更加不用谈互联网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似乎没有什么难得倒他的英语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就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全英语教材,上课从来不讲中文。年轻时,他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是犹太人,关系相当密切。凡此种种,决定了他的英语根底肯定非同寻常。他非常欣赏犹太人的睿智,常常溢于言表。他说犹太人非常聪明,而且极其善于理财。他那位犹太朋友最穷的时候,发现上海的欧美侨民如厕时,实在用不惯中国的粗糙草纸,就到中国老式纸张铺买了许多廉价的练毛笔字用的细软的毛边纸。回家后,他按欧美人习惯的式样裁剪、折叠、分包。然后到各个宾馆、洋人住宅一叠一叠兜售,居然赚了不少钱。
                                  
三年后,由于学生的好评,学校领导的器重,老教师们的推荐,我37岁就当上了物理教研组长。而许老师还有两年退休,主动让贤。那时,教育界依然崇尚论资排辈,不像现在这么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所以,我第一次到区里参加物理教研组长会议,那帮五十岁以上的各校教研组长老头们都大惑不解地瞪着我,把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小青年”当作异类。

师生同事,本非罕事。但古人历来“文人相轻、同行不授”,我能够与这位才高气清、提携后生的前辈成为忘年之交,乃是我一生之大幸。至今师恩难忘,师品犹铭。

他退休后,我去看望过他两次,每次总是看到他坐在家具拥挤的小客厅里与两位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他的丈人、丈母娘)默默相对无言。而他的妻子因为“支内”到贵州,已经十几年与他分居两地。后来听人说,他妻子退休回上海后,他们的夫妻关系不怎么亲近,这也在情理之中。

令人扼腕的是,他本来就身体孱弱,退休两年就因病去世了,享年仅62岁。也许,离开了他毕生执教的教育岗位,离开了天天面对的学生们,使他的精神世界骤然失去了平衡。退休后心灵的空虚失落、失去了以往在学校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共鸣,使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和孤寂,加剧了他的衰老。他去世后,我很难受。由于相距路远、加上我常年执教高三毕业班、工作极忙,两年中我去看望他的次数只有两、三次。不,这些都不是理由,弟子每念此,痛悔不已,希望许老在天之灵原谅我的无知和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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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照片:是1985年老校拆迁前全体物理老师留影:前排中央是许怿和老师,右一是我,右二是关锡鸿老师,右三是傅正老师,右五黎建中,右六许重辉。后排右一项祖富、右二宋雅芬、右三王汉萍、右四物理实验室管理员伍洁婷、右五沈一霖,壮年患病英逝。

后记

历史最后会把一切安排就绪,即使我们那时已经死去,而且对这一切毫无所知。
--恩格斯

虽然我是一个物理高级教师,长篇的文学写作还是第一次。不过,年轻时大量阅读的中外文学名著使我受益匪浅。在考虑用什么风格写这本长篇回忆录时,我斟酌过长久。我最喜欢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但如果学习用他的华彩、悲壮的手法来写我的回忆录,年轻人恐怕容易觉得我写的东西描绘过于渲染。所以,最后我确定用“白描”的风格,努力学习列夫.托尔斯泰写作中那种基督教徒式的恬淡心态,不走极端,在罗列事件真相的过程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辨别。

这本回忆录第一卷的单独撰写编排、图片的镶嵌和敲打键盘、反复修改校对,花费了我这个电脑初级班水平的老贡生整整一年的功夫。由于从来没有学过打字,本文全部是我用一个手指敲打出来的。正如俗话说,六十岁学吹打,何其艰辛,读者可想而知。

写作操作中,我常常面对电脑的发问束手无策,以至不思茶饭,四处请教。十几度的操作失误,有时甚至会丢失刚刚写好的大段文字,只能推倒重来,使我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常常深夜一点钟还在苦苦摸索失败的原因,或反复修改文章,琢磨如何表达,无法辍笔停下,由于我独身生活,以至写作到十点钟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一年中,我写初稿只用了两个月,可是修改、补充资料却用了足足十个月,单单修改就不下三十次,读者想想,九十页文章,通读一遍就得两三个小时。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保存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最近讲话中说:“ 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18至24岁公民中,有90%的人不知道那些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受难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姓名、事业正在被遗忘。” 这话出自一位大国总统之口,表现一种高度的重视和深切的忧虑,也体现了一个政府的前瞻的历史责任感。而在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老百姓在网上回忆、统计、呼吁,势单力薄地还原着中国近代历史六十年中许多悲凉而不可思议的惨剧见闻,还要时时刻刻担心文章会被网上删除。这真是对“辉煌说”的莫大嘲弄。

还是那句话,一个死要“面子”、没有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年轻人必须明白:人活着,不仅需要钱,更加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因为将来属于你们。

凭心而论,我六十二岁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无异于是一种自虐性的精神折磨过程。固然在写作中我同时也释放了多年来的郁积和青年时代快乐的回忆,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悲哀、无奈和愤懑。使我写作时常常会感到心情拥堵、思绪澎湃,以至独自老泪盈眶。

我对往事的记忆力特别好,多数往事历历在目。记得,我在二十岁时曾经问母亲:“妈,我小时候你抱我到欧阳路口去看过解放军进城的坦克车,记得吗?” 母亲惊讶得几乎叫起来:“小鬼,记性介好,那时你只有两岁啊!” 然而,记忆力太强也正是我们这一类人的致命伤,因为容易遗忘的人往往比前者更加幸福。但我写这本回忆录不仅仅为了怀旧,我认为自己是在默默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回忆录中个别细节不详之处,经过我同窗好友的补充、提供线索以及我自己在网上苦苦查阅与新沪中学有关的资料,使得文章更加充实、丰满。在此,本人对那些好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本文史实如有遗漏之处,希望老新沪同仁、前辈们多加指点。

巴尔扎克说过:“没有遗忘,人是活不下去的。” 如今深有体会。

钟恕尧   写于2009年1月至12月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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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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